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pril 2013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4-25 中方应以中俄准同盟为后盾，对美实施顺应、接触与威慑战略，接受美国社会制度设计的优秀之处，须要继续扩大与美国的全面交往，勉力获得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另一方面，在经济、技术、军事、安全等领域，中国务必尽快完成威慑力量的构建，迫使美方放弃敌意和战争企图。 国际关系界著名学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造访中国人民大学，在被问及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还没有结盟的时候，他回答说，面对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中俄结盟的可能性非常高，只是他尚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习近平此次访俄，与普京签署新的《中俄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到准同盟的层次，这似乎证明了沃尔兹判断的准确以及其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的力量。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安全是民族国家的首要目标，国际权力结构决定国家对外结盟行为，国家倾向于和实力较弱的一方结盟来对抗优势竞争者。在沃尔兹看来，这正是中俄终成盟友的基本逻辑。他认为，由于民族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本性，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结盟状态会因权力结构的演变而重新调整，均势能自动发生，单级霸权不会长期存在。 不过，笔者的浅见是，中俄准同盟的出现其实并非仅仅源于美国独大这一国际政治结构，更重要的因素是奥巴马政府对华对俄的攻击性政策以及中俄两国对彼此的认知。美国其实是中俄准同盟的奠基人。华盛顿在亚太地区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行动，直接威胁到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土、安全、独特价值观等核心利益。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特别是其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的凌厉攻势，令对百年屈辱史记忆犹新的中国人侧目，被视为霸权主义。在新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双方宣称“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其实已经画龙点睛，直指华盛顿亚太政策的要害。 俄罗斯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一个调整过程，由世界性大国转变为地区性大国，由欧洲国家变成欧亚国家。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将自己的身份确定为西方国家，在对外战略上认同欧美阵营。然而，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欧美并没有接纳倒向西方的俄罗斯，反而乘机通过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的安全空间，并为其口惠而实不至的经济援助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使俄罗斯几乎丧失了经济独立性。从1996年开始，莫斯科痛定思痛，重拾历史上的俄罗斯“救世主义”即“特殊使命论”，逆转外交被动局面，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外交平衡，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普京掌权之后，作为对美国排俄浪潮的回应，俄罗斯加快国家认同转变并逐步将其定型，与坚持走独特发展道路的中国在国家认同上产生交集。中国目前仍属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地区性大国，拥有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主张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双方的共性使北京和莫斯科对世界秩序、外交战略以及诸多国际冲突的看法都比较接近，这成为中俄关系持续升温以及双方建立政治互信的牢固基础。 面对中俄靠拢的趋势，华盛顿不仅没有检讨和反思自己的亚太战略，反而还在台湾、西藏、南海、钓鱼岛等问题上采取了与北京针锋相对的立场，从而把北京一步步推向莫斯科。1996 年，中俄两国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 年，江泽民和普京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双方建立正式的安全合作机制;2003年5月，胡锦涛访俄，两国元首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发展“睦邻友好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习普峰会后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承诺彼此优先发展与对方的关系，向天下人昭示中俄关系瓜熟蒂落，准同盟破茧而出。 华盛顿充当了中俄定盟的推手，但北京和莫斯科尚未把矛头直指美国。中俄准同盟的根本目标是捍卫两国与西方不同的发展取向，确保各自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新声明特别强调，“双方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当然，若哪个国家敢于践踏中俄权益，哪个国家自然就成为新生准同盟的靶标。 中俄关系上升到当前高度殊非易事，最大的障碍是上热下冷和政热经冷的互动状况。俄罗斯的上层具有战略远见，深明中俄关系在维护俄罗斯利益中的关键作用，但俄民众却普遍膜拜西方。现在中俄政治上的相互支持比较可靠与稳定，但双方的经贸关系一直发展滞后。