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0-10-06 特区政府2010-2011年度施政报告将把重点放在房屋、医疗、收入补贴、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尝试在市民心目中重划官商关系，纾缓社会矛盾。 特区政府将于十月份公布2010-2011年度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曾荫权已表明，施政报告的重点是从房屋、医疗、收入补贴、社会福利等方面入手，应付贫富差距问题，全力处理民生事务。 港府的施政方向与民意趋向是一致的。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显示，自从2006年起，市民对民生环境满意度的下降趋势明显，由2006年年中的56.7%（回归以来的最高点），下降至2010年年中的28.1%。同时，市民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亦超越经济问题，有上升趋势。满意度的下降和关注度的上升与楼价高企、金融海啸冲击等原因息息相关。社会期待港府推出更多纾解民困的措施。 民众期望“更有为”的政府 时至今日，自力更生仍为香港社会的主流观念。与此同时，民众对港府在多个领域扮演更多角色和发挥更多作用的期望渐高，包括期望港府在公共领域提供更多制度性保障。 二战之后，香港市民大多抱着“难民”心态，对殖民政府没有太大期望，加上传统华人社会的观念，遇上问题时大多依靠家人、亲戚、朋友的资源网络解决，市民都甚少利用公共领域的资源和机制解决问题。当然，以家庭为中心的资源网络未能长期地有效解决生活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两次大型冲突正是例子。殖民政府面对这些冲突，开始推出一系列房屋、医疗、教育等政策，提供社会福利网，但同时，多次表明“积极不干预”的政策思维，以抵御社会各界增加福利的要求。当时，香港经济正值起飞，虽然工厂北移，制造业收缩，但是服务业扩张，产生了不少中上层职位，市民都感到只要努力便可爬上社会阶梯，社会对经济发展充满乐观情绪。因此，社会对殖民政府在经济、民生等问题上的角色，没有太大期望，反而看重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我改善机会。 但是回归以来，市民的心态正在变化，渐渐要求“更有为”的政府。首先，以往市民寻求家庭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过去十多年，香港家庭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港家庭、“一孩”家庭、孤立于社会的独居老人、来港定居的内地家庭等渐多，以家庭为中心的资源网络受到动摇，并产生了更多的青年吸毒、卖淫、自杀、犯罪、家庭暴力等个案，冲击港府多个政策范畴。 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如金融风暴、“非典”病疫、金融海啸等都令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乐观情绪大大消减，负资产、失业等问题困扰不少市民。同时，香港回归国家，港人当家作主，市民对特区政府的要求高于殖民政府，希望在困难时获得更大的支持。 贫富差距扩大响起管治警号 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一个“更有为”的政府是必须的。 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坚尼系数的高企是一例证。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基层市民仍感到分享不了经济增长的成果。根据统计处的数字，以十等分组别的方式，分析主要职业的每月收入中位数。1996年至2006年间，属于最低三个组别的在职者收入中位数不是下降就是维持不变，反而最高的第十组却是众多组别中增加幅度最高。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是社会共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今年八月初的调查显示，最多受访者认为香港最亟需处理的社会问题是贫富悬殊问题。 贫富差距扩大渐渐激起市民对工商界与港府的不满。回归前，不少香港人都视成功商人为学习对象，佩服其白手兴家的能力。而且，市民都对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感到忧虑，大家都自觉同坐一条船，同舟共济。殖民政府亦能在市民心目中扮演超然的裁判者角色。更重要是经济迅速发展足以掩盖社会矛盾，一般市民都从商业活动中获益，对政府怨言较少。香港顺利回归后，情况却出现根本改变。从数码港事件、红湾半岛事件以至退休高官出任工商界高层，市民渐渐感到港府已不是超然的裁判者，其政策向工商界尤其是地产商的利益倾斜。 阶层矛盾越来越尖锐，每当遇上重大事件，这股不满的能量便实时爆发。例如，今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便以反特权为号召，吸引了大批市民尤其年青人参与，更爆发了多宗官民冲突。立法会的功能组别被刻意“打造”成工商界的特权象征，一句“左手投票、右手分红”口号尽显市民心目中港府与功能组别的“合作”关系。 更大问题是，市民对现状不满，不少人感到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需要用制度以外的方式改变现状。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调查显示，2010年有25.9%的受访者同意以激烈方法要求政府响应诉求，比2008年的21.4%上升了4.5个百分点。若以2009年的成年人口估计，即有约150万人认同激烈的抗争方法。虽然受访者对激烈抗争方法的定义未必相同，但是有关趋势却是一个警号，值得港府重视。 不少工商界领袖感到社会“仇富”情绪升温，要求港府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免影响营商环境。例如，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近日便在报章撰文表示，贫富差距扩大是港府“孤寒成性”，拒绝向民间“放水”。这显示了部份工商界领袖欲将矛头转移至政府的倾向。但是，他们必须理解到，令市民反感的是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的关系，工商界难以独善其身。 