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1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三）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09 一、日元汇率走势回顾  1．2009年日元汇率走势 2009年上半年日元出现较大幅度贬值，下半年在平稳中小幅升值。2009年日元汇率走势大致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2009年1～3月，日元对美元贬值。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衰退，国际资本大量流向美元资产避险，推高美元汇率，致使日元贬值。美元兑日元汇率由2009年1月23日年初低点88.81攀升，突破100后于4月3日达100.25。 第二阶段：2009年4～12月，日元保持强劲升值。国际金融形势的缓和、实体经济开始好转，国际资本对于风险偏好上升，美元呈贬值趋势，日元则呈现出升值趋势。2009年11月27日日元汇率达到年内高点86.74，较4月3日的100.25，日元对美元升值13.48%。 2．2010年日元汇率走势 2010年日元汇率呈现出先平稳后升值的走势，大致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2010年1～5月，日元在平稳波动中略贬值。日本央行在2010年1月4日拉开了日本央行实施定量宽松政策、对抗通货紧缩的序幕。同时，2010年年初日本政府债务问题显现，引发市场担忧。2010年1月4日，美元兑日元的收盘价为92.40，之后震荡上扬，在5月5日创下年内最高94.78。在欧元下跌、美元上升的背景下，上半年日元对欧元汇率上升了6.4%，对美元汇率下跌了2.3%。 第二阶段：2010年6～12月，日元显著升值。美元兑日元汇率下探至11月1日的年内低点80.29，创出15年以来的新低，相较于5月5日的94.78，升值幅度达到15.29%，参见图3-1。 步入2011年，日元平稳调整。2011年2月以来，日元贬值压力逐步增强。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之后，美元兑日元虽一度攀升至83.30，但随后回跌，收盘降至81.86。3月14日日元兑美元一度创16年新高，升至80.63，在日本央行向市场大幅注资后回稳。 图3-1  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影响日元汇率变动的因素 2010年6月以来延续的日元升值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是背道而驰的，日元升值影响因素复杂。在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日元升值更多受到欧美复苏乏力、市场避险需求的影响，但日本国内经济缓慢增长、经常账户持续且大量盈余依旧是日元升值必要基础。此外，债务问题、日本央行干预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元升值压力，日本政坛动荡加剧了日元波动。 1．日本经济持续缓慢增长 （1）外需拉动作用逐渐下降 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2009年日本实际GDP同比下降6.3%，2010年GDP同比增长3.9%。2010年前三个季度受居民消费和出口拉动，日本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受需求萎缩的影响，第四季度增长为负，参见图3-2。2010年一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速达到1.7%，这是由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强劲反弹，拉动日本出口快速增长，对其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二季度受私人消费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环比仅增长0.5%；三季度，日本GDP继续保持正增长，增速为0.8%。其中净出口增长为负，表明经济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0.5%、0.3%和-0.1%，表明外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逐季度下降。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减速、外需增长放缓和刺激消费政策结束，日本经济的增长正在减弱。2010年第四季度GDP环比下降0.3%，折年率-1.3%。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进口、出口增长均为负值。   图3-2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8-08 总体上看，东南亚目前确实处在一个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阶段。东南亚国家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是发生类似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要么是主动改良以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 “709事件”引发新一轮博弈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2.0”（BERSIH2.0，以下简称“净选盟2.0”）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会运动联盟，包括60多个民间团体，其领导人是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前主席、知名女性社会活动家安美嘉（Dato Ambiga Sreenivasan）。2011年7月9日，由“净选盟2.0”出面发动、反对党积极配合的一场针对现政权的抗议行动在吉隆坡爆发。