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0

和谊 2010-08-10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批同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带领世界走向中国——他们就是几十年前那些打破意识形态藩篱，冲破阻力，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政治领袖们。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先生无疑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查布把《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赠予习近平主席  有一种提法，说是1949年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只搞阶级斗争，不搞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耽误了最宝贵的30年光阴。这个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新中国建立后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当时百废待兴，改革举步维艰，即便“开放”，也没有几个富裕的西方国家会承认你，更不用说来投资做生意了。建国后，我们先是选择同苏联一起站在铁幕这边，后来中苏决裂，撤走一切外援，中国旋即陷入东西冷战的夹缝之中，由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都不够，在国际上只剩下南斯拉夫等几个“铁”哥们。当时处境之艰难，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中国是如何在外交上走出困境、奠定了今日和平崛起的基础？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第一代领导人中出现了诸如周恩来这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运筹帷幄，最终领导中国走出外交困境，走向世界。 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批同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带领世界走向中国——他们就是几十年前那些打破意识形态藩篱，冲破阻力，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政治领袖们。美国的基辛格博士、尼克松总统和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先生无疑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 天大研究院于2010年6月推出的新书《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收集了惠特拉姆先生在一些重要活动中关于中国的演讲文稿、谈话记录和发表的文章。世界对于惠特拉姆并不陌生，白奥政策是结束于惠特拉姆任内的。惠特拉姆先生于1954年当选为澳洲议员不久，就第一个在议会中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7月，时任反对党领袖的惠特拉姆先生又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治领袖，他的公开访问同基辛格博士密访北京只相差四天。这两次访问都在某种程度上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 惠特拉姆先生于1972年12月2日当选澳洲总理，20天后，澳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3年11月，惠特拉姆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他也是澳大利亚政治领袖中唯一先后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人。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惠特拉姆那次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深深地影响了他。当时，这位澳洲年轻人几乎每天都盯住电视屏幕观看惠特拉姆的一举一动，心里渐渐产生了对那个遥远国家的兴趣，最终促使他选择学习当时堪称冷门的语言——中文。惠特拉姆当然不单是影响了陆克文先生一人，他影响的是整整一代澳洲人，他改变的是中澳关系。 《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的字里行间记述了惠特拉姆走过的路，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与非凡勇气。在中国崛起、并吸引了全球目光的今天，这本书的英文名字：The Road to China（通往中国之路）无疑是更浪漫与赏心悦目的，然而，有谁还记得，当初世界各国通往中国的路，不但充满荆棘，甚至“难于上青天”？ 1971年惠特拉姆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位同行者依然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他感叹道，几个月前，如果有人问他今年有可能访问月球还是中国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月球。——不错，对于很多西方政治领袖来说，访问已经被人类征服了的月球，显然比访问北京的风险与难度都要小很多。就在惠特拉姆1971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当时的澳洲总理在堪培拉对他竭尽讽刺之能事。惠特拉姆先生顶住了压力，奠定了一年后澳中建交的基础。 《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的价值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惠特拉姆先生的言谈中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尤其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及同毛主席与周总理的交谈，还有作为一位西方领导人的心路历程。