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October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0-22 房产税开征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从这个意义来说，房产税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让楼市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房产税近日成为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热点话题。据中国经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中央政府房产税有关文件已经进入会签阶段，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房产税征收将进入实际操作层面。 “十一”假期后，财政部、国税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启动了对房地产税会签的法律程序，会签之后就可能由国务院来进行最后拍板。9月29日国务院所属八部委房市新政将征收调节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的措词由“加快研究”（4月份国务院常务办公室会纪要）调整为“加快推进”。 在征税方面，房产税有可能对住宅类型方面进行细分，比如别墅、大户型等要多征收。对普通家庭来说，房产税可能设定一个免征额度（面积或者套数）。按目前的消息来看，中央可能会实行区别对待政策，税率决定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对于计征的方式目前还没有定论。一种做法是在最初的售价基础上进行计征，虽然此举简便易行，不过无法起到切实调控房产升值的作用；另一做法是进行市价评估，好处是随行就市，不过征税成本过高。 房产税等相关税种一旦开征，确实会给置业者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投资房地产从长远来说并不是一种合算的投资。国内有种观点认为，日本开征房产税，整个房地产行业很快就垮了下去。这种提法是有夸张的成份，不过，房产税开征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从这个意义来说，房产税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让楼市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房产税第二个好处就是给地方政府创造一个稳定的税源。国际经验表明，财产税往往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地方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在公路和废水处理等方面投入巨额资金，房产税恰恰可以提供稳定的税源来弥补基础设施等投入所造成的资金不足。如果能够开征房产税，可能可以为地方政府财政解困找到一个可靠的替代渠道。这从长远来说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房产税还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国的贫富差距日趋加重。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说明社会的重新分配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就推行大量调节收入分配的新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等等。房产税开征后无疑会提高收入调节的效果。 不过，房产税所带来的好处不能高估。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整个税负过高。尽管各种以税为名义的财产征收在中国不高，但是各种以其他名义征收的费用却相当高。福布斯2009年全球税收痛苦指数中，中国排名第二。因此，看税负不能仅仅看正式税收。在税负没有减轻的情况下征收房产税，有可能给中产阶层施加压力，而真正的富豪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避开这些税收。 对于房产税的征收，国内的意见纷呈。潘石屹认为，“从内心来说，中国征房产税有必要。三年之间，我一直在思考房产税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国家、地区都在征税，美国、英国、法国、香港……”；“征收房产税，最大的道理就是，不要出现社会贫富分化。一个公司里，两个员工收入一样，十年前没有买房的员工，收入和资产就会很低，所以，长期来看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对推动社会公平是有好处的。”不过，潘补充认为，他自己接触的人99%反对房产税。 有部分专家对开征房产税持反对意见。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房产税在短期内对遏制房价有效，而中长期来说，未必有效。杨还认为，房产税有可能加重已经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购房者承担了大量各种配套设施的费用，每年还要再支付房产税有不公平之处。 近日，香港特首曾荫权就承认港府对楼价高企有一定的责任。他指出，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为了保证香港房地产业的稳定，港府对土地供应做了一些调整。而这几年香港土地供应过少，导致了许多新建住宅“豪宅化”（在给定的土地上建豪宅以图巨额利润）。因此，港府承诺今后每年将提供足够的土地供商业住宅使用。对于内地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财政无疑是问题的根源。地方政府如果不正视并解决土地财政问题，那么房产税开征等措施可能最后只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天大研究院课题组 2010-10-20 2008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两年后，2010年4月，也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认为，胡锦涛同志这一论述的前瞻眼光和深刻含义正随着形势发展日益显现出来，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总结经验，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无庸置疑，中国发展模式是本世纪世界上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都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究竟什么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目标和内涵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创新理念和战略举措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如何继续发展和完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有助于把握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和内涵，也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发展模式三种“共识”评析 探讨中国发展模式，首先需要了解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中国模式研究热，特别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的有关发展模式的三种“共识”。 