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27 政府目前有必要重申核武价值，更新核武库，明示可信核威慑战略，宣告中国动用核武的决心，我们才能把握战争主动性，赢得更多宝贵时间，牢牢掌控东亚安全形势的未来变局。 最近，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出现恶化迹象。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7月29日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卡莱尔将军表示，美国空军将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以精锐之师合围中国。卡莱尔一语道破天机，以至于无论美国政客如何巧舌如簧，也无法掩盖其真实的战略意图。 同时，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7月29日晚在东京发表演讲，号召日本学习德国纳粹，在不知不觉中修改日本和平宪法。麻生此言印证了中方此前的担忧，即安倍政府有可能凭借2003年通过的“有事法制”三项法案，以紧急状态为由，越过国会，直接向自卫队下达开战指令，然后愚弄公众，裹挟民意，修改宪法第9条。 值多事之秋，中国须秉持毛泽东的慎战原则，在实力具备后决不犹豫退缩，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在实力不济时潜心积聚能量，先打孤立和弱小之敌，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常规武装力量方面，美日同盟这一“大城市”对于中方仍居于优势，美国拥有先进的导弹防御体系和大量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对华军事威胁是直接而现实的。除了坚持杜绝盲动的原则之外，中国安全最后的屏障就是国人的意志凝聚和解放军的核武长城。政府目前有必要重申核武价值，更新核武库，明示可信核威慑战略，宣告中国动用核武的决心，我们才能把握战争主动性，赢得更多宝贵时间，牢牢掌控东亚安全形势的未来变局。 核武器能够成为当代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古代的长城不仅曾是中华文明的防御工程，也是促进中华民族一致认同的重要工具。长城发挥有效安全保障作用的时候，内地各个民族安居乐业，经济上相依相靠、联为一体，在文化上彼此宽容、互相学习。它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推进民族融合的强大动力。核武器就是今日中国的万里长城。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些中国人处在习惯性自卑当中，而另一些同胞则奋起抗争，成为悲情的救国英雄。在我们的记忆里，典型的爱国行为就是用血肉之躯去抵御欧、美、日等帝国主义军队的枪炮。直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华民族才从根本上洗雪了百年来落后挨打的耻辱。在核盾牌的保护下，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华民族是强大的，我们不惧怕任何国家、任何军队的挑衅。 对安全形势的自信重塑了中国人的身份，对此的反思有助于界定“我们是谁”的问题。我们是五千年文明的传承者，我们是二战的胜利者，我们正在重新崛起，我们反对军国主义，我们维护国际正义，这种自信激发着中华民族的新生意识。中国的年轻一代自尊自豪，基本上以淡定的态度平视西方文明。反观一些富裕的阿拉伯国家，许多国民仍然身怀浓烈的悲情意识，少数不满西方欺凌的年轻人甚至像本 拉登一样，走上极端主义道路。 核武器可以合法地巩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拥有核武器就潜在地拥有了主导国际事务、预设国际议程、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核武器是大国地位的象征和保障，与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格相称。《核不扩散条约》允许“五大国”即美、俄、英、法、中合法拥有核武器，并要求非核国家保证不生产核武器，不接受其它国家转让的的核武器。这使得拥核国家更容易获得干涉它国事务的权力。该条约明确给予中国合法保有和维护核武器的权力，中国也可据此合法要求“五大国”以外的国家无核化。 今年3月4至5日，讨论核武器非人道性的国际会议在挪威奥斯陆召开，可是《核不扩散条约》承认的五大拥核国家都没有出席。其实，“五大国”的共识是，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必然削弱其国际特权，也会颠覆美国主宰的国际秩序。“五大国”享有核武威慑力，任何无核国家在与“五大国”发生的冲突中，都必然处于战略劣势，因为一旦拥核强国在常规战争中失利，它就必然会考虑核武报复选项。2005年11月英国《卫报》披露，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曾威胁在马岛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核武有助于中国渐进而平稳地融入国际社会。国际体系是一个非价值的概念，而国际社会则凸显价值观的作用。未来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将是融合世界各种文明并涌现重大创新后的产物，可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国际社会现今仍为西方价值观支配。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我们的价值观融入国际社会将经历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而中国的崛起已经冲击了时下国际社会的旧有秩序。在一个不同质的国际社会中，核武器可以承担护卫中国逐步迈入国际社会核心部分的角色。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处在西方国家的包围之中，一直被视为异类。为中华子孙后代计，中国有责任维持社会的稳定，保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确保国家稳步崛起为世界第一强权，避免重回鸦片战争后的乱世。 核武器有助于维护东亚当前的和平局势。具备实战能力的核武器可防止战争或降低战争规模，能防止核武冒险主义，并使特定的对手知难而退，从而支持既有的世界秩序。核武器对国际体系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让核武国家之间的核子战争变得微乎其微，也让核武国家之间发生常规战争的概率大大缩小。基于此，不论中美之间的差异如何复杂而明显，如果中国威慑得当，两国走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东亚和平的根本保证。 问题是，美国的确存在一个实际的选项，那就是怂恿非理性文化浓厚的日本蓄意挑战中国，甚至极力促使中日在对美有利的时机开战。此外，中日国内政治生态都出现了对外用兵的需求，因此未来的中日关系肯定不令人乐观。为稳定中日关系计，从双边关系和国际体系层面考虑，中国强化和升级核武库是不得已的选择。 日本对核武器存在“酸葡萄心理”。一方面，日本政客渴慕核武这一获得大国权力的门票，比如石原慎太郎就曾说过，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国际舞台发声，根本无人倾听;另一方面，受制于和平宪法，日本又不得不谴责核武器，故作姿态地推动世界无核化。去年10月，联合国大会裁军委提出一项旨在减少核武器的决议草案，日本政府拒绝签署;而同年11月，日本又向联大裁军委提交了废除核武器的议案。不过，理解日本自相矛盾政策的线索在于其台下的动作。真实的情况是，日本已经储备了大量核原料和技术人员，只需要数月即可成为核武国家。 就军事力量而言，核武器可以弥补中国与美日同盟在常规装备方面的差距。除了总体威慑之外，中国核武的战略价值也在于其针对特定对手的威慑效果，当前主要的假想敌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由于美日同盟的常规装备仍然以较大幅度领先于中国，中国应当进一步改善和升级我们的核武库，从而使与美日同盟的军力达到平衡，预防美日损害中国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削弱它们限制解放军行动自由的能力。 美国推出亚洲再平衡政策之后，对华的威胁显性化，这证明了中国强化核武库的正当性。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变本加厉地复活军国主义，这更是迫使中国重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灵活的核武战略能有效抵消美日同盟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并粉碎其诱使解放军打响第一枪的妄想。 当然，现在中国官方的核武政策话语并不具体言明哪些国家和地区是自己核武针对的目标，并在核武数量和质量方面示弱，这种做法的逻辑是为了削弱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宣传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它也是韬光养晦政策的惯性延续。不过，此处隐含巨大的风险，即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容易误判中国的核武力量，判定中国的第二次打击力量不足，从而让美国决策者萌生凭借其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先发制人的冲动。 因此，中国不得不树立可信核大国的形象。日本现在的判断是，中国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美日同盟拥有常规武装力量的优势，而且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日本技术和市场，所以挑衅和羞辱中国人民不会受到惩罚。近期东亚的变局，促使中国扩大核武库，提升与美国“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既要能对日饱和攻击，又要能打击美国主要大都会，从而增加中国外交的可信度，如此我们才能抗衡美国的霸权，确保在中日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完全有能力负担批量核武器战备值班，使核武威慑不只是停留于外交辞令。基本的数量要求是，在我们遭到敌方第一次核攻击后，或者我方的核基地遭到敌方精确制导武器攻击后，中国的核武储备还能摧毁美日两国。 面临美国发达的导弹防御网，如果中国的核武威慑要建立可信度，我们须推进核武现代化，开发先进技术，包括快速机动发射、固体火箭推进、模块化组装、综合化控制、机动变轨、多弹头分导、弹体小型化、发射便捷化等能力。