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5-07-24 硬平衡与软平衡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原则。硬平衡更多地表现为遏制，软平衡则表现为接触，展望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软平衡为主，硬平衡为辅。 近期，中美关系出现一系列杂音。这些杂音分为两个方面：威胁之声与合作之声。在威胁之声方面，首先，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之内二度访问印度，美印联手制华的论调盛行；其次，奥巴马接见达赖喇嘛，干涉中国内政惹中国强烈抗议；再次，在中美军机南海对峙后，美国军方集中发声，鼓吹中国军事威胁。 在合作之声方面，首先，2月6日，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宣布，美方已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她表示，美方希望扩大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其次，2月7日，美国白宫发布《国家安全策略》报告称，虽然美国依然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反对任何通过恐吓解决领土纠纷的做法，但当前美中合作范围确实前所未有。报告指出，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美国寻求与中国在共同面对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 这些既竞争又合作的声音是中美关系竞合并存的应有表现。这为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提供了某些信息指引。本文尝试从权力平衡的视角，结合这些表象信息来探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中美权力失衡趋势 权力平衡是一个古老的国际政治概念，其核心在于阻止系统内占据优势地位国家的出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平衡分为两个维度：硬平衡与软平衡。硬平衡注重物质实力平衡，软平衡则看重规则制定。硬平衡是软平衡的基础与前提，软平衡是硬平衡的延伸与补充。硬平衡与软平衡共同使用，但重视程度不一，视乎具体情况而定。 美国战略学者所称的中国崛起主要指中国在物质实力方面的增长，以及由此在亚太地区所造成的物质实力失衡格局。然而，在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软实力的进展予以重点关注。软实力体现为中国在一系列地区及国际组织影响力的扩大，尤其是在一些美国未参与的地区及国际组织中，比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机制。最近中国政府力推的“一带一路”战略也被误认为是中国构建地区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尝试。 美国对华政策兼顾硬平衡与软平衡 硬平衡涉及物质要素的平衡，主要指经济实力、政治稳定、军事力量以及外交战略领域的平衡。硬平衡的手段很简单，增强自身实力，削弱对手实力。对于美国而言，在经济领域，美国对内出台政策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对外则增加美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削弱竞争对手；在政治稳定方面，对内重点解决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影响政治稳定的事务，对外则通过各种手段削弱对手的政治稳定，包括支持竞争对手国内的反对派、分裂势力等；在军事力量方面，对内加强先进武器研发，保持军事技术优势，对外则加强关键区域军事部署，扶植军事同盟；在外交战略方面，巩固既有同盟，寻找新伙伴，保持国际话语权。 软平衡涉及制度要素的平衡，主要指一系列规则的制定、机制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巩固自身制定规则的主导能力，增强自身在机制中的决策影响力，以规则、机制来确保自身优势地位的延续。对于美国而言，首先，继续保持美国在全球及地区重要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机构中的优势决策影响力。 其次，在失衡格局地区组建新的地区机制，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引导域内国家，包括竞争对手加入新机制，以机制的规范力量来制约竞争对手。如果竞争对手不愿意加入，则通过新机制来削弱竞争对手的地区影响力。 再次，在不影响自身优势决策影响力的前提下，调整重要组织、机制的游戏规则，向竞争对手做出一定程度让步，诱导竞争对手适应新规则，尽量将竞争对手纳入新游戏规则中，以规则来约束竞争对手的行为。 硬平衡与软平衡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原则。硬平衡更多地表现为遏制，软平衡则表现为接触。遏制可以看作是一种防御性质的举措，接触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出击性质的举措。遏制容易引起竞争对手的反感与不满，而接触则会降低竞争对手的敌意。遏制与接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对华政策以软平衡为主 展望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软平衡为主，硬平衡为辅。在软平衡方面，首先，美国会更加注重自身在全球及地区组织和机制中的优势决策影响力。由于前期的部分让步，美国的让步空间已被日益压缩。因此，在中国等新兴国家争取扩大决策权的要求下，美国将出现抵制立场，美中在这些组织机制中的讨价还价空间被压缩，分歧将被放大。面对竞争趋势扩大的严峻局面，美中将会在全球及地区机制——比如气候谈判会议——中寻求合作空间来缓冲这一严峻局面。 其次，在亚太地区的既有机制中，美国将通过提出争议问题来增强影响力，美中之间的竞争被放大。针对新组建的地区组织如TPP，美国会加快谈判步伐，巩固美国的优势地位。美国并不排斥中国加入TPP，当然中国会极为慎重。美国将重点关注中国构建地区秩序的尝试。美国会通过威慑、劝说等方式来延缓中国构建地区秩序的步伐。 再次，在美中双边机制建设方面，进一步提升这些机制的功能，有效发挥这些机制的缓冲作用。尤其是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将优先寻求与中国建立危机冲突管控机制，适度提高双方军事交流频率。 硬平衡重在增强国力、削弱对手 在硬平衡方面，首先，硬平衡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坚实基础。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政治稳定、军事力量以及外交影响力方面，在削弱对手的这些能力方面，美国仍会倾注大量资源。 其次，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政治稳定方面，已成为跛脚鸭的奥巴马难有大作为。因此，在余下任期，奥巴马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增强自身军事力量建设以及扩大外交影响力方面。美国将继续保持其先进武器的领先地位，增强其在关键区域的军事作战能力。美国将努力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影响力，巩固既有盟友，拉拢潜在盟友（比如印度、越南等），寻找新朋友（比如缅甸、蒙古等）。...
