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October 10, 2012

2012-10-10 2012年9月20日,天大集团、天大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合作与捐赠协议签订仪式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 2012 年9月20日,天大集团、天大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合作与捐赠协议签订仪式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清华大学教育基金 会副理事长谢维和教授,天大集团、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签署了联合成立“国家战略研究院”的合作与捐赠协议。 方文权先生在致辞时表示,天大集团、天大研究院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国家战略研究院”,标志着双方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层次。能够为国家做些 有意义的事情,深感荣幸,这也体现了天大“关心社会,共同发展”的企业宗旨。方总强调,建设世界一流的思想库,并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唯有不断探索,不 懈努力,孜孜以求,不达目标,绝不罢休。 陈吉宁校长指出,双方联合成立“国家战略研究院”,是一次理想、价值、人格、心与心的合作。“国家战略研究院”将为国家、为清华提供新视角、新动力、新平台。十年后再回首,一定会结下丰硕成果。 “国家战略研究院”将开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战略性研究,创建跨学科的“国家战略学”,举办“世界和平论坛”,设立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培养高层次 战略型人才,以及开展其它公益活动,推动清华大学“大文科”建设发展,推动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国家发展提供战略建言,为国家的文明昌盛、长治久 安作出贡献。 为此,天大集团和方文权先生无偿捐赠三亿元港币作为“国家战略研究院”的经费基金。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教授(前排中),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谢维和教授(前排左),天大集团、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前排右)签署联合成立“国家战略研究院”的合作与捐赠协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江永 2012-10-10 中日两国是在岛屿领土、海洋权益尖锐对立中谋求改善关系,还是在钓鱼岛之争中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日关系正处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这场较量可能影响未来十至二十年的中日关系。 钓鱼岛之争作为四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搁置的这一不正常部分,迟早要发作。野田内阁“购岛”只不过使其提前发作而已。中日这场大较量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前景值得关注。多事之秋的日本政局与钓鱼岛问题 野田佳彦重新改组内阁后,保留了外务、防卫、国土交通大臣等原班人马,预示着其不会改变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做法,有可能在10月下旬通过临时国会追加预算,完成“购岛”计划。野田启用田中真纪子任文部科学大臣,也有保持对华沟通渠道之意,但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 一、野田改组内阁后在钓鱼岛问题上可能更强硬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钓鱼岛问题已成为未来大选的重要议题;日本右翼在日本影响上升;对华强硬派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也会在钓鱼岛问题上示强,与民主党“争出风头”。 9月26日安倍晋三重新当选自民党总裁,为赢得未来的大选,正与大阪市市长桥下徹为首的“第三势力”联手。目前,桥下徹为首的新党“日本维新之会”则准备单独推举候选人参与大选角逐。日本大选最早可能在今年内举行,最迟不超过明年8月末。估计未来日本大选可能出现“三足鼎立”局面,大选后的日本政坛将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安倍晋三为降低国会修宪门槛,将把修改日本宪法第96条(修宪程序)作为竞选议题。他启用前外相、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为自民党副总裁,也有着眼未来同中国修复关系的考虑。 在未来的大选中,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将受到选民的关注,各党候选人可能对华示强。日本一些政客竞选时与当选后、说的与做的、对内与对外、执政前期与后期,对华态度未必一致。在经济领域与安全保障领域的对华政策两面性会更加突出。 明年7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将全面登上日本政治舞台。即便自民党取代民主党重新上台,也难以建立一党单独执政的稳定政权,而保守势力仍将垄断包括朝野在内的日本政坛。今后无论日本政局如何演变,中日关系均不容乐观,要警惕日本政治右倾化继续抬头。 二、钓鱼岛问题面临的新形势 在钓鱼岛问题上,主张采取所有强硬手段一举压服日方的“速胜论”行不通;认为领土问题无解、事不关己的“无奈论”更不可要;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针锋相对地展开一场“持久战”。 第一,日本政府“购岛”后的所谓“平稳管理”意在永久占岛。其实质是为利用“时效取得领土原则”(简称“时效原则”)永久占岛做铺垫,是变非法为“合法”的花招。国际法上所谓“时效原则”的客体不是固有领土,也不是以先占原则占领的无主地,而是指别国领土;取得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而非个人或地方政府。如果一国政府对别国领土,通过和平、稳定、有效而不间断的占领和管辖,而50年未遇有效反对,在国际法上它拥有这块领土的理由就很充分。可以认为,野田内阁实现“国有化”的所谓“和平稳定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将来通过所谓“时效原则”永久占岛,而这是石原慎太郎根本办不到的。 第二,野田内阁不可能改变“购岛”的错误做法,甚至会变本加厉。即便能迫使其放弃钓鱼岛“国有化”,但日方仍会坚持在本国主权下私人拥有土地的性质。