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5-06-26 “一带一路”虽未将台湾纳入，但若能透过合推“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让两岸水产养殖业步向永续发展，也让民众同享优质水产品，就可以树立一个典范，有助于两岸关系更趋融洽。 两岸政策始终是台湾总统大选的焦点议题。大陆官方一再强调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什么都可谈，只是划下的这道红线，对两岸未来互动是福是祸值得深思。大多数台湾人认为，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在地2,300万人共同决定。在这样的基础上透过良性的交流互动，拉近彼此的感情，未来成为一家人亦属可能。大多数台湾人所期待的是两岸相互尊重，互利共存，而不是少数企业财团所图的让利。以往大陆与台湾接触系透过红顶商人、退休高官、过气政客等买办行为企图收买民心，殊不知这些人员在台湾民众心目中评价甚低，并无法起到预期目的，大陆官方一再误判只会让中国梦与台湾梦逐渐失之交臂。 务实交流 展现柔性国力 毋庸讳言，这些年大陆对于台湾的态度与做法过于急躁，失去平常心，反造成岛内赞成两岸统一人数的倒退（尤其是年轻族群），不过支持独立的民众也只有23.8%。大陆官方应该首先认清社会事实，且重新思考如何透过两岸正常交流，缩短彼此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即便暂不谈“一中”，对于两岸人民有利的事还是应该共同来推动，拿出泱泱大国的气度，达到近悦远服的效果。 藉此思路，大陆领导人近来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目标在于解决大陆产能过剩、稳定获取油气矿产等资源、强化国家安全及主导区域贸易等战略议题；积极打造中国与周边区域的交通网络，加大开发中西部力度，改变偏重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均衡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通过投资建厂、合作兴建基础设施等方式，希望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果实，进而化解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尽管大陆政府一再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并力图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但是在东海与南海议题上日益强势的立场增加了东南亚国家的不安。这些问题包括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与日本在钓鱼台问题上的对抗、在黄岩岛问题上的强势态度、在南海加强军事设施等，其效果是对中国倡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生负面影响。台湾内部除部分财团跃跃欲试外，“一带一路”并未引起广泛讨论，民众对此所知相当有限，遑论积极参与。 跨国合作可尝试以“水产”为先 目前大陆政府对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尚在起步阶段，合作构想及具体政策措施尚未完全成形，而企业界多热衷于基础硬件建设与对外投资贸易，未来若能透过更多柔性的跨国合作计划推动，相信可以相当程度冲淡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思的实现铺上坦途。鉴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多数属水产养殖重镇，水产出口为外汇重要来源，因此大陆不妨在此展现柔性国力，以“水产”做为跨国合作的优先对象。 水产被视为21世纪人类的最佳动物蛋白质来源及贸易程度最高的食品，全球水产品出口额高达1,360亿美元，而亚洲是全球养殖渔业发展最兴盛的地区（占世界水产养殖产量的88.3%）。90%的劳动力来自于小规模渔民和养殖户，小规模渔业对减缓贫困以及确保粮食和营养安全贡献卓著。预估到2030年，全球食用鱼近三分之二将由养殖场提供，因此亚洲地区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都将发展水产养殖列为国家重点发展项目。 中国此次所串联的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多属沿海国家，养殖渔业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比如泰国养虾、越南巴沙鱼养殖、印度尼西亚石斑鱼养殖、菲律宾虱目鱼养殖、马来西亚海水鱼养殖、印度养虾、斯里兰卡观赏鱼养殖和养虾等等，都是这些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目前养殖产业普遍面临天然种鱼短缺、鱼苗质量与来源不良、疫病丛生、控制不佳、不当使用生长激素或抗生素、周遭海域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破坏、养殖成本提高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优良的天然种鱼虾资源短缺，业者不断采用近亲繁殖造成基因劣化，所培育出来的鱼虾苗体质不佳，对环境变化和疾病抵抗力转弱，死亡率偏高。东南亚养虾业相继遭遇虾苗大量死亡事件，导致养殖业者血本无归，产业几乎崩盘。 设置“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 “掌握种源就能掌控水产世界”，种源是生物资源永续发展及育成新品种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身为全球最大水产养殖生产国（2012年生产了4,350万吨食用鱼）且在育种上有相当杰出的成果，比如成功培育出“大连一号”杂交皱纹盘鲍。该品种采取同一物种不同地理群体进行种内杂交，以中国大连皱纹盘鲍为母本，日本岩手县皱纹盘鲍当父本产生杂种优势，使得“大连一号”适温范围比中国大连皱纹盘鲍提高了2℃，从此中国鲍鱼养殖产业突破天然水温界线，拓展至福建和广东省，缓解了养殖皱纹盘鲍大规模死亡问题，令大陆鲍鱼产量占全球的80％。