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3-30 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既要针对西方代议民主的缺陷，又要考虑国家的社会主义道统，从而为世人开创一种崭新的普世制度。 贫富两极分化和中产阶层的相对贫困已成为全球性社会痼疾。法国学者皮凯蒂对此做过深入且系统性的研究，其近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指出，收入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分配不合理问题，主张国家干预市场来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并建议各国政府联合起来向超富阶层征收累进财产税。 中国对收入差距问题做出更为综合性的回应，直指社会攻坚战的纵深地带，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的最新阶段性成果“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习主席强调，面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达成此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就是经济发展要惠及所有国民，不留下死角，不忽略任何人。中国执政党的最新战略超越了改革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适时展开先富带动未富路线，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皮凯蒂的思路不谋而合，即建构合法而强大的国家介入能力，削夺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势，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四个全面”是一个框架性纲领，执政党正逐步将其细化，落实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具体环节，其中，以“从严治党”为先导的政党制度建设是点睛之笔。通过反腐肃贪，着眼于制度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治行与治心并举，固本培元，执政党开启了党建新常态。中共完全有基础有条件创造一种普世的新型政党制度，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表率。 公意政制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真实的社会共同意志被称为“公意”，而个体或利益集团意志的总和是“众意”。政权的合法性不由经公民选举获取的众意赋予，而是来源于社会公意，由公意团体的成员通过思辨、研究、批评与讨论得到。民权无疑是政府的服务目标，但一个正义国家不能以民众的选票为终极形式来维护和发展民权，公意团体在国家中的绝对领导权由此奠定。 公意政治和依法治国在形式和内容上是统一体。公意政治的核心在于通过启示和价值理性来维护正义，要求立法机构制订良法和善法。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司法系统相对独立，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由此得到妥善协调，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良好的法律是人们在理性指导下构建的规范体系，而法律并不总是与真正的理性相一致，它始终需要公意的指导。国家权力和价值理性的关系可以载入宪法，指明立法、行政和司法都必须受到价值理性的制约。探索价值理性的公意团体有权根据宪法来纠正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错误决定。 正常运作的公意政制能够杜绝任何世袭或专制，不容许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府，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公意政制中的领袖被公意团体、法律、立法、行政和司法所约束，必须由公意团体推举产生，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制于宪法和法律。 代议民主制的不足 当前，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前途难以预卜，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客一味为特殊利益集团摇旗呐喊，无法体现社会公意。西方政党已沦为纯粹选举党，属于典型的众意团体，各党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西式民主体制运行的最佳结果，就是求得社会的众意。遗憾的是，众意并不等于社会的共同利益，时常损害社会的根本利益。西方代议民主制下的法治也罹患许多顽症，比如立法缺乏价值理性、法理、以及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方针的指导，在整体上向资本阶层尤其是权贵资本倾斜，严重忽视和侵害劳动者的权利。 在代议民主制下，公民通过政客立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方式，但是在公意政府下，最终的立法者是价值理性，公意团体据此为国家和人民提供综合性指导。价值理性透过公意团体的理性探索来挖掘，独裁制、家长制、代议制政治系统都无法最可能地接近价值理性。只有依靠公意团体成员的思辨、研究、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批评与讨论，价值理性的云彩才会变成降落到社会现实的雨滴。 中国的一党民主 中国的执政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自然应该是公意团体。邓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共同富裕，其基因排斥贫富悬殊。从经典社会主义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社会整体的公意，努力实施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政策。过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遭受挫折，是因为各国没有找到实现公意的制度架构和有效手段。历史的教训启示世人，公意的果实只能在公意和众意团体的互动中产生，而众意的实现离不开选举民主。 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既要针对西方代议民主的缺陷，又要考虑国家的社会主义道统，从而为世人开创一种崭新的普世制度。