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东宾 2015-05-28 土地金融创新组合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土地经营权为支点，撬动农民各类资产和农村物权的金融权能，促进资产变资本，让金融创新惠及更多农户。组合模式下，制度创新与机制设计更加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等权能，为破解农村金融有效抵押品不足难题打开新的政策空间。2014年11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三权分置”为核心的第二次土地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就此做了32字的总结：“三权分置、确权登记、有序流转、适度规模、家庭基础、农民自愿、农地农用、鼓励种粮。”这些重大改革将推动土地金融进入农村金融创新的主流领域。然而实践中发现，“就土地论土地”的金融创新还不足以有效支撑金融需求，现实要求结合其它农村物权以及增信方式，形成组合模式，开展基于农村土地的综合性金融创新。 组合模式诸领域 （一）产业链组合。土地金融要探索产业化链上下游间的纵向组合模式，对产业化程度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供应链金融服务。可按照这一思路，采取新型经营主体为农户提供担保、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反担保的方式，将土地金融与供应链金融有机结合。 （二）经营主体组合。土地金融要促进农业经营主体的横向组合，做活“联保”、“互保”的实现形式，进一步激活土地经营权的担保权能。目前的联保大多是以三户或五户为单位，采用信用联保方式，很容易出现信用风险“传染”，形成集体连片违约，实际效果很不理想。可探索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组成标的资产池，凭此进行农户“联保”、“互保”，与已有的信用联保方式相结合，实现额度增信。 （三）农村物权组合。土地金融要推动各类型农村物权之间的组合。许多地方单就土地论土地，忽略了实际田间设施投入，以“裸地”核定贷款额度，自然脱离了产业与生产实际。很多地区的创新试点已经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单权抵押”延伸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草场权、滩涂养殖权等，“多权合一”的组合创新时机已经相对成熟。 （四）涉农政策组合。土地金融要探索与涉农补贴、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涉农政策之间的组合模式。近期，中国农业银行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意见》，就是银行金融创新与政府财政政策组合的范例。农业银行出台的《意见》针对整体性金融支持与金融创新安排，政府出台的政策更多地代表着财政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产业扶贫已成为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重要政策抓手，但仍有部分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农户难以承担个人自筹部分，需要金融机构支持。在此情况下，可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涉农（扶贫）补贴”模式，既可解决低收入农户的缺额资金需求，又可以提高扶贫精准性，从而让更多农民享受到优惠政策。 （五）农业保险组合。土地金融创新还要特别注重发挥保险的作用，探索“金融+保险”组合模式。可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保单”组合模式，发挥“金融+保险”协同作用，有效防范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等。 再造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组合模式可产生协同效应，但复杂性随之提高，这就要求风险甄别、风险管理与防范措施的配套建设。当前的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已经落后于实践发展，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户的信用风险悖论问题，即农民勤劳踏实，信用风险反而高，这是因为只要第一还款来源产生问题，即归入农民的信用风险。这样一来，所有风险最终表现为农户的信用风险。 根据当前“三农”实际，可探索建设依“责任主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原则的风险管理体系，一旦发生风险，依风险类别对应不同的主体责任次序。若发生自然风险，则保险公司的保单赔付为第一责任；对于经营风险，农户为第一责任人；因农户信息不准确导致信用风险时，承担担保责任的新型经营主体承担第一责任。这样的原则下，风险不是被简单地归并到农民身上，而是分解厘清风险来源与特点，并与不同的责任主体相对应。 具体而言，自然风险与保险机构保单对应，补贴到位风险与政府机构对应，信用风险与新型经营主体对应，经营风险与农户对应，市场风险与订单对应等等，组合模式涉及的各主体依市场角色各自对应不同的风险处置责任。这样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保单及时赔付，政策补贴及时到位，市场订单按合约执行，帮助农民综合管理各类风险。 政策建议 组合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土地经营权为支点，撬动农民各类资产和农村物权的金融权能，促进资产变资本，让金融创新惠及更多农户。组合模式下，制度创新与机制设计更加重要，应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一）承包权与经营权之间建立风险防火墙。新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原则是“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后，金融权能进入“经营权”权利束，这意味着土地金融创新应限定在“经营权”范畴，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金融创新，首要原则是金融风险不能转嫁或波及到“承包权”。这样的金融创新才符合“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政策要求。 （二）土地金融创新应放入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范畴考量。与土地制度改革相对应，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众所周知，家庭经营农户生产技术强、诚信程度高但抗风险能力相对薄弱，是农村金融“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群体，因而也是农村普惠金融建设指向的主要对象。 （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要促进各主体的平等诚信。基于“风险类别与责任主体相匹配”原则的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有利于形成产业链上的“风险和利益”共同体，并且可以真正更有效地分解出农户的信用风险，从而更有利于保护位于产业链末端的普通农户，因而这种创新机制将导向更加公平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 （四）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金融创新开始进入大型金融机构的视野，成为农村金融创新的主要领域之一。今年8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成为全国第一家在总行层面推行该类型贷款的大型商业银行。 （五）发挥好“一平台、一基金”的作用。各地的试点中普遍构建了“一平台、一基金”作为保障措施，即土地融资服务平台（政策性担保平台）和财政出资建立的风险补偿基金。商业性担保职能侧重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性担保职能侧重家庭经营农户和普通农户，风险补偿基金则侧重中低收入农户特别是困难农户。
