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10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1-23 置身于席卷全球的货币战争中，香港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港府此次抑制楼市的“非常措施”，仅仅暂时抑制了楼市飙升之势，而香港所面对的真正考验，还是日益加剧的通胀。它不仅仅是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考验。 面对高楼价、高通胀的“双高”困局，港府终于出手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公开敦促港府采取措施“增加物业市场的投机成本”的次日，港府财政司长曾俊华宣布一系列遏制楼市炒风的措施，包括增加住宅楼宇短期交易印花税、提高按揭贷款比例等。上述措施在11月19日（周五）港股收市后公布，香港楼市急速降温：周六周日连续两天，香港多个指标性的二手楼盘录得零成交，整体成交按周下跌八成。 11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澳门时就提醒港澳特区政府：面对美国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冲击，“香港和澳门都要小心准备应对”。此后，港府何时出手、如何出手，一直为媒体、金融和地产市场所高度关注。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港府与地产市场多次博弈，港府不断推出压抑措施，但香港楼市却如脱缰之野马，节节攀高，楼价逐渐逼近甚至超越1997年楼市高峰期的水平，炒风从豪宅向中小型住宅蔓延，市民的供楼负担日渐沉重，泡沫爆破的风险日渐加大，港府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香港楼市大旺，离不开当前全球金融大变局——新一轮货币战争的影响：先是日本央行重施“零利率”，并动用5万亿日圆入市；随后，美联储启动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QE2。置身于这场席卷全球的货币战争中，香港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困局，可以说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艰难生存。随着美元贬值，港汇指数持续疲弱，利息跟随美息同样低企。于是乎，热钱源源不断涌入香港，楼市、股市“涨”声再起，资产泡沫再度泛起。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经济紧密相连，在内地CPI录得4.4%的25个月新高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影响下，香港进口内地货物的价格势必不断上涨，“输入通胀”日益加剧。 面对QE2，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尝试管制资金流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保证资金自由出入香港市场，绝对不能采取类似措施，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固定联系汇率，令香港既在汇率政策上无所作为，也不可能调升利息，只能坐视美元的不断贬值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 在这样一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大环境下，香港处境颇为艰难。港府此次抑制楼市的“非常措施”，仅仅暂时抑制了楼市飙升之势，而与炽热的楼市相比，香港所面对的真正考验，还是日益加剧的通胀。通胀猛于虎，因为它不仅仅是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考验。 “深圳人到香港打酱油”，成为不少内地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焦点。其实，港人甘苦自知。一方面，内地食品加价，供港的食品价格随之上涨；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渐次升值，港币的购买力一路下跌，一年前100元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是88.09元，而如今已跌至约85.32元。双重夹击，令基层民众生活压力骤增。11月22日，港府公布的10 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显示，整体消费物价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升2.6%，升幅超过市场预期，主要是住宅租金及食品价格升幅扩大。通胀重临，香港本已严峻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进一步加剧，也令人更为关注社会稳定。 面对QE2来犯和通胀加剧，中央政府反应迅速，以雷霆之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从一个月前突如其来的加息，到连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再连环出招以压抑物价，利息手段和行政手段相配合，货币政策不断收紧。澳门特区最新公布的施政报告中同样宣布了一系列民生、纾困措施，包括派发现金和医疗券、补贴电费、兴建19000间居屋等等。舆论在为内地和澳门叫好的同时，对港府“派糖”的期望值也随之升温。特别是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港府本财政年度会有逾700亿港元的盈余，与财政司长曾俊华年初估计的252亿港元赤字，相差近千亿港元。坐拥巨额盈余，社会各界自然更加期待港府能出招纾缓民困。 