2012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为881.6亿美元，而中美贸易额已达4846.8亿美元。据中方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对俄累计投资为44亿美元，俄罗斯对华投资10亿多美元，规模长期徘徊不前。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低下，易使双边关系滋生变数，不利于准同盟构筑深厚的社会基础。 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网在3月底发表何思文(Stephen Harner)的评论，认为习普峰会表明奥巴马政府咄咄逼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促使中俄接近，违背了美国利益。何思文严厉批评了华盛顿在亚太地区强化军事霸权和联盟的政策，甚至暗示，如果美国应对不当，那么中俄准同盟横空出世有可能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演变的重大转折。这实际上是一个微妙的信号，显示在华盛顿决策层之外，公开质疑政府对华进攻性政策的意见开始浮上水面。其实，奥巴马团队内部对此也确有不同看法。早在3月6日，右翼的《华盛顿时报》就刊登了比尔·格茨(Bill Gertz)的文章，放风称新任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都有意放弃重心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 笔者以为，华盛顿不可能完全改弦易辙，但可预卜的是，奥巴马的新团队会整饬其具体运作方式，更多地选择策反、讹诈、离间、消耗、转嫁成本等策略，更“巧妙”地运用美国的“巧实力”。美日军方计划6月份在美国本土举行夺岛演习，以应对中国夺取钓鱼岛的可能局面，显示美日同盟对华攻势战略绝非停留于纸面，这是其美好的外交辞令无法掩盖的挑衅事实。与此同时，美国会继续遵循“巧实力”思路，多做公关和沟通工作，欺骗北京，掩盖其隐性但真实的战略意图;会尽力挑拨中俄关系，特别是在低阶政治领域，煽动两国民众彼此间不满的情绪，从而弱化中俄准同盟的合力;把本来属于中国的利益许诺给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挑起亚太国家的矛盾，降低对华战略成本，用小刀片来切削中国的实力。 中俄准同盟的未来走向尚在未定之天，取决于美国的反应。中俄并不天然反美，现今都只是在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倚重美国的市场和技术，美国则求取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且也开始需要中国日益庞大的市场。只要华盛顿不采取威胁性霸权主义政策，不支持日本对华领土主张，不支持台独、藏独和疆独，那么中俄并不会走向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式同盟。北京多年进行战略宣示，昭示中国恪守“和平发展”、“和平崛起”、 “睦邻、安邻、富邻”等符合现行国际秩序的诺言，华盛顿有必要提高“情商”，读懂并正面回应其友好的战略意图。 然而，不反美并不意味着亲美。笔者主张以中俄准同盟为后盾，对美实施顺应、接触与威慑战略。中方应当接受美国社会制度设计的优秀之处，须要继续扩大与美国的全面交往，勉力获得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另一方面，在经济、技术、军事、安全等领域，中国务必尽快完成威慑力量的构建，迫使美方放弃敌意和战争企图。这种战略会在中美之间塑造一种不谈感情的“工作伙伴关系”。日前，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指出，中美要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之义正是指向以经贸关系为压舱石的“工作”关系。鉴于当今西方金融体制的失序和华盛顿在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加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崇尚不重人际关系的个体主义，美方接受此种安排实际上大有可期。...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四）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庆强 2013-04-15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投入；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靠政府补贴和施救维持一个行业；需要靠成熟的产业结构主动转向高效节能低碳的结构，而不能靠政府生拉硬扯地去调整。 光伏巨头无锡尚德的破产重组，暴漏了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发展问题，也暴漏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揠苗助长的弊病。反思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如何健康发展这一问题，有三点值得借鉴。 首先，需要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投入。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技术进步的需求远大于行业发展本身，缺少核心技术使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处于严重的劣势地位，生产成本高、竞争力缺乏、发展处处受制于外。该行业对技术进步的需求远大于行业扩大，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才能彻底摆脱只能加工组装产业链底端的地位。 其次，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靠政府补贴和施救维持一个行业。市场行为当受市场规律调节，市场将调节行业的发展，政府过度干涉只会适得其反。技术落后、生产线过时、产能过剩、原料期货亏本、巨额贷款难以偿还等等死症，然而，依靠政府反复施救，尚德总是能死里逃生。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已经严重过剩，破产重组等政府的施救措施难以使企业重振辉煌性。