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09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9-07-17 经济的话语和一般的话语并无不同，它都是由事实、隐喻、逻辑与故事等四大元素组成。近年来由于市场行为扩大，对经济话语的需求增加。由于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于是经济话语里的概念，诸如“金砖四国”（BRIC）、“中印”（Chindia）、“中台”（Chaiwan）、“中美国”（Chimerica）、“亚洲四区”（CITI，中印台及印尼）等遂争相出现。 经济的话语和一般的话语并无不同，它都是由事实、隐喻、逻辑与故事等四大元素组成。近年来由于市场行为扩大，对经济话语的需求增加。由于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于是经济话语里的概念，诸如“金砖四国”（BRIC）、“中印”（Chindia）、“中台”（Chaiwan）、“中美国”（Chimerica）、“亚洲四区”（CITI，中印台及印尼）等遂争相出现。 这些话语概念，它们都有事实和逻辑，并形成了一则则故事，最后又浓缩为讯息。但我们却也不得不了解，近代经济的话语生产者随着经济活动比重的变迁，主角早已由总体经济学家转移到了金融理财与资产管理，或者即是反映通俗经济见解的媒体这些部门。这些部门根据它们所关心的事实，建构出它们的逻辑并提出概念。它们所说的当然反映了经济的某些趋势，但是否全面则仍有待验证。 就以近年来最热的“金砖四国”这种说法为例，二零零一年九月主要投资银行“高盛”的全球市场研究部门改组，原来的主任盖文?戴维斯（Gavyn Davies）离职，原来的副手金?欧尼尔（Jim O’Neill）升任。根据金?欧尼尔自述，他在接任后苦心思虑，“要在经济知识上领先”（即要提出新概念、新口号与新的投资领域），于是遂将问题焦点从该公司一向重视的“最富裕的国家”转向到“未来最富裕的国家”。于是“金砖四国”的概念遂告形成。这个概念在二零零三年被提出后，人们的投资理财也跟着在变，不单是“金砖四国”而已，甚至整个“新兴市场”都成了金融商品的新兴领域。过去十余年，由于投机风气高涨，金融商品及衍生性商品供不应求，“金砖四国”出现后又多出了大量商品，最离谱的是当投机风潮转向到了开发中国家，甚至许多动荡国家都被鼓吹出了“超风险、超利润市场”这样的类型。我们不能否认“高盛”的“金砖四国”概念在投资业上有其独到之处。但中国、印度、俄国、巴西这四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它们除了可以笼统地代表开发中国家之外，可还有更大的意义？ “金砖四国”在当今全球经济秩序里，相对于欧美，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开发中国家的代表。在攸关最大的问题，如在国际贸易货币体系的发言权，以及“美元和平时代”（Pax dollarium）所造成的美元危机甚至货币危机等方面，当然有共趋的利害，这也是“金砖四国”峰会得以召开的原因。 但除此之外，这四国异质的程度可能更大过它们相同的程度。其中最异质的厥为俄国。俄国主要以出口油气及其他原物料为主要收入。在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七石油价格高涨时它平均有百分之五至十的成长率，但当油价崩跌，它即盛况难再。今年第一季的成长率竟达负百分之九点五的程度。此外俄国自开放改革以来，即形成了“寡头体制”，政府调控也缺乏主体性，因而企业向外国银行的借款总额与俄国的外汇存底相当。俄国甚至连维持卢布稳定的能力皆嫌不足。尽管俄国有意将石油出口与美元脱钩，改持卢布计价，并和独联体成员形成卢布区，但此议实现的可能性不大。这也是人称“金砖四国”里的俄国，其含金量已流失，成了“破铜烂铁”。 此外，则是巴西也同样不容乐观。巴西调控能力不足，通胀一向严重，受到外国短期资金的扰乱太大，这也是它高通胀、低成长的重要原因，今年第一季成长即负百分之一点八。俄国与巴西都验证了稍早前人们认为新兴经济体会带动成长这种说法的不确。反倒是由中国、印度、印尼仍持续成长，证明了这些国家由于人口庞大，它们本身就有足够的市场规模作为成长的保证。市场规模使得这些国家可以支撑出全面性的产业，不至于像许多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必须进行重点的专门化出口，反倒容易在经济动荡时受害。 因此用当今的说法，乃是在全球深度衰退的此刻，中印和印尼等人口大国，它们的经济一方面与欧美等富国明显脱钩，同时也和其他规模较小的新兴经济体脱钩，中印等国只能依凭自己的内需支持出本身的产业，它们的滴漏扩散效应，并不如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巨大。用稍早前中国官方的说法，那就是期待中国救世界乃是言过其实，中国救好自己，不成为世界的负担，就已不易。中国和印度等大国，可以增加少数原物料生产国的共生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对全球角色则不宜夸大。 因此，“金砖四国”这种说法，在过去几年里确实有夸大之嫌，它把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三那个景气良好，全球经济扩张时刻的四国角色做了太过乐观的评估。“金砖四国”这种说法决不是砖头一块，由四国的现况看，它其实已显示出，是成为金砖或泥砖，各国本身的努力可能才是重点。 由“金砖四国”的实像与虚像并存，这时候就必须再提到最近几个月由南韩《朝鲜日报》所提出的“中台”（Chaiwan）这种说法了。这种说法自从被提出后，已成了台湾方面极力炒作的观念。 其实，近年来南韩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上不遗余力，截至二零零八年底，韩国产品在大陆市场的占有率已达百分之九点九，高过台湾的百分之九点一二。但从今年以来，由于两岸关系改善，加上北京对台策略的考量，遂有一波波大陆采购团到台湾下单。就以家电业的面板为例，台湾占有率快速增加到市占率六成，南韩则由原来的五成跌到三成以下。在全球需求减少的此刻，大陆在政策上特别照顾台湾，于是“中台”这样的提法遂告出现。由于“中台”这种提法有利基，加上台湾官方也始终在ECFA（经济合作架构协议）、MOU（两岸金融监理备忘录），以及开放陆资等上面做文章，以拉抬政治支持度，当然台湾的股市及房地产界格外对此感到兴趣。它已造成了“陆资行情”下股市房市的一阵狂飙。 就眼前利益而言，台湾经济规模小，有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加持，当然是个利基；其次，则是大陆国民所得虽低于台湾，但因经济规模大，它的资金量对台湾而言，一点金钱就足以形成钱潮，对低迷的股市房市发挥拉抬的作用。从这些现实面来考量，“中台”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目前的两岸关系并不正常，除了相互的疑忌继续存在，台湾还有势力庞大的台独群体。根据台湾的民意调查，工商界对台湾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大陆不担心的占百分之十五，而一般百姓表示担心的则达百分之五十六点二。由此已可看出台湾岛内的商人与一般人认识的南辕北辙。 因此，“中台”这种说法，在眼前会对台湾或台湾的某些人带来政治或经济的利益，但就中长期而言，这种提法的意义则并不确定： 如果两岸的这种密切交往，北京的善意被台湾体会，则两岸关系更进一步发展，那么无论采购、陆资等的投入就都值得。 如果台湾的业者不能利用这个有单可接的时刻在科技和管理水平上更加进步，而只是视接单为度难关，那么久而久之，台湾就会沦为大陆的“代工者”。到了这时候，人们就会倒果为因地认为“中台”这种提法，乃是大陆在经济上将台湾收编的一种策略。当这种阴谋论出现，“中台”这种提法的负面意义就会压倒正面意义，而使两岸的疑忌更增。这也是日本有人认为“中台”观念到最后反而会有助于“日台”结盟的原因。 而更使人忧虑的，乃是陆资问题对股市房市问题的影响了。目前全球的实体经济仍然难题重重，台湾幸而有赖于“中台”这种观念的加持，股市房市遂颇兴旺。问题在于，股市的新投机将因此而出现，一旦有了波动，即会有人受到更大损失；特别是陆资投入房市，由于目前的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加上总体气氛不佳，国民平均所得已降到了五年前的水准。但房屋市场却因由陆资而持续上涨，这意味着房价与所得的差距将愈拉愈远。我们不能疏忽了，近年来伦敦由于俄国及中东大小富翁进入，房价已是全球最高。因而使得伦敦市民反俄国及中东的情绪高涨。设若台湾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两岸关系将难免受到负面影响而倒退。 也正因此，“中台”这样的说法究竟正面或负面，现在仍言之尚早。不过根据全球普遍的经验，它的负面应大过正面。这也是我认为两岸在经济互动时，必须对未来有更清楚的方向感，而后才可免于热情、善意、甚至金钱的浪费。任何观念的提出，都不必然该观念会朝它所欲的方向落实，而必须有更多复杂的配套。 而可能更值得注意的，乃是由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佛格森（Niall...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邢悦 2009-07-17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者都难以摆脱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羁绊，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但由于国家性质和文化性质的不同，文化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分量也不同。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者都难以摆脱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羁绊，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但由于国家性质和文化性质的不同，文化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分量也不同。目前，在世界大国中，大多数国家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其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对本民族的认同的基础上。而美国却比较特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是把13个主要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组成的、相对独立的英属殖民地“合众为一”而形成的。