Month: July 2015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7-23 “恶意做空”行为如危害到国家安全，可构成触犯新国安法的罪行。根据新国安法第18条，国家在必要时，可采取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7月1日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新国安法）。新国安法较1993年订立的旧国安法涉及的范围更广，除原有的防范、制止和惩治叛国、分裂国家、煽动颠覆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行外，还新增条款关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安全。新国安法第18条对金融安全作出规定：“国家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建设，防范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至此，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已正式成为国家安全的监管范围。 防范金融风险属国家安全 回归后一年，香港于1998年也曾遇到金融风暴的挑战。在有“金融强盗”之称的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等一帮国际炒家持续做空下，香港的汇市和股市暴跌，对香港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破坏。当时，索罗斯预先于1998年上半年开始囤积港币并推高港股。在6至7月间，他又在期指市场建立大量恒指空仓。8月5、6日，索罗斯等抛售400多亿港币；8月7日，索罗斯等在股市大肆砸盘，恒指大跌。8月14日，香港政府携巨资正式投入股市和期指市场交易，甚至向多家香港券商发出指示，不惜成本地吸纳恒指蓝筹，并逐步将8月期指抬高。索罗斯等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打压指数，而港府则死守股市，不惜代价将所有卖单全收，27日的交易额达200亿港元。最后，香港政府动用外汇基金约100多亿美元，迫使索罗斯离场。索罗斯的恶意做空不是即兴的，而是有精心部署的金融掠夺行动。在97亚洲金融风暴时，索罗斯曾领头对港股发动攻势，最后香港政府需入市干预，才导致他巨亏离场。 2015年7月8日，中国和香港股市出现大跌市。据香港传媒引述外电消息指，著名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曾现身香港的办公室。有市场人士揣测，近期A-H股出现大幅调整，与包括索罗斯在内的海外基金有关。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安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国家安全机制正式开始运作，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念”，并表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把国家安全视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国家安全并不是单纯的战争与政治问题，而是以核心价值为灵魂的一套复杂系统，核心价值包括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等，这些共同构成了最大化的国家利益。按照这个观念，金融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子系统，也贯穿于“总体安全”的各个层面。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所面对的金融风险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下，防范全球性金融系统风险和管理将愈加重要。 由于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乃至国家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各国政府及国际上的金融监管机构，都在制订金融风险管理的法规和指引，以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度量和防范。因此，在金融危机发生前，金融风险管理是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新国安法提出，负责国家安全的机关理应担当金融安全卫士。如中国金融市场受境外势力的扰乱，金融市场发生大幅波动时，可动用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应付，以维持国家的金融安全。 7月8日股灾以“做空”为主导 “做空”就是指投资者如看淡某只股票时，可以支付利息从经纪手中先行借入特定数量的股票，并在市场沽售，待股价下跌时，再以低价购回股票并归还予经纪，从中赚取差价。2015年7月8日星期三下午，内地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不少机构投资者和券商都有参与“做空”。当日股市大跌，3大期指沪深300、上证50及中证500午后更全部跌停。港股当日也曾一度大跌逾2,100点，收市时跌1,459点，是历来第四大跌幅。数据显示，内地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在结算前，普遍维持200亿至300亿元人民币水平。 与此同时，在新加坡买卖的A50期货合约，在同期则成交大增，并维持400亿至500亿元人民币水平，新加坡期货市场变相成为A股的外围赌场。有中资券商的策略师指出，买卖新加坡A50期货主要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一般的散户，因此，新加坡A50期货的大量未平仓盘，反映机构活跃的投机活动。有鉴于内地股市在连番做空的情况下暴跌至股灾，不仅多个中央级部委联合倾力救市，甚至公安部亦出动调查股市狂泻是否有人“恶意做空”。 “恶意做空”涉触犯国安法 在7月10日，中证监新闻公告，解释“恶意做空”是指跨期卖空期指的行为。公告指出，“恶意做空”行为导致近期A股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对内地金融秩序已经造成了破坏。 “恶意做空”行为其实已危害到国家安全，可构成触犯新国安法的罪行。根据新国安法第18条，国家在必要时，可采取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凡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件，在境内一般会交由国内安全保卫来负责，因此出动公安调查“恶意做空”是适当的做法。有报导指，公安部将查股民6月以来所有成交纪录。而在公安部在发出警示后仍“恶意做空”的，可能会成为调查对象。公安部进驻中证监调查“恶意做空”消息一出，当日沪综指迅速回升。 