Year: 2015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5-10-05 习主席在联合国的讲话，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明确阐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短短数语，既说清楚了中国的价值理念，又明示了中国人追求的“共同价值”同一些人士用来诟病中国的“普世价值”之区别。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此话一出，各界议论纷纷，支持拥护者占了绝大多数，但也有少数网友对此处的“共同价值”与早前曾在国内引起诸多议论的“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不太理解。   其实，中国多位前国家领导人在提到“普世价值”包含的那些词语时，使用的也是“共同价值”这个概念。譬如，仅2007年一年里，前总理温家宝就多次提到类似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虽然外界大多揭示总理说的就是“普世价值”，但这些领导人的表述方法毕竟还是“共同追求的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呢？ 笔者认为这两个提法的差异是巨大的。这两个词语所揭示的语义差别、寓含的时态以及实现途径都有很大的差别。“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也可译为“宇宙价值”甚至“宇宙真理”，不但高、大、上，而且词义本身就超越时间和空间，给人以自古如此且万古长青的感觉。在当今的语境下，如果一定要给这个词找一个主语，那肯定是当今西方，甚至是坐在西方世界金字塔顶端的美国。也就是说，来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必须是世界各国依存与归顺的价值观，标准和判断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 可以商榷的是，从长远来讲，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无可非议的，但被西方强势话语把持的“普世价值”显然留下了很多无法自圆其说之处，且给当今世界造成了很多混乱。例如200年前美国黑人还是奴隶的时代，当时的“自由”与现在奥巴马做总统时的“自由”哪一个更加“普世”？那么，美国今天的“自由”同明天可能出现的“自由”相比，又如何界定“普世”呢？这并不是较劲，而是想说明，在当今存在200个国家与更多民族的地球上，一旦超强势国家认定某种价值理念为“普世”的时候，大同世界貌似迟早会实现，但也有可能灾难会离我们更近。 习近平主席使用的“共同价值”（common value）则有所不同。它的“主语”所指清楚，是那些共同追求特定价值理念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虽然价值是共同的且得到普遍认可，但“共同追求”本身也隐含着在追求过程中有先有后，追求到的价值也因为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两点恰恰是“普世价值”这个比较霸道的说法里没有包含的寓意。 英文里有这个差别，中文里“共同”和“普世”同样有这样的差异。“普世”似乎透露出第三者的霸道感觉，“共同”则让人感到了行动主体的意愿和努力；“普世”是不管你认不认同，都一定要强加给你，而“共同”则很明显带着你已经接受并愿意追求的意思。 有人也许会说，既然都“普世”了而且也是“共同”的，为什么还不能霸道一些，整齐划一呢？这就牵扯到每个国家和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所处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如果用“普世”而不考虑到各国具体的情况，很可能就“欲速则不达”，甚至弄巧成拙，好事变坏事。 而历史也证明，很多西方国家在“普世”的话语体系下，犯下了不少残暴蹂躏他国主权的罪行。世界上各个国家对“共同价值”理念的接触、接受时间，理解与接受程度绝对是不一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绝大多数还不能接受这些价值理念时，你可能需要等到他们“共同认可”的时候，才能真正践行那些“共同”的价值理念；也只有当一种理念被民众“共同认可”的时候，这个价值才能被普及。否则，你可能得用枪炮和武力迫使他们接受你认为的“普世”价值观。实际上，历史上就曾多次出现一些西方国家用飞机大炮去推广“普世价值”的先例。 这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更倾向使用“共同价值”而不是“普世价值”的主要原因。“普世价值”是外界强加的，但“共同价值”则是中国人在中共领导下经过多年摸索而一步一步认同且开始追求与践行的，绝不是西方国家最早用枪炮、稍后用商品、晚近又用文化与价值观念来“强加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在未来某一天实现了当今“目标远未完成”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也一定是靠中国人自己探索与努力得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不是美国试图推广与强加的。   认清“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异同，对我们践行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意义。可是，我们总能见到一些言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但没有说清“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异同，反而故意极端地把两者对立起来。他们在十八大推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时，在领导人推崇“共同价值”时，却以曲解等方式，丑化“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不但让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的异类，也让中国不少民众对政府的一些提法感到失望，甚至让很多中外人士对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产生误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真正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习主席在联合国的讲话，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明确阐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短短数语，既说清楚了中国的价值理念，又明示了中国人追求的“共同价值”同一些人士用来诟病中国的“普世价值”之区别。当然，无论是“共同价值”还是“普世价值”，都需要脚踏实地地认真践行。我们相信，中国能够切实按照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前行。正如习主席所言，联合国成员国所共同追求的那些目标，当然也是中国人所努力追求的价值。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9-30 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成功表明，在韬光养晦和武力冒进之间，中国可以秉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策略，走出第三条道路“辩理交利”（Constructive Debate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即进一步夯实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根基，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渐进主义为方式，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建设性争论与沟通，在国际舞台敢言敢为，谋求逐步和平地修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与规范，从而建构和扩张中国的国家利益。 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及联合国总部期间，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战略沟通，在纽约向全世界重申了主权平等、合作安全、协商共赢、和而不同等国际治理概念与方法。习主席访美经合成绩斐然，在49项成果清单中，有近20项涉及经贸和金融，然而他没有刻意掩饰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而是主动摆事实，讲道理，陈明利害，以理服人，从而达到了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深化合作的目标，有力推动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在此前的南海冲突中，一架美国P-8A海神侦察机飞临永暑岛上空，中方军对其八次警告，责其离开该空域。