Month: May 2015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景烈 2015-05-19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应该在维持高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两年来的经济下滑如果长期延续，后果将是工业凋敝，收入增长放缓，就业不稳，中国将重蹈拉美化覆辙。 本月中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经济大势，保持调控定力，坚持底线思维，按照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为充分领会此次会议显示的方向性信息，我们有必要了解两年多来经济政策的走向，深入辨析目前流行的舆论意见，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中央经济政策呈现执中特点 从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的经济决策总体上带有折中主义或谨慎的特点。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到2014年5月28日，决策层同时又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下面两个方面，这一特点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国企改革谨慎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当时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并没有如何避免国资流失的相应内容。不过几个月后，习近平在2014年的“两会”上强调不许出现国资流失的情况。他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国资委对于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比较谨慎，没有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而是要求先试点再推广。2014年7月中旬，国资委正式宣布选择六家央企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决定》提到了国企领导人的股权激励方案，因为涉及到国资流失，国资委在这方面至今也没有出台具体细则，媒体报道说该细则可能会在2015年初出台。 其二，在“降速提质”方面，官方也比较谨慎。现在官方提出的“新常态”，就是折中主义的典型表述，一面说赞同降低速度，由高速换档到中高速，容忍“阵痛”，但一面又强调不能降得太多太快。 2013年6月底，央行未按惯例放钱，令银行措手不及，出现了一次“钱荒”，一时间人心惶惶。好在政府停止了不作为，出手“稳增长”，令2013年避开了危机的爆发。尽管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在2013年7、8月份爆发，但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成功地制造了弥漫朝野的“危机舆论”，对官方的经济决策的方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问题是当危机确实逼近时，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2013年上半年经济下滑较严重，让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运行发挥自动调节作用的思路有所调整，政府更为重视宏观调控，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4年上半年经济下滑更为明显，依靠改革红利来拉动经济的思路也有所丰富，政府重新拿出传统办法，通过大幅提高铁路、农田水利、港口、城市基建等领域的投资来拉动经济。 今年增速跌破7.5%已成定局。一个解释是，降低速度是必需的，有利于产业升级及结构调整。从历史来看，速度下降质量却提升、速度下降就业却上升、速度下降收入却上升的情况，其它国家成功的案例不多。 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企图在速度下降之时仍能提升质量、提高就业和提高收入，难度较大。其一，在放权与扩大私企投资领域的刺激之下，私企的投资并没有明显上升。企业要投资，就必须有利润可赚，经济形势预期就要上升，现在经济下滑严重，利润空间压缩，加大投资的动力不足。其二，创业也是如此，经济形势好，才有钱可赚，大家才敢投资创业；形势若不好，创业成功率就低，甚至不敢创业。正如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其三，对小微企业最大的帮助，是经济繁荣、保持高增长率以及较低的利率。降低经济速度，让企业陷入困难，也就很难为中小企业解困；制造钱荒，让银行放贷困难，同时维持高利率，不仅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也不堪重负，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也就很难得到缓解。 总的来看，经济调整是痛苦的事，这种痛苦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尽量缩短持续时间。 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亟待厘清的几个问题 就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时候，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度GDP数字显示，美国经济7至9月份以5%的年增速增长。个别美国经济学家盼望美国高速增长，跑到中国来却说低增长是好事情。中国决策者对各种理论说法需要抱有必要的怀疑，并根据现状做审慎分析。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亟需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作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一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包括质量），这是近年来经济工作实践所证明的。