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为何认为他们是美国人呢？因为他们都信奉自由、平等、民主、自治等原则，很多州在美国独立前就已经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所以美国自视为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idea-state），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不是靠种族、宗教、语言、出生地来确定的，而是靠他的理念（idea）来确定的。具有了美国理念的人就是美国人。如John O’Sullivan 认为“美国人是通过对一整套自由主义政治原则，特别是体现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来界定的”。 为什么选择文化角度解析美国人权外交 由于美国独特的建国经历，体现着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在其国家认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人就是靠美国信念而凝聚在一起而成为国家的。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文化价值观对国家形成和延续的意义远不如美国那么重要。比如，中国人即便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价值观，还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黄皮肤、生长在这块土地，都讲汉语、都有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而美国人如果没有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土崩瓦解。所以美国是一个高度强调文化价值观并具有较强烈且一致的文化价值观的民族。  美国人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无论他们对具体政策意见多么不一致，他们都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它不能充分体现美国人所信奉的那种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价值观的政策。” 同时，美国民主政治和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比其它国家更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在美国，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民众在对外政策中所持有的信念和倾向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的各个环节。如，美国的对外决策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分享，国会在诸如宣战、战争拨款、对外援助等事务上有相当大的权力。由于国会议员都是民选产生，对选民的意见非常敏感，所以一般倾向于迎合民众的意见。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对外政策中奉行现实主义路线的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评价都很低，如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和基辛格。 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资深学者对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也有同样的见解，如资中筠先生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传教士的狂热精神”，不理解美国文化，就很难理解美国人的对外行为模式。  离开美国的文化背景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就会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美国人权外交 手段还是目的？ 中国民众普遍认为，“人权”是美国为实现现实利益的手段。如2003年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中国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是为石油而战，至少石油利益是美国对伊战争的主要原因，而美国人宣称的民主、人权、反独裁专制只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幌子。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如，一本学术期刊上刊登的一篇论述美国人权外交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权外交充分反映出美国政府利用人权问题，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自己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服务的实质。它们对于人权外交干涉别国内政、损害他国利益的情形视而不见，对由此造成的人道主义的灾难熟视无睹，这是一种建立在严重侵犯别国主权和尊严基础之上的强权政治。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真正用意，并不是他们宣称的为了‘关心人权’、‘保护人权”’，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谋求世界霸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美国统治下的国际新秩序。“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美国向来以世界最自由的国度、最尊重人权的国家自居。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什么美国在国内真心实意地搞民主、人权，在国际社会就一定是借民主、人权实行霸权呢？如果推进民主、保护人权这些道义上的追求只是美国发动战争，谋求现实利益的幌子的话，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个幌子来掩盖它的真实目的呢？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战争都不需要幌子。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世界强国奉行“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强国侵略甚至吞并弱小国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德国的威廉二世不就宣称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开辟土地”吗？如果国家需要“幌子”使对外侵略行为变得冠冕堂皇，符合道义的话，可以使用的幌子很多，如日本对东亚国家发动的殖民侵略战争冠之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誉，但世界上除了美国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曾使用过“民主”、“人权”这样的幌子。民主、人权真的是美国的幌子吗？美国为什么要以“民主”、“人权”为幌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9-06-09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张，制定了中国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或蓝图（简称为“中国蓝图”）。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这些主张将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将极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深刻检讨，而国际社会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探索也始终在进行之中。然而，国际社会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其中有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即“长期论”和“短期论”。前者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长期甚至遥远的事情，需要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后者则认为，应当彻底摒弃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倒重来、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显然，“长期论”尽管有其一些客观的理由，但实际上意在继续维持美元独享全球经济增长铸币税好处的零和霸权地位：“短期论”则由于严重脱离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实际现状而根本无法操作。因此，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就成为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前急需探讨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并保证其顺利进行的首要任务。 在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G20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基本原则。