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9-30 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成功表明，在韬光养晦和武力冒进之间，中国可以秉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策略，走出第三条道路“辩理交利”（Constructive Debate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即进一步夯实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根基，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渐进主义为方式，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建设性争论与沟通，在国际舞台敢言敢为，谋求逐步和平地修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与规范，从而建构和扩张中国的国家利益。 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及联合国总部期间，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战略沟通，在纽约向全世界重申了主权平等、合作安全、协商共赢、和而不同等国际治理概念与方法。习主席访美经合成绩斐然，在49项成果清单中，有近20项涉及经贸和金融，然而他没有刻意掩饰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而是主动摆事实，讲道理，陈明利害，以理服人，从而达到了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深化合作的目标，有力推动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在此前的南海冲突中，一架美国P-8A海神侦察机飞临永暑岛上空，中方军对其八次警告，责其离开该空域。此情此景令人将当前的中美现状喻为驯狮员和狮子之间的关系：不管双方相处得多么融洽，狮子总有可能张口咬人。 美国对华关系犹如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一样矛盾。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有时被视为专制主义者，有时被看成强硬的共产分子，而更多时候被认为是工厂里忙碌的工蜂。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价值观一无所知。然而，美国人又钟情于炎黄子孙的热情好客。 随着一些中国鸽派摇身一变为鹰派，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变得更加浑浊不清。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典型代表。他撰写了一篇评论，标题是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分崩离析》，在国际关系学界引发巨大反响。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不赞同沈大伟的观点，主张中美构造新型建设性现实主义框架，通过共同利益和目标来锚定双边关系。不过，围绕沈大伟文章引起的争论也提醒各方，美国学者远未领会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要义。 搭载CNN记者的美国侦察机在中国门前盘旋，此举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慨，中国人无法理解美国的对华安全战略为何迅速滑向了更为消极的方向。 北京对华盛顿在亚太最亲密的盟友日本深怀不满，因为东京长期亦步亦趋地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也抱怨美国对中方某些周边国家的挺助，它们蜂拥而上，抢占中国的诸多海岛。至少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公开立场。 中美完全有可能成为可信的合作伙伴，不过前提是双方都认识到新型关系的确立需要互谅互让。这意味着中美鹰派都要从善如流，自我克制，适时妥协。 中美过于接近势必为中国决策者带来麻烦，因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在于经贸。双方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但彼此的价值观格格不入。这有可能埋下诸多隐患，若历史和现实的冲突互相交织，横生枝节，这些差异会让双边关系雪上加霜。当事涉中国领土主权时，困局尤为如此。 中美结成两国集团（G2）共同领导世界这一创意，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提出，甫一问世即受到不少重量级政治人物的追捧，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鼎力支持G2提议，并首撰新词“中美国”（Chimerica）来描绘全球两个最大经济贸易体的共生性质。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中美两国加大合作的倡议背后存在不可否认的逻辑，但中美G2关系随即就被北京和华盛顿双双拒绝，两国反对者的理由几乎类似。对此的审视具有深意，这对最高决策者而言更是如此，只不过大多数人可能低估了中美领导人之间的共同特点。 如果G2不现实，那么中美两国合伙关系（P2即Partnership...
Month: September 2015
