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0-05-18 2007年，学术生涯横跨英美的牛津及哈佛学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及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率先提出“中美国”（Chimerica）这个概念后，无论同意或反对，“中美国”这种提法显然已受到人们相当的注意。 ——当前中美关系的严峻挑战 2007年，学术生涯横跨英美的牛津及哈佛学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及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率先提出“中美国”（Chimerica）这个概念后，无论同意或反对，“中美国”这种提法显然已受到人们相当的注意。 一个人会设定出一个概念，当然并非凭空的遐想，而是有他的理据甚至别有怀抱，它会显露在它文章的文本间。由佛格森2008年所著的《货币崛起》以及延续他的逻辑，由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于2009年所出版的《超融合》，我们已能体会到，他们之所以提出“中美国”这种说法，其实是寓有“借古鉴今”的用意，那就是昔有英德，今日的中美会不会步向它的“后尘”？佛格森指出：一百年前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里，许多投资人也认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和欧陆最蓬勃的工业经济体之间有着类似的共生关系，那个经济体是德国。当年也跟今天的情形一样，共生与对立只有一线之隔。他指出，百年前人们不认为英德会起冲突，直到冲突出现，人们才发现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都被故意忽略了。而今天中美关系会不会恶化到引发全球化的瓦解呢？看似不可能，但却不能掉以轻心。他甚至指出，“中美国”这个字与希腊神话里狮羊龙“三不像怪兽”（Chimaera）相似，一不小心即会这个变成那个。例如美国指控中国贸易不公平竞争及操纵人民币汇率已有好一段时间，但从2007年8月起，美国调降利率到接近零，并让美元贬值，它其实就是一种美国版的“美元操纵”。由于指控中国已成了一种必要的惯性，纵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这种指控也不会停止。 佛格森教授除了在《货币崛起》中以英德为鉴，对当今的中美关系表示忧虑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他在2010年三及四月号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专文，对美国这个帝国的衰落提出警告。其中有一段提及美国目前的财政危机，他指出： 多数帝国的衰落都与财政危机有关，亦即税收与支出之间出现严重失衡，且不足以偿还公共债务。目前美国债务急速增加，2009年已超过1.4兆美元，约为GDP的11.2%，为六十年来最大的赤字，2010年的债务也不会太少。公共债务在未来十年将大增一倍，由2008年的5.8兆美元，增至2019年的14.3兆。在同一时段里，债息支出将由联邦税入的8%增至17%。以上这些数字皆属恶兆，但在政治实体的问题上，人们的认知才更重要。帝国的危机上，权利的实质支撑并不那么重要，对未来权利的期望值才更关键。上述财政数字不会侵蚀美国的实力，但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美国有能力度过任何危机的信心却会减弱。现在全球仍希望美国能够像丘吉尔的名言所说，尽管另外的方法已经用尽，美国仍应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美国赤字已极严重，到了2080年，将到可怕的比例。尽管为时尚远，但美国已需堵住这财政的破洞。 佛格森以悬挂在“纽约历史学会”由19世纪美国画家柯尔（Thomas Cole）所绘的五幅“帝国的历程”为例，替美国的帝国没落发出警告。他指出，美国赤字债务日益严重，它将在某个时刻，因为人心的预期效果而出现债息及通膨的巨幅升高而造成灾难。帝国的没落从来就不是个渐变的过程，而是情况恶化而突然出现巨变。而不幸的是美国这列危险的列车并没有刹车装置，甚至还是由盲人在驾驶! 综合上述佛格森教授的观点，必须指出的是，“中美国”这样的提法，一则是一种期望，另则是一种警告。中美双方有互利共生的一面，但也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如果不能发挥互利共生的特性，在这个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缺乏良好规范的时刻，任意将贸易和汇率问题政治化，只会造成对立面的扩大。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债务持续升高，以美元贬值为手段的通货膨胀输出日益严重，并有籍着美元贬值来稀释它的庞大旧债之含意。这其实只会让美元危机趋于恶化，如何堵住财政破洞，已成了美国迫切的课题。 卡拉贝尔在《超融合》里，接续了前述佛格森的观点，指出对“中美国”双方，更多的是针对美国而言，应该注意昔日英德两国对立和两败俱伤的历史经验。卡拉贝尔认为，眼前的道路提供至少两种可能：不是美国和相当范围内的欧洲和中国携手合作，将此种制度再加琢磨和发展俾同蒙其利；就是重拾昔日二元论的观点，把“他们”的长进一律视为“我们”的没落。就美国而言，若是选择接纳美中依存关系，那么我们就很可能躲过当前种种挑战，维持现有繁荣，甚至在未来数十年更上层楼。