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全浩 2011-06-13 对香港来说，无论是从减排方面，或是从供电稳定性方面考虑，增加核电的比例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为了降低香港碳强度及温室气体排放，去年港府发表《香港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及行动纲领》的咨询文件。港府考虑到不同能源特质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锐意降低煤在发电组合中的比例，并提高天然气及核电的比重。预计到2020年，煤占香港整体发电组合的比例将大幅调低至少于10%；天然气及核电的比例，将分别增至40%和50%；可再生能源则上升到3—4%。   天然气发电难以确保供电稳定   香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是发电、交通运输及其他能源使用。2008年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7％、18％及7％，与能源有关的排放量占总数高达92％。由此可见，从能源界别特别是发电方面着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最有效的减排策略。   电力于香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自上世纪50年代，香港每一年所使用的能源，有一半以上用作发电。2009年，高达70.9%的煤、天然气及石油产品是作发电之用，换言之，约70%香港所用的能源乃供发电之用。即使是终端能源使用方面，电力仍持最大份额，占48.7%；石油产品和煤气则分别占42.4%及8.9%。   根据2009年的数据，现时香港两家电力公司的发电燃料组合中，燃煤所占的比重最高，约54%；其次天然气及核电各占23%，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几乎是零。   由于港府计划10 年后将核电的输入由现时的23%大幅调升至50%。在可见的将来，核电在能源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将远远超过现在。此决定已令社会各界人士热烈关注核电发展的若干层面。   香港自1994 年已从大亚湾引入核电，供电情况一直维持安全稳定。目前，大亚湾核电站大约年生产140 亿度电，其中七成供应香港。值得一提的是，输入核电后，香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由1993 年的4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显著下降至1994 年的34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估计，核电的输入每年大大减少香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750 万吨，同时也大幅降低氧化氮、氧化硫及悬浮粒子的排放。...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6-10 现在日本所谓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具备马克斯·韦伯所要求的素质，日语中形容这批人的单词是“政治屋”，翻成中文也就是所谓“政客”的意思。他们只是利用选举作为成为政治家的手段，为自己个人谋取权益。所谓未来和现实与他们毫无关系。 日本在历史上走过弯路，犯过错误，这是现在日本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承认的事实。日本人也确实进行过反省，试图找出一个不再犯错误的方法。但是这种反省都是在麦克阿瑟的指导下按照麦克阿瑟的思维所进行的反省，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出自内心的反省。比如，日本的主流思维就是“因为军部几次发动了流血政变，从政治家手里接管了政权，日本从而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但这种说法没有回答以下问题，就是军部为什么能够发动政变，为什么能从政治家手里接管政权，军部有没有什么大义名分以及军部是不是受到了国民的支持等等。   事实上，军部当时从政治家手里接管政权的行动得到了国民的支持，而且是广泛的支持。例如在审判“5·15事件”和“2·26”事件有关人员的时候，法庭收到的为这些犯人求情的信件不计其数，这些求情信的背景并不能简单地归结到军国主义思想上去，而与当时的日本人对政治家的厌恶有关。因此，现在经常能听到日本人说：“并不是支持那些发动‘2·26事变’的人们，但是确实能够理解那些军人了”。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从现在政治家的表现中就能推导出当时政治家的表现。   当今日本政治家表现怎样呢？如果说一句政治上不正确的话，现在日本没有了军部，如果还有军部的话，搞出一个军事政变出来不见得有多少人会反对，因为这些“民选”的政治家们表现实在是无法想象地差。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家素质有以下的要求：第一，构想未来、变革现实的热情；第二，在一定距离上能够理解现状的洞察力；第三，理解并且接受在不得已的时候选择暴力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责任。   而现在日本所谓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具备马克斯·韦伯所要求的素质，日语中形容这批人的单词是“政治屋”，翻成中文也就是所谓“政客”的意思。他们只是利用选举作为成为政治家的手段，为自己个人谋取权益。