这些都是研究中澳关系史的专家学者们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第二，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对开创了中澳关系新纪元的惠特拉姆先生的高度肯定与评价。中国有句谚语：“喝水不忘挖井人”。中国人没有忘记惠特拉姆这位老朋友；惠特拉姆先生也没有忘记中国这个老朋友。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退下来的惠特拉姆先生十数次访问中国，与老朋友叙旧，建言献策，为中澳两国关系把脉。他在这期间的多个演讲与发言，也收集在这本书里。 第三，这本书的最大价值还在于它的现实意义。由毛主席、周总理与惠特拉姆共同开创了“通往中国之路”，接下来的“路”却需要中澳两国政府与人民一代代走下去。然而，由于种种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尤其是少数澳洲政客为了个人私利与选票而哗众取宠，中澳关系之路，一路走来却不乏磕碰，并不顺利。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中澳关系一度走进了低谷。 也正因如此，天大研究院在此时推出惠特拉姆先生的文集，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本书出版之初，就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在6月习近平副主席访问澳洲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查布把这本书亲手转交给习近平副主席，他说：“这是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先生送给您的书，《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 “很高兴收到他的赠书，请转达我对他的良好祝愿和诚挚感谢。”习副主席接过这本书，回忆起二十年前的情景：到访厦门的惠特拉姆特先生有意要求当时任该市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陪同他遥望金门，惠特拉姆先生对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处理台湾问题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习副主席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细节。习副主席不久前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被澳洲媒体称为“中澳关系雨过天晴”的标志性事件。可以这样说，在两国人民与领导人的努力下，中澳关系将会继续延着周恩来与惠特拉姆等老一辈开创的和平、友好的大道走下去。 正如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所说，良好的中澳关系，既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也符合两国的利益。而荣誉出版《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正是天大研究院对促进中澳关系所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天大研究院 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课题组 2010-08-10 这两年，随着重庆打黑在全国引起的热议，“黑社会”成为网络上最热的词语之一。然而，社会各界不但对“黑社会”的定义存在不同意见，对“黑社会”的历史研究，以及世界各国的“黑社会”状态，各国政府又是如何成功打黑等等情况，都缺乏认识与研究。为了更好地打击黑社会，我们首先必须认识黑社会，研究黑社会。天大研究院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课题组认为，应该从历史与全球的两个角度对“黑社会”现象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梳理。 中国最早“黑社会”出现在民国 如何界定“黑社会”是认识与对付黑社会的关键。中国最早的黑社会出现在民国时期，而这之前的中国历史，从西方对“黑社会”的定义来说，是没有“黑社会”的。在界定黑社会的时候，要参照世界各国对“黑社会”的定义，切忌扩大“黑社会”的范围。“黑社会”一词的关键在于“社会”，秦朝以降的中国集权专制时代，“社会”基本上都被朝廷牢牢控制，既无“公民社会”的土壤，“黑社会”也难以生存。可见，“黑社会”出现在集权专制迅速崩溃的民国时期，出现在集权政府对社会放松了控制，而健全的公民社会又没有形成的过渡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这一点，从世界各国黑社会的历史也可以得到佐证。 研究中国的“黑社会”，除了研究民国时期的“黑社会”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出现在世界各地海外华人中的“黑社会”现象。曾经广泛存在于海外华人中的“黑社会”现象，如果从其形成、壮大发展与式微的过程来研究，会给我们一个对“黑社会”比较全面的认识。无可否认，最早背井离乡的华人华侨（包括一些被“卖猪仔”到美国的早期华人），在海外历经千辛万苦，还受到经常性的歧视与欺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华人为了自保与自助，往往组成一些地下组织，使用一些在当时主流社会认为不合法的手段保护来自“唐山”的同胞，把伤害减到最小。这不能不说是早期华人“黑社会”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唐人街形成的重要原因）。 可是，当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经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公民社会逐渐健全起来的时候，华人同其他族群一样，说理的地方多了，有权投票选总统，也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这之后，华人“黑社会”发生了分化，那些以自保和自助为主的“黑社会”迅速瓦解，不复存在，另外一部分以走私贩毒开妓院为主的“黑社会”则沦为纯粹的“犯罪团伙”，不但无法吸引华人社群，也成了过街老鼠。