他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领域首次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创新性主张。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表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如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都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和弊端，且有愈加恶化的趋势：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导致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扩张无序而无度；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弱化且混乱；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畸或偏颇、而其危机缓解救助机制更显狭隘，这都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大大降低了其应有功能和作用，更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改革方向，切中要害地针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弊端，清晰地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实质。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四项基本原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是全面性，强调的是要进行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二是均衡性，要注重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渐进性，改革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四是实效性，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G20华盛顿峰会之后，中国领导人在众多国际场合都不断重申这些主张，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又重申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抓紧落实华盛顿峰会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路径 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对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出了六个努力方向，即六大内容：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发挥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改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从这些内容来看，不仅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或要害，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 从六大内容来看，是围绕着三条路径进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六大内容其核心就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这是因为，六大内容无不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密切相连，特别是有四项内容与IMF直接相关。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重点应放在调整国际金融机构的机制和运作。 （一）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的缺陷，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IMF和世界银行）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等等。从IMF来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IMF的宗旨是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IMF负责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以保证其有效实施。但IMF存在的功能缺陷，如基金规模狭小、缺乏危机缓解救助能力，以及不合理的决策投票机制等极大地制约着其监督作用的发挥。时至今日，IMF的金融监督作用、在协调各国的金融活动、履行全球金融监管、保障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秩序和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集中反映，构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主体框架。国际货币体系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即采用何种货币作为国际间的支付货币，一国政府应持有何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维持和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二是汇率制度的确定，采用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度，是否为自由兑换货币；三是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即有效地帮助与促进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国家通过政策和措施进行调节，使其在国际范围内能公平地承担国际收支调节的责任与义务；四是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即协调各国与国际金融活动有关的金融货币政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制定若干为成员国所认同与遵守的规则、惯例和制度。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缺乏制度性约束，近年来在“双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由此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和危机的发生。其次，汇率剧烈波动。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机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汇率经常大起大落、变化不定，汇率体系极不稳定，外汇风险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再次，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由于各种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存在着局限性，无法消除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并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的，同时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2009-06-09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击香港时，没有重犯2003年面对SARS的错误，有了长足进步。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击香港时，没有重犯2003年面对SARS的错误，有了长足进步。 处置果断 措施得力 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港始于4月30日下午，一名墨西哥旅客搭机由墨西哥经上海抵达香港，当晚出现发烧等症状，随后前往香港医院检查。5月1日晚，该名旅客被香港大学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特区政府高层在召开紧急会议后，5月1日晚20点40分许，特首曾荫权宣布将香港的传染病警戒级别由“严重”提升至“紧急”。同时，采取措施将患者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的旅客和员工全部隔离，所有与患者曾有密切接触的人士都将接受至少7天的隔离观察。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也同时宣布，自5月1日起，要求所有入境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各口岸加强监测旅客体温，如有超过38度者，会先在口岸医疗站检查，有需要再转介给医院。 与此同时，政府宣布追查、隔离、通报与墨西哥旅客同机经上海抵达香港的全部旅客；追查、隔离搭载该名墨西哥旅客前往酒店和医院的两位出租车司机，并将香港麦理浩夫人度假村辟为隔离有关患者和高危嫌疑者的地点。 一周后的5月7日下午，36名与墨西哥病患有紧密接触而须隔离的人士，离开西贡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鲤鱼门度假村和玛嘉烈医院，结束7天的隔离。 5月8日晚上，墨西哥病患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解封，354名旅客和员工重获自由。 在此期间，香港没有发生第二起同类病例。