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7-07 中东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绝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和中东的长期利益，更加关乎全世界的长期利益。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要改变中东人民对美国的看法，也关乎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19日发表了题为《一个机遇的时刻》的中东政策演说，开篇便阐明：“美国的长期利益由历史、信仰、经济与安全这四个方面与该地区绑定在一起”的观点。在两年前的开罗演讲中，奥巴马同样是围绕这四个方面，但是此次演讲提出了更明确的目的、更长远的构想和更新的手段。笔者认为，“长期利益”的提出是美国中东政策转变的重要一步，而如何寻求在中东的长期利益就是奥巴马中东政策的关键之处了。 奥巴马在演说中强调，美国新的中东政策将“不再局限于和政治精英的交流，而是更注重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和年轻一代的沟通”。从历史中寻求信仰的共鸣是美国和穆斯林民众进行接触的前提。奥巴马特意将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索“青年布瓦吉吉自焚事件”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两者间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即“反抗暴权、反抗不公平”。因此，美国“比那些独裁者更看重一个普通小贩的尊严”，而且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人民寻求自由及尊严。 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及伊朗是最早进行民主革命的中东国家，这正反应了奥巴马对各中东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以后的国际立场走向的担忧。1979年伊朗人民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而当时的卡特政府对伊朗人民呼声的忽视造成了美伊关系交恶至今。正是这种和中东国家政治精英亲密往来而忽略中东国家人民的作为，造就了过去的伊朗和今天的埃及。而埃及近日来和伊朗的频繁接触无疑更加重了这种担忧。奥巴马有理由提醒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不再重犯过往的错误。因此，立刻拉拢广大中东民众是奥巴马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 仅有价值观的共鸣是不足够的，经济手段才是最有效的工具。正是因为工作机会的缺少，才使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将“民众的愤怒引向西方及以色列”，同时，奥巴马提醒到“除了石油出口以外，该地区的其他商品出口总额只和瑞士相当”，并认为“人的智慧是中东及北非地区最缺少开发的资源”。而中东国家的国内政治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创业致富。所以，除了免除埃及十亿美元的债务及提供埃及十亿美元的贷款以外，美国政府的“海外私人投资组织”(Oversea Privat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OPIC)还将提供二十亿美元用于在埃及和突尼斯的私人投资。除此之外，美国还将同欧盟一起帮助埃及和突尼斯更多的融入欧盟市场。以经济手段来消融反美情绪，虽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相比其他的手段而言，经济手段能表达的诚意和实际效果是最有积极作用的；虽然目前的数目不大，但这可能是捉襟见肘的奥巴马政府目前唯一能提供的。 奥巴马在开罗演讲中就意识到巴以冲突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力。巴以关系历来是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民族冲突，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宗教冲突，中东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冲突，这三重冲突的接触点。没有一个稳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就永远是负面的。在这次中东政局突变的冲击下，巴以和谈可能是改变美国形象的关键。因此，奥巴马在演讲中表达了“巴以谈判应该以1967年6月以前的边界线为基础”的立场。他一边劝告巴勒斯坦用恐怖主义和单方面孤立以色列的手段并不能带来一个新的国家，一边提醒以色列要“意识到技术的进步将使它越来越难保卫自己”。但是，如果让向来好战的以色列在边界问题上做出牺牲的话，可能更直接的后果是以色列本身成为中东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奥巴马政府提出，过去十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国的中东政策是竭泽而渔的，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在中东寻求着诸如石油安全、对抗苏联、保护以色列、反恐等目标都是十分直接的利益。为了保护这些既得利益，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扭曲的人权环境、不均衡的经济发展都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由此而来的反美情绪在中东滋生蔓延，最后形成了威胁美国的恐怖主义。