——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9-21 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讲过，在每个世纪或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战略思想都自诸多事件本身带来的难题中吸取灵感。换言之，决策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根据不同的现实问题来制定适当的战略，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通用法则。时代在变，若一味墨守陈规，恐无异于刻舟求剑。外部挑战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 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面临的主要外来挑战或威胁是什么。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外战略一直以邓公提出的“韬光养晦”为轴心，其依据在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尚未将战略矛头对准中国，而且中国的周边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整体来看，决策层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环境的判断基本准确到位，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20多年高速增长，“韬光养晦”的政策居功厥伟。 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和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曾有“修理”中国的冲动。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更是赤裸裸的羞辱恐吓（该事件的后遗症至今犹在，所有西方国家和大大小小的周边国家由此相信侮辱中国不会遭到强烈反击），因此部分学者和军方人士开始批评“韬光养晦”战略，呼吁决策层适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 然而，天佑中国，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被迫启动反恐战争，对外战略改为先发制人（pre-emption），全球追杀“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并在反恐旗号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中国由此幸运地获得了十年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总量一跃为全球第二位。不过，即使无暇顾及东亚，美国也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打压，稳步构筑了戴旭所称的对华“C型包围圈”。中国决策层实际上部分接受了对“韬光养晦”战略的批评，通过曝光一些杀手锏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该战略的副作用。 当然，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学界和社会舆论中持续不断地有声音号召政府推行反“遏制”战略，这些论者对国际形势的解读是美国正在设法遏制中国，而中国的周边安全正逐渐恶化。单从军事领域来看，美国的确在周边围堵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视中国为敌，对华全面实施遏制战略，因为军事和安全问题必须服从于政治上对国家利益的全盘考量，而美国在经济领域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通过金融战从中国谋求暴利）。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使美国在滥用霸权时投鼠忌器，美国学界提出“中美国”倡议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笔者通过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若无重大事变，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将转向中国，我们的外来挑战将主要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将对华推行“全面接触”战略中的强势否定性政策，力图约束中国的力量扩张。美国会继续鼓励中国符合西方规范的行为，引导中国维护美国领导的体系，但更关键的是在国际社会上侮辱、打压、排挤、孤立、削弱和管束中国，并在经济领域利用中国，将中国牢牢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构建一种准“奴隶主—奴隶”生产协作关系，确保美国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不至于崩溃。条件允许的话，美国也会毫不犹疑地施行解体中国的策略。美国长期对华封锁核心技术，打压中国民族品牌，抵制中国高端产品，通过合资收买和控制国企，并制定计划对华发动金融战争；在反恐战争基本结束以后，美国针对中国重返亚洲，策动周边国家寻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美国对华限制政策的具体表现。 钓鱼岛危机将成为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由全面接触滑向限制政策的标志。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钓鱼岛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争议和摩擦地区。日本“偷袭”钓鱼岛的行动，既是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日美共谋的产物。受制于战后秩序，日本尚未摆脱战败国地位，其军事和安全政策仍仰仗华盛顿。故此，我们可以说，钓鱼岛危机只是美国在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后对华新战略的试水。应采取“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呢？学界的共识是决策层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在所难免，其重心无疑是中美和中日关系。笔者以为，中方不能冒进，必须承认目前中日实力持平，而美国的力量远超中国的现实，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一夜之间推倒现有国际秩序，还是要顺应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coercion)和先发制人（pre-emption）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威慑是一个古老的战略概念。