面临整个行业的困境，施救行为只能是饮鸩止渴；不尊重市场规律的结果，只能导致行业发展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再次，需要靠成熟的产业结构主动转向高效节能低碳的结构，而不能靠政府生拉硬扯地去调整。由于高成本、低收益、相关制度不到位、建筑建设不配套等原因，目前还不是大规模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时机，据预测至少要到2020年该行业才能迎来大发展[2][3]，政府过多补贴、过度审批等导致该行业盲目发展、脱离了市场规律，揠苗助长出来的繁荣稍纵即逝。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当前的困境和无锡尚德破产重组都显示生硬地拉动并非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方法。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操之过急，只能是揠苗助长，导致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教训不断重演。参考文献： [1] 邓洲. 国内光伏应用市场存在的问题、障碍和发展前景. 中国能源，2013，01. [2] 王革华. 新能源——人类的必然选择，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1，北京. [3] 王革华. 新能源概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1，北京. [4] 喜乐 (编译)....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三）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庆强 2013-04-15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投入；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靠政府补贴和施救维持一个行业；需要靠成熟的产业结构主动转向高效节能低碳的结构，而不能靠政府生拉硬扯地去调整。 虽然拥有巨大的产能，但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主要进行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环节 [5]，一方面依靠进口的多晶硅薄片作为原材料，另一方面依靠欧美订单将成品卖往国外，导致行业本身两头受制于人。 首先，中国光伏发电行业至今仍未能掌握多晶硅切片等核心技术，面对技术壁垒，只能生产技术依赖进口，关键设备依赖进口 [13]。其次，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都依靠国外市场。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初期，原材料自给率几乎为零，虽然近几年有所提高，但未改变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局面；光伏产品销售依赖欧美市场，2010年和2011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品都是90%以上出口，约70%出口欧美 [11]。再次，不能有效地控制成本和收益。在两头受压的情况下，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无法有效地控制成本和收益，国外市场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影响。 行业巨头尚德在自身发展中，更是不能逃脱依赖国际市场的境地。尚德建立了全球性销售网，在10余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尚德依赖进口的多晶硅材料，尚德曾签订长达10年的固定价期货采购合同，由于多晶硅切片技术提升，价格迅速下降，从而尚德遭受巨大损失。 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光伏发电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大量低价的海外产品现身国际市场、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采取反补贴、反倾销（双反），一个个冲击接踵而至，中国光伏发电行业陷入难以自救的重重困境。难以自拔的无锡尚德，只能宣布破产重组。相关链接：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一）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二）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四）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二）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庆强 2013-04-15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投入；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靠政府补贴和施救维持一个行业；需要靠成熟的产业结构主动转向高效节能低碳的结构，而不能靠政府生拉硬扯地去调整。 在国家产业调整计划中，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进入了优先发展行列，“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的鼓励类行业中，新能源、机械、轻工、建筑和信息行业都涉及太阳能利用或相关产业 [6]。为了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政府相继给予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一系列补贴或优惠措施，如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优惠电价、通过金太阳示范工程等对太阳能利用进行补贴[7][8][9]。 许多太阳能相关企业的盈利水平根本达不到电力或制造业的同行业盈利水平，完全靠政府补贴或优惠生存。以光伏发电上网为例，虽然已经享受明显高于其他发电类型的优惠电价（1.15元/kWh或1元/kWh）[9]，但收益水平仍远不及发电行业基准收益率，即使成功获得了CDM收益，部分项目收益水平仍达不到基准水平。 