此情此景令人将当前的中美现状喻为驯狮员和狮子之间的关系：不管双方相处得多么融洽，狮子总有可能张口咬人。 美国对华关系犹如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一样矛盾。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有时被视为专制主义者，有时被看成强硬的共产分子，而更多时候被认为是工厂里忙碌的工蜂。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价值观一无所知。然而，美国人又钟情于炎黄子孙的热情好客。 随着一些中国鸽派摇身一变为鹰派，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变得更加浑浊不清。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典型代表。他撰写了一篇评论，标题是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分崩离析》，在国际关系学界引发巨大反响。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不赞同沈大伟的观点，主张中美构造新型建设性现实主义框架，通过共同利益和目标来锚定双边关系。不过，围绕沈大伟文章引起的争论也提醒各方，美国学者远未领会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要义。 搭载CNN记者的美国侦察机在中国门前盘旋，此举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慨，中国人无法理解美国的对华安全战略为何迅速滑向了更为消极的方向。 北京对华盛顿在亚太最亲密的盟友日本深怀不满，因为东京长期亦步亦趋地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也抱怨美国对中方某些周边国家的挺助，它们蜂拥而上，抢占中国的诸多海岛。至少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公开立场。 中美完全有可能成为可信的合作伙伴，不过前提是双方都认识到新型关系的确立需要互谅互让。这意味着中美鹰派都要从善如流，自我克制，适时妥协。 中美过于接近势必为中国决策者带来麻烦，因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在于经贸。双方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但彼此的价值观格格不入。这有可能埋下诸多隐患，若历史和现实的冲突互相交织，横生枝节，这些差异会让双边关系雪上加霜。当事涉中国领土主权时，困局尤为如此。 中美结成两国集团（G2）共同领导世界这一创意，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提出，甫一问世即受到不少重量级政治人物的追捧，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鼎力支持G2提议，并首撰新词“中美国”（Chimerica）来描绘全球两个最大经济贸易体的共生性质。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中美两国加大合作的倡议背后存在不可否认的逻辑，但中美G2关系随即就被北京和华盛顿双双拒绝，两国反对者的理由几乎类似。对此的审视具有深意，这对最高决策者而言更是如此，只不过大多数人可能低估了中美领导人之间的共同特点。 如果G2不现实，那么中美两国合伙关系（P2即Partnership...

——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9-21 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讲过，在每个世纪或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战略思想都自诸多事件本身带来的难题中吸取灵感。换言之，决策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根据不同的现实问题来制定适当的战略，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通用法则。时代在变，若一味墨守陈规，恐无异于刻舟求剑。外部挑战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 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面临的主要外来挑战或威胁是什么。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外战略一直以邓公提出的“韬光养晦”为轴心，其依据在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尚未将战略矛头对准中国，而且中国的周边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整体来看，决策层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环境的判断基本准确到位，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20多年高速增长，“韬光养晦”的政策居功厥伟。 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和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曾有“修理”中国的冲动。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更是赤裸裸的羞辱恐吓（该事件的后遗症至今犹在，所有西方国家和大大小小的周边国家由此相信侮辱中国不会遭到强烈反击），因此部分学者和军方人士开始批评“韬光养晦”战略，呼吁决策层适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 然而，天佑中国，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被迫启动反恐战争，对外战略改为先发制人（pre-emption），全球追杀“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并在反恐旗号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中国由此幸运地获得了十年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总量一跃为全球第二位。不过，即使无暇顾及东亚，美国也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打压，稳步构筑了戴旭所称的对华“C型包围圈”。中国决策层实际上部分接受了对“韬光养晦”战略的批评，通过曝光一些杀手锏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该战略的副作用。 当然，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学界和社会舆论中持续不断地有声音号召政府推行反“遏制”战略，这些论者对国际形势的解读是美国正在设法遏制中国，而中国的周边安全正逐渐恶化。单从军事领域来看，美国的确在周边围堵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视中国为敌，对华全面实施遏制战略，因为军事和安全问题必须服从于政治上对国家利益的全盘考量，而美国在经济领域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通过金融战从中国谋求暴利）。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使美国在滥用霸权时投鼠忌器，美国学界提出“中美国”倡议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笔者通过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若无重大事变，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将转向中国，我们的外来挑战将主要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将对华推行“全面接触”战略中的强势否定性政策，力图约束中国的力量扩张。美国会继续鼓励中国符合西方规范的行为，引导中国维护美国领导的体系，但更关键的是在国际社会上侮辱、打压、排挤、孤立、削弱和管束中国，并在经济领域利用中国，将中国牢牢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构建一种准“奴隶主—奴隶”生产协作关系，确保美国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不至于崩溃。条件允许的话，美国也会毫不犹疑地施行解体中国的策略。美国长期对华封锁核心技术，打压中国民族品牌，抵制中国高端产品，通过合资收买和控制国企，并制定计划对华发动金融战争；在反恐战争基本结束以后，美国针对中国重返亚洲，策动周边国家寻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美国对华限制政策的具体表现。 钓鱼岛危机将成为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由全面接触滑向限制政策的标志。