我国已有多种型号的战术、战役和战略导弹，包括近程、中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并有多样化的投掷技术;分导式多弹头技术提高了我国核武的突防和生存能力。不过，中国还要进一步强化“三位一体”的核武器发射模式，不仅要巩固陆基发射能力，包括地下井式发射、公路机动发射、铁路机动发射等，还要重点弥补空基和海基发射的短板。东风31A洲际导弹部署成军、轰-6K战略轰炸机批量服役、配备巨浪-2的094战略核潜艇即将远海巡航，使得我国核武装备加速看齐美军，但若要废掉美国的导弹防御网，中国在技术方面还存有升级空间。就眼下中美博弈的现状来看，解放军尽快取得卫星攻击、网络攻击、隐形战略轰炸机、第四代战略核潜艇的实战能力，恐怕是最精彩的回击手法。 说到底，目前的东亚变局主要是美国独占日本的恶果。二战后期，日本皇室和资本阶层害怕苏联在占领区建立斯大林模式的政权，在权衡利弊后，终于决定接受美国的占领要求。广岛和长崎被核武攻击只是日本向美军投降的表层原因。美国在投掷核武后，迅速单独占领日本，对其后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此举一度牢牢锁死了解放军走向太平洋的门户。这样的历史模式使得东亚战后体制与欧洲迥然不同，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反法西斯战胜国基本上失去对日本的制约能力，而为日本拟定了和平宪法的美国现在又有意为日本军备松绑，如无重大转折，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恐乃大势所趋，东亚变局已难于挽回。美日同盟正变成中国崛起的最大绊脚石。 东亚地缘政治的变迁将推动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反法西斯战胜国建立防日统一战线。中国、俄罗斯、韩国都与日本有领土纠纷，可以联手重申战胜国和正义国家的权力。要求反人类的法西斯侵略国家割让领土，缴纳战争赔款，就像让刑事犯得到应有惩罚一样，是合理而又合法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战败国却霸占着战胜方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理由支持俄罗斯合法占有南千岛群岛，并落实鼓励琉球独立的计划。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国以核武器开启了二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如今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另一些国家又借重核武器来维护这种秩序，而针对的目标都是日本。...
Month: August 2013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3-08-26 在互联网蓄意传播制造谣言的“水军首领”秦志晖（网名“秦火火”）及其团体成员被捕引发网民热议。规管网络的长久之计，必须是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对网上不法分子依法管理。 据报道，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互联网蓄意传播制造谣言的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公司（以下简称尔玛公司），抓获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及公司其他两名成员。 秦杨两人的名字说起来有些陌生，但他们操作的一些网络事件可是家喻户晓。7•23动车事故发生后，他们编造、散布中国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他们捏造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编造月薪不到十元的雷锋花费90元置办皮衣等高档行头。他们大量使用淫秽手段、色情包装来炒作那些希望成名的女孩，推出“中国第一无底线”暴露车模、“干爹为其砸重金炫富”的模特等，还删帖、查IP替人消灾，获利颇丰。 笔者观察到，这一新闻的跟贴有近三分之一叫好，声称早就应该如此，也有近三分之一的留言“存疑”，认为这又是一起“秋后算账”、“打击报复”，甚至认为这是收紧网络控制的前兆，更有个别读者把这条新闻本身定为“造谣”。可见，秦火火与“立二拆四”的能量是有一定互联网基础的。 笔者赞同第一个三分之一的读者意见，认为对秦火火之类的网络造谣者与幕后推手重视不够，抓得太晚。只要是上网的人，对这些事件都有所耳闻。同网络上个别不了解情况而盲目转发的网民与大 V 不同，他们俩开办网络水军公司，专门以造谣传谣为业，被网民称为“水军首领”、“谣翻中国”。他们两人这些网络炒作早就超出了商业范围，已经严重损害了个人、社会甚至国家的利益，可为什么等到以上这类事件已被他们“炒熟”，种下恶果，相关部门都迟迟没有介入？ 笔者认为，这与互联网是一个全新领域，相关立法与操作不健全有关。在没有相关立法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对互联网的管理找不到依据，又担心网民“群起而攻之”，结果畏首畏尾，容忍一些犯罪与歪风滋长，一些在现实生活里明显的犯罪行为，到了网上反而大行其道。 8月10日，央视与网络名人齐聚央视新址演播厅，大家一致认为，网络名人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共守“七条底线”：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因为在秦火火与“立二拆四”的网络炒作中，一些网络名人与大V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他们的“水军”，大量转发这两人蓄意编造的谣言。 但笔者认为，由央视与网络名人商定底线，并不能成为规管网络的长久之计，长久办法必须依靠法律。应该从快制定规管网络的相关法律，对网上不法分子依法管理。只有这样，一些明显有违逻辑有背常识的网络谣言，才不会大行其道。 那些对依法管理网络、打击造谣者不太能理解的网友必须明白，一个老鼠坏一锅汤，一些急于出名、要赚快钱和少数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传播容易、偏听偏信的特点来散布谣言，造成恶果，受损害的是整个网络的诚信，受害的是大量被蒙骗的网友。只有依法严格管理网络，营造一个真实、和谐的网络环境，网络才能更好地造福社会，有利商业，也便于公民享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21 植根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历史，借鉴法国反歧视与共和模式，中国政界和学界应该开展相关的调研与讨论，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建构确立新的民族融合道路。 6月下旬，新疆鄯善县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和田县发生群体聚集闹事事件，新一届领导集体迅速决策，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果断出手，及时妥善处置了两起重大骚乱，维护了社会稳定。鉴于境外势力的介入，简单把骚乱定性为民族冲突无疑是一叶遮目，但考虑到近年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治安恶化的情况，中国政界和学界都应居安思危，结合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及时反思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轫于前苏联的民族理论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列宁民族自决理论和前苏联联邦制的影响。在理论上，前苏联始终主张，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拥有共同文化特征，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土地上实行自治。在实践中，前苏联坚持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统一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坚决反对任何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脱离联邦。在戈尔巴乔夫推出“新思维”后，维系国家统一的思想和制度支柱坍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了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法理依据，直接导致庞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 由于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思想和传统，中共并没有完全照搬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6年1月，中共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主张“承认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舍弃苏联实行的联邦制，选择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中共通过宣传与教育，比前苏联更成功地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国民个人的信仰，从而在精神上塑造了超越民族认同的高度同质化政治信念，强力压制了民族认同的意识，掩盖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 平心而论，中共根据本国历史传承而开创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胜过在法理上允许少数民族通过民族自决而独立的苏联体制。然而，这一政治设计仍是在前苏联民族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一些跟前苏联遭遇到的同样性质的民族矛盾并不足为奇。 民族政策亟待与时俱进 文革时期，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极左路线冲击，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聚集区一样陷入无政府状态，当地上层人士与中共党内高官一道成为批斗的对象，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被禁止，大批宗教建筑与设施遭到破坏，大量宗教用品被捣毁或流失。1975 年宪法更是删除了1954 年宪法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规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了调整，主要特征是优待少数民族。