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应该在维持高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企图在低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难度较大。两年来的经济下滑如果长期延续，后果将是工业凋敝，收入增长放缓，就业不稳，中国将重蹈拉美化覆辙。 第二，不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可能导致经济休克。对这一点，不仅政府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认识，中国知识界也没能将这一问题争辩得太清楚，因此不能苛责政府。在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定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紧跟着就指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可见，“稳增长”与“调结构”被视为相对立的两个目标。 “调结构”这个筐，什么都能装。不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并不是好的调结构；更具体而言，调结构应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标准，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调结构，都不是好的调结构。比如，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为方向的调结构，实际上未必一定是产业升级，也可能是产业降级，因为第三产业未必比工业高端，否则美国政府近年来也不至于试图推动部分制造业的复兴。对我国经济工作来说，最为可取且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是促进稳增长的调结构。 第三，国企改革的几个理论误区有待澄清。近期，一些主张私有化的学者再次纷纷抱怨一年来国企改革陷入了僵局。例如，“现在国企改革很难，阻力来自于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体。”又如，“在过去一年，产生了强大的改革阻力……改革陷入了进展迟缓的僵局。”这些学者的抱怨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两会”上的警告，“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并非无的放矢。 关于国企改革，运动式的私有化是错误的，既无经济合理性，也无政治合理性；国企去行政化、党管干部变为职业经理人制、股权激励等所谓改革措施，未必有利于优化企业管理，也未必有利于政府对资源的掌控。这些问题都亟待梳理和澄清。 （本文原载于2014年12月《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和谊 2015-05-14 王岐山强调传统文化，是要从中寻求那些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所共有的价值理念，那些现代化的DNA。而同时，王岐山也明确强调，中国追求的现代化是要有中国特色的。 4月23日，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弗朗西斯·福山、青木昌彦、德地立人三位学者与企业家，进行了一场看似天马行空实则透露了不少这届政府重要治国理念的谈话。现摘录其中重要的几段并试作解读。王岐山：你讲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优秀的DNA要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优秀的DNA中国文化中就有。中国在多民族的遗传中有变异。中华民族更要吸收西方文化的好东西，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东西都要吸收。解读：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回归传统与本族文化的保守主义信号释放得相当明显了，这种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孔孟之道”中寻找现代文明的DNA肯定会让一些“儒宪”派焕发活力。虽然“儒宪”派前景如何目前还没人清楚，，但笔者大体认同王岐山一边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一边发掘传统文化优秀一面的提法。 王岐山提到孔子、孟子、王阳明，都是值得研究的。例如说孟子吧，我们随口可以朗诵出的一些名言，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再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儒家已然从孔子时期主要是侧重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步跨越到试图规范国家与人、人权与主权的政治领域，弘扬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实在是必要的。不过切忌沉渣泛滥，优秀不彰，反而让腐朽的东西卷土重来。 王岐山：美国搞宪法的人很聪明，首先把自己的利益确定好了，所有原罪的人释放了，后来把穷人拿进来，再慢慢地把妇女，最后把黑人拿进来，建国二百年后选举权给了黑人。现在反过来要求它国复制……美国的特点怎么复制？解读：王岐山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关于当今一些尚未转型的国家追求民主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优势是人家在河上搭好了桥，甚至把各种民主模式都开发出来了，你不用再浴血奋战发明一个（英法美三个原发民主国家都经过战争和杀戮才建立起民主制度）；劣势是你只能复制人家民主制度这个“结果”，却懒得且也无法复制它国制度那百年甚至千年的“演进过程”，而如没有这过程，也未必能有人家目前这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这就使得很多复制“结果”的国家，往往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 王岐山这点是很清醒的，一个国家——更不用说庞大如中国——追求的现代化制度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如果脱离中国的传统与文化，势必有如“走悬崖陡壁”。不过正如王岐山所说，“搞美国宪法的人很聪明”，既保护好了自己的利益，又搞定了一个稳定和谐的国家，那么，中国搞宪法的人是否也有这样的聪明才智、能助力执政者既保护好利益、又能逐步完成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呢？ 王岐山：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但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例子，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解读：岐山同志主导的“打虎拍蝇”反腐如“刮骨疗毒”，而现实中唯一一起给自己动刀子的就是这位割阑尾的俄国医生。