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5-04 一旦苏谢联盟成形，苏贞昌五月底成为民进党新任党主席的可能性很高，但五月新党主席不只是权之争，而是败选之后两岸政策路线之争。 民进党经历2012年的败选后，要调整目前的两岸政策和作法，已是全党共识。但如何执行，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谁当下届党主席及领导核心。 民进党主席选情一夕变局 最近有一场两位党内天王谢长廷和苏贞昌的下午茶会，已经让民进党主席选情有急转直下的新局面。一旦苏谢两人真的一“茶”泯恩仇，选后党内呼声极高的世代交替将宣告嗄然中止，党权将继续由老天王掌握。 民进党党内目前以苏贞昌竞选党主席的企图心最强，声望及外界的支持度都很高，即使由党员投票，苏贞昌获胜的机率也很高。不过，苏贞昌却面临了所谓“反苏联盟”的顽强防御。 过去“新潮流系”的支持，是苏贞昌在党内强力的靠山，但这一度在党内横行霸道的“新苏连”已瓦解无踪。原因有二：第一，“新潮流系”目前是群龙无首，自从邱义仁投靠陈水扁、离开“新系”之后，吴乃仁也状况连连，不只打输2012年的大选，战力大不如前，最近更牵扯到贪污弊遭到起诉，内部人士形容犹如一盘散沙，溃不成军。 第二，这次“新系”不再与苏贞昌合作，而是要卡住苏贞昌在2016年再争大位的可能性，“新系”仍然看好也支持2016年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有必要在这届的党主席为蔡英文铺路造桥。因而传出将呼应外界世代更替的要求，改为支持自家人台南市长赖清德参选党主席。不过，赖清德个人意愿并不高，加上他在党内的资历和人望也不够，“新系”的如意算盘不太可能如意。 对苏贞昌来说，“新系”推出的人选造成不了威胁，却可能与谢长廷、游锡坤等反苏联盟合作，推出一个可与苏贞昌争锋的人选，稍一不慎，苏贞昌大位的梦想就被卡掉了。他势必要出奇招突围！ “苏谢会”绝对是一招关键之奇招，也充分显示苏贞昌对于党主席的企图心有多强烈，为了党主席之位，可以放下身段，跟世仇级的人物谢长廷见面。 “苏谢会”是如何达成的，各方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苏贞昌处心积虑，透过谢长廷的金主安排，才可以打破谢长廷的心防和心结，成功地会面。 不过，这可能是为苏谢会双方解套的场面话。真正让“苏谢会”登场，两人看得一定都是两人目前的共同利益。苏谢两位都是务实的政治人物，也擅于精打政治算盘，对“合则两利，不合两败”的处境，有着敏锐的计算。 在党内外都高喊老天王退场、新世代接班的浪潮中，两人心知肚明，只有两人合作才能打退“世代交替”的逼宫之声。即使由苏贞昌做党主席，谢长廷也仍然在权力核心之内，若苏谢达成合作，民进党未来两年之内，很可能是苏谢共治，联手对抗蔡英文和“新潮流系”，对目前看好蔡英文仍是2016年参与大位之争的局面，发生变盘效应。 苏谢能不能合作?合作之后的两岸政策又是如何走向?这是最核心也是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很多人推测谢长廷不可能答应。苏贞昌与谢长廷在2008年的初选之仇，后来谢长廷勉强选了苏贞昌搭档，但选战期间，互有抱怨，谢长廷人马指苏贞昌摆烂、不用心参选，苏贞昌人马则认为谢长廷选战错误，并且处处对苏设防。 2012年谢长廷帮蔡英文大推“蔡马马”电话民调的花招，对同时参选初选的苏贞昌非常不利，最终因为输了一通电话而使民调些微之差，输掉初选，这些都让苏谢心结越结越深。2012年选战里，苏谢虽不是主要的候选人，但私下较劲十分浓厚，不时传出互相抢地盘的讯息。 这样能够合作吗?尤其，最近传出在“苏谢会”之后，谢长廷想要推出叶菊兰竞选党主席，有人直言这代表了苏谢会只是场面，不可能有实际的进展。但谢长廷推出叶菊兰是一种矛盾的现象。 从人脉关系分析，谢、叶两人合作多年，交情很好，2008年大选谢长廷也想找叶菊兰与自己搭挡竞选正副总统。如果现任代理党主席陈菊仍坚持要以高雄市政为重，不愿竞选五月正式党主席，传出谢长廷推叶菊兰是合乎人脉思考的逻辑，却不符合谢长廷最近提出的两岸政策主张。 叶菊兰被称为“台湾国”的“国母级人物”，从夫婿郑南榕自焚之后，她一直是“台独教义派”的代表人物，在当“立法委员”期间，也与李登辉积极配合。现在要她转型成为两岸政策调整的领导人，形象上非常不相称，加上她仍属于老世代的人物，在双重不利的条件下，叶菊兰能否出线，答案很清楚。 何况，根据很多谢系核心人马的讯息，以及“两人合则利、分则败”的客观现实共同利益，只要苏贞昌方面开出的条件“适合”，“苏谢合”令谢长廷非常心动，而且已经动心进行思考和评估。对谢长廷来说，在意的不是与“新系”关系，而是要考虑与蔡英文的关系，更要考虑2016年押对宝的得失。但政治瞬息万变，今日苏谢都能会面谈合作，四年之后若蔡英文有声势，再回头支持也不晚，变来变去正是政治里的不变之道。 不管如何，“苏谢会”已使民进党党主席的竞赛在一夕之间变局了，选后要求中生代接班的声音，渐渐减少，苏贞昌努力出奇招、打对策略，让他呼声越来越高。但也是凸显民进党中生代严重断层、欠缺强棒，根本找不出的困境。 “苏谢合”或有利民进党转型...

——试析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决策思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5-02 马英九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其心中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情感与认同，化独渐统、振兴中国的庭训应该仍在他的内心深处萦绕不去。 要以一、二件事情来评价一个人的决策风格和思维逻辑确实存在相当程度的风险，应该先行说明。 首先，必须强调，凡是在庞大政府体制内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对于许多事情，大家都由不同角度来尝试解读，由不同的层面切入讨论，没有人知道所有的真相。知道内情的人通常无法或不便表达正确看法，反而是只有片断理解的人却强行胡乱评论。 其次，所有善于运用文字表达观点、处理事情的人也都知道，讲是一回事，听是一回事，形诸于文字，把事情写下来又是一回事，而不了解会谈内容，缺乏临场感觉，只看书面报告的人的感受又是一回事，层层转述的结果往往失真。大家都要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中国人常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不要自以为是不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如所周知，人是复杂、会变化、能学习的。马英九的夫人也说过马不懂人情世故，而他也好像干过不少错事、蠢事，说是不选市长，不干党主席，要做“全民总统”，想要退居二线，莫拉克台风反应迟钝，和民意脱节，这次的“美牛事件”又处理失当。但马英九最自豪的就是家教，他的诚信、清廉大概不会有人怀疑（虽然有人把他骂成崇祯皇帝，说他机关算尽），他凡事求其周全的个性众所皆知，但也有湖南人的骡子脾气，基本上只要他承诺过的事情，大概都会加以履行。 