1.　“华盛顿共识”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政策措施，试图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这些政策措施后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政策措施有十条，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加强财政纪律；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货币政策：利率自由化；采用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和资金政策：贸易自由化；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宏观产业政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保护产权。 这些政策措施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突出表现为，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主张以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但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的后果，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度下降。例如，在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50%。转型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后，不仅未能达到期望的目的，相反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预料的恶果。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骤变后的前十年的改革中，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下降，以至比骤变前的水平还大幅度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也大幅度下降。 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遵从“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建议的国家都遭受了严重打击，例如东南亚经济危机，也包括东欧的国家。这些国家危机连连、问题堆积如山：腐败与私有化纠缠在一起，任垄断力量发展的自然垄断部门价格高居不下。 到21世纪初，“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可信性。 2.　“后华盛顿共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除了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华盛顿共识既不是经济增长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认为其任务就是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 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是指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所推荐的过度简单化的政策建议。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配之以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与亚洲特别是东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10-18 代表着日本制造业顶级水平的混燃动力汽车和液晶电视、有机发光半导体电视，离开了稀土元素就根本无从谈起。 由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钓鱼岛海域相撞而引发的中日间一场长达几乎20天的外交较量，期间有关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金属的报关手续一事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代表着日本制造业顶级水平的混燃动力汽车和液晶电视、有机发光半导体电视，离开了稀土元素就根本无从谈起。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日本传媒甚至扬言：“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冲突，重开稀土报关的话，丰田公司的Prius混燃汽车和夏普公司的Aquos液晶在年底就会停产！” 日本资源国策战后长期空白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除了部分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产量之外，几乎全部能源和资源都依赖进口。日本之所以在60多年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挑战美英列强，原因在于美英坚持要求日本从中国大陆撤军，双方的矛盾一直发展到最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制裁，这样就迫使日本要和美英拼个鱼死网破。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在国力上和英美的差距。由于日本本土几乎没有资源，而日本海军又无法确保从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往日本本土运送物资的通道安全，日本在1941年底所存储下来的600万吨重油，到1945年战争末期涓滴全无，残存的军舰和飞机处于无法行动的境地。 