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钓鱼岛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争议和摩擦地区。日本“偷袭”钓鱼岛的行动，既是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日美共谋的产物。受制于战后秩序，日本尚未摆脱战败国地位，其军事和安全政策仍仰仗华盛顿。故此，我们可以说，钓鱼岛危机只是美国在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后对华新战略的试水。应采取“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呢？学界的共识是决策层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在所难免，其重心无疑是中美和中日关系。笔者以为，中方不能冒进，必须承认目前中日实力持平，而美国的力量远超中国的现实，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一夜之间推倒现有国际秩序，还是要顺应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coercion)和先发制人（pre-emption）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威慑是一个古老的战略概念。孙子曾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威慑战略的要义在于通过展示己方的力量，说服理性的对手，让其明白任何重大挑衅都代价高昂，得不偿失。威慑战略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不同层级和形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细化（比如分成总体威慑、局部威慑、军事威慑等）。威慑还可以和利诱(inducement)、劝阻(dissuasion)、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兼容。 威慑的效用取决于对手的配合，只有对手认可我方的威慑力量，理性地选择退让，威慑才会奏效，可见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威慑的对象。如果对手是像日本这样的非理性文化国家，那么威慑基本上是无效的。日本武士和穆斯林人肉炸弹都拒绝与人理性博弈，威慑不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这也是小布什政府选择先发制人战略打击“基地组织”的原因。 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主要指向美国。我们要树立威慑美国能够成功的信心，将其视为今后与全球独霸的相处之道。由于冷战的经历，美国的决策系统崇尚理性，深谙威慑之道，是中国可以博弈的对象。中美核战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本身，所以在核武时代对美总体威慑是能够被美国和世界各国接受的，因为这一战略使中美双方都能够理性而有效地管控核武。 威慑成功的关键在于高度影响对手的决策过程，这也与孙子“攻心为上”的原则相合。军事实力仅仅是总体威慑战略的部件之一，而成功地让对手在决策时意识到危险更为重要。中国必须让美方了解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信中国高层有先发制人、发动局部战争甚至使用核武的决心；同时让美方相信如果他们放弃军事对抗，就一定会在经济和其它方面得到奖励。 在军事威慑领域，中国军队要相应地建立分级灵活反应机制，在巩固二炮和陆军强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海空军实力，提高指挥数据链质量，加强联合作战能力，细分军种功能，并训练更多的特种部队，向美国政府表明解放军无惧总体战，擅长局部小规模战争和高科技条件下的特种战争。中国要继续适时亮出部分杀手锏装备，以防止美国对解放军战斗力产生不正确的预期。 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要瞄准美国的软肋。除了其债务经济，美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惧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在伊拉克、伊朗、朝鲜、基地组织等问题上已经显露无遗。中国可以借此化乱为兵，有放有收，增加反击美国军事威胁的筹码。 若要维护总体威慑的效能，中方在传播中就不能自我贬低，不能任由对手藐视自己的威慑力量，包括国家、军队和民族品牌的声誉，因为它们都是强大的威慑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取得国际价值链上高端环节的主导权，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会得到改善，对手也比较容易放弃他们的野心，毕竟依赖中国技术的高端武器或威慑物对中国的威胁会大打折扣。中国应加快构建对日优势 中国需要在“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大框架中来处理钓鱼岛危机后的中日关系，以对日劝阻、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来配合对美威慑。 源于日本的非理性文化，日本领导人更愿意赌博，并不太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福祉。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对日本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影响极其有限。日本政权频繁的更换更是加大了威慑战略影响其政治运作的难度。 中国不能从理性层面去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但可以从“合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和推断日本的政策走向。比如说，现在日本债务缠身，迫切需要中国市场的支援，可其政客依然挑起钓鱼岛争端。在理性的人看来，这是不合逻辑的错误行为；但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讲，这又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日本人清楚地知道，在中日竞争中，时间不在日本一边，所以大量日本人倾向于铤而走险，支持政府在中国实力将起未起之时，最充分地扩大日本的利益且使其合法化，并积极寻求瓦解中国的办法。...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9-15 在成立葡语国家与地区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基础上，澳门应积极开展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往来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和完善人民币的回流机制，这将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人民银行于8月6日批准澳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为葡语系国家银行同业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把服务范围扩大至港澳及东盟以外地区。此次中央批准澳门拓宽人民币清算服务至葡语国家与地区，不仅令澳门企业与葡语系国家及拉美地区资金往来更加便利，也为澳门金融行业带来更多机遇。 近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额实现了高速增长，澳门正好在此时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与葡语国家的贸易更畅通。澳门作为“中葡服务平台”可发挥特区的制度优势，拓展与葡语国家的金融业务。葡语国家与地区的企业，使用人民币取代美元进行结算可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这也有利于中葡地区的贸易往来。 为葡语国家与地区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可为澳门带来多个机遇。澳门可搭建内地与葡语国家之间的金融交流合作桥梁，打造“中葡商贸合作”的金融服务平台。澳门也可通过对葡语国家的积极宣传推广人民币的使用，在信息互通、交流培训等方面进行合作。此外，澳门可联动中银集团在巴西、葡萄牙和安哥拉等地的分支机构，共同合作，为葡语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澳门进一步扩大跨境人民币的结算范围，可使其商业机构在内地和葡语国家找到更多的贸易伙伴。 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下，澳门可发挥葡语文化的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中国与葡语国家及地区间的人民币清算中心。