为了帮助沿岸国渔村经济成长，大陆有足够的实力来倡议成立“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计划”，以大陆为主体，透过融资、人才培训、水产种源交流、大数据建立等，有计划地协助周边沿岸国家进行特定经济水产种源的调查、保种以及相关技术研发，包括养殖鱼种筛选、水产保种技术、健康种苗育成与鉴定等。相信这一做法对沿海国家的渔业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帮助。 可参考台湾经验 根据“台湾物种名录”的统计，台湾已发现鱼类（包括淡水鱼与四周海域的海洋鱼类）种类达3,131种，海洋生物种类约为全球的十分之一。为保育水产生物遗传资源、维护遗传歧异度、强化相关国际竞争，台湾花费17.4亿元台币经费建立全省水产生物种源库（含特定保育种源四大支库），共保存了本土鱼、虾、贝类、藻类等近百个物种，具备相当丰富的实际经验可以提供给大陆及邻国参考。两岸政府也可以透过此一公开透明管道进行水产种源与技术交流，同时也可以让台湾的水产种源库发挥更大的功效。该跨国计划不妨由大陆与台湾先行合作确立可行运作模式，然后再推至其它地区。这样的构思同样还可以用在重要粮食作物的保种与育种合作方面。 “一带一路”虽未将台湾纳入，但是台湾拥有充沛的资金、人才、技术和经验，若能透过合推“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让两岸水产养殖业步向永续发展，也让民众同享优质水产品，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投资与获利，就可以树立一个典范，有助于两岸关系更趋融洽，与世界往来更加友善，其效果优于文攻武吓。
Month: June 2015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6-25 横琴自贸区可与澳门政府加强合作，共建横琴金融商贸平台，成立人民币、港币、澳门币三种货币的交易结算平台，以及跨境贸易、融资结算平台。 一、横琴将设“人民币离岸在岸结算中心” 据报道，6月23日在港举行的横琴投资推介会上，横琴管委会负责人表示，横琴将设“人民币离岸在岸结算中心”，其主要目的是配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并拓宽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投资的渠道。在巩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的同时，横琴希望打造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次中心。 二、横琴重点发展离岸金融业务 2009年8月，国务院批准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化》，明确把横琴建设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的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并且将推进金融改革，建设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横琴重点发展离岸金融，为港澳和国际自由贸易提供配套服务。横琴金融区的发展定位为CEPA框架下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拓展港澳金融业发展空间的新平台；促进珠江口西岸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先行区和鼓励金融业务创新的示范区。横琴将大力支持和鼓励中外资股权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集聚，并希望成为全国首个将金融创新政策细化落实的地区。 据了解，目前全国首个知识产权运营特色试点平台——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建设工作已正式启动；横琴稀贵商品交易中心已挂牌运作；持牌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财务公司、货币兑换、资产管理公司等已达50家；多家银行横琴支行获准升格为二级分行或正筹备将横琴支行升级为二级支行。此外，首家澳门地区银行——澳门国际银行2014年1月24日落户横琴，首家香港地区银行——东亚银行也即将进驻。据统计，2014年，横琴新区办理跨境人民币同业存款业务总额超470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达139亿元，同比增长5.8倍。在账户管理制度创新方面，人民币基本结算账户审批业务也在全国率先下放横琴新区内银行试行办理。 横琴管委会将推出多项措施，包括降低公司注册门坎、取消或放宽港澳投资者的股权比例限制等，以吸引港澳企业。横琴还将设立港澳管理机制，衔接港澳的服务业标准，促进三地服务业人员的资格互认。 随着“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加速，横琴将以香港经验为借鉴，发展人民币离岸结算业务中心，并积极推动区内展开人民币双向融资业务的跨境业务。 三、横琴自贸区发展金融的优势 1. 地区位置优势 横琴是珠海市146个海岛中最大的岛，面积86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的3倍。2004年，为适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要求，广东省提出将横琴设立为泛珠三角横琴经济合作区；2005年9月，为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广东省编制了《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2009年5月，广东省政府再次将修编后的《规划》上报国家发改委。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把横琴建设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的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2009年8月14日，国务院批准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 横琴新区作为全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与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比较起来，最大的特点是区位优势，即在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有别于其他新区的，就是“三个有利于”。 