目前中国的腐败之严重肯定已不是无关痛痒的“阑尾”，更像肿瘤，是癌症，如何给自己下这个手呢？中国文化传统里显然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腐败如果无法最终得到解决，其它的很多事情谈起来，未免也会大打折扣。不过即便如此，岐山书记此处也是对反腐艰难流露出真情。这种事情大家都清楚，如果一味信誓旦旦，恐怕反而并不是好事。王岐山：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特色。（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行……（因为）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其实中国都有，如何把其中好的东西发扬光大。（中国同世界）最基本的价值是一样的，不然我们怎么谈呢？解读：王岐山明确表示中国同世界各优秀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是一样的，这说明世界还是存在“共同的价值”，即在不同国家都适用的一些价值理念。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于王岐山的讲话，如果只是匆匆看过一遍，很多人有可能会得出“中国要退回到传统中去寻求安慰、探找未来”的观点，但实际上，王岐山强调传统文化，是要从中寻求那些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所共有的价值理念，那些现代化的DNA，而不是缩回到传统中去的对抗现代化的DNA。当然，王岐山强调中国追求的现代化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例如司法就是党领导下的。对外国专家说这话，也是明确释放出“不要再说三道四”的信号了。王岐山：我认为搞研究首先要有微观基础，有微观才能升华到宏观层面，有了大量的微观研究功底才能真正搞宏观。解读：特别选出这一句，是因为深有感触。中国目前搞研究的，包括习总号召建立新型智库，需要大量合格的研究人员，而中国的研究人员与基层实干家脱节的现象非常严重，一些参与实际工作的、掌握微观情况的人员基本不懂得研究，而研究人员又常常是从学校到研究所，对基层与微观都一知半解。看一下美国智库里挤满了从政府部门与各行各业通过“旋转门”过来的微观、宏观通吃的人才就会发现，中国今后的研究人员确实要有“仰望星空”的宏才大略，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现实经验。这句话也表明了这届政府今后用人的大致框框，就是要有理论水平，更要有基层实干的经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5-05-11 在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过程中，要深入研究和遵循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规律，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应中国国际定位和国内期待的话语权建设途径。 国家间竞争是全方位的，当前话语权的竞争日益突出。话语权不仅是表达的权力，还是国际事务中引领舆论、设定议程、构建共识的能力。与物质层面的权力相比，话语权具有柔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点。然而，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具政治和文化独特性的国家，要掌握国际话语权，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APEC会议的成功尝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表明了最高决策者对于国际话语权的高度重视。在一系列举措中，最近刚结束的APEC会议无疑是中国综合运用国际话语权的一次成功探索，全面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充分发挥会议主办国的优势，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丰富国际社会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和选择。据统计，在APEC成员经济体提出的100多项合作倡议中，其中50多项是中方提出的，并且得到了各方支持。 第二，依托中国的发展成就，为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办法。许多国际热点难点问题受制于各方观念或利益的冲突、资源的限制，难以解决，中国提供的方法不仅超越意识形态，而且愿意先行先试，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积极推动互联互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拿出400亿美元创建丝路基金。 第三，创造性地将全球性问题与中国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关注的主要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引领国际社会关注、分享中国经验。比如，中国在会议上首次倡导开展全球价值链、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这些新领域的合作；发表《北京反腐败宣言》，积极倡导反腐败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平台，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自己所做的探索努力和取得的经验。 第四，通过这次会议，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在体育赛会之外的组织协调能力，尤其是组织和引导国际政治经济会议、推动多边谈判方面的能力，显示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国际维度。 国际话语权建设正反侧重点 本次会议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外交遗产，值得进一步分析总结。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而言，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要树立全球意识。国际话语权不是针对个别国家的，而是面向整个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处于激烈分化和变化时期，多元化和力量重组趋势明显。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依然掌握着话语权优势，但是西方社会内部也在发生着分化，欧洲国家与美国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话语权更加重视，并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乃至冲突。因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变化，不能只关注西方社会，尤其是不能只考虑美国的接受和认可，还要综合权衡国际社会中不同利益方的关注点，通过提出创造性方案，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在打造国际共识中发挥主动作用。 