奥巴马此次宣示的美国中东政策，反应出其所追求的目标正在从短期利益向长期利益转变。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美军的撤离对美国是一个“新的开始”（奥巴马开罗演讲以此为题），那么2011年初的政治突变对中东及北非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本•拉登被击毙则给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机遇的时刻”。 比较中东变局前的开罗演讲和这次的演讲，奥巴马意图化解美国和中东国家之间误解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虽然他的中东政策局限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使他的讲话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或者为了稳定阿拉伯主要地区的政局而给人偏袒不一的印象，但是奥巴马面对的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毕竟作为美国总统，他自己也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博弈，如果没能给民众带来既得利益，他可能会和卡特一样无法连任总统，也就无法延续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改造。 中东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绝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和中东的长期利益，更加关乎全世界的长期利益。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不仅仅要改变中东人民对美国的看法，也关乎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既然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有意换一种态度来制定中东政策，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奥巴马政府到底会给全世界一个怎样的答案呢？
Day: July 7,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方 2011-07-07 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也好，要解决人口问题也好，社会各界首先要致力打破迷思。当大家抛开过时的惯性思维，进行更多的调研工作，客观认识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趋势，公共政策讨论才会有效果。 近日，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争议越演越烈，已成为香港社会必须要面对的主要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但牵涉到香港本地准父母的切身利益，也和香港整体的未来息息相关。现在，社会各界的讨论一方面未够深入，已有的声音又带着过多的迷思。要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理顺事实。 争议源自“庄丰源案” 今天的争议，源于十年前的“庄丰源案”。庄丰源1997年9月在香港出生，父母都是内地人，拿双程证赴港探亲期间生下了他，一直由拥有香港居留权的祖父照顾。港府入境处根据《入境条例》，“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若要成为永久性居民，则在其出生时或以后任何时间，其父母的任何一方必须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为由，要将庄丰源遣返回内地。但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可判定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庄丰源的祖父提出了诉讼，2001年香港高等法院和香港终审法院相继裁定庄丰源胜诉，即不论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香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庄丰源案”的判决本身只为这些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拥有居港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还不能导致大量孕妇来港产子，原因是当年孕妇要来香港还得要面对出入境条例的严格限制。“非典型肺炎”（SARS）以后，为了刺激香港经济复苏，中央在2003年推出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政策，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潮流才正式爆发。 香港官方数字称，从2005年至2011年，共有137,794名配偶为非香港居民的内地孕妇在港产子。这个数量每年递增，内地孕妇占所有产妇的比例近年已逼近50%。在2010年8.8万名香港新生婴儿中，约有4.1万名为内地孕妇在香港所生，这些数字看来吓人，但我们必须切记这个趋势发展还没到十年，这些内地孕妇所生的子女年纪也还小，因此一切的统计办法本身也难以为公共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为了更好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但要超越数据的表面，更要超越过去的惯性思考方式。 