澳门设立葡语国家人民币中心也可以进一步巩固人民币作为重要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澳门具有处理各类人民币业务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也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因此，澳门直接服务葡语国家和地区，降低有关企业的商易结算与投资成本，是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安排的。 在成立葡语国家与地区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基础上，澳门应积极开展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往来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和完善人民币的回流机制，这将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此外，澳门特区政府也应考虑设立人民币、港币、澳门币三种货币的交易结算平台，使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汇款、贷款、多种货币清算能同时进行。澳门还可进一步成立人民币、港币、澳门币三种货币的交易结算中心，并推出更多人民币产品及其它衍生金融产品，从而把澳门发展成为另一个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金融中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金石 2015-09-08 洪秀柱成为党的提名人所面临的政治情境，除了民进党独派势力的强大挑战之外，还有不可轻忽的来自党内潜伏的第五纵队的内部掣肘，继续成为洪秀柱迈向领导人之路的拦路虎。 洪秀柱终于突破国民党党内重重艰难险阻，成为国民党2016年年初台湾大选之党内提名人选。尽管洪秀柱总算不负众望脱颖而出，但在她面前仍然横亘着党内外恶劣政治形势堆累的万仞高山。洪秀柱成为党的提名人所面临的政治情境，除了民进党独派势力的强大挑战之外，还有不可轻忽的来自党内潜伏的第五纵队的内部掣肘，继续成为洪秀柱迈向领导人之路的拦路虎。萧墙之内，祸患未已，而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洪秀柱犹无法安心应战，内外煎逼，这是她在选战中迥异于前面几位党内提名人之处。 洪秀柱面对的台湾选举大气候 先从岛内现今之现象面深入观察。洪秀柱的出线，乐观而言，表明国民党党内基本群众仍未溃散，深蓝系统即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党的基本力量，仍然是捍卫国民党的核心力量。虽然这股核心力量随着岁月消蚀，快速地物故人非，其人数比例与抗争力度都大不如前，但不可讳言洪秀柱所依凭者，主要便是国民党党内仍有革命情怀的这批忠贞同志。深蓝群众不忍心见到党魂涣散，不忍心见到两蒋带到台湾的这个党毁于一旦，因而自动朝洪秀柱靠拢，形成一种哀兵姿态，这是岛内蓝营现今之主旋律。 其次，在李登辉玩弄权术、篡位乱政的那20年间，他在国民党内扶植卵翼了大批蓝皮绿骨的异党尾巴分子，他们从灵魂深处篡夺霸占了党部和民意机构。李登辉因国民党在2000年丧失政权，被迫仓皇下台，然而，国民党虽然历经连战、吴伯雄、马英九三任党主席主政，一定程度扭转了李登辉严重亲美媚日的台独路线，但各任党主席始终姑息养奸，一味曲意优容，倡言和平共存，未作任何割除毒瘤之处置。李登辉在国民党灵魂深处钉下的夺魂钉，未被有效拔除，致使这批异党分子，仍能以九变孤狸之媚功，在党内继续灵魂附体，进而逐步壮大，并晋阶为百毒不侵的东方不败神魔之身。这批党内的堕落分子，除了李登辉在位时有意豢养蓄势之外，他们更利用两岸开放的大好形势，披着蓝党的外衣，在两岸之间优游自在，大捞油水，形成国民党党内一股势力庞大的腐败堕落集团。为了攫取巨大的两岸经贸利益，他们表面上依附于国民党，骨子里仍是李登辉的忠狗，更是民进党的侧翼同盟。 独派势力继续盘踞、潜伏、腐蚀国民党，此乃岛内国民党内部的第二个现象面，也是泛蓝阵营除了严峻的岛内政治环境外，最无法于短时间内根治的党组织结构性内忧。 再者，台湾自1949年以来，以迄蒋经国先生去世十年后，直至1990年代中期，岛内政治版图可以说都是蓝大于绿的格局。然而，这样的政治生态变了，因为李登辉刻意在蓝营内部胡搞瞎整，刻意分化，阴谋切割，并且从调整小中大学生教科书内容着手，根本瓦解国民党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苦心经营、深耕台湾四十年之根基，亟欲从人民的国族认同着手，根本颠覆两位蒋先生在台湾苦心擘划之民族精神复兴计划，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之恶政，歌颂日本据台五十年之所谓“功绩”，反过头来全盘否定晚清经营台湾之贡献，全盘否定两蒋建设台湾之经济奇迹，将今日台湾之经济建设全归诸日本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之赐。李登辉加上陈水扁的24年“类皇民化”教育改革，使得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国族认同发生根本变化，导致了青年认知错乱，导致了台湾今日社会舆论的滥情理盲，更导致了今日台湾趋向绿大于蓝、趋向独大于统的政治版图。 台湾现今形势的根本肇因 上述三个主要客观形势与现象，便是洪秀柱面对的台湾选举大气候。何以致此？笔者尝试归纳了几个重点因素，来说明形塑台湾现今社经与政治形势的根本肇因。 首先最大的原因，莫过于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国民党主政者对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该有的属性及本质普遍缺乏正确而务实的认识。例如马英九任党主席之后，便毫无主见地听从一小撮留学美国异党分子的论调，谓“应该把国民党改造成像民进党那样，或者像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那样的选举机器”。这批亲美分子是否被美国收买、影响是另一个话题，现姑且不论，但在这些党内亲美分子的积极主导之下，过去那个兼具孙中山特色、两蒋特色、列宁特色、兼以揉杂了中国社会民情特色的中国国民党，竟演变堕落成一个既不像西方选举机器式的资本主义政党，更不像孙中山肇建的那个一心一意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为职志的传统国民党，反而趋近于形象类似于民进党那样的草莽粗野的台湾乡俚政党，成为了画虎不成反类犬、一个四不像的畸型台湾本土怪党。 这个畸型政党既无唤醒民众、重振革命的激情，更遑论有过去两蒋时代心系祖国河山、犹望有朝一日跃马中原的雄心壮志。他们只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低头计数掉落地上的稻穗，而忘记了那些零星稻穗已无异于祖辈留下的最后家底，殊不知吃完了这些米粒，国民党便再无隔夜之粮了! 犹记得马英九得大位之后，笔者曾经再三公开疾呼，国民党掌握台湾岛内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性。然而上自马英九，下至马政权的相关主管官僚，全部置若罔闻。举例言之，二二八事变历史公案问题，1945年之后，国府规复台岛，固然在施政上有若干缺失，但不论陈仪也好，魏道明也罢，乃至之后的陈诚，他们基本上是好官僚，无论是个人修为与政治处置，都没有大问题发生。真正有问题的是那批出头闹事的所谓本土仕绅、知识精英，他们中有大批心存异志、残留有日本帝国主义皇民思想的政治投机分子。所谓二二八事变之屠戮，不论是受难人数，或者影响范围，基本上都被台独分子刻意夸大渲染、恶意扭曲，更遑论该事变背后还有美日帝国主义教唆挑拨的复杂因素。针对此事件，马英九不但不懂得根据有凭有据之官方庞大档案，制作说帖，从文字和口头上详加驳斥、反击，竟然只知一股脑赔礼道歉、赔款、割地，好像坐实了国民党或者蒋介石的罪行。国民党大可光明正大地告诉世人，二二八事变政府本诸执行公权力镇暴之事是有，肆意屠杀之事绝无！不知如此史实俱在之事有何难以启齿之处？放弃历史话语权，是马英九政府最大的致命伤，也是马先生最对不起国民党两蒋先烈先贤的地方。 今日台湾趋向绿大于蓝、趋向独大于统的政治逆变现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马英九执政后，未能扩大政府参与，不能真正放大心胸，招贤举才，包容大度。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野无抑郁之士”，“朝无幸进之徒”。可惜的是，马英九执政这七、八年来，台湾的政治生态却被孙先生不幸言中。台湾过去这七、八年来，在野到处是“抑郁之士”，庙堂之上随处可见“幸进之徒”。宋楚瑜的变色龙性格固然颇不足取，但是，国民党坐令类似宋楚瑜这种有才干却也可能“败事有余”的政治人物，随处流窜，最后甚至演变成兄弟阋墙之争，宁不哀哉？ 马英九执政以来第三个失民心的地方，是他缺乏具体可见之建树。兹举一例证之。大陆高铁与高速公路之建设，令全世界为之艳羡不已。高铁与高速路，台湾早已有之，台湾岛虽然仅只36,000平方公里，但岛内交通路网仍嫌不足与不便，若能在高铁高速的主干道之间，再建设岛内各城市之间的城际捷运系统，买不起都会区高房价住房的青年人，就可以在大都会区外围的卫星城市购买廉价房定居。马英九执政八年间从未在投资公共基建方面动脑筋，徒然背负“无能”之骂名，徒然失去青年选民之支持，他又能怪谁？