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博弈与中国策略

在博弈中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

中国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较快发展的关系，将增加中国的发展成本，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反之则可有效利用国际资金、技术，促进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

对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一次次“后京都”谈判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直面“后京都”问题带来的减排压力。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具有一定的资本和技术基础，但总体上仍存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的问题，节能和减排都存在技术和资金瓶颈。经济增长方式整体上还比较粗放，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过大，存在长期排放快速增长的惯性趋势。中国还需要面对13亿人口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城市中以千万计的大量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等一系列的困难。在目前阶段，中中国必须争取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加快经济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达国家倡导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以及为此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压力，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应对发达国家的压力，主动地把应对气候变化当成世界特别是国内的第一议题、首要任务，而只是简单地降低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无异于扼杀中国的发展进程，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与持久的负面影响。

一是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大幅度减排将影响中国发展。从现在到2020年甚至2030年，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需要建造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铁路、公路、房屋等，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依照人类现有的发展模式，除了工业化外，城镇化与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都是以“碳”为基础的，釜底抽“碳”，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发展。世界各国大体上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它的能源消费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比如说，日本在1960年到1974年大体上和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差不多。在那一时期，日本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高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单位GDP能源的消耗量就会增长的。日本在这一阶段增加了23%，也就是说，它的能源强度1974年比1960年增加了23%。韩国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从1970年到1999年，其GDP能源强度增长了45%。所以说，在这样的工业化阶段，按照一般的规律来看，能源消费的碳性系数要大于1，也就是能源消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GDP的能源强度是上升的。中国进入本世纪以来，从2000年到2005年单位GDP能源强度也是上升的，大约上升了23%。也就是说，2005年GDP能源强度比2000年能源强度大约上升23%，相应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上升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也反映了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按照发展规律，在这个阶段当中，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必然会有较快的增长，即使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是非常困难的。

二是中国特殊的能源结构决定了中国大幅度减排将影响中国发展。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能源也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为“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奠定了基础。先进技术的严重缺乏与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富强离不开“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中短期内难以承受“低碳”之重。因此，气候变化议题下的国际责任，很有可能延缓中国经济增长。

三是中国大幅度减排将增加大量额外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从2006年到2008年三年期间，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国家实施了十大节能工程，开展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10.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比如，在关闭落后产能，2006年到2009年上半年三年半，关掉了单机在十万千瓦以下的小机组5400多万千瓦，达到了英国总容量的70%。另外，2006年到2008年中国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如，水电、核电、风电，增长了60%，平均每年增长16.7%，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中国利用的风电能源2009年比2006年连续三年翻番，计划到2012年装机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现在看来有可能超过1亿千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投入相当巨大。为了实现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十一五”期间目标，中国额外增加的投资大概是一万亿元人民币。

四是大幅度减排将大量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目前，中国风电装机每千瓦补贴600元人民币，太阳能装机每分瓦补贴20元人民币，每千瓦就是2万元人民币的补贴，相当于太阳能核电站装机的1/3到1/2费用的补贴，而且对于太阳能上网还有优惠电价等等。由于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政府很难承担由此造成的巨额财政开支。

五是大幅度减排可能使中国面临引进技术的巨大经济压力。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的发展，如果中国实施大幅度减排，将需要引用大量的节能减排技术。而目前，这些技术大都掌握在欧盟等发达地区和国家手中。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国际义务，不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无偿提供技术支持，将给我国造成节能技术上的巨大经济压力。

六是发达国家强制主导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将对中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已开始实施促进CO2减排的法律和政策，比如征收碳税，对节能、可再生能源等技术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企业之间开展排放贸易及签订自愿减排协议等，将有效促进其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同时，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这些国家有可能进一步抬高进口产品的环保标准或能效标准，设立“绿色贸易壁垒”，或采取征收国际碳税等措施，在国际贸易双边谈判当中也出现附加能效和环保条款、规定新义务的动向。这对我国产品能耗较高、增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会产生直接影响。

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中国如果能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则可能在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同时，通过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促进自身发展。

第一，可能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一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巴厘岛路线图”提出，发展中国家要采取积极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也要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哥本哈根协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原则，指出发达国家有责任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帮助它们进行能力建设，所以发展中国家如果也采取一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的话，必须而且应该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如果能通过努力使这些协议法律化，虽然中国已经承诺发达国家的援助资金优先用于最不发达国家，但如果应对得当，可能为我国的发展争取一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

第二，延续《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减排承诺，将对中国的减排及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按照《京都议定书》设计的清洁发展机制，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附件一国家可以和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附件二国家或两者的企业可以合作发展CDM项目。目前，中国已经成功申报一批CDM项目，为中国发展节能减排项目争取了一些必要的资金。如果能成功实现《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第一阶段强制减排承诺期完成后的续期，将对中国的减排及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