孙子曾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威慑战略的要义在于通过展示己方的力量，说服理性的对手，让其明白任何重大挑衅都代价高昂，得不偿失。威慑战略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不同层级和形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细化（比如分成总体威慑、局部威慑、军事威慑等）。威慑还可以和利诱(inducement)、劝阻(dissuasion)、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兼容。 威慑的效用取决于对手的配合，只有对手认可我方的威慑力量，理性地选择退让，威慑才会奏效，可见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威慑的对象。如果对手是像日本这样的非理性文化国家，那么威慑基本上是无效的。日本武士和穆斯林人肉炸弹都拒绝与人理性博弈，威慑不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这也是小布什政府选择先发制人战略打击“基地组织”的原因。 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主要指向美国。我们要树立威慑美国能够成功的信心，将其视为今后与全球独霸的相处之道。由于冷战的经历，美国的决策系统崇尚理性，深谙威慑之道，是中国可以博弈的对象。中美核战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本身，所以在核武时代对美总体威慑是能够被美国和世界各国接受的，因为这一战略使中美双方都能够理性而有效地管控核武。 威慑成功的关键在于高度影响对手的决策过程，这也与孙子“攻心为上”的原则相合。军事实力仅仅是总体威慑战略的部件之一，而成功地让对手在决策时意识到危险更为重要。中国必须让美方了解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信中国高层有先发制人、发动局部战争甚至使用核武的决心；同时让美方相信如果他们放弃军事对抗，就一定会在经济和其它方面得到奖励。 在军事威慑领域，中国军队要相应地建立分级灵活反应机制，在巩固二炮和陆军强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海空军实力，提高指挥数据链质量，加强联合作战能力，细分军种功能，并训练更多的特种部队，向美国政府表明解放军无惧总体战，擅长局部小规模战争和高科技条件下的特种战争。中国要继续适时亮出部分杀手锏装备，以防止美国对解放军战斗力产生不正确的预期。 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要瞄准美国的软肋。除了其债务经济，美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惧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在伊拉克、伊朗、朝鲜、基地组织等问题上已经显露无遗。中国可以借此化乱为兵，有放有收，增加反击美国军事威胁的筹码。 若要维护总体威慑的效能，中方在传播中就不能自我贬低，不能任由对手藐视自己的威慑力量，包括国家、军队和民族品牌的声誉，因为它们都是强大的威慑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取得国际价值链上高端环节的主导权，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会得到改善，对手也比较容易放弃他们的野心，毕竟依赖中国技术的高端武器或威慑物对中国的威胁会大打折扣。中国应加快构建对日优势 中国需要在“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大框架中来处理钓鱼岛危机后的中日关系，以对日劝阻、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来配合对美威慑。 源于日本的非理性文化，日本领导人更愿意赌博，并不太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福祉。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对日本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影响极其有限。日本政权频繁的更换更是加大了威慑战略影响其政治运作的难度。 中国不能从理性层面去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但可以从“合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和推断日本的政策走向。比如说，现在日本债务缠身，迫切需要中国市场的支援，可其政客依然挑起钓鱼岛争端。在理性的人看来，这是不合逻辑的错误行为；但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讲，这又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日本人清楚地知道，在中日竞争中，时间不在日本一边，所以大量日本人倾向于铤而走险，支持政府在中国实力将起未起之时，最充分地扩大日本的利益且使其合法化，并积极寻求瓦解中国的办法。...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9-15 在成立葡语国家与地区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基础上，澳门应积极开展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往来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和完善人民币的回流机制，这将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人民银行于8月6日批准澳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为葡语系国家银行同业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把服务范围扩大至港澳及东盟以外地区。