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pril 201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纪硕鸣 2011-04-15 美国绝对要搞清楚,你的“台湾书院”,会不会让美国变成两岸文化对垒的又一“战场”,虽然宣扬的都是中华文化,实质却是在国际舞台为突出台湾作展示,喧宾夺主的不在“书院”而在“台湾”了。 台湾要在美国设立“台湾书院”,要在洋人之地推广华文教学、台湾研究与汉学研究,是想在海外推动台湾的软实力。不过,据传台湾的这一构想遭到美国的疑虑,台湾“在美国设立‘台湾书院’传出受阻”。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英毅在立法院备询时表示,美国没有反对,只是误以为书院提供的中文教学要收费,经充分沟通后,目前可说已“万事俱备”,待美方正式同意之后,就可以挂牌运作。但却有民进党立委认为,恐怕美国阻挠成立台湾书院的真正原因,“背后很可能有中国施压”。         消费对岸是民进党的一贯,台湾要传播中华文化,即使是要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北京是不会,也不必介意的。前不久,北京的国防白皮书已表明,竭力避免再出现骨肉同胞兵戎相见,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大陆具威力的明枪实弹都可以放弃,还需要搞什么小动作吗?什么北京“施压”、“阻挠”只是台独者的一贯老调。怕只怕台湾开书院,另有其它目的,还要与海峡对岸争长短。         “台湾书院”是什么?马英九的文化白皮书上清楚界定:“台湾是华人文化重镇,举凡儒教、佛学、禅宗、文学、建筑、工艺、传统民俗等,均得到较其他华文地区较为完整的保存与发扬。有系统地与欧美国家小区合作设置‘台湾书院’,开设哲学、文学、艺术等相关课程。”也有台湾“立委”因此认为,在海外设立“台湾书院”的主要目的,即是为了“抗衡中国大陆的孔子学院”,并借势拓展台湾的“民间外交”。         美国担心的不是“台湾书院”的收费问题,要审查的可能是开设“台湾书院”的真实意图。美国绝对要搞清楚,你的“台湾书院”,会不会让美国变成两岸文化对垒的又一“战场”,虽然宣扬的都是中华文化,实质却是在国际舞台为突出台湾作展示,喧宾夺主的不在“书院”而在“台湾”了。         国民党重返执政舞台,比民进党更为注重的是文化抗衡,有台湾评论家指出,“先前就有听说马‘总统’想弄一个类似对岸‘孔子书院’的机构。这样的文化/语言机构,大概比较先进的国家都有,在当地,作为某种文化外交的能力。”2010年2月,马英九大年初三与表演艺术团体举行座谈时,重申了他在大选期间提出的文化政策。在马英九的文化白皮书上所列政见,从“台湾奖”、“廿一世纪华文大辞典”、“文化外交基金”到“台湾书院”,在在可以看到的是为台湾在国际舞台展示身段宣扬文化的足迹,背后另有企图。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祚来 2011-04-15 现在的问题是,该共享的文化产品没有实现有效的共享,而不能共享的私人文化作品,却被无偿共享。 中国网络文化发展迅速,但在保护作家、艺术家文化权益方面却相对滞后,作家、艺术家甚至报刊都成为网络免费内容供给者。这次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著协”)与作家们通过联合申诉百度,维护作家版权,将使各大门户网站反思自己成长过程中对著作权人的种种侵权行为,并在发展过程中加强版权意识。 网络文化原创  亟待法律保护         网络时代是共享的时代。如果将自己作品放在网络上,与他人共享,这是正当的,现在的博客与微博,基本上都是放弃版权的,无偿在网络上传播。一些网站在博客文章发表时,设置了相关按钮:可以转载、不可以转载,可以评论、不可以评论。这都是尊重原创作者权益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文化发展,完全可以在理性的、有限的状态下进行,不必要通过大范围的侵权来实现一时的强势扩张。强势扩张的结果,可能是突然崩盘,因为大量的原创作品,版权在作者手中。         目前,中国的大量网站千篇一律,他们在技术上或人力上有预算、有投资,但在内容原创的投资比例,却几乎为零。正因如此,网络充斥着互相拷贝的内容,一篇原创文章可能被数十家数百家网站无偿转载,这在国外网站上是少见的。内容重复使网络难以提升文化品质,海量的网络文章,原创精品的又有多少?文化作品充斥着低俗趣味与抄袭复制,正与网络版权法治的不完善密切相关。         国家意志应该通过法律来体现,那就是保护原创主体,而不是保护产业实体。如果法律与政策不倾向于保护原创者,伤害的不仅是国家文化创新能力,还是社会公信力与道德力。    公共文化资源  国家应予支持     ...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4-14 2010年以来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战略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即采取迂回战术:通过美元贬值、推高中国的通胀,以此促使人民币被动升值。当前人民币进入快速升值通道的状况,对中国经济金融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金融安全。 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轨迹 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年7月21日至2008年4月10日。