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09

天大研究院 方文权 2009-12-03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新加坡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时,再次表达了对香港发展问题的关心,希望香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实上,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胡锦涛主席每次会见曾荫权特首,香港经济发展问题都是谈话重点。2007年,他告诉曾荫权特首要“重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2008年,他则向曾荫权特首表示,金融海啸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成为香港的坚强后盾。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新加坡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时,再次表达了对香港发展问题的关心,希望香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实上,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胡锦涛主席每次会见曾荫权特首,香港经济发展问题都是谈话重点。2007年,他告诉曾荫权特首要“重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2008年,他则向曾荫权特首表示,金融海啸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成为香港的坚强后盾。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是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但香港必须要有新思维,要更加积极主动寻找经济发展的新路向,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在未来新一波包括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科技革命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为自身找到新的定位,并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今天,在经受了世界性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之后,香港经济正逐步改善,迈向复苏,股市楼市开始活跃,出口下跌收窄,失业率回落。而在这重要的经济发展转折点,香港各阶层更应达致高度共识,群策群力发展经济。曾荫权特首今年的施政报告,以“经济优先”为主题,全面阐述了特区政府应对挑战、发展经济的战略与举措。这里,我谨就此提出三点思考。 一、注重凸显作为香港经济传统支柱和重要命脉的金融功能。因此,配合国家的整体发展需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在百年竞争的历史中形成的。与上海相比,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时效、规管、法制、人才、资讯和资金、开放度和国际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此外,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和金融保障的需求,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快速提高,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应对全球化激烈竞争的需要,以及世界金融海啸之后,国际金融秩序调整所产生的历史机遇,所有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国家必须尽快支持、培育一个真正能比肩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应该勇挑这个重担。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满怀信心、更加主动积极争取国家的理解与支持,率先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代表二十一世纪中国实力与未来发展趋势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为国家参与并赢得全球竞争服务,并为国家发展提供全面和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香港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大中华强大的产业基础作为后盾,又处在东南亚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的中心,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而且经过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建立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因此,香港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但可能,而且可以、可行。 当然,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单靠香港一个金融中心是远远不够的。从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考虑,国家同时还应该建设上海、京津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东北、西北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金融网络。 二、注重开发香港作为集聚总部经济和各种创业专才的沃土效应。不少世界级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华资大财团的全球总部,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而兴旺发达;不少勤奋智慧的创业者,也是扎根这片土地而茁壮成长。因此,总部经济应该成为香港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孕育造就了一大批在各行各业卓有建树的企业家和企业集团。特区政府可以考虑组织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有一定规模的内地企业到香港设立区域总部或国际总部,充分利用香港良好的软硬环境,共图发展。 特区政府强调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和文化及创意产业,这或许可以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另一个新的增长点。特区政府应高度关注学习、工作、生活在世界各地和祖国内地那些有一技之长或把握重要创新技术的华人知识精英,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吸引他们到香港创业。 三、注重粤港合作,打造深圳前海新区产业和人才高地。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参与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服务产业区的规划与发展,这对于香港能否在未来大珠三角的高速发展中,甚至在中国内地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占据有利位置,并摘取有关产业链的高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更与香港能否最终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息息相关。 因此,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开发,不但是粤港合作问题,更关系到香港与内地产业整合问题。从粤港合作的角度,这一合作显然是一块新的试验田,可以为深化两地合作探索出新方向和新路径,将粤港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不但符合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而且可以将其作为广东省汪洋书记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举措。 从宏观角度看,粤港共同开发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意义重大,不但可以进一步深化经济特区概念,而且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又一重要实践,他当年曾经说过可以“再造几个香港”,那么,就把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当作一个尝试。“再造几个香港”的概念当然包括引进香港先进的规管制度,这或是未来港深一体化的开始,香港可以大有作为。 事实上,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的开发,无论对于香港,或是深圳和广东,都是一个多赢的结果。比如深圳,可以在目前高新科技和资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借助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优势,提升其金融服务层次,并与香港联手成为类似美国大纽约区(Greater Metropolitan area 或 Tri-State...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吉 2009-11-23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已在纪念大会上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历史画了一个句号,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09年以后的三十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请允许我作如下预测。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已在纪念大会上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历史画了一个句号,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09年以后的三十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请允许我作如下预测。 一、 第一种情况: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这就要做五件大事: 1.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在国有企业、金融资本、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四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些改革中,认真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失败的教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努力结合中国国情(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2. 