抗议的主题是执政党利用不公正的选举制度和不干净的选举手法，垄断国家政权达数十年。 “净选盟2.0”表示，马来西亚选举中广泛存在的不公平、不干净现象（包括漏登选民、选票邮寄不到位、竞选期过短、选区划分不公平、议席数量分配不公平、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买票、官方媒体的不公平报道等等）。本来这些情况可以在国会讨论，但国会讨论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只能走上街头。 2007年11月10日，马来西亚民众举行首次选举改革抗议集会，曾吸引4万民众走上街头，并间接导致了2008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BN，中文简称为“国阵”）在国会选举中首次失去长期据有的2/3以上的多数议席。 “净选盟2.0”与2007年那次集会的组织机构有所不同，联盟内不包含任何政党，但“709集会”中，公正党（PKR）、伊斯兰教党（PAS）、民主行动党（DAP）等主要反对党参与了此次行动。这也是马来西亚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运动（大约有两万人参加）。它的一个新特点是，全球有20多个城市如悉尼、墨尔本、香港、新加坡、台北、首尔以及欧美一些城市，也都有穿戴黄色服饰的支持者同步声援。出现在吉隆坡的“净选盟2.0”示威者携带鲜花、气球和自己的孩子，以和平方式走向预定的集会场所默迪卡体育场，警方采取了强硬的阻挠、镇压措施，逮捕了至少1600人，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反对派领导人。 马来西亚官方指责“709事件”的性质是反对党企图通过街头运动夺取政权，还指责事件中有外国势力、共产主义势力介入。早在7月2日，马来西亚内政部就宣布“净选盟2.0”是非法组织，这反而激起了“净选盟2.0”和反对党支持者的反弹，从而导致了“709事件”。 “709事件”对可能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选举有重大影响，执政、在野两大阵营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 就现政权来说，他们将不得不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例如在2011年10月的政府预算案中给出种种惠民承诺）来吸引选票，但这也有可能推高通货膨胀、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并且推迟许多为了吸引外资所必须进行的经济改革（如削减燃油补贴）。执政联盟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惠民政策，重新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则期待着现政权有更多强硬的镇压行动，以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因此他们还将推出类似的街头抗议行动并等待政府“上当”。警方对“709事件”的强硬镇压，已经使政府丢分不少。 但是现任首相纳吉布（Najib Razak）的思路是：如果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镇压，就会有更多街头示威运动出现，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影响政府的施政绩效，所以必须严厉应对。纳吉布警告反对党不要开启街头政治竞赛，因为执政党同样有能力动员大批群众在街头显示力量。 “709事件”是在纳吉布首相民望持续升高的形势下发生的，这是反对党展开逆境反击的一个手段。当然，现政府由于深重的体制惯性，在利益分配上有诸多不公平的行为，这也为反对党带来了生存空间。亲政府的巫统青年团和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等名声不佳的强硬派在“709事件”前也声称要发动对抗性示威，反而激发了反对党和其他社会运动人士的斗志。 “净选盟2.0”选定了他们的街头运动服饰颜色——黄色，和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马科斯政权时的服饰颜色一样。该组织已经呼吁民众自7月16日开始，每逢周六穿戴黄色的衣饰上街，使“709运动”延续下去。 街头运动是民主制度尚未真正落实前的社会所难以避免的阵痛，如果矛盾冲突的各方不能寻求共识、彼此互不相让，那么就可能让社会经历长期的阵痛并付出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垄断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统治集团，应当认识到这种垄断局面在新的时代里不可能长期维持，必须做出让步和改变。 “阿拉伯之春”来到了东南亚？ “709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纷纷评论说这是阿拉伯民变风潮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有“阿拉伯之春”之后是“东南亚之夏”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709事件”的主题是要求公正、干净的选举，尽管反对党阵营想上台执政的愿望已郁积很久，但显然他们不指望通过街头抗议来推翻现政权，这与阿拉伯民变风潮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反对党只是希望通过街头运动来显示力量、动员群众、揭露现政权的不公不净，从而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也就是说，“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但也不能因此说，709事件和“阿拉伯之春”没有关系。应当说，在信息时代，“阿拉伯之春”的视频、图像、文字报道传遍世界，为其他地方的民众挑战专制权威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暗示和信心，而马来西亚国情与阿拉伯国家国情中的一些类似之处，也让马反对党和对现状不满的民众产生了跟风心态。