1. 有利于构建港珠澳紧密合作的新载体； 2. 有利于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和维护港澳地区的长期繁荣稳定； 3. 有利于共建珠澳国际都会区，这是横琴开发的重要意义所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5-06-18 面对现时的政改困局，各方的焦点是政改未通过之后，香港的政局应该如何走下去，以及该事件对其后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的冲击。 5月31日，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与泛民议员会面，并在会议中一再强调，香港的特首普选制度要将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死硬派”排除在外，泛民议员随即表示坚决反对。这样，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改革方案，在立法会中极有可能无法得到三分之二议员支持，从而被正式否决。早在此次会面之前，香港各界对是次会面已不抱期望，并认为是各自表达立场的一场“公关秀”。所以，面对现时的政改困局，各方的焦点，并非如何促成政改通过，而是政改未通过之后，香港的政局应该如何走下去，以及该事件对其后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的冲击。大型群众运动碎片化 民阵早前宣称，将在政改表决之日发动10万人围堵政总。此举明显是挟去年占中运动的余威，认为可以再次发起大型群众运动。不过，若我们小心分析，便会发现这种宣称可能是姿态多于实际，即使再有大型群众运动，也并非以一致行为冲击政府，而是进一步碎片化，基本会以“游击战”为主。 去年的占领运动，除了史无前例之外，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青年人对港府的不信任与距离，以及一种冲击公权力、以自我为中心和“没有总领袖”的新社会运动模式。这种模式由于没有组织性约制，所以“易聚、易散”，持久力成疑，极易过度消耗公民社会的力量。去年79日的占领，耗用民间对反对派的捐助以数百万元港元计；到12月初，街上的占领人数已不足数百。近期，学联在各高校丢掉半壁江山，便是占领运动式微的证明。 在前后不足半年的时间之内，公民社会的力量还处在调适过程中，根本就难以发起另一次大型占领运动。此外，政改表决之日与11月区议会选举时间间隔不足半年。反对派各政党现在正忙于重整旗鼓，备战年底以基层工作决胜负的区议会选举。若现在再栽进一场完全没有成效，又丢了地区根据地的运动，无疑就等同于政治自杀。 我们从民协冯检基自去年占领运动之后，极速把“饭盒会”召集人职务让予公民党梁家杰便可得知端倪。冯检基每天都在金钟与“学字堆”（学联及学民思潮）开会，完全放弃了深水埗丽阁选区的工作，而被建制派支持的谢晓虹逼到进亦忧、退亦忧之境。冯检基一直以地区工作扎实见称，他尚且如此，其他“口号第一”的反对派议员，又怎可能掉以轻心呢？所以，从政治利益考虑，即使反对派已有足够的实力，也会在稍后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区议会选举中，以保障现时仅有的100席区议员成果，而非提前在政改表决之时，便乱石投林，浪费资源。要知道香港主流民意的温度，是极难维持半年或以上的。 反对派“伞兵”参选恐昙花一现 反对派以固本为主，大型占领又未见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但我们仍需关注由占领运动衍生出来的空降“伞兵”在年底区议会选举中的意义。这群新人是以“被时代选中”、香港民主由我而起的姿态，参与年底的区议会选举的。从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政制发展，无论反对派，或是建制阵营，都理应如此。不过从实际的选举安排来看，这群热血有余的年青人，不但难以取得议席，更有可能拖了反对派后腿，昙花一现。 首先，在占领运动期间，他们没有在广场人潮高峰期，做好分区选民登记，只一味迷恋在广场的浪漫，而平白浪费了区议会选举中最关键的组织工作。若当时，他们能够以全港18区为蓝本，利用“社工复兴运动”及从事小区发展的社工进行分区组织，相信今天的力量将不容小觑。 其次，他们没有了解参与占领运动年青人的心态。年青人除了对香港民主发展有热切要求之外，同时亦存在着一种“好奇、好玩”的越轨行为心态，原因在于若非占领运动爆发，他们绝对不可能在合法情况下占据香港的交通枢纽要道。然而，这种心态并不代表他们有成熟的政治取向。若“伞兵”以这种群众基础去衡量区议会的参选胜算，结果将会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毕竟，4年任期的承诺，所付出的勇气与毅力，将远较79日的占领运动成本为高。 第三，“伞兵”对虚拟世界存在迷恋及过分信任。笔者曾与一些有意参与本年区议会选举的“伞兵”交流，发现他们有一条以脸书上的“赞好”数字来推算得票率的公式。这明显与我们传统上以“人盯人”策略为主的拉票方式大为不同，可信度亦低，原因是脸书上的“赞好”，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即使“赞好”过千，也难以推论是集中在那一个选区当中。 第四，在分区部署上，“伞兵”们没有做好分析。在资源匮乏、时间不足情况下，应集中力量攻坚，或以“联防”的方式，让选民有推陈出新的爆炸性感觉。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大埔区的民主党党团。民主党在最高峰时拥有三分之一的议席，有能力在区议会主席的选任上左右大局，可如今却只剩下一席，而脱胎自民主党的新民主同盟（怡富选区任启邦、富明新选区关永业）却一直守得固若金汤。民建联内部评估需合最少5位区议员之力，才能有效动摇任、关二人。任、关二人的选区就在隔邻，他们就是以联防的策略，向选民“循环”提供服务，让选民误以为不断有新的地区服务出炉。 这种既省时、又省力的地区工作策略，“伞兵”们好像完全没有领悟，反而盲目地把“连任两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作为进击目标，于是便产生“东出一个、西出一个”的情况，根本就难以集中力量。