新措施包括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重点支持少数民族语文的恢复与发展，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典籍，给予职业宗教人士一些特殊权利，参军、招工、税收、高教录取等都向少数民族利益倾斜等等。这些政策纠正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全国性混乱，并非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确实起到了有效发展民族地区的目的。由于中共中央提倡在自治地区高比例任用少数民族党政官员，西藏、新疆等地区的汉族官员一直属于少数派。比如，2013年1月统计数字显示，西藏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82.05%，693个乡镇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80.6%。截至2013年7月，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6万，佔干部总数的5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了新挑战。目前有些长期执行但已经过时的政策存在较大负面作用。部分措施弱化了国家层面上的共同认同，导致一些人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没有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严重损害了汉族利益；强化了少数民族的地域观念，让民族观念与特定的土地挂钩，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 其中，争议性最大的是少数民族刑事政策“两少一宽”。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中规定“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政策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干预了司法相对独立的地位，使法院难以处理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案件。与此相应，政府以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为由，允许某些少数民族合法持刀，这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因此，一些主要目的在于纠正文革所犯错误的民族政策需要在新形势下做出相应改变。 法国民族政策值得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调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过程中，正如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所言，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法国与中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又长期实行市场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它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尤具参考价值。 法国当前的民族政策是共和模式与反歧视模式的混合物。共和模式源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崇尚民族宽容与融合，以普世的意识形态压制民族差异和认同。从19 世纪后期起，法国开始制度化地鼓励少数民族放弃本族历史和文化、学习法兰西文化，政治上认同法国，争取完全融入法国价值体系。共和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尽量淡化社会成员之间的民族身份差异，确立并维护平等的公民身份。从法律和政治意义上讲，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无差别的公民，“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存在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此模式的优势在于能有效防止民族边界的固化，从制度上封闭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路径；其劣势是难以解决事实上存在的民族间经济利益矛盾和社会组织差异，这种不和谐往往将贫困固化在特定的少数民族身上，最终会引发族群之间冲突，近几年法国族群骚乱的爆发就是最好的例证。 除了法兰西主体民族外，法国还有阿尔萨斯、布列塔尼、巴斯克、科西嘉、佛兰芒、阿拉伯、华人等少数民族。阿拉伯民族骄傲的民族性格使其坚守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族群认同，在法国社会中存在组织化的求异倾向，高卢人的同化政策在阿拉伯穆斯林面前明显受挫。法国人中的保守分子也因此不满民族融合政策的失败，决意捍卫法兰西传统价值，保卫法兰西民族特性，这也为法国的极右翼力量提供了生存土壤。 当然，最现实的冲突根源还是在于福利。经济向好时，民族之间在福利分配上的冲突可以被社会忽略或掩盖，可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资产价格下降，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法国社会的不满即首先指向在福利制度中受惠最多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曾经受到西欧民权运动的洗礼，怀抱强烈的民权意识，认为分享法国的社会福利理所当然。这一态度违背了法国社会最核心的价值即资本主义精神，法兰西主体民族对此激烈反弹，表明宽容有其天然的限度。 为了救济共和模式的不足，1998年法国最高移民融入署正式向政府建议通过立法来管制日益严重的民族歧视问题。这成为战后法国民族政策最重要的转折点，被视为法国反歧视模式的开端。2004年12月，法国政府成立了机会平等与反歧视高级专署（HALDE），专门评判法律或国际条约所禁止的直接或间接歧视行为，从制度上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3-08-20 谢长廷以维新基金会名义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合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再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为民共交流写下新一页。此次到访不仅为日后解决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做了可靠铺垫，更是“以谢逼马”，迫使马政府正视两岸问题。 2013年6月底7月初，谢长廷先以维新基金会名义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合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再到深圳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为民共交流写下新一页。笔者尝试从两个角度来观察此次红绿之间的互动，一看“涟漪效应”，二看“引申波幅”。 民进党内的“涟漪效应” 对于谢长廷是次到访，台湾部分分析人士仍以“苏贞昌、蔡英文与谢长廷”之间的暗战作主调，未来事件交易所的简单民调对谢的访问予以肯定，而沈富雄则批评为“空手而回”。以上三种说法均过于表面。 谢长廷凭借其独特身份，以“剩余价值”引领红绿互动。在台湾，所谓政坛“天王”，必须是“有领地、掌兵马，具功勋”，谢长廷毫无疑问具备这些资格，其所掌的台湾维新基金会是民进党的“影子政府”。台湾在下一次大选是否再次出现政党轮替，正为两岸三地所关注。在现时民进党内的核心人物中，苏贞昌的政治身份让他动弹不得，蔡英文是不可以受伤的宝贝，只有谢是最没有政治负担的，他既不会再参选，又具有足够“压场”地位，可以“半公开”与大陆进行互动。 台湾传媒并未大篇幅报道谢是次访问，蓝绿间亦没有大肆口诛笔伐，甚至较为低调处理，由此可知谢的策略取得成功，也为苏贞昌与蔡英文在日后着手解决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做了可靠的铺垫。 台湾民众具有保守、害怕改变的特质。自2008年后，两岸间的互动虽时有磨擦，但台湾民众已经接受了与大陆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经常性往来。两岸关系若因民进党重新执政而重回冰点，无疑将会是民进党的致命伤。这一点民进党的核心不可能不知道。 谢长廷的一切行动，必是先以稳定绿营选票基本盘为先。所谓的基本盘，就是“深绿”。根据历次选举的民调，蓝绿阵营的基本盘，即深蓝或深绿的支持者，各占大概三成，而“浅蓝浅绿”分别是大概一成左右。因此，谢长廷的行动若动摇了“基本盘”，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必然会变调。迄今为止，绿营民众未有太大反应，证明谢长廷可以再进一步。 如何发挥谢长廷访问的涟漪效应呢？谢是次到访，民进党人当然占了绝大多数，但谢系主要“兵马”并未随行，显现谢的戒心依然相当之重，此行目的只为摸底、不为交心。然而北京恰恰可以利用谢的心魔，先拉拢谢系人马。台湾有句老话：“发财在台北，乱也在台北”，意思是台湾的中南部依然相对落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每晚九点半后竟然可以关闭一半，台南经花东、宜兰北回新北市的公路一直没有得到好好处理，高铁更没有规划。中南部一直无法发展起来，既造成民进党在当地执政的压力，也是谢的遗憾之一。因此，如果谢下次到访，北京应先深入了解谢系人脉，然后点名邀请他们一同随行，陈菊若不方便，赖清德若感到尴尬，但他们总有亲信可作代表同行。随后，以输出技术、加强交流为名，协助中南部发展，如推动“农庄民宿转型”、举办中南部渔农业出口技术会议等。如果北京能够协助重点繁荣“大高雄”，这将有助将来全面打开红绿对话的基础，也可掌握民进党中南部未来的虚实。要知道谢将是过去式，但陈菊、赖清德的日子还多呢！ 台湾岛内的“引申波幅” 谢长廷是次到访，公开发言并不多，但是有一句话含金量相当高：“就算独派以后想把国家改叫‘台湾共和国’，也必须先承认‘现在是中华民国’”。 北京的策略应是把“未来”锁定在“现在”。要知道北京现在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防止台湾变天，民进党上台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所以，需要把谢的调子定下来，令民进党承认“现在是中华民国”变成必然。