2005年7月21日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8.2765调至8.1100,升值2.1%。至2008年4月10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6.9920,首次突破7.0整数关口。这一阶段,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5.5%。 第二阶段:2008年7月到2010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基本维持在6.83附近。 第三阶段:2010年6月19日至今。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强调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动态管理和调节。之后人民币进入快速升值通道。2010年12月31日,1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6227。步入2011年,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明显加快,人民币涨势如虹,接连创出美元对人民中间价新高。2011年3月11日,1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6.5750元。   图1   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基本态势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轨迹如下: 2011年年初至3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1%。 2010年6月19日至2011年3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7%。 如果从2005年7月21日算起至2011年3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21%。 如果从1994年1月1日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算起至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已升值57.9%。1 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是美国既定战略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已经大幅度升值的事实视而不见,仍不满足,始终顽固地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并将所谓“人民币币值低估”与全球经济失衡划上等号,继续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2010年人民币升值的最大推动力来自于国际的压力,而人民币汇率在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重启汇率改革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波动和调整,每个快速升值的阶段几乎都对应着美国方面施压或重大国际会议召开。例如,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汇改的两天前,美国国会公布关于人民币问题的法案,而一周后G20首脑会将于加拿大多伦多召开;9月10日人民币开始显著升值的两天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到北京访问,而美国国会将在9月15日就人民币问题作出听证;2011年伊始人民币加速升值,正值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19日访美前夕,人民币汇率是双方会晤主要议题之一。上述事实表明,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是美国的既定战略。 图2   2010年以来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国际环境 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既定战略,其真实意图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原因,旨在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刺激经济增长、提振美国的制造业,解决高失业率。例如,为了提振经济,美国仍然需大量的资金,奥巴马为中产阶级减税的计划也需要巨额的资金,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庞大资金计划中,有效的经济刺激所需资金规模应以千亿计。人民币的升值就相当于向美国经济体注入了一定规模的资金。 其次,政治原因。在高失业率和经济低迷的压力下,美国议员们惟有以人民币低估为借口向中国施压,才能转移国内的政治压力。在两党为中期选举进行的拉票活动进入白热化之际,制造业手中的大量选票,理所当然成为议员们争夺的目标。