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15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11-25 一国两治，体制创新，即“两治共新”模式，不唯上，不唯书，植根于两岸的历史与现状，是对迄今为止两岸统一模式争论的批判性总结。它的基本理念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国统一进程尚未完成的现实，承认大陆方面由于实力原因而被大多数国家视为中国代表这一事实，承认台海两岸已经长期分治的这一历史遗留现象。在此基础上，两岸以大陆治区和台湾治区地位平等谈判，以维护与促进大陆改革开放事业为前提，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实现两岸统一。 虽然中国大陆对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反应极为低调，但这平静的背后恐怕潜藏着真正的凶险。孙子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又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北京不同寻常的克制，反而让追求和平者更加忧虑。  人们不禁要问：台海和平到底有没有希望？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两岸在统一模式上有所创新。笔者以为，不囿于政治学和国际法理论的束缚，不拘泥于政治人物意见的具体细节，从经验主义出发，以“一国两治，体制共新”，即“两治共新”模式来实现两岸统一，不失为良策。  在详细论述这一模式之前，笔者先厘清并简单分析一下政界和学界的其它主要设想。目前，各方提出的主张不下百种。除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之外，较具代表性的还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蒋经国的“一国良制”，连战的“民主统一论”，陶百川的“中华共同体”，陈立夫的“文化统一论”，马彬的“中华邦联”，彭明敏的“一中一台”，严家其的“联邦制中国”，陆铿的“中华联邦”等等。如果粗略归类，可以分为“一国两制”、“邦联制”、“联邦制”和“一国一制”四大类别。  一国两制的局限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创造。邓小平不为马克思主义教条所困扰，也不为当时开始流行的西方理论所诱惑，秉持经验主义态度，大胆试验，边摸索边总结。基于同样的哲学态度，邓小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国两制”模式。它结合了单一制与复合制国家权力结构的优点，对港澳而言，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制度安排。大陆收回港澳的成功，是对邓小平远见卓识的最好注脚。  然而，把“一国两制”应用于当前的台海，存在两个非常大的局限性。第一，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一国两制”中的“制”是着眼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划分。在目前大陆的混合经济体制已成雏形的情况下，这一描述显得落后于现实。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早已突破了邓小平头脑中的意识形态框架。第二，“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理所当然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而言，有盛气凌人之嫌。从邓小平的角度看，国民党作为其手下败将，能够从“一国两制”中获得诸多优厚待遇，已经是大大受惠于中共之恩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岸谈判中的主体地位根本不容讨论。邓小平是创立新中国的元老，他的这一立场情有可原，问题是台湾对他的“慷慨”决不会心存感激。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事实上的代表，大陆可以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内收回港澳，因为英、葡两国对大陆的这一地位不加质疑。然而，台湾作为中国事实上的一个治区，根本不承认大陆治区对中国的代表权。大陆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地位，使两岸和谈始终无法重新开启。  “一国两制”模式中的经验主义取向是可取的，但其意识形态的分析方式，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体地位的单方面界定，已经成为两岸和谈的障碍。  邦联、联邦与一国一制  邦联制为许多台湾政治家和学者所主张。邦联是多个主权国家的松散联合体。历史上最典型的个案是独立后十余年内的美国。邦联各成员国享有实质性的独立外交与国防权力，拥有不同的宪法或基本法，拥有各自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全权。邦联没有司法终审权和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台湾方面之所以热衷于邦联制，是因为它坚持了所谓两岸对等，促进民主的原则，照顾了台湾一向要求的尊严，也满足了两岸实现民族统一的共同心理。  然而，邦联制不可能被大陆所接受。根据此一安排，台湾成为一个国际法承认的独立国家。它固然维护了两岸和平，促进了双边交流，认同了民族统一，但在现行国际法框架内，几乎是背书了台湾的民族国家身份，使其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联合国。这根本就是分裂中国，笔者坚决反对这一模式。  联邦制为一些身居海外的大陆学人所认同。联邦是由多个无主权地位的政治实体组成的国家。联邦成员拥有各自不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也可拥有不与联邦宪法相抵触的基本法。联邦则有耸立于各成员立法权之上的共同宪法，拥有最高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拥有司法终审权，也拥有独立的国防与外交权力。联邦成员不可以单方面退出国家。“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实际上享有的权力远大于一个联邦成员，因为邓小平允许台湾拥有自己的军队，享有司法终审权。  先要实现经济自由  联邦制的安排，一则不会被台湾真正接受，二则会产生溢出效应，使大陆本已存在的西藏和新疆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在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当中，大陆的当务之急是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从整体上迅速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具有足够的中央财力以后，建立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为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所以，大陆近期内不可能把中央权力过度让与地方，以免损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在这一问题上，胡鞍钢等学者的看法是正确的。笔者以为，以联邦制实现两岸统一，会妨碍中华民族的复兴，并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混乱甚至解体，因此不应付诸实施。  “一国一制”为一些国民党人士所倡导。它主张在大陆快速推进民主化以后实现两岸统一。这一设想愿望是好的，但不太符合大陆实情。在自由和民主之间，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民主只是诸多维护政治自由的形式之一。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司法的相对独立，实现对共产党权力的制衡，而不是多党制与普选。只要权力制衡原则得以真正确立，即使共产党一党执政，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也会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再者，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在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的年代，单靠公民个人而不借助国家来实施经济自由，并非是理想的选择。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威，以混合经济模式从整体上尽快实现财富增长，然后在适当时间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重行分配，从而普遍提升公民福利，促进公民经济自由，为促进政治自由奠定物质基础，这才是中国的正道。  在资本全球扩张的年代，没有财富的支撑，流于形式的选举政治并不能真正提高整体自由。打个比方，假若给予一个人逛超市的权利而不给他钞票，此人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自由。“一国一制”所能给予的，也就只是这些。  此一模式的出发点是对台海争执本质的考虑。我以为，两岸之争既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一般政治体制之争，归根结底仍然是对权力、利益和荣誉等实际资源的分配之争。