有过这么惨痛的教训，日本理应比任何国家都要关心资源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在战后并没有采取过比别的国家更加积极的资源政策。这当然与美国人有关系。战败之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直到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订之后才实现独立，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事务的处理都在美国占领军总部的监督下进行，在此之后美国对日本政府也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因为美国通过《日美安保条约》肩负着对日本的防卫义务。这样美国也理所当然地承诺了保障日本资源补给线安全的义务。日本的资源政策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建构在这个前提之下的。 石油危机改写日本资源国策 但即使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武力也无法百分之百地保护日本所需资源。自然灾害和战争这些不可控因素是美国武力鞭长莫及的，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革命所引起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日本人认识到了美国的武力并不能完全保障日本能不间断地得到现代工业社会分秒不可缺少的石油供给。从此，日本人除了开发节油技术和其他能源技术之外，还开始了像战前那样贮备石油。经过30多年的努力，日本在国家层面已拥有12个大型石油储备基地，储备足够全国94天使用量的石油。除了国家储备之外，民间企业也有83天的储备量。在有了近半年储备量的前提下，日本就已经可以应付一般的自然灾害和战争这些不可控因素了。 日本政府经产省属下有一个独立行政法人叫“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组织（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oration、JOGMEC）”，是由两个原来的国营企业石油开发公团以及金属矿业事业团改组而来的。石油储备问题就是由石油开发公团负责，而金属矿业事业团也负责了一项物资储备，就是稀有金属储备。 日本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期后成为了钢铁大国，特别是各种优质特种合金钢的生产大国。当时生产合金钢时所必不可少的稀有金属都产自政治很不安定的非洲国家。为了应对这种不安定，日本也学着美国和瑞士的做法开始储藏稀有金属。 根据修订后的《金属矿业事业团法》，日本从1983年开始储备镍、铬、钨、钼、钴、锰和钒这七种稀有金属，国家和民间企业分别承担42天和18天的储备量，共计60天，以保障经济安全。实际上，1998年国际市场上确实因为钒矿石短缺而出现价格飞涨，当时日本即靠在国内市场放出这种战略储备而撑了过来。 日本海外广寻稀土金属新矿 日本除了石油和上述七种稀有金属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稀土金属的储存。实际上从上世纪末开始，在日本就一直有要求在国家战略储备中增加铟、锂等稀土金属项目的呼声。重稀土金属中的镝和铽尤其受日本人重视，这是因为它们是制造混燃动力汽车的高磁力马达所不可缺少的材料。但这种呼声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一方面因为这几年日本政界特别不稳定，内阁更换极为频繁，另一方面，本世纪初中国一度出现无序开发稀土元素的乱象，硬生生把贵重的稀土金属给“卖成了白菜价”，这也令日本人疏于开发中国以外的稀土资源。 但是过度、无序的开发，令中国的资源渐近枯竭。今年9月上旬中国商务部高层对访华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表示，如果按照现有速度开发，15到20年之后中国的稀土资源会全部枯竭。实际上，在今年年初中国就已经宣布了要开始削减四成的稀土出口量，给日本人敲起了警钟，钓鱼岛事件只不过是提供了一次验证的机会。 日本目前的对策是在哈萨克斯坦、越南、澳大利亚、南非、美国、加拿大和格陵兰等地开发新的稀土金属元素矿床，但是即使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稀土矿山投产一般也都在2014年之后。那么，2014年之前，日本的稀土供应，只能依靠中国的出口或者是他们那些外界不明虚实的储备。...

2010-10-07 想要富人们放心捐钱，首先应该让他们对自己的财富“放心”，不至于整天担心会被剥夺财富之类的。这些，恐怕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所没有想到的吧？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事先张扬的中国慈善之行，不仅在中国富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之下，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热议。这段期间，内地媒体上时常可见对“吝啬”的中国富人们的冷嘲与批评。好在，在这一片“劝捐”声中，也有一些另类声音传出来，这得归功于逐渐走向多元的社会，以及开放的互联网平台。 中国富人能够持续几代？ 笔者对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前来中国鼓励与督促富人更多地捐款及参与公益表示赞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相比，中国富人的捐款比例确实非常之低。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富人就缺乏一颗慈善与公益的心。我认为，由于历史与文化的不同，尤其是当今中国的现实与西方存在差异，中国富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都未曾经历过的。 中国富人做善事的历史同样悠久，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可是，由于历史上富人的财富从来没有得到过保护，天大的财富几乎都归皇帝所有，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富人只不过是在为皇帝们暂时保管财富而已。大家不妨回头看一下，在中国富不过三代的最大原因不是败家子捣蛋，也不是经营不善，而是我们这种不尊重私人财产的制度。在一种不稳定的制度下，中国的富人能够持续几代？要么是被穷人造反杀头分财产了，要么是被权贵吞并，甚至被皇帝灭门。这样胆战心惊拥有财富，谁还想到去捐献？ 鼓励富人们多创造财富 当今中国大陆富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社会上“仇富”风气日盛，同样让人忧虑。目前的中国富人，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富。他们大多数是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白手起家的。在他们为自己积累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就业机会，他们纳税让国家强大，实在是功不可没。 