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贝多广 高圣宝 2013-08-13 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需要尽快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直接收益，有效倒逼国内金融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来破解金融体制改革中的诸多难题和深层次矛盾。 当前中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依然很低，金融体制改革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深层次矛盾，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需要尽快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直接收益，有效倒逼国内金融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关键第一步是在资本账户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互相交叉交织的情况下，设计好改革路径。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中国经济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带动金融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但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金融压抑现象依然未得到有效改观，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作用、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水平还很低，离十八大确定的“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战略目标有很大差距。然而，受制于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金融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改革公约数越来越小，且存在固化倾向。 破解当前金融体制改革难题和深层次矛盾，需要借鉴中国入世的成功经验。当年，为符合标准、兑现承诺，在中央政府的强势推动下，中国自上而下进行了艰难改革，现在看来，那次深度改革和引入竞争，实现了经济、产业、外贸的战略调整，中国成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和制造业分工体系，生产总值、居民收入、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现在也要像当年“入世”的口号一样，提出一个能够统一各方思想认识、切实可行的国家战略，在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层面，统领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结合当前现状和改革要求，这个战略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通常，对压抑的金融体系而言，货币国际化应是金融改革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和最大成果，在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应是制定金融改革政策的约定目标和内生动力。人民币国际化倒逼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机制 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巨大收益。一是在“货币即权力”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是金融领域“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也将为“中国梦”的其他丰富内涵提供金融支撑；二是在浮动汇率制度日益普遍的今天，可以提供现有金融工具难以实现的有效、长期、零成本汇率风险规避，提升中国经济主体国际贸易投资主动权；三是在占有国际资源方面，有利于企业利用更加充裕的市场资金和低廉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政府则享有持续高额的铸币税收益，此过程亦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履行价值储备职能，实现良性循环；四是在美元一支独大、量化宽松的失衡中，可以摆脱美元陷阱、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抢占货币战争制高点，抵御中国外汇储备不断贬值的巨额损失，化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推动、维护、稳定变化中的国际经济新格局。 国际货币历史表明，货币国际化需要经济实力、贸易规模等基础条件，更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包括币值内外稳定、货币自由兑换、金融高度市场化等。在追求人民币国际化巨大收益的过程中，我们通过积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变国际压力为国内动力，同步倒逼金融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对内，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破解长期存在的政府行政依赖性、国有机构主体性、间接融资主导性；对外，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慢慢形成进出自由、规模庞大、运转良好的人民币交易投资市场，做到资本账户和证券市场开放、证券投资渠道畅通、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加大。倒逼方式上，首先通过政府态度的转变，政府是货币国际化的最大受益者，只有政府才能真正克服国内各种阻力，有力执行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其次通过应对离岸市场挑战，香港、伦敦等离岸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发挥在效率、创新、监管等方面的优势，发展多样化、高质量的人民币金融工具以提高吸引力，同时为国内金融市场做出表率；最后通过满足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的需求，政府、企业、居民多年积累的资产，亟待走出去。 更为长远的意义在于，改革内外兼顾，将完善金融领域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力。汇率和利率水平趋向合理，经济在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之间取得平衡；股票和债券市场日趋完善、资本账户基本开放，资本可在全国、全球寻找最有利投资，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构、更持久的经济增长、更高的增长效率，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规则中的制定权和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并推动中国金融产业上新台阶上新水平。