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一贯信念 去年10月17日，台湾已经逐渐进入选前政治旺季，马英九在谈论十年黄金愿景时，突然丢出两岸和平协议的主张。消息传出，台湾各界一片哗然，认为马英九的终极统一立场昭然若揭。各国也不明究理，不知马英九何以在此时提出这种极有争议性的主张，不知其中有无特殊政治意涵，到底是谋定而后动的立场宣示，反映的是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还是一时说溜了嘴，是否会对选情造成冲击。 事后的民调显示，马的民意支持度急速下滑，选情一度告急。台湾各界痛批这种即兴式的决策模式，逼得马英九立刻出面止血，一路后撤，先说这不是新的主张，以前就曾提过，接着提出许多前提，除了民意支持、国家需要、国会监督之外，最后还又加上了事前交付公投的限制，然后重申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不统、不独、不武”，“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政策等等。事过境迁之后，目前各界多半认为，马的战略并无不妥，只是战术失误，提出的时机不对，并非内容有误。 今年3月22日，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在和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吴伯雄提出有关“一国两区”的说法。他特别举例指出，台湾处理两岸关系的是大陆委员会，而非外交部，强调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两岸之间的特殊关系。消息传回台湾，立刻引起争议，绿营再度上纲上线地痛批自我矮化“国格”，“马区长”之名四处散播，而各国媒体、外国驻台机构同样更是争相探询其中有无新意。 事发之后，马政府并未否认吴伯雄的谈话内容，最多只说谈话内容被过分简化，后来马英九还亲上火线，说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一国两区”提了二十年了。简单地说，吴伯雄的谈话既遵守了“中华民国”的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反映了马政府的政策思维。至于其谈话是否为马总统的事前授意，是不是一个试探气球，各界可以有不同解读，但若赋予太多政治意涵恐也未必正确。某些知情人士对此大概只能说，虽不了解所有决策细节，但事出有因，所以也不会觉得太过意外。 其实，知情者多半理解，从“和平协议”到“一国两区”这些政策主张，在本质上都和马英九的一贯信念相当吻合。他在公私场合多次提到2008年9月3日接受《墨西哥太阳报》访问的内容。当时他说：“我们基本上认为双方的关系应该不是两个中国，而是在海峡两岸的双方处于一种特别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宪法无法容许在我们的领土上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同样地，他们的宪法也不允许在他们宪法所定的领土上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双方是一种特别的关系，但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就是马总统对两岸关系的基本信念。 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马英九对两岸关系及“国家定位”有其一贯立场。中国与中国大陆虽然只是两字之别，但其中有很深的政治意涵。从过去到现在，只要是坚持把中国与台湾并称，惯于把两者摆在对立面的人基本上都是支持分离主义或至少是不反对台湾独立的人，反而是马英九与那些把大陆政府称为中共政权、北京当局或中国大陆的人是坚强主张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的群体，因为这些人，包括马英九在内，坚信中国属于两岸全体同胞。 统派人士习于把政权和国家区别对待，他们有意见的是共产政权而非中国。若由这个角度出发，海外尤其是大陆的朋友就应该理解，两蒋时期反共不反华的立场以及马英九的苦心，他特别要求在政府官文书中不得把中共政权称为中国，而应以中国大陆或北京当局代之，其背后的逻辑就是：中华民国就（也）是中国，台湾不能自外于中国，中共当局在两岸之间不能独占、专有中国的称谓。 “一国两区”争议的法理基础 这里，我们再回头讨论最近台湾有关“一国两区”的争议，以及去年大选期间有关“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问题。“九二共识”中的所谓“一中”讲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各说各话，台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同样的，“一国两区”中法理概念所坚持的是，在“中华民国”主权范围内，不管讲的大陆地区与自由地区，或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重点是两岸同属“一中”。在马英九心中，“中华民国”就（也）是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既然如此，马政府当然就没有放弃追求国家统一的初衷。 此外，这里面也反映出，马总统过去所主张、现在仍坚持的“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的立场。两岸主权重迭，而其主权范围均含盖大陆与台湾两地，但双方政府不能彼此承认对方主权，否则立刻出现“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情况，而这并不合乎国际现实、两岸立场及国民情感；但是双方却又各有管辖范围，治权不及于对方，所以只能客观并不否认对方治权的事实。这就是现况与实况，马英九的坚持有其法理基础。 有关“九二共识”中“一中共表”、“一中不表”或是“一中各表”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此处不再重复，民进党对此表示不能接受也早为各界所共知。但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对胡锦涛所说的“一国两区”中的一国讲的是“中华民国”，严格说来还不无吃北京豆腐之嫌，不过民进党还是痛批马英九自甘于担任区长，这是自我矮化，丧失“国格”。这里面反映的心态还是，只要国民党支持的我就反对，反之亦然。大家可别忘了，民进党过去曾经主张过“一国两市”、“宪法一中”，蔡英文自己也说过“一国四区（中国大陆、台、港、澳）”的概念。 