据内地的官方媒体报导，此次中国股市“恶意做空”可能包括以下四大力量： 第一支做空力量是境外机构。一些跨国投行做空，以影响中国境内金融市场。他们一般会散布中国银行坏帐危机、地方债务危机、房地产危机等，甚至炒作执政危机。 第二支做空力量是内部投机力量。按常理说，做空都是市场行为，但动辄散布谣言，称“今天是散户最后一次逃生机会”，并把这些说法作为正式通知发给客户，还开通快速通道，应属于明显的操纵行为。这些机构还进行期现市场联合操纵。当其集中力量以这种非法方式做空时，就属于恶意做空。 第三支力量是一部分跟风的中小机构。这类机构并无投资主见，对国家宏观形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研究甚少，其投资原则就是“跟庄家”，听凭“小道消息”作判断，对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 第四支力量是在境内配合、跟随外部做空者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特征是以“完全彻底的市场化”为大旗，对金融监管当局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都做负面解读，一律以美国标准来定是非。他们的作用就是搅乱舆论。这支力量也是谣言的主要发源地。 “恶意做空”或涉操纵市场 除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外，公安部也可以操纵证券罪进行侦查。有上海资深律师表示，所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是指以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为目的，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与他人串通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自买自卖期货合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交易量、交易价格，制造证券、期货市场假相，诱导或者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扰乱证券、期货市场秩序的行为。 目前A股市场出现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已侵害了国家证券、期货管理制度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虽然《证券法》并没有定义何谓“恶意做空”，但如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则可能涉嫌价格操控。...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5-07-22 坚持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以最大的努力把“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落实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外交之中，淡化地缘政治博弈色彩，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旨在强化它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并试图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找到更大的立足点，拉拢更多利益一致的国家。该战略高调提出后，本地区的局势变得相当复杂，而最近中美军机在南海对峙，更使双边关系颇具火药味。中国该如何应对中美之间日益复杂的局势，考验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 中美关系框架下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发展同美国、俄国等大国的关系，尤其是美国。鉴于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角色和对亚太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与亚太诸多国家和地区打交道时，往往会“绕道华盛顿”，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纳入中美关系的大框架，这一传统做法有其合理性。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时期外交方针把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关键位置，习近平更以“远亲不如近邻”为这一政策做出了通俗的解释。2013年9月，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十八大之后，外交部长王毅连续五次到访东盟，习近平主席去年出访印尼、马来西亚后，李克强总理访问文莱、泰国、越南。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继“新型大国关系”与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最重要的外交政策。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半年来，南海地区的局势不但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渐趋紧张。菲律宾多处刁难中国，越南试图把并无争议的西沙群岛纳入“有争议的”领土范围内，美国在该议题上越来越采取进攻性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办？ 笔者认为，坚持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以最大的努力把“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落实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外交之中，淡化地缘政治博弈色彩，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 对中国崛起感受最强烈的国家，除守成大国美国之外，无疑就是我们的近邻。东盟当初成立时，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些小国家希望能联合起来，以集体的方式同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打交道。再加上领土领海纠纷等历史原因，尤其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扮演的角色，中国同“近邻”的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得到显著改善，更不可能都朝着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努力的方向发展。因此，客观冷静面对复杂的地区形势，对美国和周边国家承诺中国不谋求欧亚大陆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从而减少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怀疑和防范，这显得尤其重要。 