然而，国民党如果再失去政权，马英九的骂名将被镌刻于历史的墓志铭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9-01 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是反对派和亲北京团体两大阵营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 在经历雨伞运动和政改方案遭否决之后，评论认为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将成为建制派和反对派的主战场。建制派能否大获全胜？温和反对派是否已经失势？激进反对派和本土派是否强势崛起？本文试图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对明年立法会选举作前瞻分析。 2012年立法会选举回顾 分区直选，反对派议席仅过半数。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席是在全港五大选区按人口数量分配的，选举方式是按比例代表制。在分区直选中，过往反对派都是占优势的，反对与建制派两大阵营得票情况基本维持在六比四的格局。在2012年立法会分区直选中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反对派所得议席仅比建制派多1席。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在地区选举中基本是以失败告终，选举结果公布当日，何俊仁宣布要负上选举失败的政治责任而辞去民主党主席一职。 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温和反对派（民主党与民协）议席由9席减至7席，占总议席比例减至20%；公民党则在5区各成功取得1个议席，比过往增加了2席。民主党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反对派的老大哥，但在此次直选所得总议席比公民党还要少1席，俨然已失去泛民“一哥”的江湖地位。功能界别选举，反对派议席微增。立法会传统功能界别选举分为28个功能界别，共30个议席，其中以工商界所占比例最大。功能界别选举历来都是建制派占优势，反对派只能在专业界取得一些议席。在2012年功能界别选举中，14个界别涉及16人自动当选，全部是属于反对派无法染指的界别，都属建制派囊中物。旅游界、渔农界、制衣界、医学界、体文演艺出版界曾经出现竞争，但都是属于建制派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反对派难以介入，而法律界、教育界、社福界及卫生服务界等四大界别，都属反对派界别的堡垒。 2012年立法会选举包括了5席新功能界别，它们由民选区议员提名后交全港300多万非功能界别选民选举产生，因此也称为“超级区议会议席”。在这5席新增功能界别（超级议席）选举中，反对派取得3席，建制派2席。整体而言，在功能界别中，反对派并没有因为增加超级区议会的普选成分而有很大裨益。与2008年比较，反对派的议席只有些微增长，并不能挑战建制派在功能界别议席中的垄断地位。 立法会选举前瞻 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不能为政党人士，这使香港没有出现执政党。因此，香港只有建制派与反对派之分，并无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别。自回归后，香港的亲北京团体与中央和特区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支持特区政府。因此，也被称为建制派。泛民主派在回归前较为亲港英政府，在回归后，因为他们倾向反对特区政府，故此也被称为反对派。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是反对派和亲北京团体两大阵营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从后政改时期的社会、政治发展观察来看，笔者有以下预期。建制与泛民两大阵营群众基础相对稳定。有关政改的系列政治事件，再加上特区政府的低民望，并不利于建制派在这种条件下，争取选民的支持和扩大选民基础。香港大学2015年6月22至25日所做的民调显示，政改抗争结束后，高达56％的受访者对中国国民身份没有自豪感。受访者年龄段分析显示，受访者年龄越低，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自豪感越差，在18至29岁年龄层中，有78%的人称对中国国民身份没有自豪感，仅有19%表示有自豪感。然而，在50岁或以上的市民中，有51%的人对中国国民身份有自豪感，没有的则占42%。相较于年轻人，年长者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更强。同一个调查也指出，18至29岁年龄段中52%的受访者对中央对港政策持负面评价，是所有年龄层中最高的。整体而言，建制派的群众基础仍以年长人士为主，而泛民群众基础则以中青年为主。泛民中的激进反对派，他们的群众基础偏向以青少年为主，特别是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和对社会甚感不满的年轻人。温和反对路线失败，激进反对人士上位。雨伞运动和否决政改方案，释出年轻一代反对8.31决定的强烈讯息。少数温和反对派支持8.31决定，此立场并不受年青人欢迎。激进反对派人士多获参与雨伞运动的年青人所支持。可以预期，坚持温和反对路线的政客，将会失去年青人的支持；而主张采用激进方法的反对派人士，将借雨伞运动和否决政改方案上位，并可能获相关政党提名出战明年立法会选举。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有可能成为“首投族”（首次登记投票的选民）。这支隐而未现的“首投族”，只要他们的人足够多，极有可能会左右泛民的选举策略和立法会的选举结果，甚至有足够票数让更多激进候选人成功取得议席。年轻选民减少，对反对派不利。2014年，香港有超过350万名地方选区的登记选民，登记率为73.5%。与上届立法会选举登记相比较，18至20岁的登记人数减少了。反对派主要支持者以年轻人为主，而2014年登记册显示，年轻选民没有增加。97.1万位（估算数字）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之中，只有58万人已登记为选民，登记率不足60%。据推算，18至30岁的年龄组别估计有39万人未登记做选民。多个泛民团体在选民登记结束前，都曾组织活动，协助年青人登记做选民，由此可见，泛民都清楚年轻登记选民不足是他们的软肋。建制派配票优胜。香港直选采取“比例代表制+最大余额法”，在此制度下，如何将选票最适合地分配到不同名单中以赢取最多的议席至关重要。在各候选名单中，只要有关政党达到规定的票数，就可分得1席。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在五大选区均取得比建制派多的选票，但是却在三个选区取得比建制派少的议席，反对派各政党之间并没有配票，反而出现互相抢票的情况，从而分薄选票；建制派在是次选举中议席大幅增加，由11席急升至17席，与反对派的差距仅1席。建制派在2012赢得直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区选举配票成功。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可预期建制派将在以往基础上，继续做好配票工作并增加地区桩脚，拉票力量也会相对增加。反对派内部出现变化，民主党得票数将大幅下降。反对派内部，除了原有的温和反对派外，将会出现激进的反对派，本土派和年青一代的新兴政治势力也将会冒起。温和反对派和激进反对派势力将会此消彼长：温和反对派在泛民内的势力会日益减少，在立法会选举的得票数目将会下降，而激进反对派（社民连及人民力量）的势力在立法会内将有所增加，公民党有望取代民主党地位。本土派势力抬头，将影响新政治形势。2016年立法会可能出现新兴的本土派。主张“城邦自决”的陈云计划以“香港复兴会”名义，派出本土派人士参与选举。本土派参选的政策议题包括反水货、反走私、保护学童等议题。香港复兴会的《本土政纲》提到要建国立邦，建立本土香港，在香港争取民主；将以保卫香港利益、建立本土政党为抗争纲要；民主斗争将与民生政策捆绑并一同争取。如果陈云的香港复兴会成功进入立法会，这将会大大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和形势的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5-08-28 空气污染的治理一定要因地制宜，切忌搞一刀切，应结合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综合考虑。 据国家环保部7月13日发布的数据，6月份近75%中国大城市未能符合空气质量标准。怎样科学地看待环境问题呢？我们应该采取一种理性而折衷的态度，既不能对环境污染熟视无睹，又不能搞环境极端主义。看待环境污染的最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是承认环境污染为经济增长和人类生产活动的副产品，这在发达国家的大量学术文献中早已得到印证。石器时代没有任何人为的污染，但是经济和生产水平也非常落后，所以，我们的态度不能盲目和走极端，而应该有所取舍，寻找科学的平衡。这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 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倒u曲线关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工业结构日益复杂，我国空气污染状况和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同时，工业化和机动车导致的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黑碳、汞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居全球前列，以PM 2.5和臭氧为代表的二次污染日趋严重，已成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的主要障碍。