到今天，他们充其量是“有组织犯罪”，已经和当初的“黑社会”概念相去甚远。 公民社会发展攸关黑社会消长 西方各国黑社会的形成、发展与式微也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国家黑社会最猖狂的国家是美国；而“黑社会”被完全消灭了的国家则是纳粹德国。作为两个西方文明最优秀的代表国家，德国和美国后来带给世界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黑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权对社会有所放松，民众拥有了一定的聚会结社的自由的产物。然而，这毕竟是与主流社会相悖，与公民社会也格格不入的一种社会形式，如何对付它，消灭它，就成为自从有了“黑社会”，各国政府就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 从各国黑社会的历史来看，“严打”都被采用过，然而，对于一个脱离了集权时代，滋生了“黑社会”土壤的国家政权来说，“严打”始终无法脱离法治的轨道。在美国与欧洲“打黑”的历史上，从头到尾伴随着公民对国家借“打黑”而滥权的抗议与抗争。“严打”黑社会的效果如何？如何“严打”黑社会而不至于知法犯法，把“打黑”弄成了“黑打”，黑社会没有打掉，反而把社会弄得更“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公民社会是对付黑社会的利器 以美国黑社会从猖獗到式微以至到今天完全转入地下，最终消亡的消亡，不消亡的已经沦为见不得人的犯罪团伙为最明显的例子，无疑可以得出世界各国“黑社会”的消长，正好同“公民社会”成反比的结论。西方有一个关键人物值得研究，那就是肯尼迪总统。肯尼迪总统是美国少有的同“黑社会”保持不清不楚关系的总统，但也同时是大力推动“人权法案”的总统。正是他竭力推动的人权法案，让美国公民社会日趋完善，而“公民社会”正是对付“黑社会”的最有力武器。 黑社会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黑社会，知之甚少却谈“黑”色变，更加可怕的是采取错误的方式对付黑社会。从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我们探索形成黑社会的历史原因，当我们明白了这一原因的时候，就不能以倒退回到过去的手法来对付黑社会。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法治与民主是对付“黑社会”的最好办法。  

华鼎 2010-08-10 从2008年开始，美国驻华使领馆明显加强对中国网络意见领袖的接触，其频密程度超过了之前十年，更超过了其他国家驻华使领馆的总和… 笔者从互联网新闻、博客、微博和论坛里搜索到的不完全资料显示，过去两年里，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美国驻广州、上海等领事馆，以活动、聚会与约谈的形式一共与中国网民（尤其是知名网友）接触了52次以上。这种接触大多是集体活动与聚会，单独约谈的占到三分之一。由于部分单独接触的网友不一定会在网络上公布相关会谈事宜，所以，以上的统计数字应该低于实际发生的次数。但就以这个数字来说，已经远远高于美国之前十年间与中国网民的接触，也远远高于所有国家驻华机构与中国网民接触次数的总和。 美方多渠道频密收集中国网络民意 本文中的数字统计都是从Twitter 、微博、Facebook 与博客等得来，网友们出于各种原因，都会在事前或者事后主动在网络上公布与美国大使馆、领事馆的接触。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例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互联网谈话等，美国方面也会以邮件或者其他形式在互联网上公布活动日程。 根据网上收集的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国务院系统（美国驻华使领馆）与中国网民（主要是有影响力的知名网友）接触的主要形式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当美国国务院有重要的新闻或者信息发布，美方感到事关中国网民而通过正常途径又无法传达到中国网民的时候，一般会组织一些中国网络意见领袖聚会。例如希拉里发布美国对中国互联网的一些看法的时候，美国使领馆就组织了一些中国网民一起听演讲，并当场翻译过来。这使得希拉里的发言，成为迄今为止最快传达到中国网民的美国政策，传播的途径包括即时的微博、论坛、新闻页面与信箱信件传递。同时，美国方面也能够及时收集中国网民对美国国务院政策的一些看法与意见。 第二种，通过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政治部门工作人员，集体但更多是单独约见中国网络活跃分子，听取他们对中美关系、中国事务以及美国外交的看法。尤其在有美国重要领导人访问中国大陆前后，以及双边关系处于微妙或者危机时刻，类似约谈显著增加。 还有其他的几种涉及到美国政府方面与网络意见领袖接触的不同形式，包括有重量级美国政府官员或者专家学者访问中国时，美国驻华使领馆都会邀约一些网络活跃分子，安排双方会谈，协助他们沟通。另外，他们还协助美国政府部门和政府背景的基金会邀请中国网络意见活跃分子访问美国等等。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美国驻华使领馆与中国网民的直接接触，在过去两年大幅增加。在这之前，美国驻华使领馆也经常邀约中国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知名人士，参与由他们举办的活动、聚会和对话，但从中国网络活跃分子中直接挑选邀请，并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则是2008年以后的事，尤其是最近两年。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国驻华使领馆很可能是因为把关注焦点转向了网络意见领袖，这几年邀请中国社会名流参与活动的次数不增反减。 美方关注网络民意影响中国国策 美国为什么会对中国网络民意越来越重视？这和中国网络民意的发展壮大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最重视的是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与政治外交，而在互联网作为平台凝聚了巨大的民意之前，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中国民意所起的作用都相当模糊，而且，即便民意在过往的中美关系中扮演了一定的作用，美国方面也无处着力。