北京更要构建能够为台湾民众所接受的论述，以“先说、先定”的方式，尽量阻止“台湾共和国”的声音变成主调。不少台湾人对大前研一《中华邦联》一书相当推崇，提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发展台湾本土的“一邦多联”论调，获得台湾政界、高等教育界中人颇多肯定。对此议题，北京尽早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为未来准备论述。 谢此次访问虽然看似蜻蜓点水，但却令随后到访大陆的郝龙斌紧张起来。及后，马英九更表示，台湾民众若有意愿，不排除“习马会”。这是马英九首次松口，表示有可能进行“党主席对党主席”的对话。 国民党之所以有此反应，是因为他们开始出现“被取代感”。马政府过去五年在两岸关系上，可以说是好处通吃，却始终不谈政治对话，即使在他民望最高的时候也不谈。现在马政府好景不再，民望一路下滑，可能却是迫使马政府正视两岸问题的好时机，推动两岸互设办事处，开启“和平协议”谈判。如今出现“以谢逼马”的局面，正是谢此访的引申波幅。 香港的独特作用也不容忽视。谢长廷与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共宴，台湾传媒没有以此为题大作文章，可见台湾社会对类似的交流至少是不抗拒的。台湾人对香港人很少有抗拒感。因此，如果组织一群具台湾认知的“港区全国政协”，成立专题工作组，在未来几年，定期或就个别议题，与台湾维新基金会进行交流，才有机会深入了解民进党。如果现时港区全国政协中缺乏相关人才，亦应以智库模式来招揽人才。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田安澜 2013-08-19 中央政府应该继续严格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来处理香港普选问题，充分依靠爱国爱港力量，扶持“正能量”，掌握政治主动权，针对即将来临的政制改革，及时表明并有效传达中央立场，明确中央权力，确立政治底线，有序翻开普选新一页。 7月16日，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应特区立法会主席曾钰成邀请，出席立法会午宴，这是中联办主任首次以官方身份出席立法会午宴。张晓明的致辞有两点引起香港社会关注：其一，“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实现普选的立场和诚意是不容怀疑的”；其二，“香港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所以，有关普选制度的设计必须与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相适应，必须遵循‘一国两制’的原则，必须处理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权力得到保障”。 香港回归祖国16年，虽遭遇风风雨雨，但北京政府坚持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始终保持了香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目前香港管治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政治势力不断躁动，但所有的纷争背后的焦点都集中在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作出决定，规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行政长官普选后立法会全体议员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特首和立法会可以实行普选，但具体的选举办法尚未完全明确，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反对派势必利用各种机会与场合展示实力与影响力，凝聚力量，备战2017。 针对香港未来的普选，张晓明此次讲话，既表明的中央政府的立场，也强调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所在。 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应该继续严格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来处理香港普选问题，充分依靠爱国爱港力量，扶持“正能量”，掌握政治主动权，针对即将来临的政制改革，及时表明并有效传达中央立场，明确中央权力，确立政治底线，有序翻开普选新一页。 首先，及时清晰表明中央政府立场，增强对港政策的透明度。香港法治化程度与信息流通自由度都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相关机构不难获得精准的信息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北京对港政策，应该铁板钉钉、一目了然，而不应包含试探、博弈与不确定性，避免被香港一些政治势力利用，大做文章甚至掀起社会波澜。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实行普选的立场与态度是明确的，应该通过畅通的舆论与民意沟通渠道，让广大港人全面、及时、清楚地知晓这一立场与态度。事实上，除了普选问题，在任何对港问题上，无论是落实“一国两制”还是完善中央和特区关系，北京的立场都应当明则明，避免港人出现模糊认识甚至错误理解。 其次，面对未来政制安排的变动，中央政府需要明确在“一国两制”下所拥有的各项权力，严格依照《基本法》行使这些权力，从而履行落实“一国两制”的宪制义务。《基本法》赋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包括：修改《基本法》、解释《基本法》、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审查特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决定全国性法律适用于香港、宣布战争状态或紧急状态以及在此等情况下于香港特区实施全国性法律、审查特区成立前的香港原有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等。在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在行使上述权力时，始终保持自我克制与约束。随着普选逐渐临近，香港政制发展面对重大改变，中央政府对《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力应当使则使。这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意，也是中央必须履行的宪制义务。 最后，北京应明确底线，制定相关法律与政策，避免香港普选成为一些政治势力进行反华、危害国家安全，甚至从事分裂中国、搞“港独”的借口与手段。正如张晓明所言，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有很多特殊的地方，香港的普选必须遵循“一国两制”方针，不得有违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这是北京的底线，同样需要旗帜鲜明亮出来。任何“躲躲闪闪”都有可能在香港引起猜疑、不确定性甚至混乱。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问题上，中央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不给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与不负责任的媒体以造谣传谣的空间。 总之，在香港普选问题以及未来涉港政策上，中央政府的立场应当明则明，《基本法》赋予中央政府的各项权力应当使则使，中央政府对底线的维护应“该出手时就出手”。同时，中央的立场、权力与底线应当让广大港人全面、及时、清楚地知晓。在必要时，应参考外交部和国台办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考虑在港澳办或中联办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常规化的新闻发布制度，公开宣示中央政府对港政策，解答传媒查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滕飞、何建坤 2013-08-15 气候变化谈判的政治共识需要建立在相对一致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科学认知尚不具备支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坚实基础。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减少这些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正在准备过程中，在科学、影响及减缓各工作组的报告初稿中均对从2度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之间的一系列转换环节的科学认知现状进行了评估。虽然IPCC的职责只是对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和影响进行评估，并向各国政府提供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和技术选择，但目前各工作组初稿中围绕长期目标的有关结论将会对中国在德班平台谈判中的立场和策略产生重要影响。科学认知仍有不确定性 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2度目标（即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度的水平）被确立为全球政治共识。但最近研究表明，目前各国2020年的减排承诺距离两度目标的实现仍有相当的差距，2度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其能否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围绕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德班平台谈判已经启动，谈判的焦点问题均涉及2度目标到各国减排目标的转换：一是如何提高各国2020年前的行动力度以弥补目前的减排差距；二是如何设计2020年后的国际减排制度，其中“自上而下”（即将2度温升目标分解落实为各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并辅以履约核查等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的减排模式需要将全球的2度目标分解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从2度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之间要经历一系列的转换过程，首先温升目标需要转换为累计排放空间；而后在考虑技术和政策约束的情况下，进一步将累计排放空间转换为全球排放路径；全球排放路径又需要依排放权分配方案最终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就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而言，上述转换的每一步都必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为了表示温升与累计排放之间的关系，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文献中引入了“累计排放瞬时气候响应”概念（简称TCRE）。