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景烈 2015-05-19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应该在维持高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两年来的经济下滑如果长期延续，后果将是工业凋敝，收入增长放缓，就业不稳，中国将重蹈拉美化覆辙。 本月中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经济大势，保持调控定力，坚持底线思维，按照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为充分领会此次会议显示的方向性信息，我们有必要了解两年多来经济政策的走向，深入辨析目前流行的舆论意见，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中央经济政策呈现执中特点 从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的经济决策总体上带有折中主义或谨慎的特点。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到2014年5月28日，决策层同时又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下面两个方面，这一特点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国企改革谨慎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当时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并没有如何避免国资流失的相应内容。不过几个月后，习近平在2014年的“两会”上强调不许出现国资流失的情况。他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国资委对于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比较谨慎，没有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而是要求先试点再推广。2014年7月中旬，国资委正式宣布选择六家央企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决定》提到了国企领导人的股权激励方案，因为涉及到国资流失，国资委在这方面至今也没有出台具体细则，媒体报道说该细则可能会在2015年初出台。 其二，在“降速提质”方面，官方也比较谨慎。现在官方提出的“新常态”，就是折中主义的典型表述，一面说赞同降低速度，由高速换档到中高速，容忍“阵痛”，但一面又强调不能降得太多太快。 2013年6月底，央行未按惯例放钱，令银行措手不及，出现了一次“钱荒”，一时间人心惶惶。好在政府停止了不作为，出手“稳增长”，令2013年避开了危机的爆发。尽管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在2013年7、8月份爆发，但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成功地制造了弥漫朝野的“危机舆论”，对官方的经济决策的方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问题是当危机确实逼近时，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2013年上半年经济下滑较严重，让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运行发挥自动调节作用的思路有所调整，政府更为重视宏观调控，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4年上半年经济下滑更为明显，依靠改革红利来拉动经济的思路也有所丰富，政府重新拿出传统办法，通过大幅提高铁路、农田水利、港口、城市基建等领域的投资来拉动经济。 今年增速跌破7.5%已成定局。一个解释是，降低速度是必需的，有利于产业升级及结构调整。从历史来看，速度下降质量却提升、速度下降就业却上升、速度下降收入却上升的情况，其它国家成功的案例不多。 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企图在速度下降之时仍能提升质量、提高就业和提高收入，难度较大。其一，在放权与扩大私企投资领域的刺激之下，私企的投资并没有明显上升。企业要投资，就必须有利润可赚，经济形势预期就要上升，现在经济下滑严重，利润空间压缩，加大投资的动力不足。其二，创业也是如此，经济形势好，才有钱可赚，大家才敢投资创业；形势若不好，创业成功率就低，甚至不敢创业。正如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其三，对小微企业最大的帮助，是经济繁荣、保持高增长率以及较低的利率。降低经济速度，让企业陷入困难，也就很难为中小企业解困；制造钱荒，让银行放贷困难，同时维持高利率，不仅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也不堪重负，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也就很难得到缓解。 总的来看，经济调整是痛苦的事，这种痛苦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尽量缩短持续时间。 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亟待厘清的几个问题 就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时候，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度GDP数字显示，美国经济7至9月份以5%的年增速增长。个别美国经济学家盼望美国高速增长，跑到中国来却说低增长是好事情。中国决策者对各种理论说法需要抱有必要的怀疑，并根据现状做审慎分析。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亟需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作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一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包括质量），这是近年来经济工作实践所证明的。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应该在维持高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企图在低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难度较大。两年来的经济下滑如果长期延续，后果将是工业凋敝，收入增长放缓，就业不稳，中国将重蹈拉美化覆辙。 第二，不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可能导致经济休克。对这一点，不仅政府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认识，中国知识界也没能将这一问题争辩得太清楚，因此不能苛责政府。在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定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紧跟着就指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可见，“稳增长”与“调结构”被视为相对立的两个目标。 “调结构”这个筐，什么都能装。不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并不是好的调结构；更具体而言，调结构应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标准，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调结构，都不是好的调结构。比如，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为方向的调结构，实际上未必一定是产业升级，也可能是产业降级，因为第三产业未必比工业高端，否则美国政府近年来也不至于试图推动部分制造业的复兴。对我国经济工作来说，最为可取且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是促进稳增长的调结构。 第三，国企改革的几个理论误区有待澄清。近期，一些主张私有化的学者再次纷纷抱怨一年来国企改革陷入了僵局。例如，“现在国企改革很难，阻力来自于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体。”又如，“在过去一年，产生了强大的改革阻力……改革陷入了进展迟缓的僵局。”这些学者的抱怨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两会”上的警告，“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并非无的放矢。 关于国企改革，运动式的私有化是错误的，既无经济合理性，也无政治合理性；国企去行政化、党管干部变为职业经理人制、股权激励等所谓改革措施，未必有利于优化企业管理，也未必有利于政府对资源的掌控。这些问题都亟待梳理和澄清。 （本文原载于2014年12月《天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