因此可以宣告，香港应对甲型H1N1流感首战告捷，从确认病情到拉响警报再到实施隔离，几乎是同步进行，港府在这一过程中，处置果断，且措施得力，没有争拗，没有延误。 回顾SARS 吸取教训 今年春天以来，一种新型的致命传染病——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生成，除了在墨西哥境内广泛传播外，至少二十四个国家出现了确诊个案及多于四十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疑似个案。4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这是一种从未发现的甲型H1N1变种病毒所引致，向全球发出紧急疫情警告，并在之后将警告级别从4级提高到5级。 据病理专家研究显示，甲型H1N1流感与SARS比较，病毒传播的速度快，但杀伤力较低，全球甲型H1N1流感致死率为1%左右，墨西哥为6~7%，而SARS的全球致死率约为10%。 2003年SARS袭港，港府进退失据，贻误战机，损失惨重，共造成1,755人染病，其中299人死亡，包括6名医护人员，为香港有记录至今第二个最多人死亡的瘟疫。SARS事件导致香港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那是2003年2月21日，染病的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授刘剑伦来港出席亲属的婚礼，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911号房，将疾病传染给另外7名旅客。刘剑伦于2月22日往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在3月4日不治去世。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全球警告，建议隔离治疗疑似病例，并成立了一个医护人员全球网络协助研究SARS疫情。 2003年3月26日，香港淘大花园E座5个家庭14人出现SARS病症，直到3月31日，香港政府才对淘大花园E座实行隔离，整整耽误了5天，致使该住宅区300多人受感染，40多人死亡。 当时香港民众和舆论普遍批评特区政府缺乏危机意识、处理疫情不力、不主动要求有关单位提供疫情数据，以及官员为疫情处置的程序问题扯皮、争拗，贻误时机等，造成民众生命的惨重伤亡，并成为促使当年7月1日爆发反政府大游行的重要诱因。 香港政府当年应对SARS的惨痛教训，事实上也成了今年处理甲型H1N1流感的宝贵经验。 应对原则 生命为重...

2009-06-09 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然而，香港这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除了医疗服务在全球竞争中稍具优势外，其他几项产业的优势乏善可陈。即使是医疗服务，由于近来医疗事故不断，也有人质疑香港的医疗服务水准。因此，有人质疑，如果这六大产业是香港的优势产业的话，为什么过去十几年未见长远发展？实际上，从香港本身所具有的条件和经济现状来看，这六项产业的确不是什么优势产业，充其量是相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能否成为香港的优势产业还有待未来的发展来证明。 即使是作为潜力产业，这六大产业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和讨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需要优雅的环境与洁净的空气，但是香港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能否吸引游客留在香港进行疗养？又如，香港商界长期以来注重投资短见效快的项目，不愿意搞研发，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如何去发展创新科技？多少年来，香港一直叫喊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支持年轻人投身其中，政府拨出专款进行创意教育、创意业余培训，但培训内容只是一些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和平面设计等，实在令人感慨，香港正在发展的所谓创意产业，不过是在为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培养“蓝领”而已，因为有技术而没文化内涵的熏陶与培养，是不可能出现高端文化产业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近年来香港电影工业质量、数量急剧下降，香港影视工作者、设计师等纷纷北上发展，香港文化创意的氛围日渐淡薄，他们推出来的产品如周星驰的《长江七号》，还是所谓的“香港制造”吗？ 困境：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事实上，香港无论是发展这六大潜力产业，还是其他新兴产业，都必须解决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其一是香港的土地政策。香港的地租昂贵，不但严重影响了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居住面积狭小），也严重阻碍中小企业的扩展，窒息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空间。历史上香港的房地产也曾经为香港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也有人认为是畸形发展）已经绑架了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使得香港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迟迟不能完成，而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新加坡都在八十年代后期即已实现经济转型。 香港的土地批租政策，始于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但这个政策既不是借鉴宗主国英国本土的土地制度，也不是英国其他殖民地的土地政策，而是港英当局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因为香港没有资源，没有大量人口发展经济，只能搞转口贸易，而批租土地成为殖民政府最大最可靠的无本买卖。这也就是，港英政府宁愿在维多利亚港填海、也不愿意开发其他地区的原因所在，因为维多利亚港湾的土地价值最高。即使开发新市镇，但对这些地区也不进行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配套，结果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率高、家庭收入低、家庭矛盾突出等。 遗憾的是，香港回归十几年来，特区政府仍然沿袭这一思路和政策，也延误了香港的发展，耽误了香港发展的时间和机会。近年香港有限度开放了边境地区，但是这与边境地区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相差太远。而深圳边境地区开发成熟，香港边境地区也完全有潜力成为香港的又一个经济增长极。这一切都有待于香港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 其二是香港的人口政策。土地与人口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是一如土地政策一样，香港的人口政策非常保守固执。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没有一个长远的人口政策和人才战略，而现在香港面临人口老化、人才吸引力降低、专业人才荒等关系香港长远发展的问题，但港府仅以专才、优才等政策来应付，而这远远不够。而更让人忧心的是，香港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抵制情绪一直未减，已经失去了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精神所在。 4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陈咏梅对媒体表示，“逾九成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者是普通专业人才。”这个资讯表明，香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严重缺乏，需要对引进人才的软硬环境进行改善。遗憾的是，香港社会对此的解读恰恰相反，认为要严格审查引进优才的资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访问新加坡时表示，香港将更加谨慎审查申请“优才”入境者的资格。4月4日，香港保安局证实，在现时经济不景的情况下，咨询委员会在评审各宗申请时，会审慎考虑，以配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来自香港移民专家的消息称，入境处的申请通过率确实有所下降。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香港经济低迷，香港立法局不断有人提出，限制人才引进，并限制内地在港就读的大学生留港工作。经济危机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是借机引进国际一流人才，香港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还谈什么发展创新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呢？ 香港需要新的土地政策和人口结构规划 事实上，香港本身的人口素质已经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其一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隐忧。根据联合国规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一成以上时，就进入老龄化社会。香港18个区已有13个进入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下降、社会负担加重等问题将日渐突出。其二是香港的人口素质在先进经济体系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到2006年内，香港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专上教育（包括大学、大专）的只有20%多一点，而2000年纽约大都市区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口比例为28.3%；东京、伦敦分别达到31%。