此次中央批准澳门拓宽人民币清算服务至葡语国家与地区，不仅令澳门企业与葡语系国家及拉美地区资金往来更加便利，也为澳门金融行业带来更多机遇。 近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额实现了高速增长，澳门正好在此时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与葡语国家的贸易更畅通。澳门作为“中葡服务平台”可发挥特区的制度优势，拓展与葡语国家的金融业务。葡语国家与地区的企业，使用人民币取代美元进行结算可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这也有利于中葡地区的贸易往来。 为葡语国家与地区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可为澳门带来多个机遇。澳门可搭建内地与葡语国家之间的金融交流合作桥梁，打造“中葡商贸合作”的金融服务平台。澳门也可通过对葡语国家的积极宣传推广人民币的使用，在信息互通、交流培训等方面进行合作。此外，澳门可联动中银集团在巴西、葡萄牙和安哥拉等地的分支机构，共同合作，为葡语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澳门进一步扩大跨境人民币的结算范围，可使其商业机构在内地和葡语国家找到更多的贸易伙伴。 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下，澳门可发挥葡语文化的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中国与葡语国家及地区间的人民币清算中心。澳门设立葡语国家人民币中心也可以进一步巩固人民币作为重要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澳门具有处理各类人民币业务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也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因此，澳门直接服务葡语国家和地区，降低有关企业的商易结算与投资成本，是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安排的。 在成立葡语国家与地区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基础上，澳门应积极开展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往来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和完善人民币的回流机制，这将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此外，澳门特区政府也应考虑设立人民币、港币、澳门币三种货币的交易结算平台，使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汇款、贷款、多种货币清算能同时进行。澳门还可进一步成立人民币、港币、澳门币三种货币的交易结算中心，并推出更多人民币产品及其它衍生金融产品，从而把澳门发展成为另一个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金融中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金石 2015-09-08 洪秀柱成为党的提名人所面临的政治情境，除了民进党独派势力的强大挑战之外，还有不可轻忽的来自党内潜伏的第五纵队的内部掣肘，继续成为洪秀柱迈向领导人之路的拦路虎。 洪秀柱终于突破国民党党内重重艰难险阻，成为国民党2016年年初台湾大选之党内提名人选。尽管洪秀柱总算不负众望脱颖而出，但在她面前仍然横亘着党内外恶劣政治形势堆累的万仞高山。洪秀柱成为党的提名人所面临的政治情境，除了民进党独派势力的强大挑战之外，还有不可轻忽的来自党内潜伏的第五纵队的内部掣肘，继续成为洪秀柱迈向领导人之路的拦路虎。萧墙之内，祸患未已，而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洪秀柱犹无法安心应战，内外煎逼，这是她在选战中迥异于前面几位党内提名人之处。 洪秀柱面对的台湾选举大气候 先从岛内现今之现象面深入观察。洪秀柱的出线，乐观而言，表明国民党党内基本群众仍未溃散，深蓝系统即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党的基本力量，仍然是捍卫国民党的核心力量。虽然这股核心力量随着岁月消蚀，快速地物故人非，其人数比例与抗争力度都大不如前，但不可讳言洪秀柱所依凭者，主要便是国民党党内仍有革命情怀的这批忠贞同志。深蓝群众不忍心见到党魂涣散，不忍心见到两蒋带到台湾的这个党毁于一旦，因而自动朝洪秀柱靠拢，形成一种哀兵姿态，这是岛内蓝营现今之主旋律。 其次，在李登辉玩弄权术、篡位乱政的那20年间，他在国民党内扶植卵翼了大批蓝皮绿骨的异党尾巴分子，他们从灵魂深处篡夺霸占了党部和民意机构。李登辉因国民党在2000年丧失政权，被迫仓皇下台，然而，国民党虽然历经连战、吴伯雄、马英九三任党主席主政，一定程度扭转了李登辉严重亲美媚日的台独路线，但各任党主席始终姑息养奸，一味曲意优容，倡言和平共存，未作任何割除毒瘤之处置。李登辉在国民党灵魂深处钉下的夺魂钉，未被有效拔除，致使这批异党分子，仍能以九变孤狸之媚功，在党内继续灵魂附体，进而逐步壮大，并晋阶为百毒不侵的东方不败神魔之身。这批党内的堕落分子，除了李登辉在位时有意豢养蓄势之外，他们更利用两岸开放的大好形势，披着蓝党的外衣，在两岸之间优游自在，大捞油水，形成国民党党内一股势力庞大的腐败堕落集团。为了攫取巨大的两岸经贸利益，他们表面上依附于国民党，骨子里仍是李登辉的忠狗，更是民进党的侧翼同盟。 独派势力继续盘踞、潜伏、腐蚀国民党，此乃岛内国民党内部的第二个现象面，也是泛蓝阵营除了严峻的岛内政治环境外，最无法于短时间内根治的党组织结构性内忧。 再者，台湾自1949年以来，以迄蒋经国先生去世十年后，直至1990年代中期，岛内政治版图可以说都是蓝大于绿的格局。然而，这样的政治生态变了，因为李登辉刻意在蓝营内部胡搞瞎整，刻意分化，阴谋切割，并且从调整小中大学生教科书内容着手，根本瓦解国民党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苦心经营、深耕台湾四十年之根基，亟欲从人民的国族认同着手，根本颠覆两位蒋先生在台湾苦心擘划之民族精神复兴计划，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之恶政，歌颂日本据台五十年之所谓“功绩”，反过头来全盘否定晚清经营台湾之贡献，全盘否定两蒋建设台湾之经济奇迹，将今日台湾之经济建设全归诸日本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之赐。