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争议越演越烈，已成为香港社会必须要面对的主要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但牵涉到香港本地准父母的切身利益，也和香港整体的未来息息相关。现在，社会各界的讨论一方面未够深入，已有的声音又带着过多的迷思。要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理顺事实。
争议源自“庄丰源案”
今天的争议，源于十年前的“庄丰源案”。庄丰源1997年9月在香港出生，父母都是内地人，拿双程证赴港探亲期间生下了他，一直由拥有香港居留权的祖父照顾。港府入境处根据《入境条例》，“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若要成为永久性居民，则在其出生时或以后任何时间，其父母的任何一方必须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为由，要将庄丰源遣返回内地。但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可判定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庄丰源的祖父提出了诉讼，2001年香港高等法院和香港终审法院相继裁定庄丰源胜诉，即不论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香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庄丰源案”的判决本身只为这些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拥有居港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还不能导致大量孕妇来港产子，原因是当年孕妇要来香港还得要面对出入境条例的严格限制。“非典型肺炎”（SARS）以后，为了刺激香港经济复苏，中央在2003年推出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政策，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潮流才正式爆发。
香港官方数字称，从2005年至2011年，共有137,794名配偶为非香港居民的内地孕妇在港产子。这个数量每年递增，内地孕妇占所有产妇的比例近年已逼近50%。在2010年8.8万名香港新生婴儿中，约有4.1万名为内地孕妇在香港所生，这些数字看来吓人，但我们必须切记这个趋势发展还没到十年，这些内地孕妇所生的子女年纪也还小，因此一切的统计办法本身也难以为公共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为了更好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但要超越数据的表面，更要超越过去的惯性思考方式。
港人大陆意象的蜕变
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意象，可以说由两个元叙事组成，第一个是“难胞”，第二个是“企业家”，它们构成我们用以理解香港跟大陆历史关系的透镜。
关于“难胞”，陈冠中曾这样记述：“62年大陆三年灾害后期，大批广东及十二个邻近地区的大陆人，漫山遍野的跨境从陆路涌入香港，当时许多香港居民热泪盈眶的带着干粮饮料到边界去接济他们，甚至引领他们到市区，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们递解回大陆前，也会给他们吃一顿热饭。中文报章一般称之为‘难民潮’，香港居民当时把这些同胞称为‘难民’、‘难胞’，而不是非法移民”。“难胞”背后的所指，是血浓于水的共同体意识。可是，随着香港人自我意识增强，这个意象慢慢演化为带有歧视含义的“非法移民”和“新移民”。
对香港人来说，大陆从来都不止意味着贫穷，香港历史教科书中同样充斥着“由中国内地（尤其是上海江浙）来港的资本家带来了资金、技术、技能、以及与出口市场的关系，对香港工业化起关键作用”这类的述事。这些企业家对香港的贡献是香港人认可的，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管理和营运的能力，而不只是单单以本伤人。今天，我们继续意识到来自大陆的资本和人才，但我们的论述已经改变：它们不再是推动香港发展的因素，而变成腐蚀“香港精神”，使香港“大陆化”的癌细胞。
这两种意象，即使经过不断的演化，仍然对香港意识形态发挥着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种述事都是以香港作主体，并以香港为终点。香港对“难胞”和“企业家”均提供了庇护；伟大的资本主义整合了两者，释放出生产力，完成了香港的工业化过程。虽然今天北方来的“难胞”和“企业家”不再获得港人同情，香港的这种主体性仍然迄立不倒。我们还是以为大陆人争先拥后要来香港这片乐土，因此，新移民时而被视为“蝗虫”，时而被视为“抢饭碗”。
香港身份证的意义
正正由于香港被视为一个“有进没出”的封闭系统，马寅初与毛泽东有关人口问题的一场老旧论争才会诡异地在香港重演。支持允许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香港学者跟评论员，认为这样做对缓解香港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大有贡献，补充了香港的劳动力云云，也不过抄袭了毛泽东批判马寅初时提出的“不要只看到人有一张口，还要看到人有两只手”。
事实上，十年以后，当这些“庄丰源”们陆续长大成人踏入职场，我们很有可能既看不见口，也看不见手。首先，来港产子的家庭相对富裕，父母没有居港权又难以长期留港，他们犯不着把儿女留在香港，两地分隔来领取香港政府的救济。同样，他们也不大会使用香港的中小学资源，因为学费虽然低廉，父母陪读成本却甚高。到了“庄丰源”们要进大学的年纪，他们开始有可能使用港人身份，并触碰到其他香港人的利益。大学毕业后，他们会否在香港“抢饭碗”，还是留在内地使用仅余的对港人优惠政策，结合自己家族在当地积累的人脉大展拳脚，这一切有很大的变数。但观乎近年香港青年尚在大呼社会流动性低，“庄丰源”们聪明的话肯定不会舍易取难。当然，他们退休养老可能也要占用香港医疗护养资源，但讲的是五六十年后的事情，到时候内地养老福利保障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总的来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庄丰源”们有广阔的生存空间。香港身份证的意义，可能只是避开超生罚款，或者135个国家免签旅游。无论是怕他们来“吃福利”，还是希望他们来补充劳动力，都不免脱离现实。但公民身份不只是旅游护照，而带有其他实在的权利。举例来说，一群从没有在香港生活过的人，却有投票影响香港选举结果的权利，这个念头，的确让很多港人心里抗拒。这些，都超越了狭义的资源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政策宣传都经不起推敲。如果我们发展医疗产业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价值来源真的是来自医疗服务而不是香港户籍，我们大可以不做分娩这一块，又或者修改法例使得这类人只能得到医疗服务但不能获取香港公民身份。一般分娩牵涉技术简单，本来就不属于高增值产业，不能达到特首发展六大优势产业“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的愿景。我们真有底气的话，可以发展整容、心脏手术等等，香港各医学院就坐拥着不少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有评论把问题定性为“医疗资源没有到位”，假设只要培训多点医护人员，确保港人分娩不受影响，争议便可解决。他们忽略了这个问题最后不是“医疗资源”，而是“公民身份”：谁有资格成为香港公民？公民又凭什么获得公民权利？这个政治问题，不是终审法院或特区政府可以单方面决定，而必须经过一个公众协商过程。
如果香港真有人口问题，真有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庄丰源”也不像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与其等待他们长大成人后“有可能”选择在香港工作和定居，我们倒不如马上放宽现有的移民和工作签证制度。我们不先考虑千千万万有明确意向希望来港工作定居的大陆高端人才，不先解决在内地出生港人子女一直未能来港团聚的“吴嘉玲案” 问题，反而奢望二十年后“庄丰源”们能来港贡献经济，显示出香港人思想的集体混乱。
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也好，要解决人口问题也好，社会各界首先要致力打破迷思。当大家抛开过时的惯性思维，进行更多的调研工作，客观认识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趋势，公共政策讨论才会有效果。
《港澳观察》2011年6月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