中国大陆方面对于吴伯雄“一国两区”说法并无立即回应，北京后来只是就两岸同属一中这个话题，强调只要两岸当局都认同只有一个中国，其他一切好谈，然后又把胡锦涛的两岸关系新三段论重提一遍：一九四九年以后两岸虽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并未改变，中国的领土主权并未分裂。北京的立场其实可以理解，也算间接回应了“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的现实。大陆的回应相当得体，既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也把握了问题的重点。 相似的是，今年3月29日，民进党代主席陈菊改称对岸为中国大陆，台北联合报以头版头题加以报导，认为这是民进党转变的一个迹象。过去民进党确实一向把大陆称为中国，虽然日前在云南腾冲的会议中，民进党出席人士仍然强称，用中国统称大陆并无特定意涵，也非出于政治考量，但知情人士都不能同意.毕竟所有内外各方迹象都显示，民进党的特定用语所反映的是它分离主义的“台独”主张和心态。 坦白的说，如今民进党调整对中国的称呼用语应该只是权谋的改变，而非心态及立场的转换，甚至不能说是由渐（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各界若要鼓励重于批判，虽然不是不能理解，但由陈菊讲话中所谓“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而且今后他们仍会混用中国来称呼大陆政权，而其重要智库成员仍然坚持“台湾前途决议文”的立场来看，民进党仍是个不折不扣的台独政党，幻想是不必了。...

穆 骏 2012-04-27 在这次菲律宾的挑衅中，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美国对菲律宾的行为表示支持或者默许。笔者认为，更多的情形是菲律宾想借此事端引起美国重视，甚至“拖美国下水”。 菲律宾当局在南海小动作不断，屡屡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激起中国朝野一片挞伐之声。但笔者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凡是提到菲律宾在南海挑战中国的，几乎都有这样一句类似的话：“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或者“有了美国这个后台”等等。一些学术文章与深度报道这样写是理所当然的，菲律宾没有美国某种程度的支持，不可能像一条小蛇一样在一条巨龙面前上蹿下跳。从国际关系格局来说，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格局是美国一手缔造与维护的，地球上任何地区的战争，除非是美国挑起的，他都不愿意冲突发生，而且美国常常在国际上扮演“国际警察”，充当保护弱者的形象。再加上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不情不愿，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抱持的“冷战思维”等等诸多因素，我们完全可以在学术论文与深度报告中指出，菲律宾的蛮横无理，是有美国撑腰的。 可是，当我们每一篇报道，当我们每一位谈论这个问题的中国人一开口就说“在美国的支持下”的时候，就要慎重，就值得反思了。菲律宾在南海挑衅，真正得到了美国的明确支持？从笔者的看法，至少在这次菲律宾的挑衅中，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美国对菲律宾的行为表示支持或者默许。我认为，更多的情形是菲律宾想借此事端引起美国重视，甚至“拖美国下水”。大家知道，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中问题最多、国内问题也最明显的国家，利用南海问题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大使馆门前已经出现了抗议人潮，这种民族主义的做法我们并不陌生。过往三年的经验也显示，菲律宾一在南海挑起事端，美国人就会注意到有一个国家叫菲律宾，政客们就会发表言论，甚至会跑到菲律宾去，同他们签订合同，在不同的场合重申美菲条约。   美国与菲律宾有盟友关系，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也符合美国的外交理念与国家利益，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墨守成规的。就笔者从美国智库了解到的情况看，美国当局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鼓励菲律宾挑战中国，且不说中美两国正在集中精力在一些事务（包括北朝鲜核子试验）上。   可是，我们不能小看菲律宾的作用，美国在这个时候不支持他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他恰恰要在这个时候挑起事端，实在是很高明的做法，也让中美两国都处于两难境地。中国在南海的立场与主权分界一样明确，始终主张对话，不愿意挑起战争，更不愿意让世界看到中国“以大打小”——很多人认为中国不愿意打仗是因为软弱，是担心美国介入，其实这是从邓小平以来中共执政理念的巨大进步：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以目前卷入南海领土争端的各国来说，有哪一个国家是中国的对手？中国处处忍让，世界各国尤其是好战的美国不可能没有看到。   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付出的代价。这些年，一些周边小国也看准了中国的这个“致命弱点”，动不动就挑衅。就笔者了解，这次菲律宾对中国的挑衅还有一个非常可恶的因素：菲律宾部分专家学者私下透露，中国今年政府换届加上又出现了一些事，“自顾不暇”，菲律宾这个时候出手可能会事半功倍。   这种想法不但错了，错得无耻，而且也错得危险。中国对自己的核心利益维护之决心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菲律宾一意孤行，中国不会一位忍让。对付菲律宾这种国家，中国还是有很多选择的。 天大研究院去年刊发的研究报告《关于南海问题的一点思考》提到，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善用经济这个“武器”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中国可以以经济手段反制菲律宾，以打破南海问题的僵局。令人关注的是，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大力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但是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国家并未因此而持偏向中国的立场，其症结何在？