即使稍有组织，例如“我们是未来计划”团体，只是相对集中力量在沙田区，也犯了不知彼、不知己的错误。 回想2011年区议会选举，人民力量大举派出46人参选，表面上追击民主党，实际上是在地区进行有系统整合，让参选人得票数集中在一个选区，多夺一席立法会议席。新界东的陈志全便是在此部署之下，成功跻身立法会。 相反“我们是未来计划”只因沙田区有多名公民力量议员多次连任而押宝，却没想过公民力量与新民党缔结联盟，在新民党强、公民力量弱的情况下，公民力量在沙田区是生死一战，绝对不是可选之区。相反，在民建联的根据地屯门区，有多名“连任两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议员不得民心，地方矛盾非常严重，即便是该区的建制派人士，对民建联议员亦有微言，如此缺乏支持及后防的选区，“我们是未来计划”却没有察觉。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伞兵”在香港的参政议政路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亦难以在2015区议会选举中取得议席。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积极建立与青年人有效沟通的渠道。要知道，从“思政筑觉”、“杏林觉醒”等新兴组织的名称及构成来看，当前青年人参政议政的组织模式，已经出现“非传统”的新常态。区议会选举对“伞兵”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这种新常态，配合全港性选举，例如超级区议会议席争夺，黄之锋之流极有可能乘势而起，所以这才是建制派工作的重点。 关于青年领袖的培养，鉴于去年占领运动的冲击，笔者认为他们最好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与社福界尤其是青年服务团体保持良好关系；第二，激进青年对其不要太过反感；第三，引用安子介先生的名言，“粉红色就好了，不要太红。”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6-10 缅甸将治理国家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一体化，在西方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这其实为北京提供了左右其内政与外交政策更强大的杠杆。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是缅甸政府在其民族国家建构的新阶段必需的依靠，这正是北京促使缅甸落实联邦制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资本。 【编者按：本文提纲挈领地梳理了近70年来缅甸国家建设的轨迹，并对中国应如何维护自己在缅利益提出建议。文章虽首发于2013年3月9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但其对中国外交策略的建议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还暗合中联部此次邀请昂山素季访华的思路。特此略作修改，以飨读者。】 近年来，除了继续改善对美关系之外，缅甸也在计划加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系，争取借助外资来发展缅甸经济。缅甸的外交转折波及中国西南边境安全、中缅油气管道建设以及中国企业在缅巨额投资，北京必须及时调整对缅政策，但切莫草木皆兵，自乱阵脚。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而缅甸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建设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只有厘清缅甸民族国家建构的脉络，中国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其外交政策的演变，从而作出合适的应对。 民族国家是一个能独立自主地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教育、文化等事务的政治行为主体，其合法性在于它能维护特定领土上认同感一致民族的利益。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民族则是主要基于种族区分的文化实体，两者在地缘上的重合形成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 民族国家成员的认同感既可来源于已在的共同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传统因素，也可来源于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推动的同化举措。后者成功的经典案例是法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在百年战争之后，法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王室努力通过政治高压制造同质单一的民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兰西民族是法国国家政权炮制出来的，这与民族主义思潮孕育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大相径庭。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基本上属于法国模式，不过迄今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反面教材。缅甸是全球最富民族多样性的国家之一，拥有缅、掸、孟、克伦、克钦等135个民族。1947年颁布的缅甸联邦首部宪法给予少数民族各邦高度自治的权力，并在第10条规定，各邦在独立10年后都有“脱离联邦的权利”。然而，吴努、奈温、苏貌、丹瑞等大缅族主义者无视比较符合国情的1947年宪法，强行实施“一个宗教、一种语言、一个种族”的“民族建构”政策，梦想打造一个民族特性同质化的单一制国家。这是缅甸长期以来深陷内战泥潭的根源。 