大规模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时机还没有到来，高成本低收益、相关制度不到位、建筑建设不配套等问题，仍是摆在行业面前的重重障碍，预计至少要到2020年该行业才能迎来大发展 [10][2][3]。然而，大量的优惠和补贴的诱惑，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急功近利 [5]，揠苗助长，光伏发电行业迅猛扩张。 盲目的冒进发展已造成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尚德成立初期产能只有10MW/年，2008年达到1GW/年，2011年达到2.4GW/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产品制造企业。2010年10月，尚德在美国的第一家工厂建成投产。与尚德一样，过去几年中国光伏设备制造经历了井喷式的增长，2010年太阳能电池产量已达到10GW左右，是当年全球新增总装机容量的2倍[11]，2011年来自中国本地厂家和海外进口至中国的多晶硅已超过当年世界的总需求量 [12]。 但由于缺少有力的市场协调机制以及健全的创新鼓励机制，已经过剩的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扩容仍未停止，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仍要求保持光伏产业平稳较快增长 [11]，部分企业仍在扩大生产能力，而不是技术创新。相关链接：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一）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三）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四）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一）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庆强 2013-04-15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投入；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靠政府补贴和施救维持一个行业；需要靠成熟的产业结构主动转向高效节能低碳的结构，而不能靠政府生拉硬扯地去调整。 太阳能是全球最丰富、最广泛、最具有开发潜力的可再生能源，由于全球能源短缺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不断显现，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中国乃至全球普遍关注，已经逐步成为开发热点。 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推广带动了对光伏设备的大量需求，光伏产业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大量的光伏制造企业纷纷上马，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尚德）就是该背景下成立的光伏企业之一。 然而，光伏巨头无锡尚德于2013年3月破产重组，从辉煌到破产重组只有短短几年时间，虽然受到市场形势的影响，但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本身的因素至关重要。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在技术和生产成本上一直存在着一对矛盾，晶体硅电池光转换率高（15%-17%），但生产成本高，原料不易取得；合金薄膜电池生产成本低，但光转换率低（13%-14%）。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成本中，电池片成本约占总成本的70%。近年来各国加大了对太阳能技术的研发力度，技术水平迅速提升。光伏电池技术正朝着高效率、大面积、薄膜化发展。 新的硅切片技术已使太阳能电池硅片厚度从450微米-500微米下降到目前的160微米-180微米；改良型西门子法、新硅烷法等硅料生产新技术已被广泛使用，与传统方法相比，新硅料生产技术将硅料生产成本降低了30%-50% [1]。 同时，新一轮薄膜光伏电池的研究及产业化热潮正在兴起。目前生产1Wp光伏发电组件成本为3.8美元-4.3美元，预计2020年将下降至1美元以下 [2][3]。 太阳能转换率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是光伏发电行业追求的技术进步，但是，日新月异的技术使光伏发电生产线也随之迅速更新换代，导致新上的生产线很快成为淘汰技术，刚上的生产线很快会被淘汰。据估计到2016年，全球约有20GW现有的太阳能光伏设备需要升级或者更换 [4]。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对技术提升做出变化，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由于行业核心技术仍由发达国家掌握 [5]，面对技术提升带来的变化，中国企业处于严重的劣势地位。相关链接：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二）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三）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四）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3-04-08 经过八年时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终于在2012年12月31日落下帷幕。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正式拉开帷幕，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开发也将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发生一次震荡。然而，早在多哈会议之前，中国风电CDM项目就已经步入“严冬”。步入严冬：注册率高、签发率低，半数项目未签发减排量 风电CDM 项目注册率高，但签发率低。至2012年12月31日，我国共批准了4,782个CDM项目，其中2,983个已成功注册，而且注册项目中仅有1,007个获得减排量签发；同时，我国共有1,529个风电CDM项目通过了审批，其中1,211个已注册，仅有353个获得签发。