第三，适度的低碳发展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影响。在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同时，中国通过适度自主减排，低碳发展，包括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风能等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减少能源消耗，改变消费方式等，虽然从短期看，会增加发展成本，但如果适度控制减排强度，能够把这种不利因素降到经济发展可承受的程序。从长期看，中国可持续发展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因为国内的资源和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制约。而且，虽然从短期看低碳是有成本的，但是，在未来，碳是要计入产品成本的，环境也是一种成本。因此，发展适度的低碳经济将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第四，减排温室气体将成为中国推进自主技术创新的巨大驱动力。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的进展，中国需要较早和较大力度地减缓CO2排放，以超常规的措施大规模发展和推广先进能源等减排技术，它长远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未来化石能源消费被限定在有限数额情况下能否维持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大计，同时也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引发的政治、经济、贸易等国际形势的激烈变动中的竞争优势，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推进自主技术创新的巨大驱动力。

第五，产业跨境转移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可能会导致高耗能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和投向上也会发生影响。如果中国能够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可能因为承接这一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必须注意由此造成的新的能源问题。

在博弈中提升中国国家安全度

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国不当应对，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和平，但应对得当，可以提高我国的国家安全度。

国家安全即国防安全(领土安全、领空安全、领海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主要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权益。国家安全问题的本质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围绕国家安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其核心是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属第一位的根本利益。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职能和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安全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军事、政治、经济安全)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国家制定大战略的依据，对经济安全的认识影响着决策者的战略判断和抉择，也影响着国家关系与国际合作。

由于中国自然资源的有限、稀缺与分布不均，所以相关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普遍低于世界水准，而且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粮食、水与能源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自然资源的稀缺与分布不均，与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产生矛盾。而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语境，以及发达国家试图将中国纳入强制性减排义务承担国地位的企图，都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一是在粮食安全方面。2007-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与美国、欧盟的生物燃料计划有关，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诸多国际重量级人士都尖锐指出美欧生物燃料计划是不道德的，是反人类的。因此，美欧在生物燃料计划上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而气候变化议题，为跨国垄断资本炒作粮食、资源提供了极大理论与政策支持。中国由于人多地少，在大灾之年对国际粮食市场有一定需求。如今，因为气候变化及其原因在国际社会已经被广泛接受，因此未来美欧生物燃料计划可能有扩张的趋势，无疑为中国粮食安全增添了新风险。

二是在水安全方面。亚洲80%以上主要河流的源头在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中国水资源日趋紧张，自然会加快、加大对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利用，由此很有可能增加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气候变化议题直接导致一些河流下游国家对上游国家的不信任乃至敌视，为水而战充斥国际舆论。

三是在能源安全方面。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所谓能源安全问题，主要是石油供给安全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等能源越来越成为市场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脉”，在经济安全的各组成部分中，石油安全尤为重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石油消费量迅速增长，产量增长低于消费增长。“八五”以来石油消费年均增长4.9%，而同期原油产量增长仅为1.7%，业内的保守预测计算，石油供需缺口2020年为2.1亿吨左右，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由2010年的40%上升到2020年的50%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极大压缩世界化石能源消费的空间，发展中国家已不再具备沿袭发达国家以高能源消费、高资源消耗为支撑的现代化道路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受到国内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而且面临全球环境容量空间限制的更严重的威胁。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进程，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对石油的国际贸易进行干预，演变为制约中国能源消费的首要因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有可能由此而趋于恶化。所以经济安全中的石油安全，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下中国面临的新型安全问题，又是一个突出的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大环境下，如果中国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争取与我有利的国际应对措施，则对中国的安全会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一是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益增强中国能源安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的总需求量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会有一些持续的、合理的增长。所以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绝对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要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一定的努力，用尽量少的碳排放来支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把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这两者的要求结合起来，选择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目标，有助于提高单位能源消耗的效益，从而降低中国发展对能源的需要，增加中国能源安全度。

二是随着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而减少石油的消费，有利于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满足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从而增强中国能源安全。

三是可以通过气候变化合作推动粮食、水等领域的合作。气候变化谈判，使发达国家多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的领域，同时，如果发展中国家团结应对，也使发展中国家多了一个与发达国家谈判相关问题的筹码。由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给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水等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给予赔偿。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完全有理由以粮食安全、水安全等作为条件，作为自身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行为的对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完全可以依此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安全问题。

四是可以通过增进国际气候合作增强国家政治安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同行动中，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加强政府间和区域间的合作，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联起手来成立了气候变化公约组织，已经涵盖了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同时还有一系列相关的国际组织，中国也有参与其中。由于相对于政治性国际组织而言，气候变化国际组织的政治性较弱，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平台。气候变化合作及由此合作带动了世界共同体意识，无疑有助于为中国提供一个更好的国际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