天大研究院同期刊发的研究报告《从南海问题看中国经济外交的限度》通过分析东盟国家民意调查数据，指出中国过去经济外交的限度。因此，中国有必要转换思路，以经济制裁和经济合作相结合。   在外交执行层面上，中国不宜主动把美国拉进来，应该继续中美之间的大国外交，力求得到美国的理解，至少让美国能够知难而退。笔者注意到，菲律宾在南海搞事，对于中国来说，本来并不是大不了的事。可是，由于几乎所有人一开口就把美国拉进来，把一个中菲之间的南海问题一下子上升到中美之间的大国对峙。这并非务实外交，也并不符合国家利益。  相关文章：从南海问题看美国的战略意图 从南海争端看中国经济外交的限度 关于南海问题的一点思考 中国的安全挑战与南海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2-04-27 外交事务尤其要讲究可信性（credibility）。中国若要树立令人敬畏的威信和威严，就要说到做到。威严从哪里来？来自于灵活并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实力：一是外交，二是军事。 中国处理南海争端的策略一直比较失衡：偏重外交，忽略军事；偏重利诱，忽略威逼；只有息事宁人的思维，没有怒不可遏的行动。菲律宾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挑衅中国，原因就在于中国只动口而不敢动手。 在所有国际纠纷中，最有效的制人之策，就是软硬兼施，交互使用。若只软不硬，即便是声色俱厉，也难达效果，反而给人以色厉内荏之象。菲律宾这两年挑战中国之所以日益嚣张，就是因为中国嘴硬手软，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外交事务尤其要讲究可信性（credibility）。中国若要树立令人敬畏的威信和威严，就要说到做到。威严从哪里来？来自于灵活并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实力：一是外交，二是军事。两者没有主次之分，必须同时并用。没有外交行动，解决纠纷的成本会很高；但若不运用军事压力，外交努力只会事倍功半。 因此，外交不在多言，关键要看行动。有态度而无行动，是一个不良的习惯；有行动但不痛不痒，是得过且过的陋习。中国必须改变这种行为模式，必须做到说一不二，说到做到，斩钉截铁，否则就威信扫地。 现在正是改变上述状况的时候。中国必须抓住黄岩岛海域对峙的时机，准备两步策略，扭转“无信不立”的被动处境。 首先要摧毁其挑战中国的意志。中国要以明显优势的海上力量，包括渔政船编队、海监船编队甚至是军用舰只，对菲律宾构成压倒性的心理威慑，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服其意志。既然是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正当行动，中国就必须抛弃心理包袱，不畏惧闲言碎语，不怕被指责耀武扬威，不为“以大欺小”的舆论所裹步。目标必须明确：要迫使菲律宾知难而退，让其有所顾忌，有所忌惮，有所收敛，使其不敢继续对中国渔民轻举妄动，不敢继续在大大小小的国际场合对中国叫板。 其次，假若不战之威还达不到效果，中国就必须准备采取第二步策略：折其挑战中国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同样要克服心理障碍，不怕正面冲突，不怕舆论围攻。正面冲突必定会导致中菲双边关系倒退几年，也很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区域外交遇到困难，但这些都只是短期的，以中国之现状，这种国际反弹足可承受。假若能够换取较长时期的安宁，换取领土主权不被肆意侵犯，换取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敬畏之心，那么这点代价无疑是值得的。 相关文章：从南海问题看美国的战略意图 从南海争端看中国经济外交的限度 关于南海问题的一点思考 中国的安全挑战与南海问题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4-12 为了夺回白宫，共和党领袖们不再希望党内各总统竞选人继续缠斗下去，罗姆尼将会代表共和党挑战现任总统奥巴马。但是，连他们自己都并不看好罗姆尼能够取胜。要不是党内人才匮乏，再加上奥巴马咄咄逼人，共和党不会如此尴尬。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像以往的大选一样，美国两党及其代理人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问题、政府管理等各个层面的争论早已白热化，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认识到，美国的两党政治并不能解决美国的现实问题，政客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们并不代表99%的人民，更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让国家摆脱战争和经济危机。 共和党内信心不足 很明显，为了夺回白宫，共和党大佬们不再希望党内各总统竞选人继续缠斗下去。在当前形势下，也只能从矮子中挑长子，看着一个创投公司的老板挤上了车，而且还是个摩门教徒，即使胜出了也不会手按圣经宣誓。事实上从一开始起，党内保守派就没有支持过罗姆尼（Mitt Romney）。初选开始前的几个月，任何竞选人都让党内保守派看起来好过这位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因此，凯恩（Herman Cain）获得上升，金里奇（Newt Gingrich）似乎反弹。要不是党内人才匮乏，再加上民主党的奥巴马咄咄逼人，共和党不会如此尴尬。现在即使想改变，也已为时太晚。 面对这种局面，人们会问：如果共和党领导人对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击败现任总统奥巴马的能力真的没有信心，这对罗姆尼的竞选意味着什么呢？《时代》杂志的白宫记者麦克•艾伦（Mike Allen）和MSNBC的脱口秀节目《早上乔》（Morning Joe）主持人乔•斯卡波罗（Joe Scarbourough）的对话为此提供了他们坦率的想法：“没有人认为罗姆尼会赢。让我们仅仅出于诚实，我们可以对任何人只在家里说吗？让我们在家里说吧，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共和党要人，认为罗姆尼今年将赢得大选。这些共和党要人不会在电视上说，因为他们不想让人寄给他们令人讨厌的电子邮件”。假设乔是正确的——共和党领导人对罗姆尼将击败奥巴马都持怀疑态度，那么一个失败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在以后的选举中被提名将是十分罕见的。雄心勃勃的共和党因此会让副总统候选人的“位子”留给排在后面的政治精英。所以罗姆尼的副总统提名，会是和奥巴马竞选的一个缩影。