虽然我国风电CDM项目79%的注册高于全国所有项目类型62%的注册率，但已注册风电CDM项目的签发率只有29%，低于所有项目类型33%的签发率。 已注册风电CDM项目的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西北等风资源丰富区域。至2012年12月31日，华北、东北和西北区域注册项目数量分别达到534个、258个和215个，占所有注册风电CDM项目的83%，其它区域的项目数量较少。我国已注册风电CDM项目的分布与我国风力资源分布的丰富区域相对应。 风电CDM项目注册时间集中在第一承诺期的最后3年。至2009年12月31日，我国只有144个风电CDM项目注册，自2010年起出现快速增长，2010、2011和2012年的年注册数量分别达到了180个、268个和619个。 《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是从2005年2月16日开始到2012年12月31截止。中国大量的风电CDM项目集中在第一承诺期的最后3年里注册成功，虽然也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也意味着在2012年底之前，这些项目在第一承诺期只能签发很少的减排量，或者没有任何减排量。  大雪封门：碳市场低迷、买家违约，中国业主告状无门 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连续爆发以来，碳金融作为金融衍生品，也随之进入低迷状态。二级市场在2008年初达到27欧元/吨的高价后，一路下跌，2012年初跌破1欧元/吨，2012年底跌至0.2欧元/吨的谷底 [1]。多哈联合国气候谈判后，这种低迷状态不仅没有改善，仍在继续探底。目前，有些项目的CDM全部收益已经低于项目开发成本，更不用说尚未获得任何CDM收益的项目。CDM收益低于开发成本的趋势，将直接降低项目业主开发CDM的积极性，可能放弃正在开发的CDM项目，或者取消开发计划。 在国际碳市场上，能够购买CDM碳减排量的买家只有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些买家，购买减排量是为了抵消自己的减排义务，降低减排成本；但是，大部分买家是中间商，从一级市场买入减排量，再在二级市场卖出，例如一些国际投行、资产公司分别扮演了“CDM买家”的角色。在碳价格不断上升的时候，大量买家涌入市场；在碳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大量买家开始拖延注册和核查程序、延迟履行合同义务、逃避付款，甚至宣布破产来退出碳市场，总之，买家秀出各种违约方式。买家需求减弱、买家以各种方式违约、买家退出市场，买家的种种表现使CDM项目开发严重受挫。 在2005年到2008年底这段时间，许多国际买家进入中国市场，大量收购CDM的减排量，尤其是将目标锁定开发质量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风电CDM项目，并且以8欧元/吨——14欧元/吨的固定价格签订了碳交易合同。进入2011年，当二级碳市场的价格已经跌破8欧元的时候，买家对新签发的减排量不再表现出支付意愿，要么逼迫中国CDM业主签订补充合同，将定价修改为浮动价格；要么违约，甚至宣布退出碳市场。目前，大量持有风电CDM减排量的业主得不到买家支付，开始陆续诉诸于法律。而中国CDM项目业主与国际买家签订的多是英文合同，依照英国法律执行，仲裁机构也大多选在境外，因此，在法律支援上受到很大限制，诉讼获胜的几率小，诉讼费用也会相当高。这些因素将可能会对中国CDM业主造成沉重打击。  雪上加霜：《京都》保留、义务缩减，风电CDM无力回天 2012年12月8日在多哈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大会和《京都议定书》第8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的“多哈之门”一揽子协议中，包括了《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明确规定延续第二承诺期到2020年为止。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这是一个积极的成果，意味着仍然可以继续开发CDM项目，仍然可以将CDM项目签发的减排量卖给需要完成减排任务的发达国家，从中获得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技术。从形式上看，多哈联合国气候谈判成果保留了《京都议定书》，风电行业仍然是能够从CDM中受益的行业之一。 但进一步分析多哈谈判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美国仍然游离在《京都议定书》之外，与此同时，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先后表示退出京都二期。目前承诺加入第二承诺期的国家只有欧盟、澳大利亚和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总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量的15% [2]。 欧盟承诺至2020年减排温室气体20% 的目标（相对于1990年的水平） [3]，但欧盟在第一承诺期减排已基本达到20%。按照该目标执行，欧盟对发展中国家CDM项目减排量的需求将严重不足。发达国家萎缩的减排目标造成碳市场需求不足，对CDM开发产生致命打击。盼望春天：提供碳交易法律支援，建立中国自己的碳市场 当前迫在眉睫的需求是为企业提供碳交易的法律支援。在中国自己的碳交易法律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碳交易的冲突已经从风险变成了现实[4]，中国的风电企业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碳交易法律纠纷。这些纠纷不仅标的巨大，而且涉及大陆和欧美不同的法律体系，涉及国际法、经济法、物权法等不同的内容。许多中国企业没有自己的律师支援，即使有律师的企业，往往不懂得国际法，没有接触过欧美法系下的碳交易判例。中国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在碳交易法律体系建设上的空白和跨国经济纠纷上的弱势，要积极调集法律力量，研究碳交易冲突案例，为中国企业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否则，眼下这第一次“减排战争”的损失，“拱手相让”的将不只是一个“钓鱼岛”。 