根据这份评估报告给出的初步评估结果，TCRE的最可能范围在1.5-2.0 °C/TtC的区间内，也即2°C温升对应的允许累计排放上限即在1000-1300 GtC之间 。但是，在实际的多温室气体情形下，二氧化碳的累计排放上限要小于由TCRE得出的上限值，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上限应在650-867 GtC之间。第五次评估报告虽然建立了温升与累计排放的对应关系，但由于各气候模式预测的结果仍然缺乏一致性，因此尚不能就2度温升对应的累计排放上限给出确定结论。 综合评价模型建立了累计排放与排放路径之间的关系，同一累计排放可以通过不同的排放路径实现，不同排放路径之间在给定年份的排放总量相差较大。目前大多数排放路径都是在技术和政策约束下的成本最优化的排放路径。这些排放路径均是通过综合评价模型给出的，但是由于综合评价模型在模型结构，减排技术的组成、成本、进入时间及技术进步率等参数的设定，考虑的温室气体及政策设定上各不相同，因此各模型给出的排放路径均有所差异。 在确定全球减排目标及路径后，还需要将这一路径进一步分解到各国成为各国的减排指标后才能最终确保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这一分解过程即是排放权分配问题。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基于对当时不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评估，给出了发达国家应当在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40%，发展中国家应当在2020年从BAU显著偏离的结论。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前的排放权分配方案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所提出的。自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了更能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排放权分配方案。目前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巨大差异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公平问题上缺乏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使得将全球减排目标落实为各国减排目标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自上而下”缺乏科学支撑 目前由于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的地球系统模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目前温升目标与累计排放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各模式对气候敏感性的估计不同，但对累计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温升的认知是一致的。这一科学结论支持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历史责任问题上的谈判立场，也支持了中国科学家基于人均历史累计排放趋同原则提出的排放权分配方案。 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确定全球排放的路径或者主要年份（如2020年、2030年及2050年）全球的减排目标。由于排放路径的不确定性，在2020及2030年给出全球的减排范围还具有较大的争议。2050年排放路径虽然比较收敛，但由于温升与累计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就此目标做出政治决策的难度依然很大。 在给定的全球减排路径下，各国之间的排放权分配是气候谈判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之一。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的新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出现，不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差异拉大，综合评估各方案所给出的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减排力度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未来确定发达国家整体中近期和远期减排目标的谈判将会比较艰难。 从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的转换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相当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各方在谈判中都可以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依据，因而通过谈判就累计排放、减排路径及分配方案等达成共识的难度极高。政治共识需要建立在相对一致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科学认知尚不具备支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坚实基础。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减少这些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不确定性也不应当成为停滞或观望的借口。中国应推动各国自主承诺 在谈判中，中国应推动形成“自下而上”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目前最有效和务实的方案是各国自下而上加大减排力度，并根据最新的科学认知对全球减排路径与2度目标之间的差距不断进行评估，进而促进各国持续加强减排力度、最终公平的承担减排义务。 在研究中，中国应加强对复杂气候模式、综合评价模型与排放权分配方案的不确定性及比较研究，增强中国在不确定性问题上的话语权，为科学评估和国际谈判做好准备。由于对温升的预估是通过地球系统模式进行的，而地球系统模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开放性系统，且在气溶胶-云-辐射的耦合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方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目前在给定温升目标下累计排放上限的评估上，不确定性仍然较高。而在综合评价模型上，各模型之间对减排成本的不同估计也导致了减排路径的较大差异。排放权分配方案也在公平、伦理理念、基线和参数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正如天气预报中的多模式预报一样，未来的气候变化研究、评估在加强模型一致性的基础上，也需要综合多个模型的结果从不确定性决策的角度作出决策支撑。以往的科学研究中中国偏重于对“中国模型”及“中国方案”的研究，未来应当转向对各主流模型和方案的比较和综合研究，从比较研究和不确定性分析的角度深入强化科学认知，为未来国内决策和国际谈判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贝多广 高圣宝 2013-08-13 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需要尽快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直接收益，有效倒逼国内金融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来破解金融体制改革中的诸多难题和深层次矛盾。 当前中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依然很低，金融体制改革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深层次矛盾，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需要尽快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直接收益，有效倒逼国内金融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关键第一步是在资本账户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互相交叉交织的情况下，设计好改革路径。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中国经济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带动金融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但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金融压抑现象依然未得到有效改观，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作用、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水平还很低，离十八大确定的“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战略目标有很大差距。然而，受制于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金融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改革公约数越来越小，且存在固化倾向。 破解当前金融体制改革难题和深层次矛盾，需要借鉴中国入世的成功经验。