我们可以将缅甸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底缅甸“反法西斯组织”成立，翁山出任其军事指挥，到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正式独立；第二阶段从建国到2008年2月9日军政府宣布将举办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随后直到现在的数年时间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标志是1947年缅甸本部与各少数民族在掸邦境内彬龙（Panglong）镇上签署的《彬龙协议》。它成为缅甸联邦首部宪法的基础。在1944年8月之前，缅甸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但是其范围和影响有限，声势远不如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翁山将军周旋于英国、日本和缅甸各派势力之间，最终目标是缅甸独立建国。为达此目的，翁山决定与少数民族势力妥协，通过确保地方高度自治的联邦制来实现缅甸的领土统一。毕竟，完整的领土是民族国家成立的最基本条件。 翁山将军的建国规划触犯了英国殖民当局的利益，也异于大缅族主义者的政治蓝图，导致他在1947年7月19日被吴素派别刺杀。缅甸在其身后进入民族国家建设的第二阶段。其间的历届政府，无论军人还是文官主政，都奉行大缅族主义，采用当年法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模式，通过专制、战争和强制同化政策来制造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高压来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标志是吴努政府在1961年宣布佛教为国教，和奈温（尼温）将军在1962年政变上台后废除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力的1947年宪法，全面推行集权统治。在军政府时期，大缅族主义者唯我独尊，独断专行, 非缅族完全失去自治权，被逼上梁山，不得不诉诸武力自保。 到了第三阶段，在内外交困的危局中，军人集团的部分领袖逐步认识到，当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途径已成为国民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福利的普惠，因此，他们改弦易辙，顺应世界潮流，采用经济手段来推进民族国家建设。登盛政府的策略是以半自治的民族政策笼络少数民族势力，以半开放的外交政策赢得西方支持，从而以新模式打造一个缅族主导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缅甸当前的制度转型完全由军人利益集团主导，军人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受到法律保护。新宪法规定国防军“享有独立处理所有与军队有关事务的权力”，并声称军队要“参与和担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 在民族事务上，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限制。新宪法第261条规定省、邦行政长官由总统任命，提交省、邦议会通过，并同时规定，“在不能举证说明不符合省、邦行政长官条件的情况下，省、邦议会无权否决总统提名的人选。”更让少数民族势力深感不满的的是，总统有权对省、邦机构进行改组。 在外交领域，缅甸对西方的妥协并不是全方位的。军人集团仍然刻意打压西方支持的翁山淑枝及其领导的“民盟”势力，对与西方的安全合作持深刻的怀疑态度，对西方长期实施的武器禁运愤愤不平。 缅甸与中国拉开距离是不现实的 缅甸开始积极寻求西方的投资，但是疏离中国这个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现实的。缅甸工业化程度不高，技术十分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其产品无法迅速进入高标准的西方市场，也很难在全球其他市场和本国市场上与外国商品抗衡。缅甸最可行的方案是把经济发展重点置于融入标准较低的东盟（亚细安）区域市场，而中国目前需要转移甚至淘汰的产能其实正契合缅甸的实际需求。 再者，从欧洲历史来看，铁路、公路、电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力促进国民经济一体化和民族融合，长期奉行计划经济的缅甸政府对此心知肚明。目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业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在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杂志发布的2012年度国际承包商225强排行榜上，52家中国公司入选，共完成海外工程营业额627.08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9.89%。 对经济落后的缅甸而言，价廉质优的中国工程企业依然是首选。密松水电站停工事件提醒中国企业要加强海外公关，但它本身不会影响到中缅经济关系的大局。...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6-09 香港出现的“占领运动”和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受到泛民主派的反对，令北京对香港是否会受“外部势力”干预倍感忧心。维护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公民都应尽的义务，凡属于中国公民的香港同胞，都应维护国家安全。 全国人大于5月7日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法》草案（简称“草案”），明确提到香港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这是香港出现“占领运动”和特区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后，中央对现行《国家安全法》提出的一次重大修订。 “草案”其中有两条提及香港，包括第11条所说的“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和第36条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草案”有关条款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 一、国家安全的范畴 现行的《国家安全法》是于1993年通过的，其制定的背景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时中央有感国家政权正受到威胁，因此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国家安全法》以保护其政权的稳定性。 现行的《国家安全法》第四条只列明五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1. 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2. 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3. 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 4. 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 5. 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 新的《国家安全法》将扩大国家安全的范畴，除了包括维护国家政权、主权和领土完整外，也将下列各项纳入范畴： 1. 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第17条） 2. 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第18条）...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程军 2015-06-08 已经延续超过20年的建制vs泛民的局面目前正在慢慢变化之中，政治光谱复杂化所导致的，将是市民选择的多样化。如果不希望看到香港从此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纠战之中，如何在泛民分化阶段就开始想象及重塑香港未来的政治格局，至关重要。 上周日（5月31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深圳与数十名香港立法会议员会面，就即将在立法会进行表决的政改方案进行交流。综合会后香港各界的反应，各方对方案获通过的期望值都不高。 包括港府官员在内的多名政界、学界人士近日纷纷表示，对政改方案通过不抱希望。深圳会面结束后，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即指出，他认为政改没有可能再转弯，方案通过的机会是零；周二，港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称，他认为政改获通过的机会渺茫；同一天，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亦称对政改通过感到悲观。 一旦政改方案不获通过，香港政治环境及政党博弈格局将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分析人士对此已多有论述，各方的基本共识之一，是泛民将继续分化。公民党主席、泛民饭盒会召集人梁家杰在深圳会面后也承认，“不会低估泛民在下次立法会选举中流失选票，甚至失去否决权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泛民受到的最大冲击之一，将是普通民众对其构建政治运动能力的怀疑。自90年代以来，泛民一直引领着香港的在野民主政治运动。期间虽出现过民主党的多次分裂，但因公民党等新兴力量的持续补充，泛民一系仍一直主导着与建制派抗衡、与港府乃至中央对话的地位，且有能力自下而上营造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舆论话语体系和社会氛围。 不过，一旦政改方案被否决，无论是当年的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还是民主党衰败后已与之形成并驾齐驱之势的公民党，都将面临民众的同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毕竟“双普选”是泛民一系努力了20年的目标，由于此次谈判博弈达不到最理想的结果，泛民不得不将亲自为这目标划上（至少是阶段性的）句号。换句话说，泛民自己设定的目标摆在眼前超过20年，但按照他们的策略，不但无法争取到，甚至还要“否定部分的自己”，那么民众凭什么会相信，在下一个5年、10年里，泛民提出的新目标是可行的呢？ 与由港同盟和汇点合并而成的民主党相比，由专业人士组建的公民党确实曾给香港民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党魁梁家杰更因曾与前特首曾荫权举行电视辩论而名声大噪。不过创党至今，除了在立法会议席上达致与民主党平起平坐的“地位”，公民党在策略上也没有明显的新意。那么民众同样可以追问，如果包括公民党在内的泛民一系继续采取与过往20年相似的策略，那它又为何能达致不一样的收获？网络上流传着一句据说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全天下最愚蠢的事就是，每天不断地重复做相同的事，却期待有一天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政治永远是讲究实力的游戏。泛民的尴尬之一，便在于他们一直没有实力得到最期待的，却又常常拒绝自己可以得到的。“一鸟在手胜过百鸟在林”，在坚决要保持“捆绑式”姿态的泛民身上，完全看不出他们能理解这来自西方古希腊的民间智慧。 上述质疑其实早已散见于各处，透过去年的“占中运动”和近两年每逢6月的维园—尖沙咀纪念/反纪念活动，更多冲击正清楚地显现出来：由于不相信泛民的能力，学联（与公民党关系密切）8家香港专上学院成员中的一半已经宣布退出；由于不认同泛民的策略，行动更为激进的年轻政治团体正纷纷冒起，并在“占中”和“反水客”事件中不时成为主导现场和场外舆论的主角。更应引起泛民忧心的是，在部分以“本土”为旗号的新兴政治力量背后，一整套政治运动乃至政治文化的话语体系正在被逐渐梳理、构建出来。在这套政治理念的支持下，作为“过去20年运动”的领导者（和失败者），泛民的资源遭到侵蚀已不可避免。 （从深圳会面之后的情况看，公民党在泛民内部的角色似乎越来越重要，梁家杰周日当天更代表泛民面对记者，做出表态。