如果说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拿出一些捐献出来，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捐给大学扩大教育，设立公益性质的慈善机构、学术机构，那是值得肯定的。可由于中国当今经济迅猛发展，大家可能都不会反对，这些拥有创业与经商经验的“富人们”更应该做的是扩大生意，增加就业，为国家多交税。我自己认为，一位老板，与其把财富“裸捐”给某个福利机构，不如继续扩大生产与经营，延续自己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不停地拿出部分钱财“细水长流”地回馈社会。 让富人对自己的财富放心 说到全民都在关注、劝导与监督富人捐献，让我想到，其实富人捐献的财富是钱财，而拥有财富的绝对不仅仅是富人。任何一个人，都拥有某些可以造福社会、国家和民众的财富，例如当政者的权力，知识分子的知识，普通人的时间与劳动……在我们乐此不疲地劝富人“捐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下：我们捐献了没有？ 政府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民众，保护弱者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如何去保护富人的权益？当今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待完善，社会仇富与官员利用职权欺负富人的事情屡有发生。最近不时会有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财富与家人寻求更安全的住所。我想，想要富人们放心捐钱，首先应该让他们对自己的财富“放心”，不至于整天担心会被剥夺财富之类的。这些，恐怕是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所没有想到的吧？ 说到富人们如何贡献社会，其实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不一定要用捐钱的方式，更不必用“裸捐”。在中国一些慈善机构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我甚至认为，富人们捐钱给某些“慈善机构”的时候，要先搞清楚那些钱是否都用在实处了。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富人们手中有钱，脑袋中有经营才能与智慧，更积极地报效国家，应该比其他的群体更有条件。例如，投资教育，培养人才，设立一些民间智库机构，为国家与社会出谋划策，这些都是当今中国所亟需的。■易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0-10-06 特区政府2010-2011年度施政报告将把重点放在房屋、医疗、收入补贴、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尝试在市民心目中重划官商关系，纾缓社会矛盾。 特区政府将于十月份公布2010-2011年度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曾荫权已表明，施政报告的重点是从房屋、医疗、收入补贴、社会福利等方面入手，应付贫富差距问题，全力处理民生事务。 港府的施政方向与民意趋向是一致的。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显示，自从2006年起，市民对民生环境满意度的下降趋势明显，由2006年年中的56.7%（回归以来的最高点），下降至2010年年中的28.1%。同时，市民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亦超越经济问题，有上升趋势。满意度的下降和关注度的上升与楼价高企、金融海啸冲击等原因息息相关。社会期待港府推出更多纾解民困的措施。 民众期望“更有为”的政府 时至今日，自力更生仍为香港社会的主流观念。与此同时，民众对港府在多个领域扮演更多角色和发挥更多作用的期望渐高，包括期望港府在公共领域提供更多制度性保障。 二战之后，香港市民大多抱着“难民”心态，对殖民政府没有太大期望，加上传统华人社会的观念，遇上问题时大多依靠家人、亲戚、朋友的资源网络解决，市民都甚少利用公共领域的资源和机制解决问题。当然，以家庭为中心的资源网络未能长期地有效解决生活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两次大型冲突正是例子。殖民政府面对这些冲突，开始推出一系列房屋、医疗、教育等政策，提供社会福利网，但同时，多次表明“积极不干预”的政策思维，以抵御社会各界增加福利的要求。当时，香港经济正值起飞，虽然工厂北移，制造业收缩，但是服务业扩张，产生了不少中上层职位，市民都感到只要努力便可爬上社会阶梯，社会对经济发展充满乐观情绪。因此，社会对殖民政府在经济、民生等问题上的角色，没有太大期望，反而看重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我改善机会。 但是回归以来，市民的心态正在变化，渐渐要求“更有为”的政府。首先，以往市民寻求家庭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过去十多年，香港家庭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港家庭、“一孩”家庭、孤立于社会的独居老人、来港定居的内地家庭等渐多，以家庭为中心的资源网络受到动摇，并产生了更多的青年吸毒、卖淫、自杀、犯罪、家庭暴力等个案，冲击港府多个政策范畴。 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如金融风暴、“非典”病疫、金融海啸等都令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乐观情绪大大消减，负资产、失业等问题困扰不少市民。同时，香港回归国家，港人当家作主，市民对特区政府的要求高于殖民政府，希望在困难时获得更大的支持。 贫富差距扩大响起管治警号 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一个“更有为”的政府是必须的。 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坚尼系数的高企是一例证。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基层市民仍感到分享不了经济增长的成果。根据统计处的数字，以十等分组别的方式，分析主要职业的每月收入中位数。1996年至2006年间，属于最低三个组别的在职者收入中位数不是下降就是维持不变，反而最高的第十组却是众多组别中增加幅度最高。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是社会共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今年八月初的调查显示，最多受访者认为香港最亟需处理的社会问题是贫富悬殊问题。 贫富差距扩大渐渐激起市民对工商界与港府的不满。回归前，不少香港人都视成功商人为学习对象，佩服其白手兴家的能力。而且，市民都对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感到忧虑，大家都自觉同坐一条船，同舟共济。殖民政府亦能在市民心目中扮演超然的裁判者角色。