就高等教育入学率来看，九十年代韩国、台湾、新加坡分别达到37.7%、28%、26.5%，而香港仅为20%。即使到2002年，香港正规大学的入学率仍只有18%，加上12%的非学位学生（包括职业训练局为主的高中后课程，以及一些大学开设的高级文凭课程），才达到30%。这样的一个大学教育水平，比内地整体情况好不了多少，与北京、上海相比都有差距。 根据香港最新统计的失业率数据，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失业率只有1%多一点，在香港失业大军中远低于其他人群。这表明，香港对高端人口的需求存在，把现阶段香港失业率的上升，动辄归因于外来人才，是非常偏颇的。低端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而高端人口素质提不上去，同时也吸引不到外地优秀人才，因此香港的人口结构已经处于非常尴尬的困境。 金融危机消退后，中国内地经济将迎来又一波发展高潮，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后将甩开香港，上海则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直奔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土地制度与人口政策对香港经济的制约将越来越明显。香港社会的确到了认真思考自身发展大计的时候了。长远看，香港需要土地和人口规划，需要高屋建瓴的人才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港府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来应付金融危机而已，而是需要若干战略发展委员会，来应对香港长远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9-05-18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全球金融危机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重大冲击，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必然趋势。人民币国际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而当前恰是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进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较好时机。 全球金融危机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重大冲击，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必然趋势。人民币国际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而当前恰是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进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较好时机。 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金融的高度开放性是该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每一种国际货币无不以其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坚强后盾，以其经济金融的高度开放性为可靠支撑。 二是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的急剧增加。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人民币境外流通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人民币境外流通虽然并不等同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但它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影响：人民币境外流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如果人民币仅在中国范围内流通，就根本谈不上国际化；另一方面，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国际货币。 三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必然要求。“走出去”已被确定为中国新时期的重要开放战略，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将逐步从过去简单引进外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向资本输出与产品输出并重的全球战略。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将大大增加境外对人民币的资本需求，也是人民币获得更多国际金融市场份额的契机。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减少汇率风险，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国际金融竞争力，长期以来“中国是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状况也将逐渐被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格局将随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改写。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更具紧迫性。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以美元为垄断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近年来在“双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由此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和危机的发生。 更为严重的是，正当世界各国全力抵御金融危机的时候，美联储根本不顾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责任，肆意利用大规模购入美国国债增加市场美元供应，将导致美元币值不断走弱、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债权国将再次为美国政府的救市买单，中国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显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认为，正是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坚定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如果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为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得更多话语权，而且还将有利于中国保持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国内经济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风险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既会从中获得收益也要为之承担风险。其收益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同时也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第二，防范和降低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广泛接受，中国企业、投资者和居民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其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所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和货币交易成本也随之降低，而这种双重收益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第三，缓解高额外汇储备的压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缓解中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具有一定作用，鼓励人民币流出，既是出于长远的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战略考虑，也是短期内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途径之一，即所谓的“泄洪减压”的方法。另外，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可减少中国对美元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有助于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第四，获得铸币税收入。