其次，要处理好国家主导的话语与社会表达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有强烈的国家主导色彩，有助于提高话语权建设的一致性，并在短时间内形成集中表达的效果，提高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不过，国家主导的话语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与国际社会的接受习惯不匹配，二是话语表达形式程式化过强，难以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活力。因此，要在发挥国家主导话语体系建设优势的同时，还要为国内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事务创造条件和机会，实现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的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奏响和音。要做到这点，一方面要改进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建设，从社会创造的鲜活话语中汲取营养，缩小国家与社会在话语表达上的差距，消弭二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在双边、多边外交中，搭建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平台和机制，增强中国社会的话语权。 第三，要重视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治国理政经验的系统总结，加以“普世化”。中国近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我们的改革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其中的许多经验，也具有普适性，可供其它国家参考借鉴。例如，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中国在包括APEC会议在内的多个重要场合，倡议大力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并得到广泛赞同和实质化落实的原因。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就是一个可以“普世化”的经验。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将“中国特色”极端化为“中国例外论”，给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套上枷锁，并把自己疏离甚至对立于国际社会。只有系统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将其抽象化、理论化，才能使对国际社会的说服，从简单地举例子提升到理性思考对话的层次。 第四，要善于利用多边机制。中国是一个边界邻国众多的大国，并且长期以来坚持不结盟的外交立场。双边外交是中国解决许多国际问题的主要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必须看到，随着许多问题涉及多个国家，多边外交活动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多边外交活动除了要依靠现有的国际组织之外，还需要不断搭建新的多边交流平台，创建新的国际组织。在这点上，大部分国家实际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充分利用自己经济实力的提升，加强与各国联系的紧密度，我们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APEC会议、G20峰会落户中国就说明了这点。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利用多边机制，来协调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在多边关系中团结和凝聚更多的力量，通过有效解决国际热点难点问题，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第五，要重视国际话语权的文本支撑。增强话语权也是一种文化建设，需要加强中国文化产品对外翻译和传播的工作。目前进行的国家对外传播工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翻译成果形式多样，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了媒介和载体，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对外翻译缺乏统筹规划，内容和语种的配置不平衡，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重视不够；二是重要官方文件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文本，而一些文件的翻译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制约了中国国际形象透明度的提升，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政策和治理方式的全面理解。 在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过程中，应该警惕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用“内宣”的思维来思考、规划和评价对外传播。执政党积累了丰富的对内宣传经验，并且掌握着大量的渠道和机制，也容易发动宣传动员，形成一致的舆论局面，但是在对外传播时候，切忌过度强调一致性、正式化、单向性以及高频率，应该有更强的受众意识、分众传播意识和互动意识。二是追求政绩的思维。话语权建设不同于经济工作，需要财政的投入，也需要时间的积累，不能急躁冒进，搞“大跃进”、“形象工程”，那样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要深入研究和遵循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规律，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应中国国际定位和国内期待的话语权建设途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洪雯 2015-05-07 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其目标不能仅仅是帮助香港企业获得内地的市场和相对低廉的生产腹地。策略上，还应该通过帮助企业获得内地更大的市场，来推动香港本土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多元化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商务部近日就基本实现广东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签署了协议。这意味着香港服务业将获取巨大的发展空间。