然而——如前所述——受其成员自身性质的限制和策略上匮乏的影响，公民党在后政改时代的走势无法令人看高一线。） 政改方案投票尚未开始，负责投票的人却纷纷表示已看到了结果，不过他们中间始终无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政改的香港将向何处去？ 有声音说，如果方案通不过，港府正好可以暂时搁置这类争议大的问题，集中精力关注经济、民生问题。不过问题是，在政改问题还未导致两方阵营最后撕裂的时候，涉及香港未来产业战略的事务都无法顺利推行。那么是出于何种假设，会让人有幻觉说政改方案不过反而可以令社会专心于经济、民生？ 举例而言，曾被坊间认为是温和泛民、有可能“被撬票”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在深圳会面后曾表示，如果中央此次表态意味着要把政改“袋一世”，那他就会“反一世”。 而正是同一个莫议员，曾在几个月前为梁振英政府所提议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奔走呼吁，动员科技界的游说力量，企图说服在立法会“阻击”港府的泛民强硬派暂时停手，以求创新及科技局得以成立，为香港互联网和科技产业奠定重要基础。可惜，由于泛民系部分议员的“拉布”行为，创新及科技局最终未能获得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拨款。 由创新及科技局事件上不难推断，否决政改方案后，在大目标上失去方向甚至民意的泛民，很有可能会在各种小目标上频频阻挠港府，以显示自己没有放弃斗争。也正因此，香港的政局——一如刘兆佳所言——将进入一段“不稳定”时期，其间，政治力量将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并形成新的博弈格局。 由此我们建议，首先，中央政府与港府应及时了解新兴政治力量的诉求，把握其运动的特点，并建立可持续的沟通渠道。政治从来都是博弈游戏，为避免因误会而产生的“双输”或“多输”，很有必要及早形成可靠的对话渠道。 其次，泛民的分化过程值得密切关注。已经延续超过20年的建制vs泛民的局面目前正在慢慢变化之中，政治光谱复杂化所导致的，将是市民选择的多样化。不过有一点不难预测，泛民争取不到的结果，激进一系更没有机会得到，但如果不希望看到香港从此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力量纠战之中，如何在泛民分化阶段就开始想象及重塑香港未来的政治格局，至关重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香港大多数温和的市民和选民，应采取何种方式，重新思考香港过去半世纪取得辉煌成绩的成功之道，并用不仅限于政治的方式，规划和动手打造香港的将来。我们预期，作为新兴激进政治力量的对照物，民间有可能（也有需要）出现新的坚持中间路线的政治力量。这一力量既可以吸取泛民的失败经验，又可以制衡激进的呼声，对于普遍厌恶暴力和偏保守的香港市民来说，新兴中间力量将有可能成为他们在激进派之外的新选择。 过去30年里，香港从曾经的“政治冷漠却明珠闪耀东方”慢慢变成“政治燥热却始终一无所获”，其中蕴含了无数值得回味的故事。而“占中”和“政改”给香港带来的，也是自“67暴动”以来最强烈的冲击，是社会和民心的种种撕裂。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恰恰是在“67暴动”那个动荡年代之后，痛定思痛的港英政府和社会各界才能逐步达成共识，并借二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大势，走上腾飞之路。 又有谁能否认，香港此次不是站在下一个飞跃前的十字路口呢？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6-05 中央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显示，中央治港路线正开始变得强硬。白皮书更将“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和“特首需爱国爱港”写入其中。 5月31日中央官员在深圳与香港立法会议员会面后，明确表明政改方案不会有退让空间，人大8.31决定对香港政改长期有效，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 中央表明不让激进人士当特首，就算是选上了，中央也不会委任。香港政改表决在即，泛民（泛民主派）应如何自处？ 一、中央立场明确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于5月31日在深圳与香港立法会议员会面，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问题沟通，交换意见。王光亚表明： 1. 中央将坚定不移，诚心诚意地支持香港在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无论遇到多大阻力，中央政府都会为此作出最大努力。 2. 中央愿意与包括泛民主派（泛民）在内的香港各界人士就普选问题进行广泛沟通，在基本法和人大8.31决定的基础上，凝聚共识，从而共同推动香港民主依法有序发展。 3. 在实现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立法会议员角色关键。中央真诚希望全体立法会议员以香港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依归，顺应民意。李飞以法律角度分析： 1. 基本法对于行政长官普选有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8.31决定。 2. 民间提出的“白票守尾门”（当空白票过多时，选举无效）、提名委员会“公司票”改成“个人票”等方案，皆不可行。张晓明向泛民提出： 1. 有部分议员在普选法案的投票上处于“两难”境地，作出决定的关键，就看怎么权衡“利害得失”。 2. 议员在普选法案投票，应考虑香港的主流民意、议席得失、对立法会普选的关联影响、对经济民生的影响、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方面。 二、港泛民应如何自处？ 普选方案将定于6月17日提交立法会大会辩论。方案目前并无修订，将以决议案形式交予立法会表决。在辩论期间，每个议员只可作一次15分钟的发言，而且也不能提出修正案。预计方案于18日表决。...