所谓未来和现实与他们毫无关系。   这次的菅直人内阁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切。民主党的菅直人内阁绝不是一个什么有执政能力的内阁，人们有无数的理由来批评和批判这个内阁。但是在日本受到东日本大地震袭击，所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还在现在进行式之际，有一点实际上是禁区，也就是不能进行倒阁活动。这并不是说现在的内阁有什么好处，而只是因为现在救灾是当务之急，消耗不起倒阁的时间。   反对党自民党当初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也一直不愿意提出内阁不信任案，一来反对党在众议院占少数，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可能，再者即使能够通过内阁不信任案，民主党只要选择内阁总辞职，还是民主党组阁，轮不到自民党，自民党犯不着为别的什么民主党人去赶走菅直人。   但是这种局势随着民主党内讧程度的扩大而发生了变化。民主党内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都开始支持自民党的倒阁活动。为了对付鸠山和小泽吃里扒外的行动，菅直人发出了破罐子破摔的威胁：“如果你们支持自民党的倒阁法案使之通过的话，我就立即宣布解散议会实行大选”。民主党当政两年来到处都是破绽，所有日本人都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如果现在解散议会搞大选，不言而喻民主党议席会像雪崩一样减少，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小泽阵营中那些上次选举中初次当选的议员们。鸠山和小泽当然在表面上不能屈从于这种威胁，但这种威胁却激发了自民党的倒阁决心，因为一旦解散议会实行大选，自民党就有可能重返执政党的位置，于是自民党加快了倒阁步伐。   这时鸠山由纪夫才真正知道了厉害。日本人也不是毫无记忆力的傻瓜，假如这次真的搞了大选，民主党肯定惨败不说，只要有现在记忆的人没有死绝，民主党就绝无重返执政党地位的可能！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和菅直人各退一步：鸠山由纪夫不支持自民党倒阁，而菅直人则在短时间内辞职。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6-09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不可能全方位介入和控制住房市场，让所有人都享受住房福利，只能把重点放在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上。从而，须界定好市场与保障之界线，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保障房的大规模入市被认为是缓解中国住房紧张的最后手段，但据报道，原本按计划到今年10月底前须全部开工的1000万套保障房，截至到5月底，一些城市开工率不到三成，成绩并不理想。最好的重庆，到4月底已开工保障房占年度保障住房建设总量的比例仅为41%。   据悉，保障房的开工率不高，除了受项目进程自身规律制约外，一个很大的障碍是资金短缺。完成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的目标所需资金至少1.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8000多亿元要通过社会机构投入和被保障对象以及所在企业筹集；各级政府承担的5000多亿元中，中央财政1030亿元，其余的4000亿元由省、市、县三级政府解决。   保障房出现这样一个开局不利局面，其实并不奇怪。虽然保障房的建设被作为政治任务而提出来，最终在问责的压力下想必都能完成，但鉴于土地财政的诱惑、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状况未有根本好转、利益集团的牵制、保障房的公平分配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笔者认为，秦晖教授的“尺蠖效应”说某种程度上在保障房市场得到了应验。   所谓“尺蠖效应”，主要指的是在民主政治机制尚未成型的国家，无论当政者实行何种政策，最终的结果都会加强当政者的权力，有利于统治集团及其关系密切者。在民主体制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也会出现“尺蠖效应”，不过是反向的“尺蠖效应”，即“福利陷阱”。   理论上，保障房是国家提供给民众的一种福利，但在政府权力很难受到社会的实质约束时，得利的总是政府及其与权力接近的人。上述保障房的开工率不高即是一例。不过，比这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分配不公。近年来，在国家对“保障性住房”的提倡由经适房转向廉租房的同时，很多地方的“经适房”却越来越向官员倾斜，出现了种种“公务员经适房”；而在廉租房的分配方面，也只对本地户籍人口开放，农民工被排除在外，即使一些城市打开缺口，也只是给农民工中的“劳模”分配。可以说，这类制度缺陷严重扭曲了住房保障建设，令住房保障失去了福利的普惠性。   除此之外，保障房的“尺蠖效应”还表现在中央的财政投入不到位以及央企的“跑马圈地”等方面。如上所述，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地方受制于各种因素，尤其是一些贫困地方，要他们从吃饭财政中挤出部分资金投入到保障房建设中，是很困难的。中央财政应该考虑承担更大的资金投入责任，至少帮助部分贫困地方解决建设资金。要完成全年10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任务，中央财政1030亿元的投入显然不够。   