货币战争方兴未艾，全球经济波诡云谲，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的香港，起伏不定势所难免，加上香港明年开始进入选举年，区议会、特首、立法会选举等选战接踵而至，民意代表、政治团体自会不断向港府施压，香港整体政经局势更趋复杂。 值此多事之秋，面对高通胀、高楼价的“双高”困局，香港如何应对？ 第一，尽快“派糖”。港府既有足够的财力，与其坐等民意代表、政治团体为民请愿，不如主动果断出招，短期内应尽快出台具体的舒缓民困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基层市民的实际困难，展示政府与民众分享发展成果的诚意，赢得民意支持。 第二，厘清房策。香港地产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关乎社会民生，又系于整体经济发展，港府理应慎之又慎。香港必须保持楼市长期的平稳发展，以避免再现资产泡沫爆破后整个社会无法承受之重。而要根本上抑制楼价的过快飙升，唯有从增加土地供应入手。同时，港府也应该清晰房屋政策的定位和自身角色，政府没有责任帮助市民置业，但是政府有责任帮助市民解决居住难题，公共房屋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第三，凝聚中产。橄榄形社会是稳定的社会，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近年来，香港贫富差距加大，富者愈富，贫者恒贫，令社会高度关注贫穷问题，港府也把扶贫列为新施政报告三大施政重点之一。但是，必须注意到，贫富差距加大的同时，中产阶层也在萎缩，而M型社会的出现会令香港未来的转型和发展更为堪忧。中产阶层是香港的主要纳税人，但又常被民生政策所忽略，处境尴尬。中产阶层涵括香港的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管治精英，港府须凝聚中产力量，倾听他们的心声，回应他们的诉求，依托他们以推动香港的发展和转型。 第四，慎思“联汇”。1983年开始实施的联系汇率政策，被视为“香港繁荣之基石”，无疑也是香港最敏感的政策。但是，任何政策都应该与时俱进，特别是置身于当前的全球金融大变局之中。从全局战略出发，结合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和香港发展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要求，联系汇率制度的未来值得慎思。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11-23 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会有那种带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过激组织，例如美国的3K党。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在不少日本城市，你都能够看到“右翼组织”在活动。他们一般都是开着黑色大型宣传车，车上写着什么“护国”、“大日本”、“皇”等字样，装饰着旭日或菊花。车上的大喇叭里放着军歌，或者呜哩哇啦大喊着各种“护持国体”、“反共”、“反对日教组”等口号，很远就能听到。 从“观念右翼”到“革新右翼” 日本“右翼组织”的出现与日本的崛起过程很有关系。日本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有一个和强国对峙的特点，在不少情况下政府不便公开出面，这时候就由一些“民间”身份的“右翼团体”出面施放试探气球。 日本保守派右翼思潮的鼻祖是西乡隆盛，他主张重视各地宗教以及历史习俗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警惕中央政府过急地推行西洋化的政策。但后来的“右翼组织”并不是这么回事。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是头山满在1881年结成的“玄洋会”。由于这类“右翼组织”实际上是在为政府或者财阀服务，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右翼”观念而已，并不是真正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追求，从而被人称为“观念右翼”。 “观念右翼”的出现，为日本政府抵抗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以及自由民权的思潮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武器，比如用来搅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游行。后来陆军的“皇道派”也注意到了“右翼组织”的这个功能，并在对外扩张中加以利用，“观念右翼”组织成为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地收集情报和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得力助手。 上世纪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传到日本后吸引了大批信徒，这部分右翼被称作“革新右翼”，其中不少人为左翼甚至日共转向而来。“革新右翼”和陆军的“统制派”走得很近，因此和传统上的“观念右翼”势如水火，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火并。“2.26事件” 之后，“统制派”的中坚、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首先把 “观念右翼”分子给抓了起来就是一个例证。 “2.26事件”后“统制派”掌握了日本陆军，“革新右翼”也就占了上风。“革新右翼”和“观念右翼”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仅以军部作为靠山，不少人本身就是相当于现在高级公务员的“帝国高等文官”，处于权力中枢，如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等。