深耕细作经济外交与公共外交 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加紧推行“重返亚洲”政策，但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十分有限。美国智库人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虽对中国有所顾虑，但历史上中国鲜有“以大欺小”的记录，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友好的。同时，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周边国家，及时提出“一带一路”等引人瞩目的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美国始终无法在这个地区找到“重返”的立足点。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等待机会，等待该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或者等待中国“犯错误”，即等到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激烈冲突，或者出现某种让中国邻邦感到极端不安的事件。到那时，美国实质性的“重返亚洲”就容易得多。日前，美国某智库就提出，经过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与中国的对峙以及中国激烈的回应后，美国“重返亚洲”、加强在南海的存在、多头并进、领导该地区的时机可能已经到来。 虽然形势咄咄逼人，迄今为止中国依然保持冷静。中国的确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与领海纠纷，但这些国家传统上都是友好国家，且以其实力并不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如果在同这些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动辄以武力威胁，反应过激，可能会促使日本成功地联合域内国家来抗衡中国，更大的可能是为美国“重返亚洲”提供了奥援，为其提供掌控东亚的立足点。这都是中国不愿意见到的。 中国不怕美国“重返亚洲”，更不会忌惮域内任何国家，但在近期若干年，和谐的周边关系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后不被美方理解，甚至波折不断，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误解。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及其对国际体系转型与国际权力转移带来的风险深怀忧虑。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体系的相互沟通与塑造。 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与美国的躁动，考验中国领导人推行睦邻友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努力。消除一些国家日益加深的对华忧虑甚至疑惧，不只是靠外交层面的工作就可以解决的，更需要深入细致的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来推动，甚至需要一些民间团体和社会智库出面安排私下沟通与运作。 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在世界尤其是亚洲周边国家眼里，早就不再是一个遭受了百年屈辱的弱国，而是一个几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中国的一言一行，包括外交部发言人铿锵之语和各大媒体不乏情绪与激愤的新闻报道，都会被世界尤其是比中国弱小的近邻仔细解读。 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海风云再起，美国急于“重返亚洲”，充斥于中国媒体的解读是：美国感受到“一带一路”战略在地缘上对其利益的严重挑战，挑拨周边小国闹事，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在美国、日本、尤其是东盟一些国家的媒体上，情绪化的话语相当类似：中国强大了，准备开始以武力改变现状，要开始欺负那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了。应该说，持这种看法的人士越来越多，这对我们防止中国威胁论蔓延、开展和平外交是相当不利的。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演讲时指出的：“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一代领导人对世界潮流，对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都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当前的外交重点之一是孤立日本，切忌四面树敌，张牙舞爪。我们不仅自己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更应该让近邻与世界理解并接受我们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立场。 中国目前需要做的事情，是要让周边国家相信中国的诚意，相信中国无意重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也无意执行与美国迂回作战的“西进”战略。除了适当规管国内媒体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处乱不惊，适应自己迅速崛起的大国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我们有领导亚洲的责任，需要制定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为域内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为地区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与周边国家深化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这是中国应对美国“重返亚洲”行动的最好策略。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7-22 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被视为反映香港民意变化的一次民意表达，将会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一场实力对垒，政改后各党派角逐的首个战场。 香港立法会于6月18日否决政改方案后，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香港正式步入“后政改”时期。泛民与建制派人士现时都密锣紧鼓全力为2015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备战。