任何不能使两岸公平分享这些资源的设想，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合理的选择应该是站在两岸立场中间，以经济人的态度来分割这些实实在在的资源。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这种做法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相比，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党派利益等都是次要的。  一国两治，体制创新，即“两治共新”模式，不唯上，不唯书，植根于两岸的历史与现状，是对迄今为止两岸统一模式争论的批判性总结。它的基本理念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国统一进程尚未完成的现实，承认大陆方面由于实力原因而被大多数国家视为中国代表这一事实，承认台海两岸已经长期分治的这一历史遗留现象。在此基础上，两岸以大陆治区和台湾治区地位平等谈判，以维护与促进大陆改革开放事业为前提，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实现两岸统一。  “两治共新”模式的内涵  实施这一模式要务必把握几个要点。第一，两岸都应认识到，统一的中国仍处于抽象状态。目前，一个中国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它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双方应放弃各自的国号，共同缔造一个新的大中国。大陆不能单方面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地位，因为台湾问题不属于国际法框架。大陆作为中国事实上的代表，可以国家身份与英、葡两国谈判，因为他们承认大陆的国家地位。台湾作为中国内战一方，拒绝接受大陆对中国的代表权。如果要切实推动和谈的话，大陆方面必须面对这一争议，作出必要的让步。大陆要承认自己的治权不及台湾，理解并尊重台湾关于大陆对中国代表权的异议，以宽阔的胸怀看待台湾的执拗。大陆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国共内战历史的包袱，放下“一国两制”的高姿态，应该是可能的。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5-11-24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内外部局面，经济增长动能十分疲弱。社会各界对“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分歧较大，悲观者认为，经济增长将延续金融危机以来的下滑局面；乐观者认为，中国仍将实现相对高速增长。因此，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是“十三五”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建议，“十三五”规划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支点和抓手，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转型，改善民生福利。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比2010年上半年的峰值11.4%大幅下降4.4个百分点。往前看，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根据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简单推算，“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6.5%。如果翻番目标以美元计价，考虑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年度增长可能需要更高一点。这是一个底线增长目标，如果低于这个目标，翻番目标将难以实现。如果未来宏观政策做出更加积极的调整，将会提高私人部门的信心，再加上此前宏观政策放松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会得到缓解。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2016年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稳定下来。落实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使得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82-1985年大幅提高到5成，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使得TFP的贡献在1991-1994年提高到6成以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TFP的贡献在2002-2007年提高到5成以上，大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从此前的10%大幅下行至7%左右。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深入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十三五”是落实改革的时间窗口，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改革的两个重点。从迫切的财税改革和政策来看，2012年以来广义政府部门的储蓄持续快速增加是个大问题，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比较大，需要尽快着手解决。截至今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接近21万亿元，较2011年底增加10万亿。政府储蓄意味着大量资金闲置，造成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而且还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除了地方政府的“少作为”是个重要原因外，地方政府缺乏财政自主权是个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无法将一个项目的沉淀资金用于其它方面的支出，致使当前盘活存量政府储蓄进展缓慢。此外，鉴于中国企业和居民部门的税负较重，建议运用广义政府大量的存款，降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过高税负。 建议围绕金融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和金融风险管理这三条主线对金融改革做进一步的深化。第一条主线是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包括完善利率体系，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交由市场决定，提高资本跨境流动的便利性，降低金融机构国有股权比重和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加大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力度，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第二条主线指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重点是构建多元业态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以改善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构建科技金融体系以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第三条主线指向金融风险管理，重点是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测和管理，避免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实现以人为本的增长 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应该成为民生工程的重点。首先，土地制度改革尤为关键。土地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打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渠道，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其次，另一重要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也亟需深化。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无疑有助于进城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消除户口带来的就业壁垒也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逐步建立统一的社保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养老金改革。