按昂山素季的说法，“阿拉伯之春”还为缅甸民众提供了斗争的灵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08-04 自从199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明年又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换届之年。预定将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自从199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明年又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换届之年。预定将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习近平崛起中国政坛为时不久，2000年之前还是一位县地级官员。后来相继提升为闽浙两省与上海市领导，渐令世人瞩目。2007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年10月再次被肯定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进入未来接任最高领导人的暖身阶段。总体来说，他由基层到权力顶峰的仕途前后不过十来年。由于为人厚重，作风沉稳，内外不事张扬以免显山露水，国内外公众对他的思想品格与为政之道所知甚少，尚未形成全面和深刻的印象。 尽管如此，海外学者还是从现有信息中去探索这位未来中国新君的思想风貌与施政轨迹。以笔者之见，由他的家庭背景与人生脉络来看，习近平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与众不同的三个特点 一是泥土气。习近平生长于陕北黄土地带，少年时代正逢文革浩劫。被当作“走资派”的后代送往农村插队，最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从那壮实魁梧的身材，可以测知当年他在陕北农村插队经过一番历练，决非悠闲之辈。长期的生产劳动与基层工作，使他和老乡们建立了深厚感情与亲密关系。六年之后，1975年他离开农村去清华大学时，全村农民排成长队依依惜别为他送行，传为佳话。 这一段生活经历对习近平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使这位高干子弟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感受到农民的勤奋、朴实和农民作为国家之本的重要性。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农民向来都是中国社会的脊梁骨。他们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阶段中做出重大贡献。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效，也是与中国农民的自我牺牲与贡献分不开。如果没有几亿农民工甘愿每小时只拿0.8美元微薄工资来为中国和世界生产数不尽的廉价商品，中国的巨额外汇存底从何而来?!外国跨国公司又怎能从中国捞取天文数字的超额利润?!中国农民是整个中国财富金字塔的最底层，如果这个底层稳不住的话，中国势必天下大乱。只有在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脱贫致富，受到平等对待，进入现代社会行列之后，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从来经国者，宁不念樵渔”。中国古训教导为政之道必须考虑草民的命运和需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古人为官尚且惦记着平民百姓，更何况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仆。忘记农民就是忘本。作为未来新君，习近平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是可贵的，相信他永远不会忽略中国社会最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二是沧桑感。习近平出自中共高干家庭，从小就离不开错综复杂的中共内外斗争的政治漩涡。 他父亲习仲勋是陕北老根据地领导人，当年毛泽东历经万里长征后到达陕北，就是由“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接待的。后来革命胜利，这位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也随之进京当官。但也正因为来自西北地区，不如沿海地区重要，所以习仲勋在中共党内资历虽老，却不如东北局高岗、华北局彭真与华东局陈毅那么受重用，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只占有二、三线的职位。文革之后，由于党内奸徒康生谗言诬告，习仲勋还蒙受小说《刘志丹》事件的不白之冤，尝过铁窗滋味。 习仲勋虽是内陆封闭地区高干，而且仕途命运曲折，但他在政治上却一贯表现得清醒开明，坚持党内正确立场。他在老区土改、军政统战与国家建设中曾多次反对极左路线，受过毛泽东的赞扬。后来在主政广东时，他排除极左思想干扰，为开辟和建设深圳特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更难能可贵的是，习仲勋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能发扬正气、坚持正确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受命担任党的总书记，由于厉行改革冒犯元老派的既得利益，最后被拉下马。习仲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敢于逆流而上，不惜孤军奋斗逆拂元老派心意，坚持到底捍卫胡耀邦，在中共党内树立了极为罕见的凛然正气。 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不能不受到其父与家风的熏陶，深深体会到党内斗争的复杂与残酷。