不少“革新右翼”分子更直接参与了军部的战争犯罪行为，战后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和正力松太郎等“革新右翼”分子，更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抓进巢鸭监狱。 右翼战后依赖黑钱黑帮 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亲陆军的“右翼组织”也随之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所推行的民主化思潮，左翼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这段时间内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占领军停止了鼓励自由主义的做法，通过检讨日本再军备、释放战争犯罪嫌疑人、恢复战争犯罪嫌疑人公职等做法，在日本倡导反共反苏的右翼思潮。战后第一个公开的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51年成立的，1952年更是各种“右翼组织”大量涌现的高峰时期。那时候出现的“右翼组织”，其背后主要是一些前陆海军的高级将领，像“2.26事件”的黑手之一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为中国人所周知的冈村宁次，还有太平洋战争开始时主持和美国谈判的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等人。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日本没有了军部，加上财阀解体，土地改革又令农村地主没了往日的尊荣，这三大势力是战前“右翼组织”的资金来源，因此各种右翼团体虽然不少，但其气势和战前已经完全不能相比。为了解决右翼团体的资金问题，1951年时任法务总裁（相当于日后的法务大臣）的木村笃太郎甚至提出建立一笔4亿日元的基金来支援成立一个右翼联合团体“反共拔刀队”的方案，但是被吉田茂首相拒绝了。 资金来源的问题成为战后的日本“右翼组织”和黑社会很难区分的根源。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右翼团体活动资金基本上来自儿玉誉士夫。大家都知道日本陆军在中国贩毒筹集军费，但知道日本海军也在中国贩毒的人就不多了。这是因为海军自己不出面贩毒，都是通过儿玉誉士夫的“儿玉机关”在中国贩毒。日本战败后儿玉誉士夫把这些肮脏的钱带回了日本要还给海军，但海军怕贩毒的事实被揭发出来，没要这笔钱，让儿玉自己处理，儿玉就把这笔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战后儿玉之所以成为日本政界最大的黑幕，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笔钱，财大气粗。据说，自民党的前身自由党和民主党在成立时都有过这笔钱的踪影。 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海军一否认就谁也不知道了。按照现在的价值衡量，有说几十亿美元的，有说几百上千亿美元的。反正实际上是这笔钱在战后真正帮助了日本的“右翼组织”。 无论如何这笔钱是犯忌的，所以儿玉誉士夫在战后的日本政界只能作为幕后黑手存在，而且拿他的钱也不是什么光彩事。笔者所知，公开承认拿他的钱只有当过自民党总裁的河野一郎，即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父亲。他在回忆自由党成立时曾经提到过，他和儿玉誉士夫一起开着汽车去卖钻石筹集资金的场面。 儿玉誉士夫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文化人，仅仅是一个黑道人物而已，和战前多少那些还有点意识形态追求的右翼人物相比起来又等而下之一些。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围绕在儿玉誉士夫周围的全是些黑社会暴力团，再到后来暴力团和右翼组织已经无法区分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有一种精英化倾向，任何方面都要划出精英和草根的区别，“右翼组织”也是这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在日本几乎随处可见的右翼团体里，其实日本人并不多，大部分是朝鲜半岛出身的人物，为首的更基本上都是朝鲜半岛出身。 比如，东京丰岛区的右翼团体“松魂塾”的最高顾问松山真一，实际上是一个叫曹圭化的韩国人；台东区的右翼团体“松叶会”，其会长牧野国泰实际上也是一个叫李春星的韩国人。再如，2004年5月26日驾一辆右翼宣传车冲撞大阪中国总领事馆的所谓“日本皇民党”头目高岛匡，是名叫高钟守的旅日韩国人。 实际上，现在日本暴力团的组成也有这个趋势。根据日本警察厅的估计，日本暴力团成员中60%以上是原来被称为“贱民”的部落民，还有30%以上的是朝鲜半岛出身，真正的普通日本人不到10%。这些朝鲜半岛出身的人基本上都是当年被日本海军从朝鲜半岛抓来在长崎三菱造船所干活的劳工，后来发展到广岛、神户、横滨等地，凡有造船厂的地方全有了朝鲜人。这些朝鲜人因为能吃饱饭，所以对天皇和日本军部感恩涕零。到了战后没有饭吃了，就很自然地帮儿玉誉士夫、岸信介们卖力。再到后来，他们发现仅仅“自称右翼”都能弄来钱，就更加自发地干了起来。...