罗姆尼接下来要做的工作除了快速挡开那些拒绝退出初选的共和党对手的挑战和进一步筹款外，就是必须开始考虑竞选伙伴和战略累积，以赢得11月6日入主白宫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然而党内对他信心的不足，使包括挑选副总统人选在内的一切事务都变得更加艰难。 罗姆尼阵营指责奥巴马在几个立场摇摆的州发布诬陷他的广告。这些州是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爱荷华州、内华达州、俄亥俄州和弗吉尼亚州。这些广告宣称罗姆尼为大石油公司减税，否定汽车更高里程数的标准和可再生能源。奥巴马的竞选团队甚至指出，2012年罗姆尼从石油和天然气方面就获利75万美元之多。商业是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看出奥巴马竞选团队咬住每一个机会来描画出，支持罗姆尼的选民并非正常选民。罗姆尼接受无数的商业赞助，有人支持他公司的金钱利益，所以出现更多对他不利的的广告一点也不奇怪。 何为真的罗姆尼？ 罗姆尼攻击政敌常常违背事实，因此常使对手不能容忍，说他经常说谎，有时还表现在他解释以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上。他被形容为经常进入奥巴马的头脑里，向人们揭示奥巴马的真实想法。比如，奥巴马要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奥巴马要让美国罩在欧洲经济瘫痪的阴影里。奥巴马明明说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准备好任何应急的军事努力。但罗姆尼却声明奥巴马失败于对伊朗进行瘫痪性的制裁、没有把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放在桌面上。这一次罗姆尼让记者逮了个正着。罗姆尼的声明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他知道奥巴马对伊朗问题说了什么，但他决定对奥巴马的话作一些修改；或者他不知道奥巴马说过什么，但决定不管是否属实，造一些奥巴马说的话。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在撒谎。有人指责罗姆尼的问题不仅仅是失信问题，而是虚假问题。如果他以说谎赢得提名，如果他靠谎言的力量赢得了白宫，谁又能说他趴在办公室里不会再说谎呢？ 毫无疑问，2012年共和党的初选使大多数宗教在党内亮相和较量。几乎所有的主要候选人都要在公众面前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从清教徒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祷告勇士佩里（Rick Perry）到历史教授金里奇，神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全能的主，他显然告诉过至少三个候选人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凯恩、和桑托勒姆，他们应该参选。但非常不解的是主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将输掉比赛。最后，到底谁占了上风呢？则是一个最少兴趣谈论他宗教信仰的候选人。这不是因为罗姆尼是否对宗教虔诚，是因为他太清楚他的摩门教会会牵出一系列政治并发症。比如一夫多妻问题，黑人和白人通婚问题，黑人被神诅咒的问题。所以许多福音派信徒认为耶稣基督圣徒教会（Latter-Day Saints）是邪教，相当数量的美国人说他们不会投票选举摩门教徒出身的总统。例如，去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22％的选民其中包括18％的共和党人和19％的独立人士，说他们不会投票给一个摩门教徒。因此，这一回传统上保守的共和党要为竞选胜出准备抵御某些宗教偏执，或者更确切地说，准备抵御收取这种偏见的民主党人。 其实，有些罗姆尼的支持者还真担心真的罗姆尼还没出场，因为他太善变了。俄亥俄州扬斯敦的选民要求罗姆尼和他们分享他的个人生活经验，说这将有助于他们了解真正的罗姆尼。人们认为罗姆尼讲了太多别的东西，包括谈论帮助奥运会。人们议论他曾是他教会的牧师，他曾是一个传教士。当罗姆尼需要公众支持时，他本应面对和解答他的真实故事，向选民解释他为什么会是更合适的总统人选。可惜的是，罗姆尼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好故事可讲，而选民们总觉得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的政客应有一些逆境中成长的故事，比如奥巴马困扰于他父亲在他成长时的缺席、小布什努力克服青年时期误入歧途的错误和酒精的诱惑、克林顿对抗继父虐待他的母亲等等。但罗姆尼从来没有遇到过逆境，他瞄准了财富和权力长大，打着饱嗝一路走来。所以，罗姆尼每次讲他个人故事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渣土变黄金。他实在没有任何好故事可讲。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生意人，精于算计，比普通中产阶级交更少税的富翁。作为公众人物，罗姆尼显然缺乏打动人心的精神魅力。他不了解基层民众的困苦，也是不言而喻的。 《时代》杂志的亚历克斯（Alex...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亮亮 2012-04-12 中俄都受到美国的防备与制约，但中俄合作并非建立反美同盟，但是中俄合作肯定加强了各自与美国交往的筹码与分量。这是21世纪美中俄的三角关系，美国并不处于主导的地位。 普京不出所料地当选俄罗斯总统。西方媒体对这位强人将再次统治俄罗斯6年甚至12年（如果他在2018年竞选连任的话），抱有强烈的疑虑和担忧。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当前国际关系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变化中，西方世界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 普京在俄大选前发表的文章中，在阐述俄外交政策的部分，将对华政策以及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以至于海外一些评论惊呼“普京试图建立俄中联盟对抗美国”。 当前的国际舞台确实呈现前所未有的格局：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但不再是独大的超强；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主要强国；欧盟和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政治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正在复兴，今后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普京能否担负领导俄罗斯重新成为强国的重任？ 