更重要是经济迅速发展足以掩盖社会矛盾，一般市民都从商业活动中获益，对政府怨言较少。香港顺利回归后，情况却出现根本改变。从数码港事件、红湾半岛事件以至退休高官出任工商界高层，市民渐渐感到港府已不是超然的裁判者，其政策向工商界尤其是地产商的利益倾斜。 阶层矛盾越来越尖锐，每当遇上重大事件，这股不满的能量便实时爆发。例如，今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便以反特权为号召，吸引了大批市民尤其年青人参与，更爆发了多宗官民冲突。立法会的功能组别被刻意“打造”成工商界的特权象征，一句“左手投票、右手分红”口号尽显市民心目中港府与功能组别的“合作”关系。 更大问题是，市民对现状不满，不少人感到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需要用制度以外的方式改变现状。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调查显示，2010年有25.9%的受访者同意以激烈方法要求政府响应诉求，比2008年的21.4%上升了4.5个百分点。若以2009年的成年人口估计，即有约150万人认同激烈的抗争方法。虽然受访者对激烈抗争方法的定义未必相同，但是有关趋势却是一个警号，值得港府重视。 不少工商界领袖感到社会“仇富”情绪升温，要求港府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免影响营商环境。例如，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近日便在报章撰文表示，贫富差距扩大是港府“孤寒成性”，拒绝向民间“放水”。这显示了部份工商界领袖欲将矛头转移至政府的倾向。但是，他们必须理解到，令市民反感的是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的关系，工商界难以独善其身。 施政报告致力纾缓社会矛盾 综合以上分析，施政报告势将推出更多民生政策，尝试在市民心目中重划官商关系，纾缓社会矛盾。由于社会现时对官商关系异常敏感，所以施政报告除了对内地、对台湾等经贸合作外，大多不会触动本地的利商政策，包括降低利得税，以免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 房屋政策方面，行政长官已表明在施政报告处理市民置业困难的问题。一直以来，港府都有参与房地产市场，包括兴建公屋、夹屋、居屋，只是参与程度的深浅问题。自2003年起，港府叫停大部份资助市民置业的措施，只向低收入或亟需照顾的人士提供协助（公务员除外），确保社会的最低居住保障。但是，近年楼价急升，要求港府更多参与房地产市场的呼声渐高。今年九月份港府已完成资助市民自置居所的公众咨询。就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近日相关的报导来看，港府正研究提供资助房屋或置业贷款的形式、具体方法、目标群体等。虽然不能不切实际地认为港府会放弃市场主导的原则，但可以预计，港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角色将会更为积极，将会为中下层人士提供更多置业的支持。若措施恰当，不仅有助消弭民众对港府向地产商倾斜的不良印象，还有助启动社会向上流动。 香港在职贫穷问题严重，不少基层劳工的工资水平只是仅够支持生活，但是他们却不希望或不合资格向港府求助。针对有关问题，港府已就最低工资立法，施政报告将很大机会交待最低工资水平。以往港府大多以不干预自由市场为理由，拒绝提供更多长期影响整个社会的劳工保障措施。最低工资的立法标志着港府对劳资关系的取态转变。更多支持基层劳工的中长期措施如扩大交通津贴等，将有望在施政报告推出。 至于长者福利方面，港府一直为有需要的长者提供综援和生果金，维持社会的安全网。虽然社会仍重视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有供养责任，但是相比以往，象征性意义较浓，实质性支持减少。随着香港家庭发生深刻变化，孤立于社会的独居长者、中港家庭等渐多，以及越来越多儿女期望政府可以分担其供养父母的负担，港府在长者福利上需要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可以预计，施政报告将会针对长者到内地退休、医疗、院舍服务等提供更多支持。 税制改革问题愈见迫切...

天大研究院 2010-10-06 香港可以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管理下在对外事务方面有所作为。“菲律宾人质事件”中可以看出香港在对外关系的机制存在进一步改变和完善的余地。香港未来想在对外事务上有更大影响力，要抓住中国崛起这个大势，善用国家外交力量这个平台。 “菲律宾胁持香港人质事件”引发了很多关于香港在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权限的讨论。《基本法》对香港的“外交事务的管理”和“对外事务的处理”做了区分和界定。《基本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而“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香港“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香港当然可以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管理下在对外事务方面有所作为。 处理对外关系不能单枪匹马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最终还是凭实力说话的，香港本身只是一个城市型的小经济体，单枪匹马很难有大的作为。 香港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在体育事务方面，香港一直是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2000年，香港与卡塔尔的多哈竞争2006年亚运会的主办权。由于投票前香港被视为热门城市，香港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又对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无法防备卡塔尔利用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结果以6票对22票惨败于多哈。如果香港事前能善用中国的外交力量，做更多的幕后游说工作，至少就不会败得这样惨烈。 在这次的菲律宾人质事件中，菲律宾总统阿奎诺三世既不接听也不回复香港特首曾荫权的电话。有个别评论员归咎于两人级别不对等。其实，这其中的关键是菲律宾总统对此事件以及后来结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如果当时不是香港的游客被胁持，而是其他小国诸如马尔代夫的游客被胁持，阿奎诺三世恐怕也不会立刻接听马尔代夫总统打来的电话。但后来阿奎诺三世的态度突然有了大转变，对曾荫权特首前倨后恭，还想派副总统与部长来北京和香港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中国政府的强力介入，菲律宾政府毕竟不敢怠慢中国这样的大国。这里面香港政府与国家外交力量的沟通与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香港对外事务需要战略规划 中国近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高。