因此,人民币问题一再被一些议员翻出来,作为失业问题和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削弱的替罪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4-13 这次预算案之争,共和党应是小赢,但是民主党和白宫也没有输。奥巴马次日立即以年轻总统的轻快步伐跑上林肯纪念馆的高高台阶,向民众展示:避免联邦政府关门这一结局,有他从中斡旋的功劳。 上周五(4月8日)临近联邦政府关门的最后时刻,白宫与众议院共和党多数议员取得妥协。中国内地有媒体评论认为今后美国将“党争不止”。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准确。 通常说的“党争”,是各自为了党的利益甚至是一群人的利益,你争我夺。这一次围绕预算案,美国国会多数党与少数党之间,是不同政策理念导致了激烈的争执。 这个争执和暂时妥协的过程,可以用四个英文单词来形容:Show down(争执不下),Shut down(关门大吉)、Count down(倒计压力)及Down-to-earth(务实妥协)。在这个过程中,共和党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大力减债,而民主党以照顾穷人的名义步步为营;到了关键时刻,共和党见好就收,而民主党也做出妥协。 共和党虽然没有达到原来规划的610亿美元预算减额,但仍然达到390亿美元减额的历史新高。如果共和党没有不怕政府关门的勇气,他们不可能取得如此高额的预算减额。而共和党之所以见好就收,乃是他们根据历史教训和共和党智库的沙盘推演判定,一旦联邦政府关门,在大选上将会对奥巴马有利。 这次预算案之争,共和党应是小赢,但是民主党和白宫也没有输。奥巴马次日立即以年轻总统的轻快步伐跑上林肯纪念馆的高高台阶,向民众展示:避免联邦政府关门这一结局,有他从中斡旋的功劳。 虽然目前只是达成一周的临时协议,但是双方都已显示出在今后讨价还价中的政治诚意。例如,这次僵局中争执最大的焦点是“十号项目”(Title X)——妇女健康项目,在双方妥协之下,将在周内以专项讨论投票加以解决。这一始自尼克松时代的健康开支项目,旨在帮助低收入妇女预防疾病,但共和党出于理念,坚决反对用政府费用来做人工流产。 驴子们和大象们都很清楚,如果政府关门,将是两败俱伤的局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损失是:394个美国国家公园的关闭,将令地方经济每天损失高达3200万美元, 出于理性治理美国国家的角度,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尔•赖恩(Paul Ryan)为首的共和党年轻议员,减债立场坚定。其间,也有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茶党的压力。当然,功劳不能单单属于共和党。事实上,许多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出身的民主党年轻议员都懂得,治大国如烹小鲜,入不敷出是危险的。这,也许就是美国的希望。 但是,美国众参两院当前都存在严重的思考盲区:连年不断的战争,导致反恐越反越恐,导致军费支出居高不下,这是美国巨额债务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多的聪明人,为何不对此作整体的深刻反思呢?很简单,这些竞选必须依靠大企业捐助的从政者们,不能得罪美国军工产业集团(MIC)。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4-11 日本还是和地震前一样,政治与经济脱节,国家与企业脱节,当大企业弹冠相庆取得历史最高盈利的时候,政府继续为巨额债务、医疗保险和年金制度的巨额赤字而发愁。 中国有句话叫“多难兴邦”,西方也有“凤凰涅槃”的说法,都表达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在大的自然灾难打击下反而重新振作起来的意思。这次的地震对日本的巨大打击会不会使得日本人振作起来,从而彻底走出长期经济停滞的境地,以崭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呢? 日本民族确实有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特性,特别是在近代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从灾难、耻辱和失败中站起身来,重新出发,又重列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验。像1853年美国海军兵临江户城下的“黑船到来”,使得日本开始了近代化建设,过了五十年之后战胜沙皇俄国,成为了世界强国;又比如1945年日本从一片废墟上重新出发,三十年之后成了世界一流经济大国。 在讨论日本民族的时候用“凤凰涅槃”可能更合适一些。但是即使是凤凰,涅槃也是要有条件的:必须是从灰烬中复生。所以,在讨论日本会不会起大变化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现在日本是不是成为了灰烬或是有成为灰烬的可能。笔者认为,现在的日本既没有成为灰烬,也看不到成为灰烬的可能性。 企业未致伤筋动骨 不夸张地说,这次地震使大多数的日本大企业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不管从货币价值的统计看来这种打击是如何沉重,对那些受打击的大企业来说都只是皮肉之伤,远远谈不上伤筋动骨。 