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以纸币换实际资源，从而可以大大减少中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 当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必须高度关注并加以防范的风险： 第一，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将会有大量的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这就有可能扰乱中国国内货币政策，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 第二，增加国内经济金融稳定的难度。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经济体系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将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国内，国外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都会通过国际途径传递到国内。特别是如果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就将给国际游资以投机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第三，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一方面，由于对境外人民币现金需求和流通的监测更加困难，将会加大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现金管理的压力；另一方面，伴随着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而出现的非法资金流动不仅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的难度，而且将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第四，面临货币逆转的风险。一旦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就可能动摇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人民币持有者就会在各种国际货币间进行调换,形成对人民币的挤兑和抛售,这种货币的逆转将对中国国内经济产生冲击，而且货币逆转带来的救助货币危机的成本和干预汇率的成本也会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 第五，面临“特里芬难题”。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将承担国际金融稳定的义务，并在必要时充当区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由此中国将可能面临“特里芬难题”，即在以贸易逆差向储备国提供结算与储备手段的过程中，本币贬值的压力与保持本币币值稳定之间存在的冲突。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通过收支赤字来提供人民币资产以满足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这种状况必然削弱中国国际收支地位；而如果中国存在持续的赤字，就将使持有人民币流动性资产的国家不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

2009-05-05 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其中香港综合排名第一，单项排名中香港的人才竞争力也排名第一。但事实情况可能有争议，香港的金融贸易人才竞争力可能领先北京、上海，但是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呢？如果把香港与新加坡、台北相比，香港在人才政策、大学生比例、整体人才素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其中香港综合排名第一，单项排名中香港的人才竞争力也排名第一。但事实情况可能有争议，香港的金融贸易人才竞争力可能领先北京、上海，但是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呢？如果把香港与新加坡、台北相比，香港在人才政策、大学生比例、整体人才素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香港正面临人才危机，如果广而言之，则将面临严重的人力发展危机，也就是：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来临，新生婴儿不足，影响长远发展，也影响未来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高端人才尤其是科技创业人才不足，影响香港长远竞争力。 人才领域保护主义抬头 然而，在金融海啸引发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香港在用人方面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经济衰退大潮波及各行各业的破产倒闭潮之后，又面临一波裁员减薪潮，香港就业形势严峻。在香港特区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却是从缩减人才供应规模着手。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建议，对于非本地生留港就业计划，他认为应在经济不景时暂停实施，保障本地毕业生饭碗。 李卓人从保护本地就业出发作出建议，为自己的选民说话，但是他的主张是否符合香港的长远利益？短期内又是否能真正缓解香港的就业压力呢？答案是否定的。2005年香港高校招收内地学生1000人，国际交流生约3000人，到今年毕业之际，一部分升读研究生，一部分回乡的话，总数可能不过2000-3000人，减少这两三千人的就业供给对于香港就业形势有多少作用呢？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不少小公司的确是因人设位的，而且往往需要一些有海外或内地背景的毕业生，而且有合适人则要，不合适就不招聘，这些隐性岗位就很难增加香港本地毕业生的就业。 更重要的是，李卓人的建议不但对本地有需要的公司不利，而且对香港长远发展有害。2000年后香港逐步放开内地在港毕业大学生留港工作，给予3个月找工作的期限，近期又延长一年，显示特区政府吸引人才的力度逐步加大。2004年以来，香港高校在内地扩大招生，其中吸引内地生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都曾说明内地生毕业后可以留港工作，而特区政府也的确是这样的政策。如果现在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而改变政策，是不是言而无信呢？ 金融危机可能导致人才危机 遗憾的是，持李卓人这样观点的立法会议员不是少数。同时，李卓人等人还对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提出异议，认为通过内地人才计划来到香港的有好几千人，也足以对香港就业市场造成压力，如果有不少人都是拿一两万元月薪，当然会同香港大学毕业生出现竞争。“计划中大多数申请者的平均薪金约2万元，令人怀疑本地雇主所聘用的是否人才。” 因此，香港对高端人才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如果这种思维主导香港政府政策，那么眼前的金融危机会成为香港长远的人才危机，遗害匪浅。 近年来香港加大吸引内地人才的力度，一方面是弥补本地人才之不足，更重要的是，藉此输入内地青壮年，以应对香港人口老化的危机，因为这些新移民既年轻又有高学历、高素质，同时熟悉内地，对于香港长远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然而，香港人对境外人才的态度却非常急功近利，功利得让人心寒——经济好时，希望吸引内地人才多来读书、来就业，促进经济更上一层楼；经济一不好，香港人就立马转换态度，实在让人怀疑香港输入人才的诚心。香港人喜欢赌钱赌马、炒股炒楼，对于人才似乎也想投机炒卖——需要的时候就要你，不要的时候就请你走开！呼之即来，喝之即去，这不是尊重人才的态度。 相比之下，新加坡却与香港的做法有云霄之别。新加坡与香港一样面临本地人才不足、人口老化的问题，很早就开始从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吸引人才。在对待境外人才上，两地的社会心态迥然有异。例如，新加坡对旅游观光者，不但是要他们来玩乐消费，而且更希望合资格者能够留下来工作、生活，提高新加坡人的整体素质，为新加坡长远发展作贡献；而香港人也是欢迎外地游客，却总担心人家留下来打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 因此，新加坡引进境外人才政策远较香港开放积极，尤其是引进中国学生计划，更显出新加坡用心良苦，不但给赴新读书的中国学生解决学费和生活费，还要求他们毕业后至少留在新加坡工作若干年。香港社会心态则一贯的保守和急功近利。1994年香港刚开始引进内地专才的时候，香港舆论就担心会影响香港大学生的就业，近年来虽然有所改观，加大力度引进内地人才，但是实用主义思维的惯性却使整个社会的保守封闭心态没有根本改变。 新加坡“好才有道” 香港“好财有道” 现在，新加坡也面临与香港一样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可没见到什么新加坡人要减少引进境外人才。相比之下，对于引进人才，是主动出击，积极宣传，而香港则是保守被动，守株待兔，不喜欢的“兔子”还不要；新加坡人才政策长远的战略规划，积极吸纳、储备人才，而香港则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希望人才过来就能产生效益……新加坡对外宣传的口号依旧是“迷人之都，无限机遇”，可谓“好才有道”；而香港的对外宣传语“热情香港，好客之道”显然是为了吸引游客，实际上是“好财之道”。 如果说香港本地大学生抱怨工作机会被摊薄，还可以理解，毕竟涉及到切身利益，但如果香港立法会议员、政府精英也如此认识，而不能正确引导舆论，实在是对香港未来的一大伤害。实际上，香港人才问题的困境不在于引进人才多了，而是少了，尤其是香港对高端人才没有什么吸引力。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人批评，现时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中大多数申请者的平均薪金约2万元，就反映出高端人才吸引不到，当然只有降低门槛。遗憾的是，立法会议员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走上一个相反的方向，做出短视、不具建设性的建议。 