资本账户可兑换与金融体制改革 由于存在货币惯性等原因，货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准备和激烈竞争，英镑、美元、马克、欧元均是如此。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时间周期要以十年为基本单位，要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否则欲速则不达。推进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今后的进程和效益，也是风险和挑战最集中的环节，主要的困难在于资本账户可兑换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同时存在，互相交叉交织。需要厘清思路、分清轻重缓急，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积极稳妥进行。 首先，建议放宽资本流出限制，在此前提下增加汇率弹性，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放宽资本流出限制的措施包括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居民购汇额度、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到中国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和债券。在开放流入还是开放流出方面，后者更具急迫性、必要性。中国长期以来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这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原因。在不减少资本流出限制的情况下，汇率市场化会导致本币高估。考虑到个人购汇需求总量相对小些、影响有限，且密切关系民生，资本账户开放应先个人后机构。 其次，再依次放宽股票、债券、房地产的资本流入。股票波动大、投资损失概率高，股票投资者对于利差和汇差相对不敏感。股票市场近年来长期在低位徘徊，悖离宏观经济表现，引入更多国际投资者有助于改善市场气氛、恢复市场功能。中国股票市场特有的高换手率和流动性意味着较强的资本流动承受能力，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会较小。债券方面资本流入限制的放宽应在利率、汇率市场化取得显著成效后。房地产方面资本流入限制在价格回落到合理水平之前不应解除。 最后，逐次开放本币、外币形式的银行跨境借贷。银行借贷与债券不同，存在提前还款的可能，在跨境业务方面的开放应晚于债券。其中外币形式的银行跨境借贷可长期保留限制，因为本币大幅贬值导致外债偿还负担剧增时，提前还款会进一步增加外债偿还的难度，导致或恶化货币危机。 利率市场化宜从易到难，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放开。中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尤其国有银行占据很大比重，简单放开银行存贷款利率对各类银行、企业、财政以及国际资本流动都会有较大影响。利率市场化的次序应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鼓励“金融脱媒”，扩大经济中市场决定利率的部分，大力发展市场化的固定收益融资。一旦银行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比重下降，再行放开存贷款利率就比较容易。这种类似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可以减少震动，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近年来，我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通过货币互换、扩大贸易结算范围等形式，推动渐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有所成效，也符合坚持区域合作、与金砖国家紧密联合的基本原则。但从体制机制来看，这些工作还远远不能提供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条件。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通过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格局催生真实有效的市场价格，根据价格信号实现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有效推动人民币成为贸易结算货币和交易计价货币，真正成为有关各国的汇率锚，最后在全球范围内充当交易结算货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将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 《天大报告》2013年7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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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3-08-13 8月15日安倍内阁会否参拜靖国神社，是横亘在中日关系面前的现实问题。选举中的失言，令安倍进退两难：参拜势必令东亚局势更趋紧张，不参拜则给日本选民留下言而无信的坏印象。成功摆脱众参两院互拧问题的安倍政权，其外交内政策略的变化，势必影响中日关系未来走势。 7月21日，日本举行参议院换届选举，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共获得76席。日本参议院议席总数是242席，参议员任期是六年，每隔三年改选其中一半，也就是说这次改选的只是其中121席。在剩下非改选的121议席中，自民党占50席加上公明党的9席，执政联盟占据59席。此次改选后，执政联盟拥有135席，占据参议院多数议席。这几年，由于在众议院占多数议席的执政党在参议院却是少数派，法案时常难以通过，众参两院“互拧”问题一直困扰日本，这次改选化解了这一问题。 更重要的是，赢得这次选举，安倍政权会成为一个长期政权。从现在开始到下届参议院选举，日本三年内没有选举，安倍晋三现在所担任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就还有三年，这意味着安倍晋三在他的总裁任期内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还有可能竞选下届自民党总裁，这样任期可能还会更长。 安培政权正式成为长期政权，日本政局会出现哪些变化？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 修宪暂时难以成事 近年来，大多数日本首相任期都不太长，任期短的首相大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内政而无暇顾及外交，任期长的日本首相才有从事外交的余力。最近两位任期长达五年的日本首相分别是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他们在外交领域都比较活跃。由此可见，安倍晋三从现在开始肯定会更加积极地接触外交问题。 其实日本政治人物并不擅长于外交，与其说他们“积极地接触外交问题”，还不如说他们会“更加被外国所注意”，就像小泉任内一样。