当年，为符合标准、兑现承诺，在中央政府的强势推动下，中国自上而下进行了艰难改革，现在看来，那次深度改革和引入竞争，实现了经济、产业、外贸的战略调整，中国成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和制造业分工体系，生产总值、居民收入、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现在也要像当年“入世”的口号一样，提出一个能够统一各方思想认识、切实可行的国家战略，在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层面，统领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结合当前现状和改革要求，这个战略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通常，对压抑的金融体系而言，货币国际化应是金融改革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和最大成果，在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应是制定金融改革政策的约定目标和内生动力。人民币国际化倒逼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机制 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巨大收益。一是在“货币即权力”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是金融领域“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也将为“中国梦”的其他丰富内涵提供金融支撑；二是在浮动汇率制度日益普遍的今天，可以提供现有金融工具难以实现的有效、长期、零成本汇率风险规避，提升中国经济主体国际贸易投资主动权；三是在占有国际资源方面，有利于企业利用更加充裕的市场资金和低廉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政府则享有持续高额的铸币税收益，此过程亦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履行价值储备职能，实现良性循环；四是在美元一支独大、量化宽松的失衡中，可以摆脱美元陷阱、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抢占货币战争制高点，抵御中国外汇储备不断贬值的巨额损失，化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推动、维护、稳定变化中的国际经济新格局。 国际货币历史表明，货币国际化需要经济实力、贸易规模等基础条件，更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包括币值内外稳定、货币自由兑换、金融高度市场化等。在追求人民币国际化巨大收益的过程中，我们通过积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变国际压力为国内动力，同步倒逼金融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对内，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破解长期存在的政府行政依赖性、国有机构主体性、间接融资主导性；对外，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慢慢形成进出自由、规模庞大、运转良好的人民币交易投资市场，做到资本账户和证券市场开放、证券投资渠道畅通、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加大。倒逼方式上，首先通过政府态度的转变，政府是货币国际化的最大受益者，只有政府才能真正克服国内各种阻力，有力执行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其次通过应对离岸市场挑战，香港、伦敦等离岸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发挥在效率、创新、监管等方面的优势，发展多样化、高质量的人民币金融工具以提高吸引力，同时为国内金融市场做出表率；最后通过满足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的需求，政府、企业、居民多年积累的资产，亟待走出去。 更为长远的意义在于，改革内外兼顾，将完善金融领域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力。汇率和利率水平趋向合理，经济在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之间取得平衡；股票和债券市场日趋完善、资本账户基本开放，资本可在全国、全球寻找最有利投资，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构、更持久的经济增长、更高的增长效率，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规则中的制定权和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并推动中国金融产业上新台阶上新水平。资本账户可兑换与金融体制改革 由于存在货币惯性等原因，货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准备和激烈竞争，英镑、美元、马克、欧元均是如此。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时间周期要以十年为基本单位，要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否则欲速则不达。推进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今后的进程和效益，也是风险和挑战最集中的环节，主要的困难在于资本账户可兑换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同时存在，互相交叉交织。需要厘清思路、分清轻重缓急，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积极稳妥进行。 首先，建议放宽资本流出限制，在此前提下增加汇率弹性，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放宽资本流出限制的措施包括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居民购汇额度、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到中国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和债券。在开放流入还是开放流出方面，后者更具急迫性、必要性。中国长期以来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这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原因。在不减少资本流出限制的情况下，汇率市场化会导致本币高估。考虑到个人购汇需求总量相对小些、影响有限，且密切关系民生，资本账户开放应先个人后机构。 其次，再依次放宽股票、债券、房地产的资本流入。股票波动大、投资损失概率高，股票投资者对于利差和汇差相对不敏感。股票市场近年来长期在低位徘徊，悖离宏观经济表现，引入更多国际投资者有助于改善市场气氛、恢复市场功能。中国股票市场特有的高换手率和流动性意味着较强的资本流动承受能力，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会较小。债券方面资本流入限制的放宽应在利率、汇率市场化取得显著成效后。房地产方面资本流入限制在价格回落到合理水平之前不应解除。 最后，逐次开放本币、外币形式的银行跨境借贷。银行借贷与债券不同，存在提前还款的可能，在跨境业务方面的开放应晚于债券。其中外币形式的银行跨境借贷可长期保留限制，因为本币大幅贬值导致外债偿还负担剧增时，提前还款会进一步增加外债偿还的难度，导致或恶化货币危机。 利率市场化宜从易到难，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放开。中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尤其国有银行占据很大比重，简单放开银行存贷款利率对各类银行、企业、财政以及国际资本流动都会有较大影响。利率市场化的次序应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鼓励“金融脱媒”，扩大经济中市场决定利率的部分，大力发展市场化的固定收益融资。一旦银行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比重下降，再行放开存贷款利率就比较容易。这种类似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可以减少震动，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近年来，我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通过货币互换、扩大贸易结算范围等形式，推动渐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有所成效，也符合坚持区域合作、与金砖国家紧密联合的基本原则。但从体制机制来看，这些工作还远远不能提供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条件。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通过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格局催生真实有效的市场价格，根据价格信号实现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有效推动人民币成为贸易结算货币和交易计价货币，真正成为有关各国的汇率锚，最后在全球范围内充当交易结算货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将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 《天大报告》2013年7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3-08-13 8月15日安倍内阁会否参拜靖国神社，是横亘在中日关系面前的现实问题。选举中的失言，令安倍进退两难：参拜势必令东亚局势更趋紧张，不参拜则给日本选民留下言而无信的坏印象。成功摆脱众参两院互拧问题的安倍政权，其外交内政策略的变化，势必影响中日关系未来走势。 7月21日，日本举行参议院换届选举，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共获得76席。日本参议院议席总数是242席，参议员任期是六年，每隔三年改选其中一半，也就是说这次改选的只是其中121席。