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影响力已胜出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近年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以至有西方媒体以“纽伦港”并称，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住了中国经济崛起的机遇。香港未来想在对外事务上有更大影响力，也要抓住中国崛起这个机会。 从香港自身的发展来看，香港需要和国家紧密配合，在对外事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免在亚洲新一轮政治经济整合以及内地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中被边缘化。从全球层面上说，香港希望成为国际上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并在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平台，努力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并大力拓展香港的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利益；从地区层面来说，香港需要增强其在周边地区和台湾的软实力，更多参与到地区一体化进程之中，推广香港的文化价值，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从国家层次来看，香港需要保持作为“一国两制”下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特点，保持对内地城市的竞争力，提升香港在内地的形象，加强和内地的互补合作与互动交流，以“内交”推动外交。 这次在菲律宾发生的香港人质事件是一次偶发事件，但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在对外关系的机制存在进一步改变和完善的余地。目前香港的对外事务缺乏总体和全面的战略规划。在对外交往上主要停留在日常事务和操作层面，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被动式的应对，没有考虑未来形势发展和升级的需要，缺乏统筹和远见。 因此，面对变化中的国际形势，为了满足香港自身发展的要求和为国家外交作出更大的贡献，必须从战略高度对香港的对外事务进行规划，以创新的精神提升香港在对外事务方面的优势和潜力。 五方面提升香港国际影响力 具体而言，香港至少可以在五个方面更好地应用国家的外交平台，提升香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一，港府可以通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与国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这样不仅在遇到类似人质危机的紧急事件时，可以迅速地合作处理，而且可以让香港居民在外国遇到刑事或民事纠纷，或身处困境的时候，能得到及时的领事救助。 香港居民虽然很多持有外国护照或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这些国家往往并不能对持有它们国家护照的香港居民提供有效的领事帮助。以这次人质事件为例，其中五名香港人质是加拿大公民，而其他人质也大多有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在关键的时候，这些国家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有效帮助，只有中国的外交机构提供了及时的援助。如果香港通过国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为海外香港公民提供全面的帮助和保护，能大大增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第二，香港和外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多。原因是香港已经是高度开放的零关税自由港，可以再让的东西几乎没有。如果和外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基本是需要外国单方面让步，因此外国也没有意愿和香港谈。但国家现在正积极和不少国家进行或者酝酿自由贸易谈判。香港应该积极和国家商务部及外交部沟通，争取国家在谈判中把香港转口的货品也考虑进去，让香港也能享受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果。 第三，香港在文化、体育、航运、航空等领域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但是如果想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也要多争取国家的支持。 以航运业为例，“中国香港”在国际上是一个独立的船舶注册地。国家为了支持香港作为国际船舶注册中心，允许中国内地的船舶以“第二注册地”的方式在香港注册，大大提高了香港作为国际船舶注册中心的地位和声望。很多与中国有频繁业务往来的外国船公司也因此将香港作为船舶注册地。 在体育方面，香港目前有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意向。如果决定申办，一定需要更多地借助国家的外交力量，才能提高申办成功的机会。 第四，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出任领导和高管的机会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未来主要的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至少需要有中国人出任副职的领导人。 香港作为国际都市，在各个领域国际经验丰富的人才比较多。香港可以主动为国家提供一些在各领域可供挑选的香港人才清单和资讯，让国家多了解他们，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在这方面可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人才。 第五，在对外事务上，不仅国家可以帮香港，香港也可以帮国家。比如，香港有些商人在美国、日本等国有很多政商人脉网络，可以帮助国家做一些正式外交渠道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这方面，香港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董建华、冯国经等人，已经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正式外交和“第二管道”的民间外交中来。国家的外交机构可以和香港的政、商界多沟通，充分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和网络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