将于11月22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五届区议会选举，这次选举将重选香港18区区议会共431个民选议席。同时，这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 新一届区议会的新安排 回归前，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曾颁布重大政改措施，内容包括宣布取消所有区议会委任议席等。由于该项安排与基本法精神相违背，且英方与港英政府事前并未与中方商洽，因此引起中方强烈反对。在彭定康的政改安排下，泛民所占议席曾一度在多个区议会都有所上升。回归后，中央和特区政府由于担心泛民在地区的势力坐大，遂于1998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全面恢复区议会的委任议席，并且委任不少民建联及地区建制人士入区议会。至此，区议会的委任席大部分由建制派人士出任。 在2011年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已占据18个区议会的大部分议席。2013年，特区政府提出《201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全面取消68个区议会委任议席，但仍会保留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27个当然议席。特区政府这项改革，既是响应大众要求，也能令本港政制发展向前迈进。 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1月建议修订109个选区的分界，因此今年区议会选举的议席划分将参照区内的人口变动。同时，政府也会在区议会中增加民选议席至431个。 票源与策略 特区政府提出并经全国人大认可的政改方案被泛民否决后，香港建制派预期将会实施总动员，全力在区议会选举中打击泛民主派。届时，建制派在地区选举中将会加强工作，并会呼吁选民用选票对否决政改的泛民议员采取“票债票偿”。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建制派在政改方案投票当日突然拉队离开议事厅，不能投票支持政改方案，令政改方案只有36人参与表决、8人赞成、28人反对，这有可能使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付出高昴代价。 然而，也有分析认为，区议会选举向来较为看重地区工作的效果，因此也有分析认为，政改议题对选情未必有太大影响。由于建制派一向以注重地区工作而见称，故有可能在争取议席方面仍会占优，甚至有所增长。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正式选民登记册中，载有约350万名地方选区的登记选民，登记率为73.5%。其中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有971,400人，但只有580,123人已登记做选民，登记率59.7%，尚有391,277人未登记。相反，50岁以上合资格已登记的选民人数达1,801,469人，占该年龄组群的合资格选民人数2,286,700人的78.8%。 据估算，被视为泛民主要票源的是18至30岁的年轻人。可是，该年龄组群已登记成为选民的人数不足六成。相对被视为建制派票源的50岁以上年龄组群长者的已登记选民人数，年轻人的比率少近20个百分点。因此，从泛民的选举策略来说，青年人的票源，特别是首次登记的青年选民（首投族）尤其重要。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登记如有重大变动，可拉近年轻人与年长者组群的比率差距。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投票率和选举结果。 此外，泛民选举的一个策略将是狙击那些已经好几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区议员。除非这些区议员的工作表现获得地区居民肯定，否则一些选民肯定会有求变之心。泛民主派参选者将针对现任区议员做得不足的地方加以攻击。因此，现任的建制派议员宜多加努力，应多留意个人言行，并把地区服务做好。 总结 2011年区议会选举亲建制派获得胜利后，泛民主派的地区实力日渐薄弱。之后，香港经历国民教育风波、自由行引起的陆港矛盾和“雨伞运动”等，香港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化。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被视为反映香港民意变化的一次民意表达。综合多方报导，今年香港区议会的换届选举，将会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一场实力对垒。区议会将成为政改后各党派角逐的首个战场。 今年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也是全面取消委任议席后的首次区议会选举。建制派能否在全港18区区议会继续取得主导权，泛民会否趁机在传统泛民支持者较多的区议会重夺控制权，都有待进一步的密切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5-07-06 政府的职能在新的形势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因此必须在深化分权的同时，改进权力集中的形式和效果，构建起良性的分权与集中关系。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新的一年，政府要继续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形成改革发展的合力。然而，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继续放权，还要构建适应多元利益格局的集中统筹机制，使分权与集中同步推进，相互促进，将市场社会的活力与中国的制度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下放权力和集中权力同步进行 十八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决策者对于新形势下权力关系的调整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更为切实的举措。高层以放权来激发改革，以集中来深化改革，实现二者的同步推进。 下放权力集中体现为大幅度、高频率的“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内容丰富，不单单是解除对企业和社会的行政约束，还包含着赋权给企业、社会和地方政府。比如在工商登记上将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就是对企业给予更大信任，推动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既体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也支持了专业化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壮大，起到了分担政府职能，提高社会自治的作用。 