穆 骏 2010-11-22 与以往华盛顿为了经济与贸易议题而找北京麻烦不同，美国这一次的“重返亚洲”是延续冷战后的对外政策。中国在面对死灰复燃的“新冷战”思维时，必须有大战略与大考量，才能够化险为夷，保持中国继续崛起的势头。 进入2010年中国外交屡起波折，遇到了十年来最严重的变局：美韩质疑对天安舰事件调查，中日撞船事件中美国偏袒日本，南海危机美国搅局，以及美国日前高调支持印度“入常”等等，每一个事件都折射着急不可待返回亚洲的美国身影。这无疑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标明美国要“重返亚洲”的实际行动。在南海危机中，美国高调挺越南，更高喊南海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中日钓鱼岛纷争中，美国代表暗示随时可以参加“（中美日）三方会谈”，更是把自己当成亚洲“调停人”的角色。在中方没有回答他的情况下，连续两次高调宣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的范围，并预计于12月与日本在附近海域举行军事演习。 美国奥巴马政府近期动作之大，远远超过了国际问题专家与智库人士的预测，也超过了以往动不动以人权与周边安全议题迫使中国在经济（贸易与汇率等）上让步的“传统做法”。无论是美国，还是卷入其中的亚洲周边国家，中国几乎都是他们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对中国制造“政治事件”，在国际关系上给中国制造麻烦，都是为了压制中国在经贸与汇率上让步。可这次显然有所不同。 笔者近日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部分美国智库人士接触所得，美国这次是“很严肃地思考中国问题”，所谓重返亚洲，目标就在遏制中国。这个做法是符合美国冷战后的一贯政策的，并不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时之选”。一位美国领事馆官员告诉笔者，冷战后老布什总统就及时制定了“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但由于中国当时比较有戒心，老布什无处着力，结果受到了克林顿的攻击。克林顿上台后于1995年开始制定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直接导致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美两国一直剑拔弩张到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成为高潮。即便如此，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也受到了小布什的批评，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着手部署实行老布什当年制订的“和平演变”计划。就当时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显示：小布什把遏制与演变中国当成自己执政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整整8年里，美国的重心转向反恐，中国成为他必须倚重的合作伙伴。 一位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中美问题专家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恐，给了中美关系长达八年的“蜜月期”，也为中国赢得了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忘记了中国这个冷战后的“假想敌”，只是美国自顾不暇而已。一旦等到美国的反恐压力减轻，就会把中国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笔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进入2010年后突然转趋对华强硬，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八年压在美国头上的“反恐重担”已见缓和：伊拉克零星战事基本平息，阿富汗也将在三年内撤军。另外，日常反恐已经成为常态，不再需要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回到十年前，回到1995年克林顿制定了遏制政策，甚至回到老布什的“和平演变”都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促使美国在这个时候把重点转向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这两年在国际上展现的崛起势头，让美国感觉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亚洲国家的“恐中”心理重返亚洲，实在是难逢的好机会。 台湾一位民进党智库人士则说，促使美国重返亚洲的诸多因素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台湾。他说，马英九上台后，同大陆越走越近，美国虽然表面上表示支持两岸接触，减少摩擦，但在战略上感觉到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好像与美国渐行渐远。在有可能某一天突然失去“台湾航母”的情况下，美国积极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不失为补偿的战略策略。中国大陆也有学者对美国重返亚洲时的美台关系感到好奇：美国这次来势凶猛的重返亚洲，始终与台湾保持了距离，而台湾当局也与美国保持了距离。这与历次美国在遏制与围堵中国时首先把台湾当成跳板与马前卒的做法明显不同。美国部分人士认为，台湾已经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巨大能量面前变得沉默与温顺，ECFA 之后，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越来越严重，台湾可资美国用来对付大陆的优势在逐渐减少。 从各种迹象显示，与以往华盛顿为了经济与贸易议题而找北京麻烦不同，这一次的“重返亚洲”是延续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的经济实力，使北京比较容易化解中美之间的经贸纠纷，但对于死灰复燃的“新冷战”思维，则必须有大战略与大考量，才能够化险为夷，保持中国继续崛起的势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0-11-17 美国的战略调整以亚太为中心，尤其是东亚。意图是通过重返东亚和巩固与盟国的关系来达到力量平衡，应对中国的崛起。 