李登辉加上陈水扁的24年“类皇民化”教育改革，使得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国族认同发生根本变化，导致了青年认知错乱，导致了台湾今日社会舆论的滥情理盲，更导致了今日台湾趋向绿大于蓝、趋向独大于统的政治版图。 台湾现今形势的根本肇因 上述三个主要客观形势与现象，便是洪秀柱面对的台湾选举大气候。何以致此？笔者尝试归纳了几个重点因素，来说明形塑台湾现今社经与政治形势的根本肇因。 首先最大的原因，莫过于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国民党主政者对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该有的属性及本质普遍缺乏正确而务实的认识。例如马英九任党主席之后，便毫无主见地听从一小撮留学美国异党分子的论调，谓“应该把国民党改造成像民进党那样，或者像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那样的选举机器”。这批亲美分子是否被美国收买、影响是另一个话题，现姑且不论，但在这些党内亲美分子的积极主导之下，过去那个兼具孙中山特色、两蒋特色、列宁特色、兼以揉杂了中国社会民情特色的中国国民党，竟演变堕落成一个既不像西方选举机器式的资本主义政党，更不像孙中山肇建的那个一心一意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为职志的传统国民党，反而趋近于形象类似于民进党那样的草莽粗野的台湾乡俚政党，成为了画虎不成反类犬、一个四不像的畸型台湾本土怪党。 这个畸型政党既无唤醒民众、重振革命的激情，更遑论有过去两蒋时代心系祖国河山、犹望有朝一日跃马中原的雄心壮志。他们只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低头计数掉落地上的稻穗，而忘记了那些零星稻穗已无异于祖辈留下的最后家底，殊不知吃完了这些米粒，国民党便再无隔夜之粮了! 犹记得马英九得大位之后，笔者曾经再三公开疾呼，国民党掌握台湾岛内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性。然而上自马英九，下至马政权的相关主管官僚，全部置若罔闻。举例言之，二二八事变历史公案问题，1945年之后，国府规复台岛，固然在施政上有若干缺失，但不论陈仪也好，魏道明也罢，乃至之后的陈诚，他们基本上是好官僚，无论是个人修为与政治处置，都没有大问题发生。真正有问题的是那批出头闹事的所谓本土仕绅、知识精英，他们中有大批心存异志、残留有日本帝国主义皇民思想的政治投机分子。所谓二二八事变之屠戮，不论是受难人数，或者影响范围，基本上都被台独分子刻意夸大渲染、恶意扭曲，更遑论该事变背后还有美日帝国主义教唆挑拨的复杂因素。针对此事件，马英九不但不懂得根据有凭有据之官方庞大档案，制作说帖，从文字和口头上详加驳斥、反击，竟然只知一股脑赔礼道歉、赔款、割地，好像坐实了国民党或者蒋介石的罪行。国民党大可光明正大地告诉世人，二二八事变政府本诸执行公权力镇暴之事是有，肆意屠杀之事绝无！不知如此史实俱在之事有何难以启齿之处？放弃历史话语权，是马英九政府最大的致命伤，也是马先生最对不起国民党两蒋先烈先贤的地方。 今日台湾趋向绿大于蓝、趋向独大于统的政治逆变现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马英九执政后，未能扩大政府参与，不能真正放大心胸，招贤举才，包容大度。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野无抑郁之士”，“朝无幸进之徒”。可惜的是，马英九执政这七、八年来，台湾的政治生态却被孙先生不幸言中。台湾过去这七、八年来，在野到处是“抑郁之士”，庙堂之上随处可见“幸进之徒”。宋楚瑜的变色龙性格固然颇不足取，但是，国民党坐令类似宋楚瑜这种有才干却也可能“败事有余”的政治人物，随处流窜，最后甚至演变成兄弟阋墙之争，宁不哀哉？ 马英九执政以来第三个失民心的地方，是他缺乏具体可见之建树。兹举一例证之。大陆高铁与高速公路之建设，令全世界为之艳羡不已。高铁与高速路，台湾早已有之，台湾岛虽然仅只36,000平方公里，但岛内交通路网仍嫌不足与不便，若能在高铁高速的主干道之间，再建设岛内各城市之间的城际捷运系统，买不起都会区高房价住房的青年人，就可以在大都会区外围的卫星城市购买廉价房定居。马英九执政八年间从未在投资公共基建方面动脑筋，徒然背负“无能”之骂名，徒然失去青年选民之支持，他又能怪谁？然而，国民党如果再失去政权，马英九的骂名将被镌刻于历史的墓志铭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9-01 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是反对派和亲北京团体两大阵营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 在经历雨伞运动和政改方案遭否决之后，评论认为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将成为建制派和反对派的主战场。建制派能否大获全胜？温和反对派是否已经失势？激进反对派和本土派是否强势崛起？本文试图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对明年立法会选举作前瞻分析。 2012年立法会选举回顾 分区直选，反对派议席仅过半数。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席是在全港五大选区按人口数量分配的，选举方式是按比例代表制。在分区直选中，过往反对派都是占优势的，反对与建制派两大阵营得票情况基本维持在六比四的格局。在2012年立法会分区直选中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反对派所得议席仅比建制派多1席。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在地区选举中基本是以失败告终，选举结果公布当日，何俊仁宣布要负上选举失败的政治责任而辞去民主党主席一职。 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温和反对派（民主党与民协）议席由9席减至7席，占总议席比例减至20%；公民党则在5区各成功取得1个议席，比过往增加了2席。