这种沧桑之感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笔宝贵财富，使习会审慎对待各种矛盾与复杂局面。 第三，习近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子党。他之所以成为中共下一届接班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别于其他太子党的、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可贵政治品质。虽然不少太子党成员仰仗父辈权势热衷经商积聚财富，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令人缺乏好感，但对太子党也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很多人曾在中国政治浪涛中跟随父辈饱经忧患，也是胸怀报国之志的栋梁之材，应在国家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让明智合格的太子党参政分享权力，反倒是保持中国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对中国社会三大变化 古往今来，从储君走向新君是一个复杂而充满风险的过程，当年胡耀邦的朝浮夕沉就是例证。胡虽秉性正直、作风明快，是中共党内难得的清官。但他缺乏深思、易于冲动，妄顾客观形势莽然行动，够不上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所推行的干部年轻化政策，急于把元老派全部拉下马而触犯他们切身利益。最后重演了光绪戊戌变法的历史悲剧，反而令元老派结成死党迫使邓小平采取“先立后废”的下策。 光绪与胡耀邦的失败教训说明，即便储君转为新君，也不等于其权力巩固足以号令天下。事实证明权与谋是不可分割的，有权才能施谋，无谋则难固权。掌权之后必须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中共元老派的因素虽已从政坛消失，然而党内逐鹿天下人皆可以为王，中国的形势仍然错综复杂，潜伏着各种难以预测的复杂因素。 从当前来看，习近平必须谋划新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是中国社会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过去对党国领导唯命是从的中国草民，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发现自我价值而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不再把命运寄望于政府。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增加了个人自由的诉求而削弱了国家对人民的束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和心理上长期成为“沉默多数”的中国文化知识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渴求文化学术与艺术创作的自由，使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主管部门面临如何掌握放与收的新课题。 比如对毛泽东评价的问题，最近有的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加以激进攻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浩劫中受害深重的干部与群众的意见。而坚持保守立场的对立面则要把这种思想认识提到政治问题高度加以法律制裁，以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其实关于毛的功过是非，中共早已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决议中有所评定。但近年来民间与官方对毛泽东的分歧与争论越来越大，不可抑制。由于毛的全部事实真相不便大白于天下，即使展开争论也难以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恰当结论，所以今后领导也只能让它搁浅，对毛的问题继续采取“模糊政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8-04 香港这次要利用好机场扩建和周边交通枢纽形成的机遇，变身成为集商务、商业零售、会展、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航空城”，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和周边珠三角的五千万居民来此进行消费和商务活动，为香港经济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 香港机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机场对香港的四大支柱行业包括贸易及物流业、金融业、旅游业、工商业支援及专业服务业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当中对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截至2011年4月为止，按商品总值计算，香港产品出口和进口分别有31.9%和40.3%是以航空运送的。而在198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是26%和19%。由此可见，机场对香港的国际贸易发展的贡献越来越显著。 机场亦为香港带来不少荣誉。过去十年，香港机场近40次获得各种全球最佳机场评比的大奖。近日，香港机场在年客运量超过4000万人次的机场类别中，连续五年获国际机场协会选为“全球最佳机场”。 兴建第三条跑道刻不容缓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预计，香港机场的航空货运吞吐量将于2014年增加至530万吨，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航空客运吞吐量则在同期增加至6,220万人次，成为全球第十大国际客运市场。 