11月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开始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当天，两国发表了旨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惠灵顿宣言》，强调双边将提升政治对话和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宣言不仅标志着由于新西兰25年前的无核政策而严重受损的美新关系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表明美国已决定重返阔别了15年的南太平洋地区。 美国阔别南太15载 南太平洋地区包括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12个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即库克群岛（Cook Islands），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斐济（Fiji），吉里巴斯（Kiribati），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瑙鲁（Nauru），纽埃（Niue），帛琉（Palau），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萨摩亚（Samoa），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汤加（Tonga），图瓦卢（Tuvalu）和瓦努阿图（Vanuatu）。除了这些独立国家之外，南太平洋地区还有西方的殖民地或领地，如法属波利尼西亚 （French Polynesia），新喀里多尼亚岛（New Caledonia）和美属萨摩亚（American Samoa）等。 希拉里在开始她为期13天的亚太之行之前就宣布，美国将全面提升与南太岛国的关系。华盛顿甚至决定将新成立的南太援助总部设在由军政府控制的斐济。南太地区两大强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2006年12月以来一直对政变上台的斐济军政府实施制裁。 南太平洋向来都算不上美国的战略重心之一。美国主要依赖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处理南太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对南太表现出一些兴趣，美国随即也更为关注。即便是那时，美国的关注也很有限。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南太地区更无兴趣。南太岛国原本就认为美国忽视了他们，这一印象在冷战后进一步加深。 15年前，也即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撤消了太平洋岛国事务办公室，关闭了除驻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当地所有美国使馆，撤走了驻斐济的援助机构并减少了对当地区域组织的参与。 美国对南太的发展援助总量在这之后没太大变化，但其援助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三个自由联系国—马绍尔群岛、密可罗尼西亚联邦和帛琉。根据自由联系国协议，三国公民可免签证在美国生活、工作和学习，美国则负责三国的防务。三国都加入了对伊拉克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0-11-15 奥巴马政府向沙特阿拉伯打包出售一揽子先进武器，此举在政治上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东政策乃至全球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军事上甚或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新时代的信号。而这一系列转变所蕴藏的意义就是力图打破中东目前的格局，开创新的战略平衡局面，以腾出更大的军事和政治能力来应付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崛起的中国和俄罗斯。 据美国广播公司9月13日报道，奥巴马政府正准备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向沙特阿拉伯打包出售一揽子先进武器的计划，涉及总额约为600亿美元。此计划如果最终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的军火出口 。 如此大宗的军火出口，出现在美军撤出伊拉克和伊朗核电站进入运行这些大事件的关口，又置身于美国战略重心可能东移的大背景下，因此显得不同寻常，在政治上这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东政策乃至全球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军事上甚或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新时代的信号。而这一系列转变所蕴藏的针对目标可以相信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引起中国的关注。 沙特空军将拥压倒性优势 此次军售所囊括的武器装备主要有84架F-15SE“沉默鹰”战斗机，加上对沙特现有的70架F-15S 进行现代化升级；70架AH-64D“长弓阿帕奇”、72架UH-60“黑鹰”直升机和36架AH-6“小鸟”直升机；以及这些飞机所需要的各类机载设备和攻击武器。美国同时向一个国家输出如此大量的武器，必然将会打破该地区原有的军力平衡，进而引发政治上的不信任和对抗，甚至导致军备竞赛。 军售清单中，最受瞩目的是F-15重型战斗机。作为美国空军的核心装备机型，其出口历来受到限制，因此至今只有沙特、日本、以色列、韩国和新加坡 有所装备。