中国的政制发展需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首先，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是服务于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劳动者必须拥有实实在在的选举权；其次，国家的基层事务逐渐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解决，专业人士应该在其间扮演关键的角色；第三，民主制度必须建筑在公意基础之上，受到公意团体的指导，保证选举民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合理的政制应融合公意团体和众意团体，让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形成有效的动态平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交织，可行的办法是践行一党民主，即“一党执政，多元行政”的双轨制，中国共产党享有执政地位，统辖国防与外交力量，带领立法系统，掌握意识形态机构，而行政系统主要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包括国家总理、省长、市长、县长等在内的高级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有权参与行政机构负责人选举，从而激发出多元竞争格局。作为公意政制的象征，执政党领袖拥有对民选总理的任命权，维护党权与民权的和谐、党权对民权的支持，展现民众对公意的尊重与服从。 执政党中央需要建立一个综合发展委员会，负责价值理性、法理的探求，以及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路线和方针的制定；综合发展委员会崇奉司法独立和国家权力的适当分立，但有权任命和监督立法和司法机构的首脑，以及民选的各级行政首脑。改革后的中共演化为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劳动者利益的指导组织和公意团体。 此种体制符合中国的政治历史，呈现出儒家文化与民主精神的统一。中国是一个烙有墨家印迹的儒家社会，儒和墨者都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己任，中华民族其实怀抱根深蒂固的公意传统。儒家的公意政治是中共可以深入开采的思想资源，也是世界政治发展需要的有益养分。人民共和国可以涅槃为一个新型儒制国家，而中国模式可发挥救济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势能，世界将由此逐步欣赏并吸收中华软实力。 一党多派不合中国国情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欧洲早在十六世纪就接受基督新教，英格兰在十八世纪就拥抱独立司法体系，二者的结合把“正义”形塑为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实行多党逐鹿的选举民主不会破坏公共秩序。中国缺乏强大的超验信仰即宗教这一社会粘合剂，单向度地推行体现众意的多党选举民主，社会混乱难以避免。民国初年宋教仁遇刺案和台湾选举中的三一九枪击事件都是活生生的例证。 以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另辟蹊径，主张在中国实行一党多派，推动民主化进程，该思路曾得到中国少数决策者的认真对待。美国学界和政界乐意推波助澜，因为分而治之、坐山观虎斗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统治世界的法宝。然而，这种制度设计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一党多派极容易蜕变为朋党制，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就是对现实的反讽。 日本曾经长期施行一党多派，自民党的党魁选举、官员配置都按照派系实力来协商分配，但其成功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原因。近代以来，日本一直依靠神道教维护秩序，政治领域的特性是先有派、后有党，无论自民党党内派系竞争多么激烈，各派都诚心尊崇与服从天皇，都愿意基于此共识来运作政治体系。现代中国则缺乏这一共识土壤。...
Month: March 2015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3-19 中国民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仍不足够，不少人对公众地方禁烟规定仍置若罔闻。各地政府需要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办法，更有效地向民众宣传吸烟的危害和相关的控烟知识。 2015年的全国两会已于上周日落下帷幕，健康问题是两会期间公众较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据报导，本次两会期间，会场相关区域均禁止吸烟。在会场及休息区域、委员驻地的室内区域、以及大会统一安排的车辆上，均一律禁止吸烟。在上述区域中，没有烟灰缸、火柴等烟具，并且会场禁烟区内的当眼位置都张贴了“禁止吸烟”的标识。 另外，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盐城市疾控中心主任沈进进还提交了“关于在《广告法》中明确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建议”（下称“建议”）。“建议”提出，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重，以不让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成为吸引消费保持销量的手段为出发点，秉承《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精神，要求修订《广告法》，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首次“无烟会议”和“控烟”成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这显示了中央积极推动控烟和相关工作的决心。 “无烟会议” 凸显中央控烟决心 2014年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人员密集的室外公共区域禁止吸烟。这标志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正在进入全面禁烟时代。 不过，执行控烟绝非易事，因为一般烟民对此类规定都不太重视，违规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现象仍较普遍。