尽管自08年12月以来，不断有议员质疑引进人才计划，但特区政府还是在1月18日宣布，降低引进优秀人才的准入门槛，这反映特区政府对人才问题尚有准确认识，不随少数议员的短视而盲动。然而，降低门槛之举同样也反映出特区政府引进人才手段捉襟见肘、处境无奈。 实际上，香港的人才危机呼之欲出——一方面是香港吸引不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香港社会内部不重视引进人才，对境外人才警惕排斥，造成优秀人才更不愿意来港，两方面互相作用，在将来就可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不是香港的人才危机，又是什么？ 几点政策建议 显然，要引进优秀人才，首先要对“人才”的作用和意义有正确的认识。香港社会从普通市民到立法会的精英们，都没有认识到现代社会人才的重要意义，没有意识到人才是城市竞争力中核心的战略资源——优秀人才不同于白菜萝卜，更不能以一种投机股票的心态来高抛低吸的，而需要像新加坡那样依靠诚信、耐心，不断吸引优秀人才前来，依靠市场机制挑选优秀人才；不要总担心外地人才会抢走自己的饭碗，而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与境外人才一争高低（事实上，在香港高校中本地学生与内地学生同台比较，差距已很明显，引进内地人才显然可以发挥“鲶鱼效应”，提高香港本地人才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引进的人才只是来分享机会和资源，而应认识到，他们其实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毕竟引进的是高素质的青壮年人口！ 其次，要提高香港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往，香港的高收入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现在内地高端人才（金融、IT、生物科技等）在北京、上海、深圳年收入一百万并非罕见，而在香港一百万年薪的生活素质可能远远不如内地的同等收入。唯一有吸引力的是香港特区护照，但是却需要在香港住满七年才能获得，对一个在内地有高收入的人来说，花这个代价获取香港护照，似乎不值得。因此香港不但不应在人才引进方面有保护主义的做法，反而需要增加吸引人才的筹码，比如香港对引进优秀人才可以采取积分制，对于优秀人才、杰出人才，准许他们在香港基本工作3年后就可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同样，对其配偶及子女也应参照处理。 此外，应考虑与深圳等地合作，为高端人才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香港居住空间之逼仄，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因为用香港千尺住宅的价格，可以在内地住上更宽敞的大宅，还有生活方面的其它便利，这些硬件如果不能改善，吸引高端人才的希望很可能落空。但是为保证香港中产利益，香港不可能让房价下降，特区政府也不可能干预市场去为居住者提供住房，解决的办法是在临近的深圳、珠海等地，与当地政府合作，专门为高端人才提供相对廉宜的住所。也就是说，香港要解决引进高端人才问题，还得考虑与珠三角地区充分合作，才能应对日益逼近的人才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09-04-27 中国在南太的战略基础是国家统一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无意也不可能成为南太的军事霸权。但是，中国威胁论者又认为，中国日渐增长的“软实力”同样可怕。他们警告美国，不要只注意中国的硬实力，更要当心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正迅速崛起。西方观察家们注意到，南太岛国的领导人往往将中国作为上任后出访的第一站，而非象往常那样去澳大利亚、美国或新西兰。就人数而言，中国在南太拥有最庞大的外交使团。 在经济方面，中国给予南太岛国各式各样的援助，成为该地区继澳大利亚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捐助国，捐助金额估计每年在1亿至1.5亿美元之间。另外，中国与14个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之间的贸易也从1995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2.29亿美元。 中国在南太的崛起令许多西方观察家不安。澳大利亚一位观察家在2001年警告说：“五到十年之后，我们的近邻效忠的可能并不是我们的盟国。”部分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南太的长期目标是最终取代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头等强国。南太作为对美国没有威胁的“美国湖”（American lake）的时代可能不复存在。 西方观察家们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许多南太岛国政府都欢迎中国积极参与该地区的事务。2006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南太时宣布，中国将在3年内向数个太平洋岛国提供价值30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用以推动双方企业在资源开发、农林渔业、旅游、轻纺制造业、电信和航空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当时的斐济总理莱塞尼亚 ? 恩加拉塞表示，南太地区的外交和政治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迈克儿 ? 索马雷则指出，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拉近与南太岛国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相互学习。” 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大国在南太的争霸不可避免。有西方观察家呼吁，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有人直言，南太可能成为中美间新冷战的温床。更有人认为，中美在南太的争霸战已经打响。该地区有影响力的《岛国商务杂志》（Islands Business Magazine）2007年6月发表的一篇社论说，“自二战以来，太平洋的地缘政治从未象今天这么重要。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向该地区和全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她将稳扎在太平洋。”社论指出，“美国的高级官员遍访南太诸国，并参加了地区论坛。华盛顿将2007年定为‘太平洋年’，还史无前例地将二十位岛国领导人请到华盛顿开会。” 如何评估中国在南太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真的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吗？本文围绕着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意图与影响力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南太的战略价值与中国的硬实力 中国的大战略 冷战期间，由于面临着西方和苏联的威胁，中国将国家安全定位于传统的军事安全。今天，中国认识到安全是多方面的，中国需要的是“综合安全”。除军事安全外，国家安全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科技安全等等。中国安全观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军事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基于这一点，中国于1990年代提出了“综合国力”的概念。提升综合国力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一块基石。强调经济安全并非忽视军事安全，毕竟综合国力的提升需要军事安全作最后的保障。 中国的安全意识有别于其它许多国家。中国政府不仅要应对国内外的多种安全挑战，更需处理复杂的台湾问题。 就外部安全而言，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2020年之前不会与其它大国有全面的军事对抗。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作出了明确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这一判断也不时受到挑战，尤其是来自台湾问题和突发事件的挑战。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的判断是正确的。 中国政府更担心的是内部安全，即国内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前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民众已不再有吸引力，中国经济也已与西方经济接轨，成为市场主导的自由经济。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中国政府面临着一系列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挑战，如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失业人口、急速恶化的环境和政府官员的腐化等。而应对国内安全挑战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台湾海峡在过去十几年间有过不少惊涛骇浪，如今终归平静。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两岸长期的努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永辉 2009-04-17 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就像一个神秘的咒语，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几十年来，从东方到西方，从大国到小国，从民间团体到国际组织，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呼吁建立各种版本的“国际新秩序”。 