普京所继承的正负资产 普京是苏联体制的产物，他所受的教育、他从事的工作，都完全是苏联式的，但这不等于他要复辟苏联。斯大林将苏联打造为超级大国，其强悍的霸权政策和战略，对普京有深刻的影响，但这也不等于普京将是另一个斯大林。将俄罗斯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入近代化道路的彼得大帝，同样对普京有深刻的影响。彼得大帝用强迫农奴劳动、强迫贵族改制的急行军方式，改造了俄国，为俄国争夺到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超强度的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使苏联一跃而为世界主要强国。这些都是普京正面的精神资源。而彼得大帝和斯大林对待邻国以及弱小民族的赤裸裸的强权政策，则是普京的负面资产，俄罗斯至今还在为沙皇与斯大林的扩张政策付出代价，这是普京不可能不察的。经历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这样的历史巨变，作为一个被俄罗斯统治精英推上权力高峰的政治家，普京必须以冷酷的现实主义而非怀念昔日光辉的浪漫主义情怀来治国、来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普京与其昔日的长官安德罗波夫（曾任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一样，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有冷静的、务实的认识，但与戈尔巴乔夫的冲动型改革和叶利钦的民粹式民主不同，普京了解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合法性必须是来自人民，改革必须方向明确而可操作，必须了解民意、尊重民意但又不为民意左右。今年3月在总统大选，对普京是一次新的洗礼。 彼得大帝和斯大林领导的俄罗斯（苏联）两次爆发式的发展，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比较极端的性格，这种性格也给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苏联的解体，是对俄罗斯民族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也是再生的契机。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不能也不需要靠扩张和掠夺成为强国，而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利用现有的国土和资源，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争取和平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复兴。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决定了它的独特性，它不属于西方（欧洲），也不属于东方（亚洲），但它既是东方也是西方，但是它能否超越东方和西方？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能否再次出现历史上两次爆发式的发展？西方是否因为这种前景而对普京很不放心？这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新型的美中俄三角关系 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了最高权力。而正是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中俄两国形成了历史上最好的关系。 我们可以稍为简要地回顾历史。帝俄时代俄罗斯对中国的扩张与侵占，在斯大林时代被完全继承并且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苏联巧妙地利用了中共需要外援，玩弄内战中的国共两党，不断侵蚀中国的领土，干预中国的内政，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领导人先后对莫斯科产生了强烈的抗拒情绪可谓殊途同归。无论在沙俄时代还是苏联时代，中俄（苏）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即使是同属共产主义阵营、同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不仅无法使中苏关系平等，而且导致了6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之间接近战争边缘，毛泽东因此作出了联美抗苏的的决策，为后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在中国的破产，也直接催化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苏联解体前，以戈尔巴乔夫访华为契机，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苏真正开始平等交往，这一势头在叶利钦执政期间，成为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叶利钦后来认识到西方只要削弱俄罗斯而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认定俄罗斯必须与中国一同守住亚欧大陆。 在冷战中获胜的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帝国是海洋帝国，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三个方向，威慑着整个地球，以此维护着帝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一直无法在亚欧大陆获得突破口以控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以色列立国使美国得以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有了可靠的战略基地，然而从这个战略基地仍然无法北上。阿富汗是外国无法控制的一个化外之国，苏联在1978年入侵阿富汗，美国获得了在亚欧大陆腹部打入楔子的机会，中美两国联手在阿富汗反击前苏联，形成了冷战时期一个奇特的反苏神圣同盟（中、美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甚至包括以色列与南非），然而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国仍然无法在那里填补真空。