另一方面，为解决资金困难，前段时间国资委要求央企入场“救驾”，大建保障房。从央企的性质和资金实力来说，像这种重大的民生工程，的确应该发挥央企的作用。但从暴露出的情况看，部分央企大有借建保障房之名而行“跑马圈地”之实的嫌疑，部分央企把其从政府那儿圈占的大片土地，多数都用来建商品房或内部福利房，借保障房而得利。这反映了政府对央企的监管不到位。在央企大肆进入保障房市场的同时，民营企业却鲜有出现。虽然理论上并不排斥民营企业参加保障房建设，但由于在征地、资金实力上不占优势，加之保障房利润的限制，目前民营企业很少进入保障房市场。   因此，要解决保障房市场上的这一连串“尺蠖效应”，不妨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从世界范围看，如何设计住房保障制度，平衡保障性住房与市场化住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难题。发达国家首先是把发展重点放在廉租房上，廉租房占本国住房市场的比重一般在十几个百分点，其次才考虑让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拥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另外，在早期的住宅紧缺阶段，住房保障顾及面很大，基本包括全部国民；但在近年的居住升级阶段，住房保障的顾及面缩小许多，重点转向低收入家庭。这也就意味着在住房短缺阶段，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多，普遍比较重视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而随着告别住宅短缺时代，多数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发挥市场机制，减少福利预算支出。其中，货币化补贴日益成为主流。因为政府大规模建造公共住房投资巨大，运营中势必存在管理效率不高的现象。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不可能全方位介入和控制住房市场，让所有人都享受住房福利，只能把重点放在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上。从而，须界定好市场与保障之界线，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具体来说，在产品体系上，政府要主导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但应强化前者，弱化后者；棚户区和旧城改造也要划分清楚，部分可纳入经济适用房体系，部分让市场作主导。在保障方式上，在进行实物分配的同时，尝试多元化的货币化补贴方式，尽量不要让住房保障伤害市场机制。针对民营企业开发运营的中低价租售住宅，政府在土地出让费、各种税收上应给予大量减免；政府也应给予个人购房以个税抵扣等政策。在资金来源上，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筹资：一是中央财政拨付资金、地方出让土地收入的一定比例以及其他法定用于保障房建设的财政资金；二是普通开发贷款、针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长期优惠贷款和公积金贷款等；三是地方融资平台；四是中央代地方发行地方债券、建立保障房基金，以及将险资的一定比例用于保障房建设。此外，还应严格保障房的分配标准和退出机制。通过上述举措，以防“尺蠖效应”在保障房市场大面积扩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6-07 日前结束的G8 峰会高度关注北非和中东局势，一方面决定对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伊朗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对埃及、突尼斯等国采取怀柔政策，显示出G8积极争取对战略要害地区实现掌控的强烈战略企图心。 日前结束的G8 峰会高度关注北非和中东局势，一方面决定对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伊朗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对埃及、突尼斯等国采取怀柔政策，显示出G8积极争取对战略要害地区实现掌控的强烈战略企图心。   对于北非和中东的战略，可以说这次G8峰会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根据CNN的报道，俄罗斯在这一次峰会上对于利比亚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变。在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会谈中，后者已经认同卡扎菲必须下台，认为卡扎菲政府已经失去了政府领导的合法性。俄罗斯的这个转变可以说G8峰会的一个成果。美国投桃报李，不仅承诺帮助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暂缓了在波兰部署反导弹系统。虽然G8峰会后，非洲联盟和俄罗斯共同呼吁利比亚停火并派出特使，但他们的和平斡旋只是一种姿态，很难真正令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停火。这样的局势，使得卡扎菲只有三条路：要么投降，要么进行“下台”的谈判，要么就是殊死之战，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   轰炸利比亚，向叙利亚和伊朗等国说狠话，英法美在高举大棒的同时，又对阿拉伯世界诱之以“胡萝卜”——经济利益，但除了11.5亿美元是真实可见的之外，其他都只是口头承诺。其中，美国免除了埃及的10亿美元债务，相当于给了10亿美元，而英国紧跟美国，出了1.5亿美元现金，提供给“阿拉伯之春”中相关的国家。