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说，互联网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网络民意已经强大到足够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了，而中国政府在制定外交决策甚至在考虑军事关系的时候，听取网络民意的迹象也处处显现。这种情况就给急于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及时收集中国网民的意见，对美国做出正确的判断是有大有裨益的。 据美国传统基金会一位访问学者声称，美国国务院系统之所以如此重视中国网民意见，其实是受到美国学界和智库的影响。早从2003年起，华盛顿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发现，中国互联网民意不但在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外交领域甚至军事领域，也不可小觑。这位智库专家声称，大概从那时开始，你看不到一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文章与智库报告中会缺少“中国网民”几个字。相比较而言，美国政府部门反而有些后知后觉。 这位访问学者也直言不讳地说，由于中国网民意见对中国政府决策的影响，美国方面转而重视收集中国网民意见，实际上对摸清中国政策走向有一定帮助。这也算是一种公开的情报收集。他说，由于网络民意在中国公共决策上已经超过了某些位高权重的领导人，国务院系统公开收集中国网络民意的做法，可能比中央情报局收买中方某位高级领导人或者他们的在海外的子女的传统办法更行之有效。 美方收集网络民意带有政治倾向 无论是利用网络意见领袖传播美国相关政策与讲话，还是收集网络民意以便制定对华政策，我们也从网络收集的公开资料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在接触中国网民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意见表达，他们主要是倾听网民意见，更没有试图影响与引导中国民间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行。这也许是出于外交规定与保密原则，因为任何一个网络意见领袖，都不大可能听任美方“请勿外传此次对话” 的吩咐。 由于美国驻华使领馆在挑选中国网友收集意见、展开对话的时候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活跃于博客中国的一位作者认为，美国有可能从这些网友中得到不全面甚至误导性的“中国网络民意”。他说，美国接触的这些网友往往是被中国政府边缘化了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网友的部分意见可能比较极端，有些甚至会说一些美国方面愿意听的话，他不无担心地说，这种情况出现的话，美国又如何保证能够在这种“中国民意”的基础上制定出的政策没有偏差？ 不过，他还是对美国政府放低身段愿意与中国网民进行沟通与对话表示赞赏，他说，这也许是值得中国政府借鉴的地方。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0-08-10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中亚，从黄海到东海、南海，美国势力在中国周边地区已经无处不在。黄海军演一波未平，南海主权一波又起，中国怎么办？博弈能否继续？难道像有些网友所说，博弈失败，搏杀将起？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的时代结束了？新的对抗已经不可避免？ 南海问题当然不是起自今日。10年前的南海撞机事件早就落幕了，但幕后的真相仍然扑朔迷离。可无论是幕前还是幕后，大家都明白了一件事：美国对中国南海的关注一直没有减弱。南海出现今天的紧张局势，美国在东盟会议上旗帜鲜明地站在越南、菲律宾一边，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但必然中也有偶然，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在两国一起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在两国领导人即将于年底举行首脑峰会的时候？天大研究院研究员带着这个问题，向美国政界，学界请教，收录几条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如下，供大家思考。 中方立场触动美国神经？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位学者认为，美国在南海上转趋强硬，和中国在朝鲜半岛所持立场有关。而东盟诸国这次在会议上向中国发难，也是因为看到北京支持这个地区的“恶棍国家”北朝鲜而心生寒意，感觉需要找到一个靠山。利用南海问题，顺势把美国卷入区域事务。而这一想法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合”，于是发生了“一拍即合”的事：美国抓住这个机会，登堂入室，不费一枪一炮之力，而增加了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一位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官员则有另外的看法，他说，真正触动美国神经的是7月3日中方向访问北京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宣示“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第一次把“南海”与台湾、新疆、西藏等核心利益相提并论，先是让美国人一头雾水，随即感到大事不妙。他说，希拉里在东盟会议上表明美国立场，是“憋”了好几个星期的。 这位官员还表示，什么叫“核心利益”，西藏和新疆是中国领土的核心利益，所以，2008年的时候，当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游行示威抗议西方干涉中国内政、在西藏问题上指手画脚，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时候，西方无话可说，只能暗中记在心里。之后，美国表面上与中国和和气气做生意，但实际上对中国是不能不防一手。可是现在，中国突然宣布距离自己陆地有1400海里的西沙也是涉及领土的“核心利益”，要知道有些岛屿根本不在中国人掌握之中，这问题就严重了。 