小泉曾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恶化中日关系，而这次安倍引起中国不安的还是因为他“把日本变为正常国家”的强烈意愿。在安倍看来，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是阻碍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最大障碍，而教育基本法已经在他上次首相任内得到修改，现在剩下来的只是修宪问题。 安倍热心修宪，但日本宪法并不会因为他希望修改就能被修改，从现在看来，他在任内修宪的希望并不大。修宪必须要掌控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即162席，而自民党和公明党只掌握了135席。即使按照安倍所设想的，先修改规定“三分之二多数”的宪法第96条以后再说其他，但这个门槛还是绕不过去。因为在修宪问题上，公明党很大可能不和自民党结盟，后者只能指望与之有修宪共识的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支持才行。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此次得票总和为81席，加上非改选议席后也不够修宪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自民党已经无法立即开始进行修宪工作。 当然，如果公明党听从自民党劝说而改变方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相反倒是自民党分化民主党，拉出几个反叛的民主党参议员，可能性还更大一些，但是这样要花费大量时间。安倍很务实，可以预见他在任期之内不会再把主要精力放在修宪上，但也不会完全放弃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所以下一步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实现“集团自卫权”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容易达成各政党间的共识。 靖国神社问题势将再现 除了修宪问题之外，可能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还有两个十分敏感的现实问题：钓鱼岛和靖国神社问题。虽然表面看来钓鱼岛有点硝烟四起，似乎随时可能发生擦枪走火事件，但笔者却并不认为钓鱼岛问题还会进一步恶化。因为日本的姿态现已比较明显，不可能进一步让步，相反在等待中国政策转变。日本的强硬姿态源自美国对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范围之内这一明确声明，不管美国此言是否只是空头支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去验证此言。也就是说，目前似乎还无法想象中国方面会开始正式登岛，但是只在周边巡航而不登岛的姿态持续太久可能会引起中国国内情绪的变化和不稳定，所以日本人总觉得中国人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采取一个告一段落的行动。 然而靖国神社就很可能会酿成重大外交问题。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对于安倍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他在就任首相之前曾轻率地说：“上届任期内未能参拜靖国神社是最为痛苦的事情”，这句话现在把他推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中日、韩日关系都处于低潮时，如果发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亚形势肯定会更趋紧张，但如果不去参拜，安倍又会给日本选民一个“言而无信”、“实用主义”和“毫无原则”的坏印象。公明党已经看到这一点，山口美津男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立即在电视上公开呼吁安倍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不管安倍本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但他不能无视美国对他多次发出的不要进一步恶化东亚形势的要求。笔者估计，安倍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会采取小泉方式，即绕开8月15日这一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样既可以给选民一个交代，也不至于太不给中韩两国留有余地。 日本经济依然如履薄冰 自民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获胜，执政能量得到提高，再加上安倍鲜明的保守色彩，日本会不会变得进一步保守化呢？这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笔者认为，未来的日本政局并不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安倍色彩，相反安倍还可能会更加韬晦，淡化自己的色彩。安倍很清楚，其胜利的来由是因为“安倍经济学”见到成效而并非他表现出来的保守色彩，但“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解决困扰日本达2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安倍所祭出的法宝只是暂时降低日元汇率，使大企业得到一些好处，但中小企业并未受惠，而且经济数据的好转也尚未反映到国民可支配收入上来，至于计划明年4月开始提高消费税率对消费心理及消费活动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现在还无法估计。只要在“安倍经济学”上出了什么问题，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立即会降下来，因此安倍在经济问题上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就任之初所说的那句话：“第一是景气，第二是景气”，现在还没有过期。 安倍不会主动出击，但也不会轻易让步。他和小泉都是北京不太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物，但今后他有可能比小泉更加使人头疼。由于家族里产生过岸信介和佐藤荣作两位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基础比小泉要坚实得多，而且时代也不一样。小泉时代日本经济一片混沌，中国经济则以极大的势头上升，而现在中国经济上升势头出现放缓，今后已经不再可能以过去那种势头发展，而“安倍经济学”倒有可能把日本经济带出困境，此消彼长之下安倍可能比小泉更有自信。 整体而言，即使安倍内阁成为长期政权，其在外交上的动作也应该是进一步协调日美关系以便牵制中国，同时静观中国的外交姿态会否发生变化。他应该不会主动打对华外交的牌，而是等待中国因为经济或者环境问题出现困难，所以中日之间会有一段相对比较平静的时间。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主动出击解决好地方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坏账问题，推进产业更新换代，治理环境污染，整顿好内政以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天大报告》2013年7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