民主党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反对派的老大哥，但在此次直选所得总议席比公民党还要少1席，俨然已失去泛民“一哥”的江湖地位。功能界别选举，反对派议席微增。立法会传统功能界别选举分为28个功能界别，共30个议席，其中以工商界所占比例最大。功能界别选举历来都是建制派占优势，反对派只能在专业界取得一些议席。在2012年功能界别选举中，14个界别涉及16人自动当选，全部是属于反对派无法染指的界别，都属建制派囊中物。旅游界、渔农界、制衣界、医学界、体文演艺出版界曾经出现竞争，但都是属于建制派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反对派难以介入，而法律界、教育界、社福界及卫生服务界等四大界别，都属反对派界别的堡垒。 2012年立法会选举包括了5席新功能界别，它们由民选区议员提名后交全港300多万非功能界别选民选举产生，因此也称为“超级区议会议席”。在这5席新增功能界别（超级议席）选举中，反对派取得3席，建制派2席。整体而言，在功能界别中，反对派并没有因为增加超级区议会的普选成分而有很大裨益。与2008年比较，反对派的议席只有些微增长，并不能挑战建制派在功能界别议席中的垄断地位。 立法会选举前瞻 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不能为政党人士，这使香港没有出现执政党。因此，香港只有建制派与反对派之分，并无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别。自回归后，香港的亲北京团体与中央和特区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支持特区政府。因此，也被称为建制派。泛民主派在回归前较为亲港英政府，在回归后，因为他们倾向反对特区政府，故此也被称为反对派。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是反对派和亲北京团体两大阵营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从后政改时期的社会、政治发展观察来看，笔者有以下预期。建制与泛民两大阵营群众基础相对稳定。有关政改的系列政治事件，再加上特区政府的低民望，并不利于建制派在这种条件下，争取选民的支持和扩大选民基础。香港大学2015年6月22至25日所做的民调显示，政改抗争结束后，高达56％的受访者对中国国民身份没有自豪感。受访者年龄段分析显示，受访者年龄越低，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自豪感越差，在18至29岁年龄层中，有78%的人称对中国国民身份没有自豪感，仅有19%表示有自豪感。然而，在50岁或以上的市民中，有51%的人对中国国民身份有自豪感，没有的则占42%。相较于年轻人，年长者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更强。同一个调查也指出，18至29岁年龄段中52%的受访者对中央对港政策持负面评价，是所有年龄层中最高的。整体而言，建制派的群众基础仍以年长人士为主，而泛民群众基础则以中青年为主。泛民中的激进反对派，他们的群众基础偏向以青少年为主，特别是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和对社会甚感不满的年轻人。温和反对路线失败，激进反对人士上位。雨伞运动和否决政改方案，释出年轻一代反对8.31决定的强烈讯息。少数温和反对派支持8.31决定，此立场并不受年青人欢迎。激进反对派人士多获参与雨伞运动的年青人所支持。可以预期，坚持温和反对路线的政客，将会失去年青人的支持；而主张采用激进方法的反对派人士，将借雨伞运动和否决政改方案上位，并可能获相关政党提名出战明年立法会选举。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有可能成为“首投族”（首次登记投票的选民）。这支隐而未现的“首投族”，只要他们的人足够多，极有可能会左右泛民的选举策略和立法会的选举结果，甚至有足够票数让更多激进候选人成功取得议席。年轻选民减少，对反对派不利。2014年，香港有超过350万名地方选区的登记选民，登记率为73.5%。与上届立法会选举登记相比较，18至20岁的登记人数减少了。反对派主要支持者以年轻人为主，而2014年登记册显示，年轻选民没有增加。97.1万位（估算数字）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之中，只有58万人已登记为选民，登记率不足60%。据推算，18至30岁的年龄组别估计有39万人未登记做选民。多个泛民团体在选民登记结束前，都曾组织活动，协助年青人登记做选民，由此可见，泛民都清楚年轻登记选民不足是他们的软肋。建制派配票优胜。香港直选采取“比例代表制+最大余额法”，在此制度下，如何将选票最适合地分配到不同名单中以赢取最多的议席至关重要。在各候选名单中，只要有关政党达到规定的票数，就可分得1席。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在五大选区均取得比建制派多的选票，但是却在三个选区取得比建制派少的议席，反对派各政党之间并没有配票，反而出现互相抢票的情况，从而分薄选票；建制派在是次选举中议席大幅增加，由11席急升至17席，与反对派的差距仅1席。建制派在2012赢得直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区选举配票成功。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可预期建制派将在以往基础上，继续做好配票工作并增加地区桩脚，拉票力量也会相对增加。反对派内部出现变化，民主党得票数将大幅下降。反对派内部，除了原有的温和反对派外，将会出现激进的反对派，本土派和年青一代的新兴政治势力也将会冒起。温和反对派和激进反对派势力将会此消彼长：温和反对派在泛民内的势力会日益减少，在立法会选举的得票数目将会下降，而激进反对派（社民连及人民力量）的势力在立法会内将有所增加，公民党有望取代民主党地位。本土派势力抬头，将影响新政治形势。2016年立法会可能出现新兴的本土派。主张“城邦自决”的陈云计划以“香港复兴会”名义，派出本土派人士参与选举。本土派参选的政策议题包括反水货、反走私、保护学童等议题。香港复兴会的《本土政纲》提到要建国立邦，建立本土香港，在香港争取民主；将以保卫香港利益、建立本土政党为抗争纲要；民主斗争将与民生政策捆绑并一同争取。如果陈云的香港复兴会成功进入立法会，这将会大大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和形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