他说，美国情报界甚至有人故意解读，这是中国向那些涉及南沙主权国家的“宣战”，对于美国也是致命的。要知道，一旦南海被北京划定为“核心利益”，等同于西藏与新疆，那美国的航母从哪里走？美国为此紧张、害怕和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 南海海域因远近而不同？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则有另一番解读，他说是美国人误会了北京。他说，“南海”（South China Sea）范围如此之广，既包括离海南岛一千多海里之外的海域，也包括海南岛周边的海域，中方提出的与新疆、西藏等同的核心利益区域应该是指近海一些区域，这些地区无疑是“核心利益”，可听在美国人耳朵里，“南海”是没有区别的。 然而，美国人真分不出北京外交部口中的“南海”，还是假装听不懂，将错就错？这就值得思考了，总之抓住北京宣示南海是其“核心利益”不放显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否则，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不会有机会在东盟会议上表达“南海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这是一位美国网友在Facebook上的留言。他说，北京政府既然一言既出，肯定是驷马难追，他不可能向你美国解释：南海海域又因远近而有所不同。 中美就朝鲜半岛问题博弈被军演取代，南海博弈又展开。一位驻北京的美国记者表示，中国当局所说“南海”有可能是指靠近海南岛的海域，美国有可能故意误解从而推出“南海是美国利益”。但是，谁又能证明北京不是故意用模糊的“南海”概念来试探美国的底线？他说，把一个距1400海里的有争议的区域与新疆西藏台湾相提并论，表面看是维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实则是很不负责任的。也在客观上降低了中国对“核心利益”的界定。他对中国人把南海当成是自己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都可以理解，但既然你说了西藏、台湾和新疆是“核心利益”，就不应该把西沙和南沙也归到这一类。 中美南海博弈形势严峻 无论是否北京没有表达清楚，还是有意试探美国底线；不管美国是否真被激怒，还是借机向北京表明自己的立场，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博弈已经展开。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很严峻，他可以理解有网友怒发冲冠，宣称要强硬起来，不惜开战、搏杀，而不愿意韬光养晦，不想“和平”崛起，更不愿意婆婆妈妈地博弈……在领土与主权问题上，中国该强硬的一点不能软弱，在对外关系上，既要“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但是，用对抗取代合作，用搏杀代替博弈，那会不会正好是一些畏惧中国和平崛起的小国希望看到的结果？那会不会正好帮助某个想要围堵中国的大国把战略重心明正言顺地转移到我们的家门口？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0-08-06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抉择、宏观调控如何操作，事关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需要深入探讨、慎重选择、积极应对… 2009年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一年，而2010年是中国经济复杂的一年，这种复杂性已从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数据中得以体现。下半年国内外环境仍然复杂严峻，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抉择、宏观调控如何操作，事关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需要深入探讨、慎重选择、积极应对。 一、当前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 今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 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对我们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冲击，而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要作艰苦的努力。我们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 一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退出，如果要退出，将如何退出。如果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将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增加通胀压力；如果实施紧缩的经济政策，又可能造成经济下滑。 二是对于收入分配政策的选择。如果扩大消费、要提高消费水平，就需要增加收入、提高工资水平；而工资水平的提高，则增加企业成本，也将加大通胀压力。 三是价格改革的选择。当前中国的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资金价格严重扭曲，制约经济发展；但在通胀压力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推进价格改革，特别是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必将会进一步增加通胀压力。 四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如果继续加大楼市调控，可能伤害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使得本已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如果放弃楼市调控政策，又会使得资产泡沫泛起，人民群众不满情绪增加，失去政策公信力，失去民心民意。政策的执行必须在治疗楼市高烧的同时，又不伤及实体经济的两难之间做出抉择。 