首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建立统一、公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来不排除将养老保险上交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可能，这也符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的需要；其次，为了提高养老金投资的收益，全国社保基金未来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地方类养老金投资的权益类投资比重也可能会大幅提高，这也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最后，鼓励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升消费率，促进宏观经济转型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我国过去十年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也有居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居民消费率从47%下降至35.9%，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下降约7.2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1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有三分之一是受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另外三分之二由储蓄相关的因素导致。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压低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抬高了居民储蓄率呢？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外，制度性的因素有很大关系。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不足，造成了政府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挤压了居民的收入。  “十三五”期间，需要提高消费率。首先，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扩大，有利于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其次，降低税负、改善税制，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最后，利率市场化将提高存款利率，提高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利息收入。我们预计，2020年居民消费率会比2014年提高3个百分点，达到40.7%。此外，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消费性支出（特别是科教文卫等公共支出）需要有所增加，即政府消费率要上升。预计政府消费率将总共提升3个百分点，即由2014年的13.5%上升至16.5%。该预测符合国际经验。 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 发展绿色GDP。“十二五”期间将超额完成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指标，但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长压力依然巨大，煤炭消费量比重仍然偏高，高耗能行业比重也仍然偏高，意味着发展绿色GDP的任务更加紧迫。“十三五”期间需要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地方政绩考评指标，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传统产业去产能。解决产能过剩，除了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淘汰落后产能外，还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将加强部门的合作，包括产业、土地、环保、节能、金融、质量、安全、进出口等部门协调配合，同时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强化事中和事后纵横协管。在财税方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和环境保护税。在土地改革方面，工业用地价格有望提高，一方面弥补商业用地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能抑制工业产能的盲目扩张。此外，在环保治理方面，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完善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产业准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上限，倒逼超标产能退出、节能减排达标和自然环境改善。 加大创新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加大创新投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我国对科研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2013年中国R&D支出占GDP比重首度突破2%。然而，这样的成绩仍不足以快速拉动经济增长，有必要就当前我国创新工作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针对性措施，让创新工作再次提速。

2015-11-13 12日下午，天大研究院在香港举行主题为“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变化趋势”的天大论坛。论坛邀请多方专家、教授，共同探讨大国关系及世界格局走向。 著名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发表主旨演讲。演讲中，阎学通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地位，全球多个区域、多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走向，最后话题引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遥遥无期”，这个重大历史节点指日可待。“互联网是蛮荒，最强玩家有权制定规则” 阎学通谈到，习主席访美时，两国达成了四十多项“共识”，但并未有成文的协议出现，并且两国在“分歧”问题上也问题一致，即“南海，网络和人权”。微妙的是，在美国看来，“网络问题”居首位，因为网络问题事关能否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世界各国、个经济体，将来不论经济、科技或是文化、教育等方面，将来战略竞争将集中于网络，甚至核武器的地位都要往后排。 阎学通提到，不论武器、商业还是文化，历史上都有过一统天下的例子，而唯有现代社会的“中枢性”平台互联网，依然是一个蛮荒时代。这意味着，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就可成为开疆扩土的第一任“霸主”。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购买力，也看到了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大国，可以对其他国家、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所施加的影响。“双十一”被电商从无到有引起购物热潮，而“光棍节”这个概念也逐渐在外国人意识里扎根，“洋学生到了双十一这天也开始觉得应该要过节买东西送礼物了，这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世界在向两极发展，世界中心向着东亚转移” 阎学通认为，虽然主流意象是提倡世界多极化发展，但在他看来，世界格局的发展正向两极化、甚至已经实现了区域内两极化发展，中美关系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 正是因为中国的贸易实力不断提高，美国又想稳住霸主地位，使得很多国家地区选择实行“双轨逆向”策略，即“贸易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随着中国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势不可挡。加之近几年的留学热点从欧洲转向东亚，这使得东亚正逐渐成为世界中心。 中国在成长起来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国际责任，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际上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外交上结交更多战略伙伴。以当前局势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天大研究院于2005年由天大集团创始人方文权在香港创立，是一家公益性战略研究智库，依托香港国际化优势，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平台。 原文载于亚太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