施政报告致力纾缓社会矛盾 综合以上分析，施政报告势将推出更多民生政策，尝试在市民心目中重划官商关系，纾缓社会矛盾。由于社会现时对官商关系异常敏感，所以施政报告除了对内地、对台湾等经贸合作外，大多不会触动本地的利商政策，包括降低利得税，以免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 房屋政策方面，行政长官已表明在施政报告处理市民置业困难的问题。一直以来，港府都有参与房地产市场，包括兴建公屋、夹屋、居屋，只是参与程度的深浅问题。自2003年起，港府叫停大部份资助市民置业的措施，只向低收入或亟需照顾的人士提供协助（公务员除外），确保社会的最低居住保障。但是，近年楼价急升，要求港府更多参与房地产市场的呼声渐高。今年九月份港府已完成资助市民自置居所的公众咨询。就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近日相关的报导来看，港府正研究提供资助房屋或置业贷款的形式、具体方法、目标群体等。虽然不能不切实际地认为港府会放弃市场主导的原则，但可以预计，港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角色将会更为积极，将会为中下层人士提供更多置业的支持。若措施恰当，不仅有助消弭民众对港府向地产商倾斜的不良印象，还有助启动社会向上流动。 香港在职贫穷问题严重，不少基层劳工的工资水平只是仅够支持生活，但是他们却不希望或不合资格向港府求助。针对有关问题，港府已就最低工资立法，施政报告将很大机会交待最低工资水平。以往港府大多以不干预自由市场为理由，拒绝提供更多长期影响整个社会的劳工保障措施。最低工资的立法标志着港府对劳资关系的取态转变。更多支持基层劳工的中长期措施如扩大交通津贴等，将有望在施政报告推出。 至于长者福利方面，港府一直为有需要的长者提供综援和生果金，维持社会的安全网。虽然社会仍重视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有供养责任，但是相比以往，象征性意义较浓，实质性支持减少。随着香港家庭发生深刻变化，孤立于社会的独居长者、中港家庭等渐多，以及越来越多儿女期望政府可以分担其供养父母的负担，港府在长者福利上需要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可以预计，施政报告将会针对长者到内地退休、医疗、院舍服务等提供更多支持。 税制改革问题愈见迫切...
Day: October 6, 2010
天大研究院 2010-10-06 香港可以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管理下在对外事务方面有所作为。“菲律宾人质事件”中可以看出香港在对外关系的机制存在进一步改变和完善的余地。香港未来想在对外事务上有更大影响力，要抓住中国崛起这个大势，善用国家外交力量这个平台。 “菲律宾胁持香港人质事件”引发了很多关于香港在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权限的讨论。《基本法》对香港的“外交事务的管理”和“对外事务的处理”做了区分和界定。《基本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而“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香港“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香港当然可以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管理下在对外事务方面有所作为。 处理对外关系不能单枪匹马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最终还是凭实力说话的，香港本身只是一个城市型的小经济体，单枪匹马很难有大的作为。 香港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在体育事务方面，香港一直是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2000年，香港与卡塔尔的多哈竞争2006年亚运会的主办权。由于投票前香港被视为热门城市，香港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又对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无法防备卡塔尔利用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结果以6票对22票惨败于多哈。如果香港事前能善用中国的外交力量，做更多的幕后游说工作，至少就不会败得这样惨烈。 在这次的菲律宾人质事件中，菲律宾总统阿奎诺三世既不接听也不回复香港特首曾荫权的电话。有个别评论员归咎于两人级别不对等。其实，这其中的关键是菲律宾总统对此事件以及后来结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如果当时不是香港的游客被胁持，而是其他小国诸如马尔代夫的游客被胁持，阿奎诺三世恐怕也不会立刻接听马尔代夫总统打来的电话。但后来阿奎诺三世的态度突然有了大转变，对曾荫权特首前倨后恭，还想派副总统与部长来北京和香港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中国政府的强力介入，菲律宾政府毕竟不敢怠慢中国这样的大国。这里面香港政府与国家外交力量的沟通与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香港对外事务需要战略规划 中国近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高。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影响力已胜出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近年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以至有西方媒体以“纽伦港”并称，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住了中国经济崛起的机遇。香港未来想在对外事务上有更大影响力，也要抓住中国崛起这个机会。 从香港自身的发展来看，香港需要和国家紧密配合，在对外事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免在亚洲新一轮政治经济整合以及内地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中被边缘化。