人民币国际化评析（二） 天大研究院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5-06-01 一、引言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进，境外的人民币衍生产品也逐步发展。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于2012年9月17日在香港交易所（港交所）正式推出了人民币货币期货，为人民币全面国际化走出历史性的一步。这是全球首只美元对人民币可交收的货币期货合约。 1996年，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了满足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的需要，自发产生了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这个是人民币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市场，交易品种只限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on-Deliverable Forward，简称NDF），NDF交易主要在一些国际商业银行之间进行。 2006年3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简称CME）签署合作协议，2006年8月28日CME推出了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和期货期权合约。这是继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人民币场外NDF之后的第一个场内人民币NDF标准合约。 2012年9月17日香港交易所正式推出人民币货币期货，让投资者进行汇率对冲，在合约到期日时以本金交收，更方便有商贸往来的公司进行货币支付的管理，也可让不同投资者和商人进行人民币外汇风险管理。离岸人民币期货有助促进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发展，也是外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份和避险的重要交易工具；投资银行可用此工具作出相应的对冲以规避汇率风险，通过人民币期货、掉期等其他产品，进行汇率及利率套期以进行保值等风险控制的活动。 港交所正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可拓展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及广度。基于此，本文探讨人民币期货在香港的推行状况及主要发展的障碍。 二、离岸人民币期货主要市场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人民币货币衍生品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美国芝加哥交易所已经看到了人民币货币衍生品的机会，并相继推出以人民币为交易标的的衍生品。而新加坡交易所也于2014年10月20日正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合约，并在上市首日受到了热捧，这证明离岸人民币期货市场正逐渐扩大。 离岸人民币期货推出后，将取代不交收人民币远期合约，成为离岸人民币定价的权威工具，未来市场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可以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来反映。 2.1 芝商所（CME）人民币期货市场 CME于2006年8月推出人民币兑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合约，于2013年2月又推出了以离岸人民币汇率为标的的人民币期货。由于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主导地位，离岸人民币期货都是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标的。 CME的离岸人民币期货(USD/CNH)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标准合约，合约面值为10万美元；另一种为小合约，合约面值为1万美元。保证金方面，对于将要到期的近月合约，标准合约为13,750元，小合约则要1,375元；对于远月合约，标准合约为18,430元，小合约需要1,843元。保证金约为合约面值的2%，而杠杆比率则接近50倍。 由于外汇管制的原因，CME的离岸人民币期货是采取实物交割的方式进行交易。在交割日，CME在岸人民币期货采用现金交割制度。多空双方只需要交换相应的美元差额，而不涉及真正的人民币交换。 2.2 港交所（HKEx）人民币期货市场 2012年9月17日，HKEx正式推出了人民币货币期货——美元兑人民币(USD/离岸人民币CNH)。这是全球首只美元对人民币可交收的货币期货合约。目前全球市场中既有海外市场中的人民币外汇期货期权产品，有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DF)，更有国内银行间远期市场及柜台远期结售汇市场的存在。 HKEx推出的人民币货币期货比较贴合市场需求，对于相关金融机构及个人投资者有较强的适用性。每张合约价值10万美元，只需支付1.24%的保证金，即每张合约保证金约为8,000元人民币；合约的保证金、结算交易费用均会以人民币计价。根据香港金管局的统计，在2010年人民币国际化刚起步时，中国香港地区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只有630亿元人民币，而到2014年底，该资金池已超过11,5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14年12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环比增加3%，同比增加17%，至10,035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其中人民币活期存款余额为1,769亿元，人民币定期存款余额为8,26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