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碳市场和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虽然在基础四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力配合下，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保留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期[5]，但是，发达国家萎缩的减排目标，使国际碳市场需求不足，尤其是对中国CDM项目的减排需求微乎其微，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期变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壳”。在国际碳市场萎靡不振的情况下，谈判的成果付之东流，依托CDM项目存在的中国碳市场几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否极泰来”，中国自己的碳市场应该从这里诞生！中国不能依靠国际碳市场来救中国，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碳市场，建立自己的碳交易法律保障的体系[6]，产生能够与国际碳市场对接的减排量，为2020后以新的实力重新进入国际碳市场并能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参考文献： [1]...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3-04-05 欧盟将民航运输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欧盟ETS），对目前悬而未决的民航减排谈判推波助澜，引起全球关注，更引起极大争议。国际民航运输业不同于固定源行业，其排放跨国进行，国际性是其鲜明特色，从而导致国际民航运输减排非一国和一地区能解决，需要“全球解决方案”（global solution）[1]。来自于民航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排放的增速。据欧委会预测，即使年均燃油效率改善率达到2%，2020年来自国际航空运输的排放将比2005年增长70%，2050年则将比2005年增长300%—700%[2]。近年来，民航减排谈判逐渐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热点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多哈会议，经过两周马拉松式谈判最终形成的系列成果文件“多哈气候之门”（Doha Climate Gateway）中[3]，涉及民航减排部分主要体现在《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成果》、《巴厘行动计划下的成果》及《长期资金工作计划》三部分[4]。 多哈会议有关民航减排的主要成果 工业化国家民航减排的有关义务继续适用。《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进一步承诺问题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成果》中，《京都议定书》延长了第二承诺期，因此有关于民航减排的第2.2条将继续有效适用。 国际民航减排分歧巨大，未形成文字结论。《巴厘行动计划下的成果》中，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对于民航减排未形成文字结论（no text），因多哈会议后该工作组将“关停”解散，民航减排议题的“并转”成为新的问题，最大可能是转移至“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ADP）下进行。民航减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主要场所是AWG-LCA下的“合作的行业方法和特殊行业行动”议题，该议题在“巴厘行动计划”中被限制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1（C）条下的“技术转让与扩散”，而非行业减排的政治谈判。然而，自2007巴厘岛会议以来，民航减排问题，演变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议题中的“是或否”（to be or not to be）的政治性问题，该议题一直是所有分歧最大的议题之一。 民航业不排除成为长期资金来源的可能。《长期资金工作计划》虽未明确提及民航业，但“资金来源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及替代性资金”的表述清晰表明民航成为长期资金替代性来源仍然是可能选项。资金议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议题中是“如何落实”的技术性问题；长期资金议题是落实发达国家2020年前提供每年不少于1,000亿美元援助资金问题。部分发达国家和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提出将民航业作为长期资金的主要来源，虽然存在反对声音[5]，如日本和欧盟反对民航业作为长期资金“单一来源”，认为这将是“不恰当和无效的”（inappropriate and ineffective）；基础四国及主要发展中国家也反对该建议，认为将增加空运成本并影响到国际贸易，但该议题未来将继续讨论民航业的出资责任问题。   UNFCCC与国际民航组织的主渠道之争 不同国家坚持民航减排归属不同的主渠道。自2007年巴厘岛会议至2012年多哈会议的长达5年时间中，民航减排谈判各种细节分歧和立场对立，总结起来可归为一个问题：解决民航减排问题的主渠道是UNFCCC，还是国际民航组织（ICAO）[6]？整体而言，“基础四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主张UNFCCC是主渠道，因此提出民航减排应遵循UNFCCC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提出“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责任”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国情”。欧盟、美国等伞形集团等发达国家则认为ICAO是主渠道，进而提出UNFCCC不能对ICAO“指手画脚”，ICAO应按照其《芝加哥公约》确定的“非歧视”原则独立处理民航减排问题。新加坡等小岛国试图对渠道之争进行“折衷”，提出通过ICAO主渠道处理民航减排问题，但“同时考虑到UNFCCC的原则和条款”。 不同的主渠道意味着坚持不同的减排原则。