港人大陆意象的蜕变 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意象，可以说由两个元叙事组成，第一个是“难胞”，第二个是“企业家”，它们构成我们用以理解香港跟大陆历史关系的透镜。 关于“难胞”，陈冠中曾这样记述：“62年大陆三年灾害后期，大批广东及十二个邻近地区的大陆人，漫山遍野的跨境从陆路涌入香港，当时许多香港居民热泪盈眶的带着干粮饮料到边界去接济他们，甚至引领他们到市区，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们递解回大陆前，也会给他们吃一顿热饭。中文报章一般称之为‘难民潮’，香港居民当时把这些同胞称为‘难民’、‘难胞’，而不是非法移民”。“难胞”背后的所指，是血浓于水的共同体意识。可是，随着香港人自我意识增强，这个意象慢慢演化为带有歧视含义的“非法移民”和“新移民”。 对香港人来说，大陆从来都不止意味着贫穷，香港历史教科书中同样充斥着“由中国内地（尤其是上海江浙）来港的资本家带来了资金、技术、技能、以及与出口市场的关系，对香港工业化起关键作用”这类的述事。这些企业家对香港的贡献是香港人认可的，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管理和营运的能力，而不只是单单以本伤人。今天，我们继续意识到来自大陆的资本和人才，但我们的论述已经改变：它们不再是推动香港发展的因素，而变成腐蚀“香港精神”，使香港“大陆化”的癌细胞。 这两种意象，即使经过不断的演化，仍然对香港意识形态发挥着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种述事都是以香港作主体，并以香港为终点。香港对“难胞”和“企业家”均提供了庇护；伟大的资本主义整合了两者，释放出生产力，完成了香港的工业化过程。虽然今天北方来的“难胞”和“企业家”不再获得港人同情，香港的这种主体性仍然迄立不倒。我们还是以为大陆人争先拥后要来香港这片乐土，因此，新移民时而被视为“蝗虫”，时而被视为“抢饭碗”。 香港身份证的意义 正正由于香港被视为一个“有进没出”的封闭系统，马寅初与毛泽东有关人口问题的一场老旧论争才会诡异地在香港重演。支持允许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香港学者跟评论员，认为这样做对缓解香港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大有贡献，补充了香港的劳动力云云，也不过抄袭了毛泽东批判马寅初时提出的“不要只看到人有一张口，还要看到人有两只手”。 事实上，十年以后，当这些“庄丰源”们陆续长大成人踏入职场，我们很有可能既看不见口，也看不见手。首先，来港产子的家庭相对富裕，父母没有居港权又难以长期留港，他们犯不着把儿女留在香港，两地分隔来领取香港政府的救济。同样，他们也不大会使用香港的中小学资源，因为学费虽然低廉，父母陪读成本却甚高。到了“庄丰源”们要进大学的年纪，他们开始有可能使用港人身份，并触碰到其他香港人的利益。大学毕业后，他们会否在香港“抢饭碗”，还是留在内地使用仅余的对港人优惠政策，结合自己家族在当地积累的人脉大展拳脚，这一切有很大的变数。但观乎近年香港青年尚在大呼社会流动性低，“庄丰源”们聪明的话肯定不会舍易取难。当然，他们退休养老可能也要占用香港医疗护养资源，但讲的是五六十年后的事情，到时候内地养老福利保障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总的来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庄丰源”们有广阔的生存空间。香港身份证的意义，可能只是避开超生罚款，或者135个国家免签旅游。无论是怕他们来“吃福利”，还是希望他们来补充劳动力，都不免脱离现实。但公民身份不只是旅游护照，而带有其他实在的权利。举例来说，一群从没有在香港生活过的人，却有投票影响香港选举结果的权利，这个念头，的确让很多港人心里抗拒。这些，都超越了狭义的资源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政策宣传都经不起推敲。如果我们发展医疗产业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价值来源真的是来自医疗服务而不是香港户籍，我们大可以不做分娩这一块，又或者修改法例使得这类人只能得到医疗服务但不能获取香港公民身份。一般分娩牵涉技术简单，本来就不属于高增值产业，不能达到特首发展六大优势产业“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的愿景。我们真有底气的话，可以发展整容、心脏手术等等，香港各医学院就坐拥着不少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有评论把问题定性为“医疗资源没有到位”，假设只要培训多点医护人员，确保港人分娩不受影响，争议便可解决。他们忽略了这个问题最后不是“医疗资源”，而是“公民身份”：谁有资格成为香港公民？公民又凭什么获得公民权利？这个政治问题，不是终审法院或特区政府可以单方面决定，而必须经过一个公众协商过程。 如果香港真有人口问题，真有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庄丰源”也不像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与其等待他们长大成人后“有可能”选择在香港工作和定居，我们倒不如马上放宽现有的移民和工作签证制度。我们不先考虑千千万万有明确意向希望来港工作定居的大陆高端人才，不先解决在内地出生港人子女一直未能来港团聚的“吴嘉玲案” 问题，反而奢望二十年后“庄丰源”们能来港贡献经济，显示出香港人思想的集体混乱。 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也好，要解决人口问题也好，社会各界首先要致力打破迷思。当大家抛开过时的惯性思维，进行更多的调研工作，客观认识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趋势，公共政策讨论才会有效果。 《港澳观察》2011年6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