然而，香港机场的发展已到瓶颈。按飞机升降数目每年增长4%至8%计算，预计2020年前，香港机场的跑道升降量会达饱和。若然香港机场不想办法增加跑道容量，届时由大珠三角经济增长带来的新增业务，将会无法分享。 大珠三角有五个大型机场，包括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国际机场、澳门国际机场和珠海机场。无论是航空客运吞吐量和货运吞吐量，香港机场都占龙头位置。但是香港机场面对的竞争日趋激烈。香港机场近年在大珠三角的业务所占份额有不断下降的趋势。2005年，五大机场的航空货运吞吐量总计为470万吨，香港机场占72.3%；至2010年，航空货运量上升至612万吨，香港机场占的比率反而下跌至67%。另外，2005年，五大机场的航空客运吞吐量为8,500万人次，香港机场占47.7%；至2010年，航空客运量上升至1.2亿人次，香港机场占的比率反而下跌至40.9%。可见香港机场的龙头地位正在动摇。更重要的是，延误兴建第三条跑道可能影响支柱行业的发展，令香港经济停滞不前。 据估计，即使不延长咨询时间，环境评估需时一至两年，填海工程需时四至五年，加上余下建设时间，整个工程需时最少十年。因此，兴建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刻不容缓。 机场规划必须配合区域整合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香港要巩固和提升航空枢纽的地位，除了增建跑道等硬件外，还要对香港建设赤鱲角新机场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做一些总结，做好本地与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使基建规划能把握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变化的趋势，从而令香港机场能在香港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20多年前设计赤鱲角机场的时候，是按两条跑道就可以处理8,700万人次的年客流量来设计的。但现在香港机场年客流量刚刚超过5,000万人次，跑道容量不足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主要原因是当初设计新机场的时候，没有预见到香港和内地的人流往来会变得如此密切，与香港直接通航的内地城市已经快速增加到40多个。当年设计香港机场跑道容量时基本是针对飞行国际航线、载客达到四五百人的大型宽体客机。但随着香港和内地城市的航线大量增加，行走这些航线的客机，通常是载客一二百人的窄体飞机。其结果是香港机场飞机升降次数的增长速度快于旅客流量的增长，令跑道容量不足的问题迅速浮现。香港不得不计划以耗资甚大的填海方式来兴建第三条跑道。 赤鱲角机场兴建时留下的另一个教训是当时未能充分考虑与珠三角邻近机场的协调问题。香港新机场和深圳机场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兴建，但是在规划上并没有充分考虑对方。香港新机场的跑道是东西走向，而深圳机场的跑道是南北走向。这导致两个距离很近的机场在跑道座向是垂直的。两个机场的飞机升降时，会出现航路空域冲突的问题。因此双方很多飞机升降都需要绕行，不止增加耗油量、飞行时间等经营成本，还会加剧空域拥堵的问题。 总结这些教训，是为了让香港未来在发展大型基建项目的时候，要做好本地及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使基建规划能配合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变化的新趋势。 机场应变身为综合性“航空城” 未来的十年左右，伴随着香港机场跑道的扩建，还有多项工程会在赤鱲角机场周边进行，包括港珠澳大桥和相关的交通接驳枢纽工程，屯门与大屿山的连接道路，以及拟议中的港深机场快速铁路工程。这些投资总额合计达到几千亿港元的工程，比当年新机场十大工程还要宏大，令香港机场变为一个集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渡轮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身的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而且能够直接辐射珠三角各个城市。 如何利用好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并结合大屿山现有的旅游和商业设施，通过各项商务、消费、旅游、休闲设施的经营，发展出一个综合性的“航空城”，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国际上一些大型枢纽机场也开始逐渐对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产生影响，促使机场周边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改变，逐渐形成了“航空城”的概念。在这些“航空城”里，机场逐渐同周边区域进行融合，逐步形成一个以枢纽机场为核心，高科技企业和物流企业以及会展、商业零售、娱乐餐饮等相关服务业在机场周边地区逐渐集中，并最终演化成具有自我组织发展能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临空经济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8-03 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告诉了天下人，既然美国国内政治派别为了自身的党派利益可以置债权人的利益而不顾，那么未来谁能保证美国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而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呢？ 在8月2日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获得国会授权提高14.3万亿债务上限的截止期来临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国会领袖终于达成协议，令联邦政府逃过了拖债危机。 