将更多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是这次“简政放权”值得持续关注的亮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直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但是地方多被简单理解为省级，忽视了地方的多层次性，造成权力下放的“中梗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层次也不一样，要使地方政府更有力有效、就近就便进行经济社会管理，中央就要把相应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放给省一级的，省里要接好管好；放给市县的，省一级要及时下放，不截留，不梗阻，市县一级也要接好管好。除了行政审批权外，立法权和资金使用自主权也在向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下放。这些举措有助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权责关系。 在下放权力的同时，权力集中的统筹功能在实现机制和效果上也在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总书记亲自负责多个具有统筹、指导、推动、督促功能的领导小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并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充分发挥了党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 二是发挥好现有制度机制的协调统筹功能。一方面通过部级联席会议的方式推动跨部门的改革举措，另一方面落实具有统筹功能的部门职权。比如在立法方面，为了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三是构建新的体制机制，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难点热点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 分权与集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集中权力，都是对现有权力配置格局的调整和改变，涉及到具体层级、部门的利益。李克强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不是剪指甲而是割腕。目前，下放权力和集中权力过程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对于如此激烈的权力配置调整，一些官员认识不统一，产生观望等待心理。客观地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构建了一套基于政绩竞争的激励机制，官员队伍也形成了相应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取得更多显性的成绩，也能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有为才能有位”，“有位”就有更大的权力行使自主空间。将权力下放给市场、社会以及下级，既是削弱自己掌握的权力，也改变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推动各项工作的方式。这些新的变化无论在速度还是幅度上超出了一些官员的心理预期和行为调整能力，滋生了观望、等待、不作为的情绪和心态。 第二，权力下放存在“最先一公里”问题。尽管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国家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还带有深刻的计划经济体制痕迹，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被具体化、明显化，造成了各类管治权力的分散化、碎片化，典型的就是食品卫生领域的“九龙治水”现象。这种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的部门化格局造成了“简政放权”初期的不系统、不协调、不同步问题。 第三，权力下放中的“最后一公里”。之所以下放权力，是因为地方政府可以就近就便管理和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和市场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不过，权力下放到最后的环节，往往会产生阻滞，或者是地方由于多轮的机构改革，没有了明确的承接主体，或者是地方部门条件有限、能力不足，难以行使好下放的权力，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四，权力集中过程中的党政关系。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党的统筹协调功能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但在“党政分开”原则并没有明确定论的情况下，对新时期党政关系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并造成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无所适从状态。 第五，权力集中的监督制约。李克强总理在修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亲自加上了“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一句，充分体现了对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决心。中国并不缺少权力集中的传统和土壤，而且很容易就实现，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着力在理论和制度上平衡好分权和集中的关系 分权和集中是国家治理必须解决的一对关系，对于中国这个正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政府的职能在新的形势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因此必须在深化分权的同时，改进权力集中的形式和效果，构建起良性的分权与集中关系，以下几点应优先关注: 首先，要做好理论创新工作。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不仅得到自我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也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分权与集中是各国都面临的普遍问题，在中国应当有符合国情、论证充分的理论解释，这样才能为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和方向。 其次，要重视权力下放中的能力建设。权力下放不能一放了事，必须接得住、管得好，这就需要加强市场、社会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等的能力建设。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因为它们是国家职能向经济社会生活延伸的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