现阶段我国大气环境多污染物、高浓度、多尺度、多来源的复杂污染特征，是发达国家历经上百年陆续出现的问题在我国二十几年内集中爆发的典型表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冲突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著名“倒u型曲线”论述，认为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一些学者指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也可能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将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但是一旦经济发展超越了某一临界值点，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反而会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目前这一结论已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轨迹似乎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由煤支撑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伦敦就开始出现烟煤污染大气的问题，在无风季节，烟尘与雾混合并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散，伦敦也因此被称为“雾都”。1952年12月4日，伦敦上空的冷高压导致大气湿度增加，风力微弱，污染物难以扩散，呛人的浓厚烟雾弥漫全城5天之久，几天内死亡人数比平时增加了4,000人，这就是著名的“伦敦大雾”事件。数据表明，死亡高峰与二氧化硫及烟尘的浓雾高峰基本一致。此后，英国政府陆续颁布各种法案控制城市居民用煤量和工业生产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污染，终于通过长达20年的空气污染治理使伦敦的雾日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975年的15天，而1980年则降到5天。 同样，美国的老工业城市芝加哥也曾面临同样的空气污染问题。凭借便捷的水运条件，这里曾经是一座以钢铁产业为支柱的重工业城市，并因此被称为“美国工业的心脏”。然而，空气污浊、河水黑臭、包括密歇根湖在内的五大湖地区食用鱼甚至一度濒临绝种等问题使得芝加哥被称为美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之后芝加哥通过产业升级，用3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经济形态和产业质态的转型，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会展中心和信息技术中心，城市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为世界各国的环境治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城市空气污染的自然和人为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然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对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的压力。现在，空气污染问题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它已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区域性问题，并且已造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因此研究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迫在眉睫。 我国城市污染主要是空气污染，包括固体颗粒污染物（PM10、PM 2.5等指标）和以NO2、SO2为代表的气体污染物。笔者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对我国省会城市的空气污染做了大量的量化研究，得出一些主要研究结论： 1、以PM10作为环境指标得到的结果 总人口数和空气中PM10含量之间存在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总人口的增加，空气中PM10的含量持续增加。土地面积和空气中PM10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减关系，即随着土地面积的增加，空气中PM10的含量持续减少。全年日照时数和空气中PM10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全年日照时数的增加，空气中PM10的含量持续增加。年降水量和空气中PM10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减关系，即随着年降水量的增加，空气中PM10的含量持续减少。年末实有道路长度和空气中PM10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年末实有道路长度的增加，空气中的PM10含量持续增加。 2、以NO2作为环境指标得到的结果 地区生产总值和空气中N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空气中NO2的含量持续增加。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空气中N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减关系，即随着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的增加，空气中NO2的含量持续减少。 3、以SO2作为环境指标得到的结果 地区生产总值和空气中S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增加。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和空气中S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增加。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空气中S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增加。年降水量和空气中SO2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减关系，即随着年降水量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减少。水泥产量和空气中S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水泥产量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增加。钢产量和空气中S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钢产量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增加。 4、以“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作为环境指标得到的结果 总人口数和“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减关系，即随着总人口的增加，“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持续减少。年降水量和“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年降水量的增加，“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持续增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不同城市之间的空气污染情况差异很大，但笔者还是找到了一些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总体来说，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因素包括“自然”和“人为”两类。“自然”因素就是雨和风。一般来讲，在降水多和风大的地方，空气污染的情况都相对较轻，反之则较重。影响城市空气环境的人为因素较为复杂，前面已经有分类讨论。