连日来，华盛顿的政客为债务危机争斗得不可开交，甚至用“勒索”和“敲诈”等字眼互相指责。奥巴马总统与两党国会领袖就提高国债上限举行了多轮秘密谈判，但两党在如何削减赤字问题上一再陷入僵局。奥巴马已软化反对削减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的立场，但并没有换来共和党同意对富人加税和减少大企业税收优惠的相应让步。 国债之灾：逾期和违约 如果债务上限不提高，联邦政府就无法正常运作。人们担心，一旦美国政府在八月初的借贷能力受阻，将不得不大幅削减支出。政府的税收和其他收入，只够花费的60％左右，另外40％左右的花费需通过发行国库券筹得。如果债务僵局继续，借贷煞车，这对美国的信誉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会比政府停摆还要严重。 世界头号强国的政府会拖欠其债务，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却很可能发生。美国政府每月税收和其他收入约为2000亿美元，另外每月还得借债1300亿美元。为避免违约，国家债务的利息支付每月约为300亿美元。如果被迫选择，美国政府几乎肯定会优先考虑偿还债务，因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美债的违约将被认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债券出了问题，并把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拖下水。 有预测公司曾推断，到8月3日，美国政府需提供230亿美元社会保障援助金给社会保障受助人。如果政府被迫削减开支的40％，这些社会保障支票可能无法到达这些人手里。可见总统和国会的斗争已触及普通美国人的钱包，即使借款限额的僵局不会长久，但它仍会造成损害。因为社会保障受助人依赖这些支票支付的账单会过期限，不仅滞纳金会很昂贵，他们的信用也会受损害。 对政府雇员而言，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政府办公室的关闭和联邦雇员的强制休假。目前，政府雇员约为440万，包括穿制服的军人。其中许多人将被停薪，这虽能减缓政府消费，但同时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经济。这意味着，国家公园、护照办事处、退伍军人设施和许多其他政府部门将关闭，连铁路客运和美国邮政服务也可能受到影响。如果债务上限的解决一拖再拖，政府可能会关闭军事部门和某些重要服务，现役士兵都可能受到影响。 对失业者而言，在大多数州领取26星期失业金后，政府提供了延长的失业救济金。现在，将近400万人已经领完了国家级失业金。严峻的失业形势将导致更多的房产止赎，以及其他类型的消费者债务违约。 对投资者而言，没有人能确定大幅削减联邦开支会影响股市和商品市场的具体程度，除了它一定会很糟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最近告诉国会，暂停借款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冲击波”。因世界金融秩序突然翻转对全球投资者造成的负面影响，几乎是深不可测的。 对借款人而言，利率将会上浮，但不一定飙升。美国国债是一种基准投资，它锚定许多其他类型的贷款值，美国的突发性违约风险将完全改变基准投资算法。国库券的利率将继续走高，以弥补增加的风险。许多其它利率也将同步上升，美联储可能会采取行动应付经济衰退的担忧。经济衰退本身，会削弱对信贷的需求，通常将迫使利率降低。投资者在期望华盛顿最终解决方案的同时，将会竞投债券，这意味着加息可能只是暂时的。然而，即使这样，也可以对全球资本组合造成严重破坏。 对美国政府而言，任何削弱经济和使更多人失业的事件，都将进一步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使美国的债务问题更加恶化。 总而言之，即使仅仅只有几天，这就足够使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因为银行、雇主和外国政府会调整自己的开支，准备度过时艰。 “风险”资产如股票，价值将大幅下挫；较为安全的资产如黄金，价格将暴涨。由于欧元和日元不具备吸引力，投资者可能趋向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或搜索其他避险货币。即使经历几天的混乱后，债务上限解除了，仍可能有持久的损害。因为美国政府履行其最基本职责的能力和信誉遭受了重创，金融市场出现了巨大的错位。 国债之争：节流和开源 美国的顽疾是其长期的财政赤字问题，即支出远远大于收入。目前国会对国债上限的争吵，充其量也只是在处理债务方面迈出了一小步。要采取足够的措施解决国债问题，在未来的年月里要有更剧烈更痛苦的改变才行。 奥巴马调整了他对待债务上限谈判的态度，希望两党达成一个今后10年减少赤字2万亿至4万亿美元的“大妥协”方案，他甚至还放话要否决任何权益之计。想要削减这么大的财政赤字，社会保障计划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禁区”，而奥巴马已经表示政府可以在这些计划上削减支出。看得出他是“壮士断腕”，用他下届能否连任总统作赌注来挑战共和党人。 节流和开源，说到底就是减少福利支出和增加财税收入。国会辨论的焦点，在于到底如何去做。 解决方案先从大砍福利项目谈起。福利项目的大头就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三大块。这三个领域的支出，几乎占据了很大部分的联邦预算。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婴儿潮一代”将达到退休年龄，都要领取社会保障金。而现在参与医疗保健的人数已经增加得非常迅速。如果经济不恢复，更多的人将参加医疗援助方案，更多的钱将从联邦预算中被吸掉。这似乎成了一个死循环。经济复苏会对此会有帮助，但即使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复苏也不会解决问题。它不是这么多失业人士获得医疗保健的问题，而是所有的人都要医疗护理的问题。加上好几代人吃喝、住房、教育、医疗全靠政府的还大有人在，消耗掉大量社会资源。因此，改变是必需的。但究竟如何细化，取决于这个大妥协方案的通过。其中还包括对社安福利采用新的通货膨胀指数，使决策者得以逐渐削减福利和加税。