不要说日本大企业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布局的,就是在日本国内,这些企业也在各地都有生产基地。在这次地震中,没有大企业遭受灭顶之灾,受影响的都只是部分产品。这些日本企业并没有企业重建的负担,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早日恢复被地震毁坏了的那部分产能罢了。而恢复产能的选择很多,可以重新修复产房设备,在灾区恢复生产,也可以把生产基地迁到日本的其他地方或者扩充在日本其他地方的生产基地,当然他们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这个问题。实际上对这些企业来说,在海外用坚挺的日元新建生产基地,其支出以及人工、地租和税金等运营方面的好处可能比修复日本国内的生产基地在盈利上更具吸引力。 日本企业拥有生产技术、产品市场以及开展生产活动所必须的人才,但是无论用何种方式来恢复生产都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但是,债务深重、寅吃卯粮的日本能够筹集得出那么多的重建资金吗? 日本的经济情况很糟,但是经济糟糕的只是日本政府,日本企业的经济状况不但不糟糕,而且很好。西方国家之所以一直视日本为异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日本并不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把股东视为企业的主人,日本企业的主人就是企业本身。最近几年,无论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如何,那些日本大企业都是收益最好的年份。通过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的方式所实现的大量盈利,既没有作为工资分给员工,也没有作为分红分给股东,而是作为所谓“企业留保”被企业贮存了起来,用于企业发展或者应付突发事件。这次地震正好作为一次“突发事件”,帮这些留保资金找到了出路。 虽然日本政府成天为所欠下的巨额债务犯愁,但是日本国民还是拥有巨大的金融资产。据说日本人拥有高达1,400万亿日元(约合17.5万亿美元)的国民金融财产,还为找不到花钱的方法而犯愁,日本企业从来不需要为资金而发愁,想筹集多少社债都能办得到。 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这些受灾日本企业的生存问题。不管这些日本企业的收益和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没有直接关系,反正只要有这些日本企业存在,日本国家就没有什么大的危险。诡异的是,也正因为这一点,日本才无法利用这次地震的转机而翻身。 政坛始终一盘散沙 地震之后的日本政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没有人再去追问菅直人曾经接受在日韩国人104万日元的政治献金这件事,尽管之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因为区区25万日元的同样性质事件挂冠而去。但是,在野党并没有正式接受执政的民主党所提出的“政治休战”建议,仅仅是在现在救灾最紧张的时候不来追问这些破事而已。 民主党缺乏执政经验,没有行政管理才能,在执政前后还为了赢得选民支持而采取打压官僚的策略,这些问题在这次震灾的考验面前暴露无遗。日本传媒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执政党毫不客气,连最不干政的《日本经济新闻》都在讥笑拒绝记者采访的菅直人是不是患上了“自闭症”。 在野的自民党拒绝了民主党关于建立“举国”内阁的要求。菅直人邀请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入阁担任副总理兼震灾复兴担当大臣,谷垣拒绝的理由是“在政策方面没有经过讨论之前就考虑联立未免唐突”。但是,谷垣忘了,他们自民党曾经更加唐突地和在政策上几乎是油水不相容的社会党一起组成过联立政权。可见,自民党在如此深重的灾难危机面前也还是在打着夺回政权的小算盘,并没有举国一致共赴国难的打算。 “多难兴邦”也好,“凤凰涅磐”也好,都有一个最必要的条件,那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而日本现在看不到能够担当这种政治领导的力量或集团。对于日本选民来说,民主党内阁很让他们失望,但是正是他们在09年大选时选择了民主党。这些年来内阁像走马灯似的变换,令日本人知道了一件事:不管是谁在组阁,只要有丰田、本田、索尼、松下在,事情也不会坏到什么地方去。他们是靠这些日本公司在吃饭,和谁在执政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并没有什么迫切的愿望,要一个全新的政治领导力量。 因此,日本当前这种混沌政治局面还会继续持续下去,而日本的大企业会依据他们长期积累下来的财力、人力、技术能力和品牌号召力克服现在的困难局面。由于这次地震所带来的创伤实在太大,所以这个过程会比较长,可能长达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最终日本的这些大企业会恢复过来。 这种企业重新达到最优化,并不会带来国家的整体最优化。日本还是和地震前一样,政治与经济脱节,国家与企业脱节,当大企业弹冠相庆取得历史最高盈利的时候,政府继续为巨额债务、医疗保险和年金制度的巨额赤字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