美国还是要在波斯湾地区寻求机会，挑动两伊战争以削弱当代伊斯兰革命的策源地伊朗，之后又发动波斯湾战争，确保了美国在波斯湾和中东的优势，然而仍然无法进入亚欧大陆。 中俄牵头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中俄两大国主导亚欧大陆秩序、防止外部势力的进入，打造了一个背靠背战略合作的机制。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没有及时评估“上合”的战略意义，即使察觉到了，也无从瓦解这一机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第一仗就是进攻阿富汗，但这场战争除了一度瓦解塔利班政权与击毙奥萨马•本拉登之外，仍然无法在阿富汗与中亚地区建立美国的桥头堡。 普京在执政之初，希望与美国、与西方发展友好关系，希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但是无法奏效。西方对强人型的普京抱有本能的疑虑，美国主导的北约利用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成功地将北约扩大到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使俄罗斯首次出现了没有战略缓冲的西部边境，俄罗斯西部直接置于北约的军事打击威胁之下。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西部战略空间是极大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也可能像历史上拿破仑法国、奥斯曼帝国和希特勒德国对俄国（苏联）的威胁一样，刺激俄国（苏联）的反制。仅仅这一个因素就促使普京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防止俄罗斯在东部受到美国的威胁。 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及中国作为强国的复兴，一方面使中国开始重新主导东亚，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21世纪开始复活（当然这是完全不同的时空环境），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安全环境面临空前挑战：东部与南部的海洋争端，西部印度的崛起与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因此对于中国，与俄罗斯保持战略合作，以“上合”保障西部安全，都成为无可取代的战略抉择。 在朝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和伊核问题上，俄中的配合与协调，说明两个大国在战略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成熟。俄中在利比亚问题，听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决议，结果这个协议被老谋深算的西方国家当做动武和干预的法理依据，这对中俄都是教训。可以预言，未来中俄在国际战略方面，特别是在关系亚欧大陆的态势方面，肯定要保持这种合作，防止美国和西方在这个大陆打入楔子，分割俄中，各个击破。中俄都受到美国的防备与制约，但中俄合作并非建立反美同盟，但是中俄合作肯定加强了各自与美国交往的筹码与分量。这是21世纪美中俄的三角关系，美国并不处于主导的地位。 普京对华政策的脉络 普京的对华政策，具有三个特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4-10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3月25日举行的香港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梁振英以689票当选。这次香港特首选举，虽然是沿用过去由选举委员会来选举特首的办法，也不是第一次有多个候选人竞争的特首选举，但却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从此次选举对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影响、政治板块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特首选举模式的启示这三方面做一个较深入的分析。 特首选举成败系于理念之争 这次选举中的两名建制派候选人，最终是梁振英战胜了唐英年，这结果固然与两者的个人能力、在选举中的策略与表现以及受负面消息影响的程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两人在如何处理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上差别有重要的关系。 香港在过去的十多年克服了不少困难和外围的冲击，经济有所增长。但整体而言，经济增长的表现显著逊于周边地区。香港2009年失去作为中国生产总值最大城市的地位，而且经济规模在未来数年内将被中国内地多个城市超越。预计四五年后，香港经济规模可能降至中国城市的第七或第八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等城市之后。香港人均生产总值也将在10-15年内被这些城市超过。即使与同为成熟经济体的美国相比，香港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也较为逊色。1997年，香港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1%，2010年只有1.5%。 而在经济增长表现的后面，是香港经济结构单一、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流动性减少和社会各阶层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香港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经济发展过分依赖金融和地产这些波动较大的行业。由于过去几年，香港政府未能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和房屋的供应，办公室和住宅的供应都出现不足。高地价和高租金的经济环境不但令营商成本上升，而且抑制了投资实业及创业的积极性。同时，住房价格一路上升令依靠工薪收入而又不符合申请公屋资格的年轻人怨声载道，但在高价位时买入房子的部分中产阶级，又害怕楼价下跌，令他们成为“负资产”人士。在这种利益矛盾之下，香港政府举步维艰。