这一商议中的指数被称之为“连锁消费者物价指数”(Chained Consumer...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8-02 把日本国有铁路压垮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新干线的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以及和这些巨额建设资金所不对称的运行收益。 京沪、京港、京哈、杭福以及徐兰、沪昆、青太、沪汉蓉这八条客运专线是根据2004年国务院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及在2008年调整后的《中国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而制定的《国家铁路快速客运通道规划》提出的，通称“四纵四横”的高速铁道网骨架。根据这个计划，到2020年，中国的主干线客运专线网络全长将达到16,000公里，客运专线的时速将在300公里以上，而客货混行线路的时速也将达到200-250公里。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极其宏伟而极有意义的计划，这个计划本身不应该受到质疑，因为这个计划对于解决中国的交通问题会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但是,对这个计划寄予过高的期望也没有必要。高铁计划中投资巨大，投资回收周期长这一点始终是挥而不去的阴影。比如日本在开始建设新干线的1961年向世界银行借的8,000万美元贷款一直到1981年才算还清，而且还是在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从360：1上升到了240：1的情况下完成的。高铁只能解决人员的运输问题，客货混运的高速铁道到现在还没有看见实例。因为过高的速度带来的客货车之间制动距离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客货混运变得十分复杂，几乎是无法实现的。除此之外，货物运输中的瓶颈并不是车辆的走行速度，货物的装卸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铁路运输业务中，利润最好的那块实际上是货物运输。 日本的国有铁路一直是黑字经营，但是从新干线开通的1964年则出现了8,300亿日元的赤字，当时这笔赤字被历年留存利润所冲销，但是从1966年开始陷入完全赤字，再也没有扭转过来。后来这个赤字越来越大，最后终于以25万600亿日元的巨额长期债务压垮了日本国有铁路。日本国有铁路不得不在1987年被拆散民营化。把日本国有铁路压垮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新干线的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以及和这些巨额建设资金所不对称的运行收益。 日本现在收益最好的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从旧“国铁”分割转民营的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JR东日本”）在首都圈内所有铁道的年产值为8,500亿日元，而这一条东海道新干线的产值就超出1万亿日元。但是，考虑到“JR东日本”从旧“国铁”那儿继承下来的6万亿日元左右的债务的话，这个产值就不是个话题了。而从大阪到福冈的“山阳新干线”对于“JR西日本”公司也是几乎同样的情况，至于其他的比如“北陆新干线”之类的都还是在赤字运转着。 中国高铁应该不会出现像北陆新干线那样的情况，因为中日两国的人口分布不同。但中国的高铁也不会比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更好，毕竟运行票价要受到消费水平的限制，加上还有航空、高速公路等其他运输手段的竞争制约，票价不能无限制地飙升，而高铁的造价却应该是无法压缩的硬数字。这次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之后，日本川崎重工立即表示非常关注，他们关心的是中国高铁规划会不会出现变故。因为中国高铁中采用的日本技术和零部件为数不少，一旦中国高铁计划发生变化，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也将受到重大打击。这么看来，在资金回收方面的前景似乎不是那么光明。 现在，在事故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之前，就说这次发生在温州的动车事故是不是与铁道部为了压缩建设资金而做的动作有关，还为时太早。但无论如何，这次的动车事故，特别是铁道部之后那种极其骄横傲慢的表演，肯定使得人们对铁道部的信心大打折扣。这样，高铁在和航空、高速公路等其他高速运输手段竞争的时候也将棋输一招，而为了加强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又会使得高铁造价进一步膨胀或者影响新线路的，比如原定在7月29日通车的广深高铁就已几经推迟，现在预定在8月10日通车。 高铁竞争力的下降和造价的进一步上升肯定会加重铁道部的债务负担，实际上在今年3月份铁道部负债已经高达两万亿人民币，对总资产的债务比率达到了58%，比2008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这次的动车事故使得不少人士认为，银行和铁道部的合作方式将发生改变，新增贷款利率有可能上升，因为对铁道部的贷款的风险在增大。事实上，已经有媒体称银行将上调与铁道部相关项目的贷款利率，对于这种说法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回应是不会因为一起事故而影响定价策略。 现在铁道部在使用的是利率极为优惠的贷款，说是无息贷款也不为过，几乎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拨款一样，也就是说全国人民在不顾经济规律地为高铁买单，而铁道部的表现还是那样的骄横和无礼。如果银行意识到了铁道风险或是重视经济规律的话，那么铁道部这个巨人很可能就立即会被压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