五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升值预期不断增加的压力，人民币汇率需不需要升值；如果升值，又如何应对升值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冲击。 六是外贸政策的选择。上半年中国外贸增长速度超预期反弹，然而高耗能产品出口增长过快、进口价格大幅攀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在严重困扰着外贸的发展，外贸进出口增速下半年将呈高位回落之势。外贸政策也面临着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的两难选择。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诸多“两难”问题，从深层次来看，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和收入结构分配失衡。 二、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 今年下半年，国内外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减速因素也随之增加，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是必然趋势。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西方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依然疲软；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全球各经济体大都面临着巨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被迫执行紧缩财政的计划，将导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所有这些因素，不利于我国外需的回升。从国内情况来看，受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基数抬高、库存回补趋于结束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将会放缓。与此同时，国内企业融资、汇率、用工、原材料等各方面生产经营成本在上升；而节能减排、房地产市场调控、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等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向好、优化结构的政策，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 从总体上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初步判断GDP的增速全年至少是在9%以上，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已无悬念；CPI全年可控制在3%左右，管理通胀预期效果较好。然而，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的进展不尽人意，依然任重道远。 当前，在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趋势进行判断时、在进行政策抉择时需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归根结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当前更应如此。中国发展模式的目标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中国发展模式要求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主要表现为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这是政策选择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另外，无论何种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政策选择时必须坚持的另一重要原则。 其次，转变观念、辨证看待GDP与CPI的变化。一是今年GDP增速下降已成定局，实际上GDP增速下降并非不是好事，因为依赖出口和以贷款拉动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是不可持续的，高增长带来结构失衡已经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而7%-8%的平均增速可能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较为理想选择。二是对通胀压力的担忧，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5%以下的通货膨胀率是可容忍的通货膨胀率；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是可承受的，将可能是较为理想的状况。 再次，今年是难得的加快结构调整的好时机。当前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通胀压力趋缓，为加快结构调整创造了较好的宏观环境，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果断出台有利于优化结构的政策。长期以来，对于调结构的理解通常局限于产业结构，这是狭义的调结构。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涉及众多领域，显然现在进行的调结构是广义的调结构，因此，要根据轻重缓急安排调结构的顺序，从宏观层面来看较为合理的顺序依次为：收入分配结构、消费与储蓄结构、内需与外需结构、产业和区域结构。当然，调整结构不能指望短期完成，要作艰苦的努力，必须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这是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的治本之策。 三、“两难”之下的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