更重要的是，官员在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吸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官员在公共场所吸烟，暴露出其自我约束能力不足、守法的意识不强，这不仅会破坏公共环境、影响公众健康，而且也损害了政府和公务员的形象，对中央的控烟工作造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因此，这也成为政府在公共场推行禁烟工作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2009年起，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就开始担任中国“控烟形象大使”；习近平成为新任领导人后不久，中央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禁烟。这显示习近平上台后，中央有意加大控烟力度。今年两会期间，中央更首次明确要求各代表在两会会议期间严守“无烟会议”的规定。此次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均身体力行，树立全面禁烟的模范，这正好显示了中央控烟的决心。 人大代表热议广告法修订 倡 “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有全国人大代表提交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议案。而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广告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正在审理中的有关烟草广告的处理办法或将依照以下建议：“除了在烟草制品专卖点的店堂室内可以采取张贴、陈列等形式发布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烟草广告，以及烟草制品生产者向烟草制品销售者内部发送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烟草制品广告外，其他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均被禁止。” 上述“汇报”显示，可在“烟草制品专卖点”室内发布烟草广告，烟草制品生产者亦可向销售者发送烟草广告。“烟草制品专卖点”即烟草业所谓的“销售终端”，包括专卖店、形象店、示范店、超市、商场、食杂店、便利店、报亭等，都是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进出的“公共场所”。有全国人大代表担心，此举恐将导致烟草广告、促销的“开闸放水”。 2013年《中国烟草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底，全国持证卷烟零售户542.38万户，以当年全国总人口13.54亿计算，平均每250人就有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而大多数零售店外墙和橱窗均有卷烟品牌的广告语、海报、条幅等，现行《广告法》中所禁止户外广告的条文已形同虚设。 据内地媒体报导，《广告法》修订已成为两会热议话题。二审草案中，对烟草广告的媒介、形式和场所进行更严格的禁止。同时，“烟草广告退出大众媒体，却占领零售终端”的表述成为焦点。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指出，若允许全国540万烟草制品专卖点做广告，犹如“开闸放水”，青少年将是烟草业终端营销的最大受害者。 中国控烟及其挑战 中国控烟工作所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国家卫生部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受到二手烟影响的非吸烟人士则高达7.4亿。中国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为全球之冠。每年有约140万人死于吸烟引发的各种相关疾病。 据报导，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全球约43%的香烟产自中国，中国烟草产量超过了全球另外9个烟草生产大国产量的总和。 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确认，吸烟和吸入“二手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因素，也是导致其他多种肿瘤疾病的主要因素。不过根据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的一项研究，多数中国烟民对吸烟和吸入二手烟的真实危害性并不十分清楚。以青少年为例，多项研究均表明，烟草制品常见场所中多带有烟草广告，青少年如经常暴露于这些广告之中，烟草危害健康的相关意识往往会被淡化，并因此而更容易成为吸烟者。此外，近年内地学生吸烟率也呈上升趋势。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研究所调查显示，全国学生始吸平均年龄为10.8岁，北京市为12－13岁，吸烟行为多在初高中发生，且有向更低年龄发展的趋势。 面对严峻的现状，中国政府也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吸烟所带来的各种危害。譬如，工信部、卫计委、外交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八部委联合组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并曾在2012年12月发布《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其中也明确提出，“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另外，内地不少省市都已颁布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执行上却仍颇为松懈，特别是那些远离主城区的地方乡镇，更是很难切实执行有关禁烟的法规。...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3-04 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与物流中心，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已具先天优势，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都具有经济发展潜力，香港更应把握投资和商贸机会，为自己创造新机遇。 2015年全国两会于本周召开，“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将成为会议的焦点之一。据内地媒体报道，“一带一路”总体规划有望于本月正式出台，并于今年开始落实。在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2月25日发表的财政报告中亦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将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带一路”的战略如何成为香港经济新机遇？ 