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由1997年至2010年，香港人均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3.5%。然而，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所有市民都受惠。同一段时间内，属社会最上层10%的家庭人均住户收入上升了64.7%，但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10%的家庭却下跌了22.2%。相当一部分市民无法感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得益，结果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分歧扩大，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唐梁的特首之争，后面反映了两种如何处理经济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之争。唐英年出身爱国工商世家，但本身并不是强势风格的领导人，而且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大地产商、几大商会以及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部分工商界的功能组别议员和若干金融界的人士。因此他的政策倾向是在维护稳定和现有政府政策取向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政策进行微调，达到缓和大财团、中产阶级和基层民众之间矛盾的目的。 而梁振英虽然也是来自商界，但他出身基层，白手起家，较有主见，而且作风硬朗。他在参选前数年间，就香港的土地与房屋问题、经济结构以及财富分配和贫困问题，撰写过逾十万字的文章。他积极主张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同时要改革土地和房屋政策，解决低收入者的贫困问题。加上得到民建联、工联会等与基层联系较密切政团的支持，树立他关心基层，力求以新思维、新作风为香港带来改变的形象。 在数个月的竞选期内，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始终高于唐英年，并在大部分时间里领先20个百分点以上，这反映了香港大部分市民“求变”的心态多于“求稳”的心态，希望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带领香港解决解决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唐英年在竞选后期，也在政纲中推出多项惠民主张，甚至提出了比梁振英更为大胆的房屋和扶贫政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和背后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的形象，却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这次特首换届还是特区政府成立十五年来第一次实质政权交接。梁振英与政府公务员系统之间能否顺利配合，也成为梁振英想推出的政策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和收到成效的重要因素。如果两者之间配合不好，难免导致如回归初期董建华“空降”成为首任行政长官后，与高级公务员之间磨合出现很大问题，以致很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自由党走向牵动政治板块变化 在过去的十五年，香港政治的两大阵营非常鲜明。反对政府的“泛民主派”与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各就各位，前者旗帜鲜明的反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后者则有民建联、自由党，以及众多功能组别议员团结一致，为特区政府的立法和政策护航。由于建制派未曾受到重大的利益矛盾冲击，并在立法会占有多数议席，董建华和曾荫权时代，政府提出的政策，虽然有时会遭受批评，但绝大部分都能在立法会顺利过关。 可是从过去的经验看，一旦自由党临阵倒戈，投入“敌营”，会导致政府在立法会失去多数支持，举步维艰。2003年《基本法》23条在香港本地立法的失败，就说明这一点。而这次选举造成的建制派分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自由党和部分无党派的功能组别议员，是唐英年的主要支持者，即使在选举进入最后关头，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不回归传统建制阵营，而是寄希望于选举“流产”。 尤其是手上握有不少功能组别议席的自由党，高调反梁，在梁振英当选后，该党主席刘健仪还表示“痛心”。并在随后的几日里，批评梁振英的说辞几乎和反对派议员的讲法一致。可见该党“不支持梁”的态度，选后还会至少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梁振英的管治难度不只要与自由党和解，还要取得各财团巨头的信任；但他的政纲基调是扶持中下阶层，改革土地、房屋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争取贫富双赢，无疑要考验梁振英的智慧和能力。 如果梁振英和建制一方选择“放弃”自由党，无疑会利用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来重新洗牌。自由党一向在地区直选中成绩平平，如果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和其他建制派独立议员不和自由党在选举中协调和妥协的话，该党很难在地区直选中突围而出，很可能和上届一样出现无一人在地区直选中当选的结果。 至于功能组别组中的自由党议员和个别高调反梁的独立议员，因为在业界有一定的网络和人脉支持，议席并不会轻易被抢走。但如果这些人继续高调指责中央干预香港选举和批评下一届政府，难免与建制阵营出现摩擦，甚至支持他们的工商企业和财团也会和他们保持距离。 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和各界一致鼓励香港工商界积极参政，但从自称为商界代表的自由党的选举成绩和政治表现来看，并不大理想。虽然自由党一直未能有效凝聚商界的共同利益，也未能得到市民普遍认同，可是自由党连这种象征性的代表也告消失时，将会造成另一个问题。民建联或新民党所代表的阶层不同，不可能在短期内填补自由党所代表板块的空缺。上述的政治板块挪动，也是下届特区政府所要面对的问题。 建议调整未来特首选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