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崇义 2012-02-09 “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所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是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标志性事件。“阿拉伯之春”席卷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使几个国家的政权易手；“占领华尔街”的浪潮则波及所有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震荡。因为事态仍在演变过程之中，对这两大事件盖棺定论为期尚早。但是，及时地探讨、分析事件的深层含义，无疑会给世人带来有益的启示。在我们看来，“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阿拉伯之春”展现民主新潮 “阿拉伯之春”的称谓，由“布拉格之春”引申而来。之所以有这种引申，是因为两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顾名思义，“阿拉伯之春”与“布拉格之春”一样，都是世人公认的、以追求人权和民主为主调的民主运动。因为“阿拉伯之春”肇始于以茉莉花为国花的突尼斯，而且该国率先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变更政权的宪政转型，因而“阿拉伯之春”也被广泛地称为“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作始也简、将毕也巨，阿拉伯世界从此不复旧观。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未满而立之年的年轻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受城管警察的粗暴对待，自焚身亡。此举引起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引发了突尼斯人民对腐败专制政府的怒火，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总统下台。已经柄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按惯例动用国民卫队镇压抗议民众，非但未能将民众压服，反而激发民众更大规模的抗议和国民卫队的不满，整个政局迅速失控。事发不到一个月，无奈的总统本•阿里于2011年1月14日深夜黯然去国、飞往沙特避难。政治强人倒台之后，突尼斯人民迅速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政府、建设自由民主新秩序，成为阿拉伯世界新一轮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突尼斯民主运动的意外胜利惊动了世界，更给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带来示范和鼓舞。本•阿里倒台不出两周，埃及各大城市从2011年1月25日起爆发了一浪高于一浪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反政府活动，卷入民众数以百万计，强烈要求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并立即结束军事戒严，实现民主、自由和正义。特别是集中到埃及首都开罗胜利广场上集会示威的男女老少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长期和军警对峙并迫使军方让步而做出不向民众动武的承诺。反政府抗议18天之后，在位30年而顿时内外交困、孤立无援的穆巴拉克总统于2011年2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军方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埃及的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事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之中，最高委员会向世界庄严承诺，一俟按照民主程序产生的平民政府建立起来便立即移交权力，尽管在民主选举中居于优势的“穆斯林兄弟会”能否在埃及的宪政转型中实现自身的民主转型尚有待观察。 政权在民主运动中基本上和平易手的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是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在2011年2月以后，也门连续不断的爆发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的大规模示威，以首都为中心并波及全国各地。萨利赫总统于4月23日接受民众的要求，同意在30日内辞去总统职务。后来几经反复，直到11月23日晚，在总统职位上柄政长达33年之久的这位政治强人终于认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沙特签署协议，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很不情愿地退出政坛、流亡异国。当“萨利赫时代”终于落下帷幕之后，也门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也已拉开序幕。 利比亚的转型则经历代价惨重的内战。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3天之后，夹在埃及和突尼斯之间的利比亚在2011年2月15日开始爆发反政府抗议浪潮，要求军事狂人卡扎菲下台。卡扎菲政府派出精锐部队和雇佣军将示威民众定罪为“卖国贼”进行残酷镇压，使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武装叛乱，并酿成政府军队和反对派武装的全面内战。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维护人权和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由欧盟牵头的十多个国家参加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使利比亚政府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陷入瘫痪。经过半年多的苦战，反对派武装逐步占领全国并于10月20日俘虏、击毙卡扎菲。反对派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迅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正在筹办民主选举事宜。 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绝大部分国家，诸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阿曼、苏丹、摩洛哥、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伊朗等，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民众反独裁、争民主游行示威，尽管没有导致政权易手。整个事态仍在发展过程之中，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军人倒戈而加入反对派阵营的人数越来越多，阿萨德政权恐难保全。伊朗的局势也非常微妙，反对派民众的抗议和欧美的制裁结合在一起，有可能会使操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的内贾德政权垮台。 “阿拉伯之春”为世人所始料未及，却清晰地体现着政治民主化这一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当今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那些依然停留于专制独裁制度之下的国家，也或明或暗、此起彼伏地涌动着追求宪政民主的大潮。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中，佛教以“众生平等”为根本教义，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不谋而合，从来不会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阻力；基督教在中世纪形成教会特权和神权统治，疯狂迫害异端思想，曾经是自由民主的劲敌，但是经过“宗教改革”运动的华丽转身，已经彻底转化为与现代自由民主相辅相成的宗教和精神力量。唯独伊斯兰教内部的顽固保守势力拒绝接受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顽固地抵制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文明，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的严重阻碍。正因为如此，世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素来悲观。在阿拉伯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们都毫无例外地指责“西方的操纵”。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在“阿拉伯之春”初期，欧美各国进退失据、观望徘徊。欧美各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方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作为头号天敌而对世俗化独裁政权优容有加，宁可容忍甚至支持军事独裁政权而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借民主化之机建立神权统治。“阿拉伯之春”再次表明，宪政民主绝不限于“西方文明”，阿拉伯世界的广大民众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追求绝不亚于其它文化圈中的民众，尽管自由民主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后胜利还要假以时日。 “占领华尔街”昭示政经困局 在2011年与“阿拉伯之春”相映成趣的是“美利坚之秋”。从2011年9月中旬开始，以失业青年为主体的广大民众集中到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游行示威，而且部分示威民众到附近的广场安营扎寨，以抗议华尔街金融界为富不仁、贪婪无度。类似的抗议游行示威和占领行动迅速扩展到美国各大城市及欧美各国各大都会，可谓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被媒体称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有一些人将“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等量齐观，断言“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会演变成政治革命。 不可否认，“占领华尔街”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启迪和影响。表面看来，“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确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经由一个地方的示范作用而发生广泛的蝴蝶效应，并迅速越过国界向同类国家蔓延；两者都是以青年人群为主导的民众自发抗议行动；两者都是以当代全新的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为组织和动员手段，并以这些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向社会各界广泛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诉求。 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仅仅停留于表面，在深层原因、社会基础、政治诉求、社会后果等关键方面都迥然不同。