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有望成为内地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因此，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与物流中心，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已具先天优势，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都具有经济发展潜力，香港更应把握投资和商贸机会，为自己创造新机遇。1. 贸易投资新机遇 香港具国际自由港优势，是连接内地与海外的关键中转站。香港具有完善的贸易和法律制度，具有高效和规范的商贸服务业。因此，香港可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合作，进行互访，加深认识，藉此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贸易联系。 香港也可与这些沿线国家商谈自贸协议，鼓励投资和开拓商机，为香港货品、服务和投资进入相关市场，创造更有利条件。此外，香港也可与内地相关的省市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联合路演，推广经贸合作。2. 法律服务新机遇 香港具有丰富的产业转移经验。香港曾经历由制造业转型至服务业为主导的经验，香港企业也曾经历由香港至内地、内地至东南亚的地理转移。“一带一路”合作的内容之一，是把内地产能向国际化转移。在此方面，香港企业的国际经营经验和产业转移经验，可以为内地需要转型的企业或行业，提供多元化的法律和专业服务。 香港所积累的丰富产业转移历史经验，同样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内地相关地区或行业转型的参考。3. 金融服务新机遇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已具完善金融体系。香港已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可为内地企业提供境外融资服务。在开拓“一带一路”的金融需求下，香港可为内地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其中包括国际市场投资、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债券融资、资产和风险管理等服务。 此外，2014年10月，20多个国家在北京签署了备忘录，正式宣布筹备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香港以其在融资和资产管理方面的优势，可在金融服务方面全力支持亚投行的筹建和营运。 结语 “一带一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将为香港和内地市场提供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如能参考即将出台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再结合香港自身的作为国际金融、商贸和航运中心的特点，无论是港府还是港企，甚至是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香港普通人，都有可能找到新的合作空间或发展机会。 同时，香港也能为“走出去”的内地企业、“一带一路”沿路的国家和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和法律等专业服务，为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田安澜 2015-03-03 习近平和这届领导人对法治、依法治国、宪法精神的讲话，其中更多的是肯定表述与正能量。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并举，使得这届领导人肩膀上的任务异常繁重与艰难，对未来持包容、开放的心态，对改革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最大的体会是，习近平以明确肯定的语气与语句从多角度、多层次谈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从反腐倡廉、端正“四风”到“中国梦”，从深化改革到“以宪执政”，从弘扬传统文化到“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我们都能在这本书中触摸到清晰的思路，看到光明的前途。这可能是这届政府执政两年来，民望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以正能量解读中国梦 笔者注意到一个不能不重视的现象，那就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媒体人在官媒和党的重要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解读这届政府新政与习近平治国理念时，更多地陷入“说不”与“否定”的窠臼里。最明显的例子可能就是对“中国梦”的解读。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梦，它是同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梦相通的。中国梦提出后，不但得到国内民众的普遍支持，也受到国外不少人士的好评。 可就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开始，我们一些学者不是从肯定的方面入手，而是率先站出来“说不”：在并没有全面理解习总书记的“中国梦”时，就连续写文要把“中国梦”同“美国梦”以及其它各国的梦做一个区别，并强调“中国梦”是国家的梦而不是个人的梦。应该说，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梦想，也有侧重面，这很正常，但看到世界大趋势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习近平说“中国梦”是同“美国梦”、“俄罗斯梦”相通的，“中国梦”同“亚太梦”是共容的。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进入到“前无古人”的阶段后，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兼而有之才能到达彼岸。我们既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也要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改革没有完成时，解放思想不能停息，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不但高瞻远瞩，而且包罗万象。如果一些理论工作者总是从“说不”、“否定”的习惯出发，势必会影响我们对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解，也束缚我们的思想，阻碍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探索。 