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香港目前并未能培育起新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作为核心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对香港可能是双刃剑，特区政府需在发展策略和政策上有所部署。 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服务业就已开始进入内地。不过，当时制造业是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主体，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消费性服务业，如酒店、飞机餐饮服务等。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市场体制、人才和营商环境的要求较高，而内地服务业发展程度低、市场不开放、体制不完善，香港本土和外资服务业企业往往以香港为基地，离岸为进入内地的港企及亚洲区域提供服务，香港因此成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枢纽。 随着服务业跨境转移和价值链重组的国际趋势，以及内地整体经济发展及营商环境的提升，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入不断增加。上世纪90年代，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资开始扩展到电力、集装箱码头、物流服务、房地产及相关服务、商贸零售等多种行业。近十多年，随着香港回归、CEPA的签署，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资进入加速期，占香港在内地投资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估计目前已达40%左右。 服务业进入内地可能产生四种效应 产业的移出，对企业和整体经济两个层面的影响可以非常不同，甚至效果相反。企业无疑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但对整体经济而言却是利弊共存。香港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可能为香港整体经济带来四种不同效应： 第一,“扩大”效应。对香港而言，理想状态是香港企业进入内地，在内地接单，将部分工序（尤其是高端工序）转由香港的办公室进行处理，将经济活动引来香港，使香港能充分利用内地开放带来的“扩大”效应。例如，检测认证企业进入内地后，在内地接单，将产品带回香港进行检测及认证，以获得“香港认证”的优势。这种方式将扩大香港检测认证产业的服务市场，对香港整体经济有莫大益处。 第二,“脱钩”效应。香港企业进入内地后，其在香港和内地两边的业务各自运作，互不影响。例如，香港某些金融机构进入内地后，在内地的账户与在香港的账户完全分开，各自独立运作，新增内地业务主要由在内地聘请的职员负责，香港继续开展以往的业务，两地业务几乎互不干扰。“脱钩”效应虽然未能为香港带来额外就业，但能增强企业竞争力，还能间接地为香港带来更多经济活动，因此对香港整体经济也有益。 第三“迁移”效应。以往，从香港迁移入内地的港企是香港服务业的重要需求来源，香港服务业离岸为在内地的港企提供服务。为贴近服务对象、减低成本，一个可见的趋势是，越来越多港企将原本在香港提供的业务迁移到内地，在岸为内地港企及内地市场提供服务，即发生“迁移”效应。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港口码头运输服务。香港集装箱码头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于内地，并直接推动了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转移至内地其它港口。对投资内地的香港企业而言，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对香港的整体就业，尤其是中、低技能的码头处理及运输工人岗位来说，这一变化无疑是负面的。近年，这种“迁移”效应开始影响本港中低增值、乃至中高增值工序业务，导致香港中层、中低层、乃至中高层就业流失。 第四“替代”效应。最极端的情况下，香港企业将整个业务全体转移内地，从内地为香港及整个亚太区域服务，即“替代”效应。例如，有香港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原本在香港为内地港企服务，现已完全撤销香港的办公室，整体搬入内地，聘用内地员工，贴身为内地港企服务。另一个可见的趋势是，早期转入内地的港资制造业与香港之间的产业联系正不断减弱，这一转变无疑将影响深远。 服务业转移趋势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入内地时，香港找到了新的产业增长点，即服务业飞速发展，因此香港虽然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但并未出现大量失业。然而，近十多年来，香港服务业加快进入内地的同时，本港并未能培育起新的增长点。若生产性服务业收缩，将导致中层、中下层职位流失，给本土中产和基层劳动力的就业带来一定的风险。即使产业不完全迁移，而是走向高端化，虽会增加对高技能职位的需求，但数量亦会有限。而同时，消费性服务业扩张，则引致下层就业增加。在此消彼长的趋势下，香港的就业结构可能进一步两级分化：就业集中于高端的精英阶层和为游客服务的低端阶层，形成中间凹陷的M型社会。事实上，这一趋势已开始浮现。 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应采取的策略及政策 国家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其目标不能仅仅是帮助香港企业获得内地的市场和相对低廉的生产腹地。策略上，还应该通过帮助企业获得内地更大的市场，来推动香港本土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多元化发展，巩固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扩大”效应，避免“迁移”和“替代”效应。基于这一发展思路，特提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 一，加强本港制度建设。特区政府应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内地城市所不能提供的营商环境和优势，从而吸引企业将总部、高端环节及为海外服务的业务留在香港。 二，增加经济流量，强化枢纽功能。国家正推动企业和人民币“走出去”，若香港成为中国企业海外营运的平台，能将经济活动吸引来香港，这将有助于强化香港的服务业产业链，并提供就业机会。 三，加强人才培育。若香港拥有充足的、高素质、高诚信的人才，将会使供应链上的某些高增值环节难以迁离本港，亦能加强港人的竞争力，避免高端工作被外来人口挤占，防止本地人口“向下流”。 四，培育经济的新增长点，包括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及相关服务、强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服务业、适度发展制造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推动产业结构的适度多元发展。 五，稳固在珠三角的“枢纽”地位，并积极开拓亚洲发展腹地。香港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提升，走在珠三角城市前面，才能保持自身在大珠三角范围内的“枢纽”功能。与此同时，香港应积极强化作为亚洲经贸枢纽和服务平台的功能，在亚洲范围内拓展我们的实体基础。 