既然敦促野田内阁改正错误已无望,中国就只能接过野田内阁发出的“请柬”,坚持到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并使其永久化,从而彻底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单方面“实际管控”,从一开始就终结日本利用“购岛”实现所谓“稳定平稳管理”钓鱼岛,防止未来日本借所谓“时效原则”永久霸占钓鱼岛。 第三,中国单方面恪守“搁置争议”已不现实,只能与时俱进。1971年佐藤荣作内阁曾强调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否认存在领土争议。如今,野田首相否认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和中日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说明其政策已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内阁的立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日方已改变“搁置”立场,回到“搁置”状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只有针锋相对地做斗争,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最近,日本开始在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张予以反击。这在客观上反而使世界各国都了解到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议确实存在。中国也必须继续坚持有理有据的法斗文争。未来如果日方仍坚持所谓不存在领土争议的主张,必要时中方也可宣布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以便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日本政府“购岛”使中日关系进入新时期 日本政府“购岛”,揭开了中日围绕钓鱼岛之争历史新时期的序幕。从明朝倭寇来袭,到清末日本吞并琉球、甲午之战,中日关系波澜起伏,惊心动魄。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也是中国明朝与古代琉球王国建立关系640周年;是丰臣秀吉结束国内“战国时代”并统一日本后发动入侵朝鲜战争420周年;是日本以武力把琉球国变为琉球蕃140周年;是日本完成甲午战争准备120周年。 与钓鱼岛相关的中日关系史,从1895年1月14日明治政府以甲午战争为背景窃取中国钓鱼岛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1895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并于1896年授权古贺家族殖民开拓钓鱼岛。第二时期:1945年至1972年,钓鱼岛摆脱日本控制,在国际法上已归还中国,日本殖民开拓时期的所有权利作废,但中日邦交处于不正常状态,钓鱼岛被美国非法控制27年。第三时期:1972年至1992年,美国归还冲绳给日本时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引起中日钓鱼岛之争。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政治默契与共识。第四时期:1992年至2012年,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出现政治右倾化。日本政府于1996年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开始以岛圈海,否认中日存在领土问题,否认双方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从而成为相关问题恶性循环的逻辑起点。 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来自美国“一超”的战略压力必然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围绕钓鱼岛发生的两件大事,即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野田内阁“购岛”,使中日关系进入历史新时期。 中日两国是在岛屿领土、海洋权益尖锐对立中谋求改善关系,还是在钓鱼岛之争中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日关系正处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这场较量可能影响未来十至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目前中日之间的某些现象,与1894年甲午战争前十年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一,1885年日本调查后已知钓鱼岛是中国命名的岛屿,没敢轻举妄动,但于1887年制定了为期5年的作战计划——“征讨清国策”,1892年完成该计划,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并于1895年1月14日战争中秘密决定占有钓鱼岛。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于2010年末公布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制定了为期5年的军事装备计划,把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的西南诸岛。日本防务省将官还提出多种应对“尖阁列岛”(钓鱼岛)和中国海洋战略的军事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利用中国内乱先行军事占据钓鱼岛。 其二,1885年北洋水师从英国、德国订造的战舰陆续下水。日本视北洋水师为最大威胁,并开始针对中国加强日本海军。2012年9月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引起日本高度关注。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及其海上活动,戒心越来越强,担心中国潜艇进入太平洋深海,超越日本的监控范围。因此,日本在财源匮乏的情况下,仍决定购置美国40多架F-35新一代战机,加紧制造大型驱逐舰和潜水艇,在冲绳部署美国鱼鹰作战运输机。 其三,1886年北洋水师军舰出访长崎,发生水兵与日本警民械斗的“长崎事件”。在北洋水师炮口下,日本被迫放回被扣的中国水兵,但激起举国反华情绪。明治天皇曾动员全国捐款,官员减薪10%,以打造日本海军,准备对华开战。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右翼势力大搞反华活动,日本民众对华态度变冷。今年以来,石原慎太郎动员全国捐款“购岛”,煽动反华情绪;日本公务员也减薪10%以上,缓解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