自从一些理论工作者以自己有限的水平与封闭的思想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做出了“不是”的限定解释后，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情绪，甚至失去了当初对“中国梦”的热情。直到后来习近平亲自发声明确了什么是中国梦，以肯定与正面的语句解疑，大众才真正进一步地理解了“中国梦”。 正确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孤立的。过去多年来，每当执政者锐意改革、提出一个新概念、理念或者执政思路时，总会有相当多的所谓专家学者出来从负面作解读。所谓负面解读，就是他们不说清楚这个概念是什么，也不愿正视现代文明国家在该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不是从肯定的角度讲述，而是一上来就祭出了“不是”、“绝不”来否定这个词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的所有正面作用与正能量，在干部群众中立马把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改革，弄成了负能量，甚至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政府改革的支持，损害了领导人的形象。 “不是”与“绝不”的话语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已经达到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的地步。“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出后，各地和各级政府都得到指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忠实践行。可就笔者在基层的观察，绝大多数学习都流于表面，并没有起到作用。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人看到这24字的核心“自由、法治、民主”时，条件反射地让他们举起了“说不”和“绝不”的大旗。他们不是从正面理解什么是中国的法治、民主和自由，而是从各个方面去否定中国的自由、法治与民主是什么。弄到最后，他们把人类历史上以及目前在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概念和做法都“否定”掉。这种解读方式，让本来是这届领导人上台后最重要的施政理念在民众甚至官员中不但激不起共鸣，甚至引起了部分人士的反感。这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 肯定依宪执政 再拿习近平就宪法的多次讲话来说。不难看出，习近平对宪法的正面解读与肯定，尤其是对“依宪执政”的叙述，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有之，且越来越深入。不过一些专家学者看不到这点，每一次习近平讲述“宪法”与“依宪执政”后，总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解读”，满篇都是“不是”和“不搞”还有“绝对”：中国的宪法不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宪法，中国的依法执政也不是其它国家的依法执政等等。他们以“不是”来界定领导人的治国理念，而不是多从“是”来阐明。 中国当然不能搞西方国家的那套，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照搬其它国家的制度与做法，而且专家学者也应该畅所欲言，可如果在重要官媒与党的核心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就可能引起一些误会。借助“说不”与“绝不”，用否定的方法，把中国本身“实施宪法”的手脚紧紧束缚住。 认真阅读习近平和这届领导人对法治、依法治国、宪法精神的讲话，其中更多的是肯定表述与正能量。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并举，使得这届领导人肩膀上的任务异常繁重与艰难，对未来持包容、开放的心态，对改革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一些理论工作者没有相当的思想境界与眼光，一味从“不是”与“否定”的方面解构领导人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但无助于改革开放大业，还会损害新一届领导人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威望。这对国家不利，也是对执政党的损害。希望大家能够认真阅读、深刻理解习近平这本充满正能量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3-02 英国的治污历史发人深省，它警示我们，只有全社会动员起来，政府强力主导污染治理，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嬗变，产业结构实现升级，公众才能有效约束特殊利益集团，成功治理空气污染。 陈竺院士和王金南研究员等专家2013年底在《柳叶刀》杂志发文，评估中国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认为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而致早死人数在35万-50万人之间。事态的严重性令笔者思及造成逾万人死亡的1952年伦敦雾霾惨案。作为英国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它迫使英伦各界反思治污历史，凝聚共识，万众一心，推动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和切实执行。国人可以从英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曲折道路和伦敦雾霾公害事件引发的社会转型中汲取教训和经验。治污的艰难历程 在16和17世纪，英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是未充分燃烧的煤炭。当时由于木材价格上涨，煤炭取而代之成为居民日用燃料。到了18世纪，由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几乎所有的英国企业都以煤炭为燃料，伦敦煤炭的消耗量随着人口的增长急剧上升。 1821年英国颁布《烟尘禁止法》，规定对烟尘造成的公害可予以起诉，只是该法令将机车、锅炉等高污染源排除在外，对改善大气质量贡献甚微。其后，英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烟尘排放的地方法案，因内容空泛，终未获实效。 1853年，在帕麦斯顿的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烟尘污染控制法案》，要求工业窑炉和行驶在泰晤士河城区主要河段的蒸汽船尽量减少排放，并规定用焦炭取代煤炭，否则会被处以罚款。然而，由于警察执行不力，罚款金额极低，该法案根本没有引起责任者的重视。 