六，研究及调整人口和福利政策。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人口流动的状态是流入以基层为主，流出以中、高技能人士为主，这加剧了香港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调整人口和福利政策，吸引更多专才来港，以平衡低技能人士大量流入并固化在香港的趋势，是香港未来必须探讨的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5-05-05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和政策，其目的都是要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和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的四个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案。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和政策，其目的都是要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和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的四个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案。 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速？ 判断当前经济增长是高于还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我们无法准确地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所以只能用间接方法进行判断，也就是根据物价和就业情况进行判断。如果经济中存在通缩压力、就业情况恶化，说明经济中存在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和其它资源，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此时的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 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看，目前通缩风险持续加大，PPI从2012年初至今，连续同比负增长，近期有所恶化；CPI也在大幅走低，我们预计CPI同比增长将从去年的2%进一步下滑到1.4%。CPI趋势性下行降低通货膨胀预期。2014年以来，CPI当月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2.5%持续下行至12月的1.5%，CPI愈趋强烈的下行趋势对通缩预期形成正反馈，不利于2015年CPI回归正常区间。PMI就业指数走势偏弱，从2012年至今，就业指数连续低于50以下，处于收缩区间，说明就业在恶化。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背后主要的拖累在于疲软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2015年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净出口也会随着海外经济持续复苏而好转，但房地产投资将继续拖累经济增速，预计2015年GDP增长7.3%。 未来几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以保持在7-7.5%左右。针对市场上关于未来几年中国潜在增长将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的预测，笔者并不认同。结合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中间过渡期大致在3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从2008年开始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下降趋势，至今已经6年多了，我们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即未来几年经济增长可能保持在7-7.5%左右。中长期看，中国仍将维持相当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我国有效的劳动力供给（25-64岁人口）在2025年前难以见到明显回落，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增长，劳动者的素质在提高。此外，改革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体制改革的红利是巨大的，潜在增长有望提高。从必要性来看，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增长空间很大。因此，不必对未来增长过于悲观。 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提高经济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改善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2）提高经济的创新能力，让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3）发展绿色GDP的任务特别迫切。有统计称，2005年至2013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0%，但是这种计算方法有问题，因为其分子是实物量，而分子是包含价格因素的名义量，如果把分母用去掉价格因素的实际GDP计算，那么同期中国单位GDP能耗反而上升了5%，说明中国的能耗在恶化，而不是改善，这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是一致的。 改革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关键。在改革方面，习近平主席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改革的决心是成功的前提。我们注意到，当前市场对改革仍然存有怀疑，部分观点似是而非，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1）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衰退，改革难以改变经济增长下滑趋势；2）改革更复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像飞机的某个零部件坏了之后，把坏掉的部分修好飞机就可以起飞，中国经济必须全面大修；3）改革阻力很大，不好推进。应该说这些担心，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不改革行吗？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决心和方法。中国历次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都很难。