这笔款项当然是杯水车薪，但如果分配得当，也能缓解利比亚反对派的燃眉之急，也使得其他国家的亲欧美势力获得关键费用。   G8峰会还承诺400亿美元经济援助“阿拉伯之春”相关国家。这些贷款能不能全部到位？很难讲。因为G8峰会的经援信誉并不好。他们曾经在2005年承诺提供500亿美元经济援助全球贫困国家，其中一半给非洲国家，但是，至今6年过去，还有190亿美元没有到位。   总体来讲，G8峰会此次显示出强势作为，继续推动“阿拉伯之春”，使得阿拉伯国家已经改变政权的国家能够继续为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马首是瞻，没有改变的、正在改变的国家也向这个方向发展。此次G8峰会推动“阿拉伯之春”发展的目标很明确，第一要掌控局势，第二要决定方向，第三要影响世界。他们力图把“阿拉伯之春”定格在国际战略格局之上。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6-07 “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远未尘埃落定。今天，旧秩序的瓦解有可能导致战争和国家分裂，为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新的机会；也可能导致民意在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媾和时更为强硬；在资源价格上更为自主；在外交上更为自信。 “阿拉伯之春”这个词最早是2005年3月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之上，意指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带给中东地区西方民主之花盛开的春天。2011年这个词有了新含义，指去年年末以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改革运动和反专制政体的起义，也被称之为“和平抵抗运动”或“阿拉伯的第二次觉醒”，尽管在许多国家早就流血了。   亲西方政权纷纷被推翻   这次“觉醒”始于2010年末突尼斯一个自焚的小贩，而后要求改革的浪潮很快席卷了北非和西亚多个阿拉伯国家。数周之内，突尼斯和埃及长期执政的统治者被人民推翻；君主制国家的人民向政府施加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不少独裁统治者们纷纷以更为无情的镇压作为回应。这场变革风暴源自阿拉伯世界内部，但就像地震是地壳应力积累的结果，它的源头与其说是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争取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觉悟，还不如说是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体制和领导人（有外国资本的傀儡，有独裁者，不一而足）的不满和蔑视。要求改革的人们在问：我们为何贫穷？我们富饶的资源到那里去了？他们深究的问题最终对美国和以色列是危险的，看上去风暴不因以色列和美国而起，也不针对这两个国家，但这场风暴将深刻影响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深刻影响全球的政治思潮，也已敲响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支持的各个独裁政权互利时代的丧钟，打乱了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战略布局。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2011年4月的一篇文章里说了句大实话：对西方世界而言，“阿拉伯之春”恐怕是一件夹杂着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经典案例。好消息是，这是阿拉伯世界的1989；坏消息是，我们是苏联。   拉赫曼这句话说得太精准了。迄今为止，阿拉伯革命所推翻的，都是被视为中东温和势力的亲西方政权。阿拉伯人民想改变的腐败专制政权都是由西方支持下的统治者所维持着的。如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也门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 等等，都是西方的重要盟友。穆巴拉克被认为是新的皮诺切特(Pinochet)，与以色列同流合污，囚禁了加沙地带50万巴勒斯坦人。他被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中央情报局间谍”。可见，当阿拉伯人民的民主运动真正兴起时，矛头所指，往往还是以色列和其背后的美国。所以对“阿拉伯之春”，谁最不安，是很清楚的事。   美国在中东以利益为上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5月19日在美国国会就西亚北非动荡局势发表了讲话，承认美国在这一地区始终狭隘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战略让美国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这也是一句老实话，虽然讲得很笼统，但至少说明了两点：美国过去并不是阿拉伯世界光明磊落的朋友；美国已从阿拉伯世界获得很多私利。就是在这次“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印证了美国确实如此。倒台的穆巴拉克和阿里先不说，巴林与也门政府也曾经杀害和殴打示威者，美国却保持缄默。当沙特派兵进入巴林帮助平息暴乱时，美国几乎未作抗议。美国更乐见的是，伊朗和叙利亚的领导人被民变浪潮赶下台。