这固然意味着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相对改变，但权衡得失，利益仍然远大于成本。 卡拉贝尔在书中所提出的，其实是一种“大合作”与“大对话”的新思维模式。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纵使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也不是美国的末日，对美国的活力和角色也不会有太大的破坏。因此他认为双方在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已需做重大的调整。例如过去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驻军的帝国，对中国有许多挑衅式的围堵习惯。这种帝国积习显然已应改变。个人认为，卡拉贝尔的主张里强调中美双方必须理解到，两国合作最需要的是要去开辟许多“超主权事务”的对话与磋商。 在其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即非常具急迫性：中美两国都在自己的围墙内制定经济政策，虽然时有磋商，但仍然将利率、币值和预算等事务视为不容侵犯的主权。但是，在一个中国外汇存底有许多是以美元资产方式持有和美国预算靠中国信贷融通的世界里，在一个两国资金流通塑造国内收支平衡的世界里，双方若能以协调来决定政策，也许更为可行。中美双方目前是有个对话机制，但这跟美国联储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共同决定利率大不相同，现在看来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两个经济体系合流的结果，可能很快就得这么做了。 在此，以较大篇幅讨论佛格森及卡拉贝尔两人的“中美国”观念，乃是就眼前的客观事实而论，中国的崛起已无法被否认，但中国崛起后它与美国的关系，却与百年前的英德，六十年前的美苏相同，都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期。在英美的意识形态里有着强烈的善恶二元论本质，它源远流长，开始于宗教改革时代新教逐渐在英国取得支配地位，并持续到殖民扩张主义和工业革命。视东方为野蛮专制落后的所谓“东方主义”从此在英美被建造完成，它合理化了帝国干涉主义。近年来动辄以人权自由为理由来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法，乃是它有“道德勇气”的证明。而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两党皆然。在民主党方面其实更强，这也是民主党有较强以道德为名的扩张色彩的原因，就以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例，他即有传统民主党道德主义的色彩。他的道德主义用于内政，可以推动出“健保改革方案”这种重大的改变，实在应予称赞，但这种道德主义用于国际社会，他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宣称，“美国人不甘居于第二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坎伯宣称美国要成为亚太地区的在地强权而非“过客”，这些谈话都使人捏把冷汗。 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估计今年在经济规模上即可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估计最快到2020年即可赶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处于这样的时刻，人们切莫志得意满，反而应当更警惕到，这才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刻，因为过去那些“疑中”、“歧中”、“畏中”、“反中”的情绪，反而容易在这样的时刻迸发。因为当今全球的资讯、贸易及货币秩序并不稳定，所有上述的情绪必会籍着这些秩序的改变而排山倒海而来。个人一向有种悲观的态度，那就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后造成大衰退，除非主要国家反躬自省并忍受付出代价，否则衰退危机必不可能解决，而会走往终极战争解决这种人们最不愿看到的模式。30年代大萧条的解决绝非凯因斯或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经济。人们会以英德经验为戒，希望中美关系切莫不幸地走向历史的旧路，其实有其用心良苦之处。 目前世界形势紧急，尤其是中美关系更为脆弱，由于美国乃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表，而西方传统上即有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传统。这种传统早已内化为思想史上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环，它由西方人歧视与敌视邻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而后逐步将范围扩大到包括了中国的东方。在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里，他们认为东方是专制的，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之手，个人生命财产自由无保障，集体性超过了个人性等。对于已习惯于西方说辞的我们，在概念上很难一下子给予否定，但这种说辞究竟有多精确则实在可堪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