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可以成为改革的触发器，在日子好过的时候，谁也不愿改革。习主席表明决心，“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鉴于改革难度，我们认为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事件，改革最终成功可能需要3-5年时间。虽然改革不能立竿见影，但边际上的改善是看得见的。决心有了之后，方法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对改革持有信心。 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操作？ 在各项宏观政策中，因货币政策灵活性较高，在本轮金融危机后，被各个国家广泛运用，其中美国和日本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显著，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强劲复苏，日本经济已经走出多年的通缩状态。从我国情况看，最新的宏观经济数据继续显示，经济增长动能弱，通胀压力小，货币增速放缓，现行货币政策成效不大。中国的政策利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来说，调整缓慢且变动频率低。由于政策利率调整得不及时与不充分，在历史上多次引发经济过热、过冷和通胀率的大幅波动。 央行的无风险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的过程，受制于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种监管政策的影响。金融改革刚刚起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仍未被完全清理，这些均抑制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加之非标监管加强，表外融资大幅萎缩，实体经济主要靠银行信贷渠道融资，而无风险利率又几乎没有下降，银行的贷款利率和放贷标准升高，加重了企业部门的财务负担。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大概在90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按照7%的加权贷款利率简单计算，每年企业支付的利息成本在6万亿元以上，负担很重。因此，在新的、更高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建立以前，央行要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的功能，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直接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空间巨大，中国平均19%的法定存准率是全球之冠。中国央行从2003年开始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应对外汇储备推动的基础货币高速增长。提高法定存准率可以降低货币乘数，对冲外汇占款的大幅增加。现在形势已经逆转，今年前9个月，央行外汇资产增加不足8,000亿元，去年同期是1.7万亿元。尤其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外汇资产是净减少的，这意味着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下行压力凸显，因此形势需要央行反向操作，即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货币乘数，对冲央行外汇资产的下降。 是否应该用人民币贬值来“稳增长”？笔者认为，采取人民币汇率贬值政策是不明智的。首先，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总需求偏弱的格局下，中国出口份额在全球占比仍不断攀升，外贸顺差已经高达几千亿美元，此时再用“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汇率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出口以支撑本国经济，将会加大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其次，其它国家汇率可能跟进人民币的贬值，从而使人民币的有效贬值非常有限。最后，汇率大幅贬值，可能触发资本流出，增加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另外，在中国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也需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配合，如果汇率大幅贬值有损持币者信心。 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对中国有什么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略，通过该战略实现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意义巨大。从宏观层面来讲，互联互通亚洲区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行业层面看，国内四类产业将会受益，具体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产业、新兴产业和资源消耗型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主要含括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中亚国家、东盟十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里兰卡等28个国家和地区。该区域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共有38.2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3.6%，人口超过或接近1亿的国家有7个；2013年GDP总规模超过22.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0.2%，高于美国的22.4%和欧盟的23.2%。预计未来10年该区域将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全球新增需求的50-60%将来自该地区。 亚洲区内贸易比重有上升潜力，中国的影响力将稳步提高。2012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只有55.3%，低于欧盟的59.2%。虽然亚洲区域外贸易额比欧盟高出7.4%，但区域内贸易却比欧盟低8.3%。因此，随着未来互联互通亚洲区从全球制造业中心向消费中心的转型，区域内贸易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鉴于当前亚洲区各国平均1/6的贸易额来自中国，中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影响力有望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