在剩下非改选的121议席中，自民党占50席加上公明党的9席，执政联盟占据59席。此次改选后，执政联盟拥有135席，占据参议院多数议席。这几年，由于在众议院占多数议席的执政党在参议院却是少数派，法案时常难以通过，众参两院“互拧”问题一直困扰日本，这次改选化解了这一问题。 更重要的是，赢得这次选举，安倍政权会成为一个长期政权。从现在开始到下届参议院选举，日本三年内没有选举，安倍晋三现在所担任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就还有三年，这意味着安倍晋三在他的总裁任期内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还有可能竞选下届自民党总裁，这样任期可能还会更长。 安培政权正式成为长期政权，日本政局会出现哪些变化？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 修宪暂时难以成事 近年来，大多数日本首相任期都不太长，任期短的首相大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内政而无暇顾及外交，任期长的日本首相才有从事外交的余力。最近两位任期长达五年的日本首相分别是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他们在外交领域都比较活跃。由此可见，安倍晋三从现在开始肯定会更加积极地接触外交问题。 其实日本政治人物并不擅长于外交，与其说他们“积极地接触外交问题”，还不如说他们会“更加被外国所注意”，就像小泉任内一样。小泉曾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恶化中日关系，而这次安倍引起中国不安的还是因为他“把日本变为正常国家”的强烈意愿。在安倍看来，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是阻碍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最大障碍，而教育基本法已经在他上次首相任内得到修改，现在剩下来的只是修宪问题。 安倍热心修宪，但日本宪法并不会因为他希望修改就能被修改，从现在看来，他在任内修宪的希望并不大。修宪必须要掌控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即162席，而自民党和公明党只掌握了135席。即使按照安倍所设想的，先修改规定“三分之二多数”的宪法第96条以后再说其他，但这个门槛还是绕不过去。因为在修宪问题上，公明党很大可能不和自民党结盟，后者只能指望与之有修宪共识的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支持才行。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此次得票总和为81席，加上非改选议席后也不够修宪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自民党已经无法立即开始进行修宪工作。 当然，如果公明党听从自民党劝说而改变方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相反倒是自民党分化民主党，拉出几个反叛的民主党参议员，可能性还更大一些，但是这样要花费大量时间。安倍很务实，可以预见他在任期之内不会再把主要精力放在修宪上，但也不会完全放弃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所以下一步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实现“集团自卫权”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容易达成各政党间的共识。 靖国神社问题势将再现 除了修宪问题之外，可能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还有两个十分敏感的现实问题：钓鱼岛和靖国神社问题。虽然表面看来钓鱼岛有点硝烟四起，似乎随时可能发生擦枪走火事件，但笔者却并不认为钓鱼岛问题还会进一步恶化。因为日本的姿态现已比较明显，不可能进一步让步，相反在等待中国政策转变。日本的强硬姿态源自美国对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范围之内这一明确声明，不管美国此言是否只是空头支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去验证此言。也就是说，目前似乎还无法想象中国方面会开始正式登岛，但是只在周边巡航而不登岛的姿态持续太久可能会引起中国国内情绪的变化和不稳定，所以日本人总觉得中国人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采取一个告一段落的行动。 然而靖国神社就很可能会酿成重大外交问题。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对于安倍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他在就任首相之前曾轻率地说：“上届任期内未能参拜靖国神社是最为痛苦的事情”，这句话现在把他推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中日、韩日关系都处于低潮时，如果发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亚形势肯定会更趋紧张，但如果不去参拜，安倍又会给日本选民一个“言而无信”、“实用主义”和“毫无原则”的坏印象。公明党已经看到这一点，山口美津男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立即在电视上公开呼吁安倍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不管安倍本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但他不能无视美国对他多次发出的不要进一步恶化东亚形势的要求。笔者估计，安倍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会采取小泉方式，即绕开8月15日这一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样既可以给选民一个交代，也不至于太不给中韩两国留有余地。 日本经济依然如履薄冰 自民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获胜，执政能量得到提高，再加上安倍鲜明的保守色彩，日本会不会变得进一步保守化呢？这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笔者认为，未来的日本政局并不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安倍色彩，相反安倍还可能会更加韬晦，淡化自己的色彩。安倍很清楚，其胜利的来由是因为“安倍经济学”见到成效而并非他表现出来的保守色彩，但“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解决困扰日本达2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安倍所祭出的法宝只是暂时降低日元汇率，使大企业得到一些好处，但中小企业并未受惠，而且经济数据的好转也尚未反映到国民可支配收入上来，至于计划明年4月开始提高消费税率对消费心理及消费活动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现在还无法估计。只要在“安倍经济学”上出了什么问题，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立即会降下来，因此安倍在经济问题上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就任之初所说的那句话：“第一是景气，第二是景气”，现在还没有过期。 安倍不会主动出击，但也不会轻易让步。他和小泉都是北京不太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物，但今后他有可能比小泉更加使人头疼。由于家族里产生过岸信介和佐藤荣作两位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基础比小泉要坚实得多，而且时代也不一样。小泉时代日本经济一片混沌，中国经济则以极大的势头上升，而现在中国经济上升势头出现放缓，今后已经不再可能以过去那种势头发展，而“安倍经济学”倒有可能把日本经济带出困境，此消彼长之下安倍可能比小泉更有自信。 整体而言，即使安倍内阁成为长期政权，其在外交上的动作也应该是进一步协调日美关系以便牵制中国，同时静观中国的外交姿态会否发生变化。他应该不会主动打对华外交的牌，而是等待中国因为经济或者环境问题出现困难，所以中日之间会有一段相对比较平静的时间。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主动出击解决好地方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坏账问题，推进产业更新换代，治理环境污染，整顿好内政以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天大报告》2013年7月期
WU Junfei 2013-08-12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emphasised in his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Annenberg Estat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12 奥巴马在“庄园会晤”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希望同北京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张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说明两国试图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权益，节制自己的单方利欲冲动，防止出现囚徒困境中的不利终局。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10日至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6月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中美首脑会晤后两国间的第一轮正式对话。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倡议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开始将这种理念落到实处，并增加双方在战略问题上的相互了解与互信，避免因误判而发生的对抗。 在安纳伯格庄园，奥巴马赠送给习近平一张红杉木长椅。