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同一经济指标或自然地理指标对不同的空气质量指标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在处理经济增长和空气质量的关系的时候，应当更清晰地分析当地空气质量的现状和空气污染的类型，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时候因地制宜，建立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8-27 “恶意做空”行为如危害到国家安全，可构成触犯新国安法的罪行。根据新国安法第18条，国家在必要时，可采取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7月1日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新国安法）。新国安法较1993年订立的旧国安法涉及的范围更广，除原有的防范、制止和惩治叛国、分裂国家、煽动颠覆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行外，还新增条款关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安全。新国安法第18条对金融安全作出规定：“国家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建设，防范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至此，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已正式成为国家安全的监管范围。 防范金融风险属国家安全 回归后一年，香港于1998年也曾遇到金融风暴的挑战。在有“金融强盗”之称的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等一帮国际炒家持续做空下，香港的汇市和股市暴跌，对香港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破坏。当时，索罗斯预先于1998年上半年开始囤积港币并推高港股。在6至7月间，他又在期指市场建立大量恒指空仓。8月5、6日，索罗斯等抛售400多亿港币；8月7日，索罗斯等在股市大肆砸盘，恒指大跌。8月14日，香港政府携巨资正式投入股市和期指市场交易，甚至向多家香港券商发出指示，不惜成本地吸纳恒指蓝筹，并逐步将8月期指抬高。索罗斯等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打压指数，而港府则死守股市，不惜代价将所有卖单全收，27日的交易额达200亿港元。最后，香港政府动用外汇基金约100多亿美元，迫使索罗斯离场。索罗斯的恶意做空不是即兴的，而是有精心部署的金融掠夺行动。在97亚洲金融风暴时，索罗斯曾领头对港股发动攻势，最后香港政府需入市干预，才导致他巨亏离场。 2015年7月8日，中国和香港股市出现大跌市。据香港传媒引述外电消息指，著名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曾现身香港的办公室。有市场人士揣测，近期A-H股出现大幅调整，与包括索罗斯在内的海外基金有关。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安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国家安全机制正式开始运作，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念”，并表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把国家安全视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国家安全并不是单纯的战争与政治问题，而是以核心价值为灵魂的一套复杂系统，核心价值包括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等，这些共同构成了最大化的国家利益。按照这个观念，金融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子系统，也贯穿于“总体安全”的各个层面。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所面对的金融风险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下，防范全球性金融系统风险和管理将愈加重要。 由于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乃至国家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各国政府及国际上的金融监管机构，都在制订金融风险管理的法规和指引，以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度量和防范。因此，在金融危机发生前，金融风险管理是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新国安法提出，负责国家安全的机关理应担当金融安全卫士。如中国金融市场受境外势力的扰乱，金融市场发生大幅波动时，可动用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应付，以维持国家的金融安全。 7月8日股灾以“做空”为主导 “做空”就是指投资者如看淡某只股票时，可以支付利息从经纪手中先行借入特定数量的股票，并在市场沽售，待股价下跌时，再以低价购回股票并归还予经纪，从中赚取差价。2015年7月8日星期三下午，内地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不少机构投资者和券商都有参与“做空”。当日股市大跌，3大期指沪深300、上证50及中证500午后更全部跌停。港股当日也曾一度大跌逾2,100点，收市时跌1,459点，是历来第四大跌幅。数据显示，内地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在结算前，普遍维持200亿至300亿元人民币水平。 与此同时，在新加坡买卖的A50期货合约，在同期则成交大增，并维持400亿至500亿元人民币水平，新加坡期货市场变相成为A股的外围赌场。有中资券商的策略师指出，买卖新加坡A50期货主要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一般的散户，因此，新加坡A50期货的大量未平仓盘，反映机构活跃的投机活动。有鉴于内地股市在连番做空的情况下暴跌至股灾，不仅多个中央级部委联合倾力救市，甚至公安部亦出动调查股市狂泻是否有人“恶意做空”。 “恶意做空”涉触犯国安法 在7月10日，中证监新闻公告，解释“恶意做空”是指跨期卖空期指的行为。公告指出，“恶意做空”行为导致近期A股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对内地金融秩序已经造成了破坏。 “恶意做空”行为其实已危害到国家安全，可构成触犯新国安法的罪行。根据新国安法第18条，国家在必要时，可采取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凡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件，在境内一般会交由国内安全保卫来负责，因此出动公安调查“恶意做空”是适当的做法。有报导指，公安部将查股民6月以来所有成交纪录。而在公安部在发出警示后仍“恶意做空”的，可能会成为调查对象。公安部进驻中证监调查“恶意做空”消息一出，当日沪综指迅速回升。 据内地的官方媒体报导，此次中国股市“恶意做空”可能包括以下四大力量： 第一支做空力量是境外机构。一些跨国投行做空，以影响中国境内金融市场。他们一般会散布中国银行坏帐危机、地方债务危机、房地产危机等，甚至炒作执政危机。 第二支做空力量是内部投机力量。按常理说，做空都是市场行为，但动辄散布谣言，称“今天是散户最后一次逃生机会”，并把这些说法作为正式通知发给客户，还开通快速通道，应属于明显的操纵行为。这些机构还进行期现市场联合操纵。当其集中力量以这种非法方式做空时，就属于恶意做空。 第三支力量是一部分跟风的中小机构。这类机构并无投资主见，对国家宏观形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研究甚少，其投资原则就是“跟庄家”，听凭“小道消息”作判断，对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 第四支力量是在境内配合、跟随外部做空者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特征是以“完全彻底的市场化”为大旗，对金融监管当局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都做负面解读，一律以美国标准来定是非。他们的作用就是搅乱舆论。这支力量也是谣言的主要发源地。 “恶意做空”或涉操纵市场 除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外，公安部也可以操纵证券罪进行侦查。有上海资深律师表示，所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是指以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为目的，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与他人串通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自买自卖期货合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交易量、交易价格，制造证券、期货市场假相，诱导或者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扰乱证券、期货市场秩序的行为。 