而沙特是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唯一拥有该机型的国家，并且早在1980年因“和平太阳”计划 就开始拥有F-15机型，目前装备总数约为225架。此次计划向沙特出口的F-15SE“沉默鹰”战斗机是对F-15E“攻击鹰”地优战斗机进行隐形化升级而来，装备了完善的电子设备和抑制雷达反射涂层，有能力进行战场电子压制，更重要的是以其1480公里的作战半径，部署在卡塔尔附近的达哈兰空军基地就有能力覆盖伊朗全境。军售计划中为沙特升级的F-15S只是经过技术降级的F-15E出口版本，升级计划能够很容易使这72架F-15S拥有F-15E的战斗力。这样一来，沙特空军以近150架F-15E系列战斗机在波斯湾乃至中东地区建立了压倒性优势。 用武装直升机压制伊朗可能用来封锁霍尔姆兹海峡的岸基反舰导弹无疑是很好的选择。70架AH-64D“长弓阿帕奇”因此令人瞩目。“长弓”实际所指的是“阿帕奇”直升机的翼顶扫描/火控雷达，它能把武装直升机的攻击能力发挥到极致。沙特原有的60架AH-64A并没有装备“长弓”雷达，此次军售也可能包括了对原有AH-64A的现代化升级。这样，总数近200架武装直升机令沙特对于敌国地面目标甚至海上目标的攻击能力将获大大提升。 和美国历来的军售相比，这次对沙特的大宗军售被赋予了很大的政治诚意。除了为获得巨额军售利润的目的之外，美国确实有意帮助沙特实现军事先进化。从此次美国出售的武器装备来看，在沙特有能力买单的条件下，美国并没有推销如F-16或F-35这些军火出口中最常见的中型战斗机，或者EF-18这种沙特从来没有装备过的机型，而是选择了可以立即交付、老瓶装新酒似的重型战斗机F-15SE。对于本来就装备同系列战斗机的沙特来说，交付后的新机可以立即进入战备，同时机务成本、训练成本和其它相应设备的升级成本将大大降低，可以说“省钱、省时、省力”。被降低的成本，可以使沙特用来购买更多其他军种的装备，而沙特也正有意购买300亿美元的海军装备 。当然不能否认，诚意的军火销售是为了换回诚意的政治支持。而奥巴马政府在这个时期所需要的政治诚意才更值得细致深入地揣摩。 从“以以制伊”到“以伊制伊” 虽然美国逐步撤离在伊拉克的作战部队，但仍保持有8个军事基地在伊拉克境内。驻阿富汗和驻伊拉克的美军加上波斯湾的美国第五舰队仍然保持着对伊朗军事打击和占领能力的优势。以目前伊朗的军事力量，想要抵挡集结在波斯湾上的美国航母空袭是几乎不可能的，更何况如果美国只计划摧毁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只需进行几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因此，如果仅仅是为了遏制伊朗的核武器发展，对沙特如此大规模军售的战略举动就显得十分没有必要。 当沙特拥有了F-15SE这种具有雷达隐形性能的攻击战斗机后，意味着沙特也将拥有对伊朗乃至海湾地区任何国家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能力，所遇到的抵抗和反击能力也相当有限。因此，伊朗尚未发表任何评论，以色列却率先成为这次军售的最大反对者 。以色列的反对虽然并未阻碍奥巴马政府军售的决心，但是显然提醒了全世界，它对自身在未来国际社会和中东社会中地位变化的担忧。这种担忧也同样来源于它对美国全球战略导向发生变化所感到的不安。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逐渐结束，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逐渐变弱，美国对以色列的控制力也相对弱化。因此，撤离伊拉克后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一个新的伊斯兰代言人来平衡以色列的地区军事存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所采取的“以以制伊”策略——扶植以色列平衡伊斯兰国家，很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伊制伊”策略——以一个伊斯兰国家去平衡其他伊斯兰国家。 反思过往“以以制伊”策略所招致的很多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忌恨，经过十年反恐战争的美国，到奥巴马政府这里有可能也有必要重新制定自身对伊斯兰民族国家的政策。在宗教上，伊朗是代表伊斯兰激进思想的什叶派，而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则代表着伊斯兰保守思想的逊尼派；在民族上，伊朗是波斯人，和伊拉克的巴比伦人有着同样强烈的复国情结，沙特主要是阿拉伯人，也有着强烈的宗教和民族使命感。沙特因为伊朗有封锁霍尔姆兹海峡的能力而对伊朗有所忌惮，同时又担心将来可能作为美国的地区代表被伊朗的核导弹瞄准。美国利用这种伊斯兰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可以大搞军备竞赛乃至地区冷战，同时也缓和了自身和伊斯兰民族间积累的仇恨，为美国未来的国内和国际反恐减压。 沙特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和实际作用在这次军售中绝不容忽视。这次军售中的政治诚意极大可能蕴涵着借助沙特的影响力帮助美国重新获得伊斯兰国家认可的期待。在美国霸权的阴影下，沙特经济上的富有和政治上的无可作为也早已使得沙特成为全世界最为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沙特人的宗教使命感及优越感历来强烈，又使之成为酝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地。美国作为沙特最大的幕后支持者从不过问沙特的腐败内政、王权政治和极差的人权环境。在中东地区把这样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过分地武装起来，对美国本身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威胁。以色列对沙特的忌惮也不是没有根源的。敢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奥巴马政府此次军售的确用心良苦。 此次军售四大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