此举别开生面，颇具深意，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宣承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平起平坐的权力。双方一致认为，防止中美关系脱轨的关键在于深化合作、避免冲突、向对方陈明自己的战略节制，并要求对方投桃报李。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的精髓所在。 纵观世界历史，除了英美霸权和平转移之外，其它崛起的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大多发生残酷的战争，此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习奥会的特殊意义在于，尽管中美在一些领域存在重大分歧，双方都有实在的意愿自我节制，相互妥协，从而打破历史的陈规，让中美和其它各国人民共享稳定的世界秩序。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气候合作、能源合作与中美投资协定等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扩大了中美利益交集，这就是对习奥会价值的良好注脚。 根据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学说，个体不顾他人的利己行为会导致对所有伙伴都不利的结局。就经典的囚徒困境而言，两个当事人都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不站在对方的利益立场考虑，最后两人都要服较长的刑期，无法得到最短时间监禁这一最佳结果。 奥巴马在“庄园会晤”中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希望同北京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张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说明两国试图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尊重对方权益，节制自己的单方利欲冲动，防止出现囚徒困境中的不利终局。 中国的崛起决非虚张声势，而是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盈的战略武器装备。中国的经济业已成为各国艳羡与畏惧的力量，而由经济实力支撑的战略武库近年来迅速膨胀。北京正谋求瘫痪美国反导系统的技术和打击北美大陆的新一代核武，虽然其既有核武政策强调威慑，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不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同时，更令美方惧惮的是，中国潜心开发攻击美国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的杀手锏武器，有可能彻底摧毁美国军事强权所依赖的信息技术优势。 经济和军事崛起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与美利坚的平等地位，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判断，以免因盲目自信而轻启与霸权国家的军事冲突。在核武、太空和互联网等战略领域，先发制人者总是在冲突中占据上风，而美国在这些领域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有更多发动突袭的机会。就互联网而言，美国掌握着世界13台根服务器中的10台，若中美开战，中国大量网站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经济和社会生活会遭受重创。中美军事冲突的后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毁害两国经济，渔翁得利的恐怕是处心积虑力图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 根据囚徒困境的原理，此种局面中的中美两国最好“合谋”，双方都保持战略节制，承诺互不针对彼方首先使用核武、反卫星或网络武器。此安排成功的关键在于中美平行对等地发展战略武器与互联网技术，在地缘政治角逐中彼此制约，从而有效维持相互威慑状态。就当前的东亚安全局势而言，中国须坚守钓鱼岛新现状，否则美国就会得寸进尺，放弃节制，重新著手进行战略进攻。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是习奥会的助产士。 在欧洲历史上，战略节制最成功的典型案例是俾斯麦统一和发展德国的大战略。与现在美、日、英、俄在两岸四地存在利益颇相像，当时英、法、俄、奥在分裂的德意志诸邦都有各自的利益。俾斯麦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在德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中，首先通过外交以利益交换拉拢大多数强国，孤立敌人，然后每次都设定与实力匹配的有限军事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在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继续拉拢英、俄和奥地利，集中力量排挤和限制强邻法兰西，并鼓励法国在海外殖民地扩张，转移它在欧陆的注意力，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德国利益。 许多学者误读了俾斯麦，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的俾斯麦，把韬光养晦解读为战略节制，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邓公更像施泰因、哈登堡、沙恩霍斯特等改革家的混合体，为后世的政治家大展宏图奠定了人才、技术和工业基础。战略节制不是逃避战争，而是有限战争、把握时机与外交和强的有机融合。以有限战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战略节制的题中之义，而非相斥要素。 如果与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比较的话，环顾今日中国周边，菲、越类似于丹麦，印度颇如奥地利，而日本则是当年刚愎自用拿破仑三世治下法国的翻版。致力于领土统一的中国领导人，需要克制野心，先易后难，逐步强势而非强硬地处理周边领土纠纷，并最终以恰当的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相较于俾斯麦，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北京与美国形成了经济、社会与安全利益交融的格局，并拥有了诸多非暴力制约对手的方式，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存在更多新型手段可供选择。这种新型战略节制是对韬光养晦的延续与超越，多年后回头来看，习奥会可能就是该政策的开端。 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并不缺乏对外张力，他主动营造以联奥、拉俄、亲英为特征的大陆联盟体系，成功地约束了法国的势力。中国也需要创造一种与大陆联盟体系等量齐观的架构，真正走出外交守势，而在此之前，北京要先期瓦解美国在东亚的联盟体系。理想的状况是中国能粉碎美菲、美泰、美韩和美日军事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协议。然而，北京的资源尚不足以托起这一宏大目标，不过瓦解部分同盟的次优结果还是可以期待的。美日同盟是华盛顿在东亚的核心利益，正面对其迎头痛击的时机尚未成熟，但美菲、美韩同盟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并非如此。通过威慑、庙算和利益交换，北京有可能诱使美国把军力投射到中东、拉美和中南亚，放弃菲律宾、韩国和台湾，中国则可由此剪除美日同盟的侧翼。以今日中国将起未起之国力，把日本放在渐进攻势链条的最后一环，才是比较理性和安全的方案。 奥巴马政府选择战略节制乃迫不得已。受困于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的美国经济将持续停滞或低速增长，而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经济将马不停蹄地快速扩张。当今世界的此种大势，导致华盛顿缺少足够的财力和意志与北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奥巴马上任后并没有采取类似越战后那样的战略收缩政策，而是在中东和东亚应用“巧实力”，以有限进攻策略构筑防线，取得反恐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胜利，并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不断施加压力。然而，奥巴马并无力借此挽回美国在冷战结束初期那种独霸天下的时光，还是无奈地目睹新大陆缓缓迈向帝国黄昏。 奥巴马政府玩弄“巧实力”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西方价值观。不同于梅特涅勉力推广的保守意识形态，美国的价值观仍旧富于一定的吸引力。然而，美国如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致命弱点在于，多党代议制已经落伍于时代，违背了互联网时代直接民主的滚滚潮流;鼓励不劳而获的经济体制被金融特权利益集团绑架，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正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只是美国价值观危机的开端。 明太祖朱元璋在崛起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鼓励元廷官军、徐寿辉、陈友谅等几股力量争斗不已，自己则避开主力决战，以小规模战斗拓展江东，最后终于后发先至，夺取江山。与此类似，今日之中国，仍需从俾斯麦的施政中获取灵感，注意克制，稳住诸大国，以多重伙伴关系架构孤立和蚕食日本，尽力稳定和扩大与美国的利益交集，同时转移华盛顿军力投放区域，有效化解美国对中方的正面压力。 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对双边投资协定的技术条款进行了澄清并核定了内容，为进入实质性谈判创造了条件。中方这次的承诺是一次重大让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同意就所有行业和各种投资阶段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契合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战略节制思路。 （此文发表于2013年8月8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