目前A股市场出现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已侵害了国家证券、期货管理制度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虽然《证券法》并没有定义何谓“恶意做空”，但如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则可能涉嫌价格操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薛凤旋 2015-08-27 快速形成的高铁网络对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格局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借助高铁推进中西部城镇化、实现区域经济转移及空间布局重整，将是良好的选择之一。 2008年金融海啸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此次全球经济的大变动，伴随着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外交及经贸新形势，以及我国高铁技术的成熟和高铁网络的快速成形，推动我国城镇化步向新的空间格局与模式。 农民工主导的城镇化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出现了经济大转移。资本由西方流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低增值工业为主。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成为这一轮大转移中国际资本追逐的对象。我国劳动者素质高、守纪律、工资低而且勤劳实干，并大量集中于沿海地区，成为西方工业转移的主要落脚地。各种形式的三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大城市及其周边新兴工业城镇结集，吸引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使他们成为半城镇化的农民工，即人在城市务工，但户口却仍在农村。我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演化为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经济区，推动了我国持续30多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中国的城镇化表现出新的特点，被称为“外力驱动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最大动力来自三资企业，以低技术、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及低税率为主要投入，其特点是大量来自农村、教育水平低及没有技术的年青富余劳动力流入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镇化。这一时期的城镇化催生了三个超大城镇群，即珠三角、长江角、京津唐城市群。 在1979-2009年期间，中国出现了年均9.9%的经济高速增长，大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由约4平米增至约25平米；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4%（1980-2004）；城镇化率由18%增至46.6%，每年增加1.3个百分点。在30多年的城镇化过程中，涌入城市的人口99.9%都有工作，是典型的城市经济“拉力”的实例。当然，这过程中也存在农村的“推力”，因为我国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太小，客观地存在大量富余的年轻劳动力。 由于中国特殊的人口及城市管理体制，“打工仔”、“打工妹”虽然在城镇居住及工作，但却不能拥有正式城市市民身份，他们不能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是另类或“低档次”的城市人口。此种状况被称为“半城镇化”形态，主要特征包括：商务中心区建设，工业区、开发区建设，住房商品化、高自有率（80%以上），大量高级花园住宅区，市、镇政府办公楼“白宫”化，农民工单身宿舍、棚户区，城镇福利二元化，用地粗放化，形象工程，洋化倾向，千城一貌等。总之，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发展，如同我们的出口工业，基本上是粗放求快，不重规划、质量和效率，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现象。 高铁崛起影响中国城镇化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也出现全球性发展新格局。这次从西方传统工业大国和发达国家部分“转移”至中国的将是金融业及高增值、高技术的资本性产品（装备工业）和耐用性消费品工业。我们预期中国会由此获益，崛起成为世界金融大国、资本大国，而且也将成为全球资本和技术密集、资本性（装备工业）及耐用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 中国高铁产业基于此背景异军突起，成为中国高端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标志。高铁的发展历程，有不少特点与汽车工业及飞机制造业类似，但不同点在于它起步更晚，发展速度更快，而且已形成产业链效应。中国中车带动不少中小零部件供应商、装备行业及高端三产跨入国际市场，特别是与金融、保险及专业服务商一起“抱团”“走出去”。 在2006-2015两个五年计划期内，中央为高铁建设投入5.7万亿元人民币。我国除了建成16,000多公里、共40多条线路的高铁网，成为拥有全球一半以上里程的高铁王国外，亦发展了时速140、160、200、250、300-350及380公里的不同类型机车，而最新测试的机车时速达到608公里。 我国在高铁产业中还有其它重要特点：首先，中国是全球唯一能生产档次齐全并适应不同气候条件高铁产品的国家；其次，中国高铁的单位成本及票价收费只是欧洲和日本的1/2-1/3，具有全球性竞争力。据估计，各国在2010-2024年间要新建1.9万公里高铁，海外高铁投资需求可达8,000亿美元。我国将在这个新兴市场内成为最具竞争力的投资与建造者。 中国正推动实现三条洲际高铁线路，以改变国境周边的地缘政治和促进对外经济关系，即通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欧亚铁路、由乌鲁木齐经中亚到德国的中亚铁路、从昆明连接东南亚直达新加坡的泛亚铁路。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它会进一步助力中国及周边国家进入高铁时代，我国边境地区城镇化的格局必将大变。 快速形成的高铁网络对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格局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城市发展与城镇化规划上，我国在2014年推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2014-2022规划》。在规划中，除主体功能区与陆边口岸这两个重要的城镇发展动力之外，另一个动力乃逐步形成的高铁网。该规划设计的2022年城镇化规模为：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60%，其中户籍人口占总人口45%，并对全国28个5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要求严格限制。规划亦强调节约城镇土地使用，落实低碳、绿色及智能城市的建设。若要达到规划所定下的目标，借助高铁推进中西部城镇化、实现区域经济转移及空间布局重整，将是良好的选择之一。 政策建议 鉴于高铁在质、量与空间形态上对未来10-30年的城镇化的重大影响，我们建议政府未来的施政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首先，因应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在城镇化宏观布局上，突出我国东部沿海的传统大城市、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地带。它们属于高铁产业和装备工业集中的地区，将会是下轮城市化与经济高速发展的集中地。东部及中部六大城市群将会进一步发展，包括上海、天津、哈尔滨、重庆、成都、西安、昆明、义乌等城市的周边地区。 其次，在六大城市群中高铁节点城市，依托高铁车站发展新兴卫星城市。我国高铁规划采取了在山地穿洞、在平原高架的设计原则，使线路平直、行车快速安稳、减省收地成本与时间，同时也避免切断线路两边的交通，达致低成本、省土地、设工快的效益。因此，高铁站一般离开市中心有一段距离，只在土地资源较多的郊区选点。通过合理规划，高铁站区块可建成新型多元交通交汇中心，在车站周边建成新市区或新CBD，吸引总部经济、金融、物流、信息、会展、商贸产业及文化娱乐产业聚集，成为大城市群中的新发展极，拉动超大城市的卫星城建设。 全球经济又一次大转移与高铁时代方兴未艾，中国需要充分考虑新形势、新潮流对空间经济和人才与人口流动的影响，着手审视2020年后的中国城镇化政策规划，提前谋篇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