从全球层面上说，香港希望成为国际上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并在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平台，努力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并大力拓展香港的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利益；从地区层面来说，香港需要增强其在周边地区和台湾的软实力，更多参与到地区一体化进程之中，推广香港的文化价值，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从国家层次来看，香港需要保持作为“一国两制”下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特点，保持对内地城市的竞争力，提升香港在内地的形象，加强和内地的互补合作与互动交流，以“内交”推动外交。 这次在菲律宾发生的香港人质事件是一次偶发事件，但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在对外关系的机制存在进一步改变和完善的余地。目前香港的对外事务缺乏总体和全面的战略规划。在对外交往上主要停留在日常事务和操作层面，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被动式的应对，没有考虑未来形势发展和升级的需要，缺乏统筹和远见。 因此，面对变化中的国际形势，为了满足香港自身发展的要求和为国家外交作出更大的贡献，必须从战略高度对香港的对外事务进行规划，以创新的精神提升香港在对外事务方面的优势和潜力。 五方面提升香港国际影响力 具体而言，香港至少可以在五个方面更好地应用国家的外交平台，提升香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一，港府可以通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与国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这样不仅在遇到类似人质危机的紧急事件时，可以迅速地合作处理，而且可以让香港居民在外国遇到刑事或民事纠纷，或身处困境的时候，能得到及时的领事救助。 香港居民虽然很多持有外国护照或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这些国家往往并不能对持有它们国家护照的香港居民提供有效的领事帮助。以这次人质事件为例，其中五名香港人质是加拿大公民，而其他人质也大多有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在关键的时候，这些国家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有效帮助，只有中国的外交机构提供了及时的援助。如果香港通过国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为海外香港公民提供全面的帮助和保护，能大大增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第二，香港和外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多。原因是香港已经是高度开放的零关税自由港，可以再让的东西几乎没有。如果和外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基本是需要外国单方面让步，因此外国也没有意愿和香港谈。但国家现在正积极和不少国家进行或者酝酿自由贸易谈判。香港应该积极和国家商务部及外交部沟通，争取国家在谈判中把香港转口的货品也考虑进去，让香港也能享受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果。 第三，香港在文化、体育、航运、航空等领域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但是如果想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也要多争取国家的支持。 以航运业为例，“中国香港”在国际上是一个独立的船舶注册地。国家为了支持香港作为国际船舶注册中心，允许中国内地的船舶以“第二注册地”的方式在香港注册，大大提高了香港作为国际船舶注册中心的地位和声望。很多与中国有频繁业务往来的外国船公司也因此将香港作为船舶注册地。 在体育方面，香港目前有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意向。如果决定申办，一定需要更多地借助国家的外交力量，才能提高申办成功的机会。 第四，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出任领导和高管的机会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未来主要的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至少需要有中国人出任副职的领导人。 香港作为国际都市，在各个领域国际经验丰富的人才比较多。香港可以主动为国家提供一些在各领域可供挑选的香港人才清单和资讯，让国家多了解他们，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在这方面可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人才。 第五，在对外事务上，不仅国家可以帮香港，香港也可以帮国家。比如，香港有些商人在美国、日本等国有很多政商人脉网络，可以帮助国家做一些正式外交渠道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这方面，香港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董建华、冯国经等人，已经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正式外交和“第二管道”的民间外交中来。国家的外交机构可以和香港的政、商界多沟通，充分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和网络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