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就像一个神秘的咒语，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几十年来，从东方到西方，从大国到小国，从民间团体到国际组织，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呼吁建立各种版本的“国际新秩序”。早在冷战时期，联合国在1974年5月1日的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就曾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呼吁“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与社会制度，在公正合理、主权平等、互相依赖、共同受益与合作的基础上，同心协力，抓紧工作，以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入新世纪，2004年1月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帝冈举行的新年弥撒上，呼吁建立起一个国际新秩序，以解决世界上的各种冲突，实现世界和平。  事实上，每当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这一问题就会被再次提起，而眼下正是这样的时刻。随着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度发展，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 2008年10月15日，即金融风暴爆发后的一个月，欧盟27国峰会在布鲁塞尔开幕。会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共同呼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同日，东盟秘书长素林博士在接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时，就即将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评论说，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应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做出贡献。亚洲国家应该参与改革旧的国际秩序，改变旧的国际贸易体系。 随后召开的第七届亚欧峰会和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建立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但都发表声明，决心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评论家认为，这很可能成为迈向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性一步，甚至表明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已隐然成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诡异的悖论：一方面，自古以来，秩序一直是政治家与外交家追求的目标，而另一方面，只要有可能，人们又会不失时机地寻求改变原有秩序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前者反映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在要求，后者则反映了国家间实力消长变化及合作与冲突的现实。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背景与条件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机会之窗似乎正在悄然打开。国际秩序反映的是全球权力的分布，国际经济秩序可以理解为全球经济权力的分布。如果全球权力分布发生变化，那么国际秩序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近十年来，全球力量转移日趋明显并且呈加快之势。西方传统大国相对衰落，新兴大国迅速崛起。西方7国集团的GDP第一次低于全世界的一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经济同时出现停滞，特别是作为传统秩序主要创建者和维护者的美国的相对衰落，被认为是秩序转换的风向标。《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指出，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导致许多旧体系土崩瓦解，就像我们在1919、1945和1989年所看到的那样。而本次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变迁或许是美国将在2009年开始衰落。 美国的相对衰落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至危机爆发前，美国占世界GDP总额的份额已经连续7年减少。与此同时，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份额也不断下降。其次，随着新兴国家崛起成为可以与美国实力抗衡的力量，单极秩序政治日渐式微，地缘政治趋于混乱，美国的战略自由空间日益受到挤压。第三，在软实力方面，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开始受到质疑，此外，由于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失败，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全球影响显著下降。这对世界格局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Roger C. Altman）在提前出版的《外交》双月刊2009年1-2月号上发表了题为《2008年的大崩溃——西方的地缘政治挫折》的文章，作者指出，从中期来看，华盛顿和欧洲政府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许多国家面临历史性的大转弯，即将进入国家作用增强，私营部门作用减弱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美式民主的魅力不断减弱。2008年的大崩溃让全世界脱离单极体系。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提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单极化时代即将结束，国际社会如今已开始明显地向多极化结构转变。美欧中俄印都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世界正在进入在各种领域争夺主导权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往那种各国服从 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国际社会服从于国际组织决定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新兴大国的实力和影响日益增强。所谓“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等新兴大国如此集中和大面积地崛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作为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是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至2008年，中国的GDP已超过德国而居世界第三位，在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2008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了20%。在这一年中，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因此，有评论家将这一年称为“中国元年”。今年1月27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表的《2009年全球军力对比报告》又提出，“2009年将是中国军事力量走向世界的元年。”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对西方体系和传统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马克?莱昂纳德说：“在新千年之交的某一个不确定的时刻，我记得我曾经注意到——几乎是在突然之间——几乎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被赋予了一个中国视角：从非洲发展到联合国改革，从多哈全球贸易谈判到伊朗的核项目，从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到委内瑞拉的石油价格。” 此外，作为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的崛起，以及作为世界最大国家和最大资源大国及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的复兴，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影响都不可小视。近年来，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大国形象日益丰满，而核供应国集团批准美印核协议，承认了印度的核大国身份，则似乎是对印度大国身份的正式加冕。于是，2008年4月，英国首相布朗呼吁在印度加入八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情况下实施“全球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