具体而言，坚持UNFCCC的主渠道，则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民航减排问题上将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承担不同减排责任，发达国家将对比《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规定承担民航量化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无量化减排，在2020年前仅开展自愿减缓行动。相反，若坚持ICAO的主渠道[7]，则意味着民航减排需按照ICAO的《芝加哥公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非歧视”、“无差别”地共同承担民航减排责任，以防止出现同一条航线上实施不同减排安排导致的竞争扭曲和不平等竞争。目前欧盟将民航运输纳入欧盟ETS延缓一年执行[8]，实质还是通过“下台阶”方式希望ICAO推动欧盟模式的基于市场减排方案，最终采纳欧盟做法推广到全球，根本目的依旧是推动“非歧视”原则指导下的全球无差别减排。...

穆 骏 2013-04-02 中国外交工作的未来发展，正如去年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对中美关系所做的描述：路在脚下。中国未来十年应该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探寻适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外交政策。 一些媒体认为习主席上任后首访俄国，“联俄抗美”意味很浓。笔者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习主席去年访问美国，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此次访问俄国、访问非洲大陆，可以视为中国同这些国家更深层交往的开端。要知道，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主要的是依靠和欧、美、澳、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关系，起始于邓小平访问法国与美国，但目前中西关系也达到了某种极限，要往前推动，可能也有很多问题。那么，是否可以加深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探索一片外交的新领域？ 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可以说比较成熟，例如生意做到一定时候，也就这样了，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去哪里去，但同非洲国家、金砖国家等其他一些国家，则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0多年来，中国的外交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邓小平制定的路线在走，包括我们熟悉的“韬光养晦”等，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符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发展经济是有利的。现在中国确实强大了，于是很多人认为外交政策应该改变，例如不要“韬光养晦”，要更积极进取，要硬起来。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外交上该强就强，该软就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是你调整政策就能改变的。有些东西，你不能强硬，否则欲速则不达，硬而易折。   中国外交工作的未来发展，正如去年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对中美关系所做的描述：路在脚下。中国未来十年应该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探寻适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外交政策。对摒弃“韬光养晦”等大的政策转向，一定要慎重，不能轻易改变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外交政策。 我们还要看到，习主席出访过程中妙语连珠，充分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风采，习夫人彭丽媛更是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眼球。美国、澳洲等西方媒体对习夫人的报道很正面，对于西方那种以挑毛病为主的媒体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可以不夸张地说，习夫人得分，让此次访问得分，也让中国得分。这是一种中国人不太习惯可能也不了解的外交软实力，在西方已经有了一些年头。 中俄友好是大势，在欧美构筑并依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俄两国是一股重要的抗衡力量。没有中俄两国在联合国的作用，欧美早就一统天下了。但我们要认识到，俄国对西方的依赖也在加重，其抗衡作用更多地显示在“口头”与反对票上，已经没有前苏联在当时国际格局中的那种力量与意志。 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计划建立1,00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其中中国将提供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与印度各自出资180亿美元，南非出资50亿美元。中国出资接近一半，对此网友有诸多不解，认为这是撒钱，其实这种看法不够成熟。习主席上来后，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中国在其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国总统普京将金砖五国比喻成动物中的“五大巨头”——大象、犀牛、水牛、狮子和豹子。这引起外界一片猜测，不知道他如何把这些国家一一对应这些动物。有人说，中国是豹子。是豹子倒好了，快而猛。但就目前情况看，恐怕中国算不上豹子，最多是一头大象，敦厚有余而勇猛不足。人家其他几种动物用来攻击的牙齿，在大象身上，竟然是常常被砍下来偷运去卖钱的昂贵“商品”：象牙！中国显然要避免当这种有“牙齿”不吃肉的草食动物，避免为人作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