1863和1874年分别制定的两部《制碱法》命运相若。法律要求企业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减少有毒有害气体排放，但排放限值要求经常被企业规避，稽查队慑于强大的资本势力，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终致条文形同虚设。 在舆论的压力下，英国于1875年制定了《公共健康法》，许多条款涉及空气污染，不过因循章不严，落实不到位，英国的空气质量并无好转。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的各种环保技术日臻成熟，但因企业片面追求低成本，居民囿于传统的生活习惯，先进技术和替代能源无法普及。 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重建使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降低。1944年燃料和电力部设立专门咨询委员会，再次对国内燃料政策进行评估。该委员会在1946年发表研究报告，号召以无烟煤全面取代烟煤，并敦促政府强力介入。英国政府肯定了调研成果，授权伦敦和曼彻斯特市政府建立无烟区。遗憾的是，由于煤炭制造商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破坏和大量居民的反对，两大市府的努力无疾而终。 英国治理空气污染失败的教训在于，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官员的腐败和保守民众的沉默，诸多立法要么严格得无法落实，要么宽松得豁免大量责任；政府漠视环境问题，长期消极怠工；罚款数额太小，企业宁愿缴款也选择违法排污；居民排放未被纳入治理范围。 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举国震惊，各界痛定思痛，遂以全社会之力直面污染挑战。诸多因素都起到助推作用，主要包括民间的广泛动员、政府的严厉监管、社会价值观的改换、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能源技术的进步、企业与民众资源节约意识的高涨、重工业特别是重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等。 民间力量的推动 在抗击空气污染的漫漫长途上，英国自发性社会团体扮演了推手角色，唤起了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早在17世纪，包括英国作家伊维林在内的一些先知们就注意到空气污染问题，猛烈抨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1843到1850年间，以麦金龙为代表的活动家们领导的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促成了多部防止企业污染空气的立法。 1842年，罗奇戴尔市的牧师建立民间团体“曼彻斯特消除烟尘联合会”；1877年，希尔姐妹创办“凯尔会社”，为建设“人民美丽的家园”而四处奔走；1882年，伦敦“治理烟雾委员会”在伦敦郊外举办“减少烟雾展览”，其轰动效应彰显了环保先驱们对提高空气质量的渴求。 自20世纪初开始，民间的公民精神与环保意识在治理空气污染运动中更是起到导向性作用。1929年，在查尔斯•甘迪的领导下，“英国减少烟雾协会”成立。该协会呼吁在全国各地设立无烟区，倡导节能保温建筑设计，推广使用无烟燃料。尽管由于煤炭生产商作梗，协会努力功亏一篑，但其建议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这其实是英国空气污染治理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为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提供了具体措施。 如今，英国的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保护国际、地球之友、绿色和平之类的国际组织外，地方和社区性环保组织多如牛毛。英国思想家吉登斯据此现象把环保权利与职责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主张已成为不列颠各界共识。 政府强力干预 英国政府历史上的不作为长期为人诟病，但在1952年以后，唐宁街对利益集团展开凌厉攻势，把法律条文变成刚性约束。如今，英国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实行铁腕政策，各种空气监测信息均向公众开放，对特殊利益集团构成巨大压力。英国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机构索取相关环保数据，从而对社区所在的企业严格监督。如果企业稍有疏失，公民就可将其告上法庭，主流媒体也会配合政府为选民撑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机动车尾气取代煤烟成为不列颠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英国政府坚决强制推行了无铅汽油政策。到90年代初，研究表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等污染物极为有害，因此自1993年始，政府强制所有境内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治理污染的国家战略，规定企业界、交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携手减少八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时至今日，企业界已经几乎无力抗衡政府、公众和媒体在环保事项上的压力。 2000年以后，伦敦市政府着手研究环保组织提出的空气中PM2.5问题。鉴于城区80%空气污染量源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市府于2003年推出交通拥堵费，并逐年提高征收额度，限制私家车入城，由此获得的收入完全用于改善公交系统。此举大幅提升了公交车的可靠性，市民出行时间缩短了14％。所有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都必须严格遵守，即使是傲慢的美国大使馆也不能豁免。尽管超富阶层从中阻挠，迄今为止该举措仍有效运作，深受普通市民的欢迎。 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排放已受一系列立法比较松散的监管，但这些法案都没有涵盖居民排放，因为政党害怕失去民众的选票。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公众意识到空气污染的重大危害，居民排放的监管终于得到舆论和民众的支持，一些游说团体亦趁机影响议会，迫使政客顺应民众价值观的改变。社会意识的转变最终促成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社会的公民、企业和机构都承担起维护和改善大气质量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