“阿拉伯之春”的深层原因是长期的专制统治造成广大民众对政府的疏离和仇恨，加上自由民主理念借助新社会媒体的广泛传播使民众的人权民主意识普遍觉醒，而“占领华尔街”的深层原因则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出现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的困局；“阿拉伯之春”以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为深厚的社会基础，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支持，而“占领华尔街”虽然号称“代表99%”的公民，但它只不过是“小众运动”，与西方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边缘人群所主导的诸多围绕族群平等、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而兴起的各色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一样，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并没有劳工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撑，声势浩大而实际参加人数很少，公民社会领域的劳工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都没有直接卷入；“阿拉伯之春”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诉求，要求独裁统治者下台、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而“占领华尔街”除了抗议大公司、特别是金融界的贪婪，基本上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鲜明的政经诉求，更谈不上政治解决方案；“阿拉伯之春”有足够的力量经受政府的镇压、甚至于越镇压越强大，直到取得实质性成果，而“占领华尔街”尽管表面上热闹非凡、有泄愤出气之效，但“占领”行动因为没有公众的广泛支持而迅速冷却并销声匿迹。 由此可见，尽管由民生之困所引发的“占领华尔街”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也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甚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将“占领华尔街”当成一场政治革命的所谓“人民革命”、“华尔街革命”等等说辞，都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皮相之见。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占领华尔街”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种说法显然也言过其实，将一些暂时现象无限夸大。西方社会一些左派小团体、特别是托派组织，死死抱住那种将一切事务都化约为“根本矛盾”的一元化思维，将西方社会的一切弊病都化约为“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每有风吹草动就兴高采烈地高呼“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西方社会对于这一类话语和行为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当然，“占领华尔街”毕竟以一种相当喧嚣的方式反映了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政经困境，而这一困境几乎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内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所以也不能小看。要透彻地理解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又得追溯到当代西方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各国的施政方针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两端之间的拉锯战和钟摆（笔者特意采用“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概念而不采用更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是为了避免概念混乱。历史上的New Liberalism别有所指，它要求扩大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和经济的权力和责任，以救助贫弱人群、维护社会公正，其运思方向及价值取向与Neo-liberalism大相径庭）。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社会，既可称为“新资本主义”社会，也可称为程度不等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从阶级结构上说不再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垫底的金字塔形社会，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这种社会由中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为主导，中间偏左的政党相对偏向于劳工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右的政党则相对偏向于企业主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当贫富差距扩大造成劳工阶级强烈不满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向偏左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倾斜；而当企业竞争力不足、经济活力衰退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则向偏右政党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倾斜。倾斜也只是相对而言，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妥协，偏左的政府再左也不会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偏右的政府再右也不能摧毁基本的社会福利。 顾名思义，社会民主主义是旨在将民主和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正统，其基本价值与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多有交叉重叠，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主权在民、理性至上等等，在欧洲本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享的价值。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对自由主义的超越，却恰恰与自由主义存在传承和互补的关系。社会民主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和理想目标，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有过曲折发展的历史。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曾经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曾主张全面的国有化。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经济思想越来越温和，完全放弃了公有制和国有化的主张，而是主张建立公私兼顾的混合所有制、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和福利国家（welfare-state）。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始至终拥护议会道路和宪政民主，特别是坚决反对极权主义统治。 以1924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组阁执政为起点，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成为赢得多数选票而单独执政的执政党或与友党分享政权的执政党。成就最大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自从1932年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创造了连续执政半个世纪的辉煌纪录。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执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他们原来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诸多的乌托邦成分，教条主义地付诸实践只会事与愿违，因而逐步推延或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及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念。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内部一直就有人认为，崇拜公有制和敌视市场经济，是把手段与目标混为一谈。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人人平等与社会公正，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类，都不过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手段。 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追求和推行的“社会民主”和“社会政策”体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厉行政府宏观调控来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平衡，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实施来创造“有效需求”，哪怕是实行“赤字财政”。现代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既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更反过来有力地指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践。另一个方面是构建由累进所得税、劳工立法、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及培训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改善劳工大众的地位和生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并有效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末以来又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再次更新了社会民主主义，变得更加柔软灵活。 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变得面目全非。普选权、劳工立法和种种社会政策使资本家的财富与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福利国家”的种种措施有效地消灭了赤贫，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共同富裕；“混合经济”和促进“产权社会化”的各种举措，使“有产阶级”越来越大而“无产阶级”越来越小；普选权、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等制度安排的组合，其整体社会效果是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大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以职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新社会结构。既然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与正统社会主义者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尽管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不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