美国如此表现，原因很简单：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国；也门是美国反恐的重要盟友；沙特是美国的石油银行；而伊朗和叙利亚则跟以色列关系紧张。所以美国人权的两重标准，失信于天下，怪不得别人。   美国看“阿拉伯之春”的心情非常复杂。美国如果真正地站在阿拉伯民众一边，美国会在一个传统势力范围内失去朋友、失去影响力、失去经济利益和某些安全保障。在民主和利益两相权衡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利益总是第一位的。30多年前美国就表明了它将视海湾石油供应受到威胁为实施军事干预的理由。1980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1-06-07 台湾民众要在大陆居住多久，或在两岸之间往返多少次，才会超越场域，汇聚成“怀旧民族”的一部分？ 两岸协商ECFA，大陆对台湾让利，接着大陆观光客与学生纷至沓来，而台湾商旅与移民早就络绎于途。论者于是问，何以台湾人民对于统一的愿望，却益趋淡薄？这是否反映，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台湾主体意识已经巩固，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已然形成，因此再怎么让利交流，大陆仍只能做为一个外于台湾的所在？   如果从台湾自身来看，台湾主体意识在实践层次确实甚为浓厚，比如看到大陆管制网络流通，尤其是读不到台湾报纸，或看到城市居民不守交通规则，甚至经常听到官方压制维权，新闻内容充满政治宣传等等。也就是说，在生活实践中，感觉上的差异处处可见，尤其是对比台湾政坛众声喧哗与台湾媒体八卦琐碎，更感到属于不同的世界。何况，台湾之内各种慈善艺文团体面对的，总是想象为是不分彼此的一个场域。所以，台湾主体意识的基础，可说是某种生活场域的设想，因而具有某种生物性的直觉。   但是在思想层次上，台湾内部蓝绿对抗严重，他们各自有其想象的历史传承，尤其是民进党的论述始终将国民党刻画为中共同路人，将马英九羞辱成外人，因此并没有在概念上接受“中华民国”公民皆属于同一个群体，甚至进一步要“去中华民国化”者有之。而将“中华民国”视为流亡政府的蔡英文，更已经贵为民进党党主席与2012年大选候选人，她感觉台湾还受到外人统治，因此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赢回来。但是，为什么国民党的支持者也随之日益排斥大陆呢？    台湾显然不是“公民民族”，因为具有公民身分的台湾人，情感上尚未彼此接受为同一群体。台湾当然也不是“国家民族主义”，因为虽然统独均有国家意识，但为不同国家认同。台湾人民在什么时候是彼此接受的呢？就是在他们行使平等投票的时候，既排除了不能投票的非公民，又接受了敌对方的投票效力，所以算是一种“投票民族”，进而养成了国民党支持者日益睥睨大陆的流行表态，也累积他们对民进党影射国民党为外来政权的沮丧，在在引导他们为保护身在场域内的正当性而必须排斥大陆。    投票为什么重要？因为涉及到权力，而权力同时涉及到情感与预算，使得不能相互接受的政党与他们各自动员的群众，都把目光集中在同一个政治场域的胜负之中。这个政治场域笼罩到的，同时是权力斗争下的敌我双方，与作为慈善与艺文活动对象的生活场域。凝聚场域的，不是民族意识或公民包容，而是观看同一系列斗争而已经坐在一起的观众。他们因为制度与疆域的关系而共同生活，尽管情感对立，但又只能透过共同的制度与疆域来建立自我认同。    这样的群体意识，可名为“场域民族”或“名器民族”，人们这时是为了争夺同一个名器来宣泄情感与掌握预算而凝聚，而在ECFA后，他们更作为让利的共同对象与接待陆客的共同主人，使其间孕育的生活主体意识还获得强化。但有朝一日如参与了另一个权力过程，习惯了不排队，体会了政治斗争无所不在的铁律，甚至开始欣赏全球新闻报导而不再耽溺于八卦，这样的“场域民族主义”可能就垮了。那时，蓝绿斗争纵未减缓，“台湾意识”纵仍主控，但人民或已超越场域，同时可以成为“怀旧民族”的一份子。    台湾民众要在大陆居住多久，或在两岸之间往返多少次，才会超越场域，汇聚成“怀旧民族”的一部分？马英九本可能希望愈快愈好，所以尽量想开创两岸人民交往的渠道，在两岸人民更加水乳交融的过程中，摆脱他自己总是被民进党当成是中国代理人的尴尬。然而，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开放交流导致防卫心态与“场域民族”意识反而升高，马英九又必须配合民进党的话语，经常对北京摆出强硬姿态，来掩护他的开放政策。其结果，就使得公共话语遭到反华论述所垄断，因而阻却了“怀旧民族”意识的培养。   这表示，马英九对自己权力地位的考虑，超过他对两岸长远关系正常化的理念，也就是表示他自己已经融入了“场域民族”，从而解释为何他对于民进党各种污蔑他身分的作法，不但不能释怀，反而特别在意。一旦他自己不自觉加入了营造“场域民族”意识的过程，和他的敌人相互锁在一起，一心想击败对手，或争取对手的认同，则原本的理念就逐渐褪色，最后甚至束诸高阁。民进党不断攻击他不是台湾人，他就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是台湾人。ECFA对两岸共同认同的营建迄今没有效果，作为领导人的马英九舍本逐末，居功厥伟。   既然“场域民族”是实践的结果，其延续须仰赖“场域民族”意识形成以后的生活行为来巩固，所以是自我证成的社会过程。通过内部互动所造成的心理锁定，抵制或排除因为生活范围扩大到两岸后所可能带来对“场域意识”的模糊作用。然而，生活的实际比话语的操弄更为根本，则两岸民间交流的扩大就不是完全可以封锁。如果从场域的性质来看，显然香港与福建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上海与广东的效用，均远大过于包括北京与其它内陆观光点的作用。因为香港的生活体制比台湾更靠近西方，因而没有对香港的心理防卫需要；而闽台一家亲的血缘文化关系，最是容易突破“场域民族”意识。上海以其开发程度与广东以其开放程度，也对台湾人的融入有吸引力。 《台湾观察》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