加速完成工业化,赶上科业化。 工业化最本质的标志是农民阶级的消亡。当今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西欧约3%,日本也在5%以下。而且这些农业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小生产农民,而是农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农业工人(或农场主)。资本主义是通过残酷的方式(例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解放黑奴农民打了一场战争)消灭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渐进有序的方式实现农民阶级消亡(例如农民进城当工人或其它职业,以及农民后代接受现代教育成为知识分子)。靠国家扶贫支农,即支持小农经济是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三农问题”唯一地只能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阶级消亡来实现。另方面,农民进城,源源不断提供了廉价自由劳动力,这正是工业化必须的条件。特别今日经济全球化下它是后发工业化竞争力所在,更应如此。这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共同规律。   什么是科业化?21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始了科业革命和科业化的历史进程。科业化宣告几百年工业社会已经走到自己尽头,代之以全新的科业社会。科业社会是以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为主体、以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全新社会。在美欧先进发达国家已经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科业革命,中国应该及时赶上,采取一切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真正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 3. 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分配 代替小农经济小生产要求的“平均主义”分配、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分配,将是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  “各尽所能”就必须经济可持续高涨与人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前者保证人们充分就业,后者保证人人通过社会实践确立最能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岗位。“各取所值”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展现才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社会财富的最佳效率。人的天赋才能有大有小,通过平等权利的教育和工作实践,展现的才能仍然有大有小,有天才也有弱智,大多数居中,是按正态曲线分布的。因此,按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的结果,人们的收入也是按正态曲线分布,既有相当的差距,又是中等收入居多,即所谓“橄榄型”分配。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主体。这是高效率与高公平的完美统一,从而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因此,评判社会主义建设好坏成败,贫富差距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才是关键的。如果中等收入阶层达到60-80%,乃至更高,社会主义就一定公平而且高效,一定持续繁荣和稳定了。   因此,党和国家今后三十年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应以造就和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为准绳。决策应认真倾听中等收入阶层的呼声,充分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不应无意或有意地损害它。 4. 实行从中央集权郡县制向行政功能分工协同制转变 秦始皇鉴于中国古代分封制长期内乱和亡国的教训,创建中央集权郡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央集权郡县制与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相适应: 保证了中国高度分散的小生产社会和国家的完整统一与持续和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完美强大。中央集权郡县制也与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缓慢、郡县行政事务简单(收税和处理刑事纠纷)相适应,从而几千年虽然有改朝换代的代价,但制度一直相当稳定。时至今日中国,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实质讲基本上仍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它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有效的政治保障。它本质上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特别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集权郡县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必将发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行政体制要实行根本改革。与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是“行政功能分工协同制”,其要点如下: (1) 政企分开,政府不管微观经济,不管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在遵守市场经济法律的前提下在统一市场中自由驰骋。技术开发是市场竞争的关键,自是企业的主要活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09-11-02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9月20日举行,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本届产生的立法议员为29人,其中7人由行政长官委任,10人经间接选举选出,而12人则透过直接选举选出。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9月20日举行,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本届产生的立法议员为29人,其中7人由行政长官委任,10人经间接选举选出,而12人则透过直接选举选出。 澳门立法会选举的历史背景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 (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这种“中国主权、葡国管理”的统治方式,被历史学家称之“澳门模式”(Macau Formula)。 一八二二年之后,“市政议会”的立法权力逐渐被葡萄牙皇帝直接派遣的澳门总督及其咨询机构“立法会”所蚕食和取代。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群葡国年轻军官组成的革命组织“武装部队运动”(Armed Force Movement),在数小时内发动了一次不流血政变,推翻了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沙总统(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所建立,并由卡丹奴总统(Marcello Caetano)所继承的独裁政权。这场民主革命被称为“石竹花革命”。 “石竹花革命”后,葡萄牙积极推行“非殖民化”政策,让所有前葡国殖民地(包括安哥拉、莫三鼻给、圣多美及普林西比、佛得角群岛、澳门、东帝汶)次第独立。但是,由于澳门的情势特殊,只是“葡萄牙(暂时)管理的(中国)领土”,在中国政府婉拒葡萄牙马上交还澳门之后,葡萄牙里斯本当局便在一九七六年制订,一九八二年修改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在葡萄牙管治之下的澳门地区,由一适合其特别情况的组织章程所管治。”(O territorio...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贡钦 2009-11-02 近几个月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个纪律部队纷纷提出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要求,在香港各界闹得沸沸扬扬,令特区政府和市民感到十分担忧。   近几个月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个纪律部队纷纷提出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要求,在香港各界闹得沸沸扬扬,令特区政府和市民感到十分担忧。 最早是香港警察要上街示威游行,诉求更改薪酬制度,最后被特首曾荫权以警察世家出身的温情劝说,和警务处长表示将亲自向政府争取落实职系架构、检讨报告及加入追溯期的承诺化解,暂停上街游行。 接着,香港入境处、消防、海关、惩教署及飞行服务队等五个纪律部队的工会逾200人集会,要求政府划一纪律部队的薪酬及工时。 然而,香港各纪律部队的诉求不尽相同: 警队要求设立独立薪酬检讨机制,意味着继续扩大与其它纪律部队在薪酬待遇方面的距离。其它纪律部队则要求与警队看齐,因为警队的入职条件比其它部队高,其薪酬历来比其它纪律部队要好。 香港惩教署要求减工时,消防处则要求增加危险津贴,而薪酬待遇一直略逊于其它纪律部队的入境处认为,基于工作危险性及复杂性提高,工作性质已与海关、惩教署、消防处等部队无异,因此,同样要求待遇看齐。 有关增薪诉求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 2009年以来,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香港特区政府为了表示政府和高级公务员与市民共渡时艰,决定高级公务员减薪5.38%,中、低级公务员冻薪。 在此情形下,纪律部队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诉求不具有正当性。身为政府雇员的纪律部队,逆势提出加薪和增福利的要求,与雇主分庭抗礼,挑战政府的管治权威和公信力,同时更不顾纳税人的感受,在职业道德和市民感受上倍受质疑,缺乏正当性。 在工作强度、通胀水平、同行标准等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纪律部队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诉求,也缺少合理性。根据统计,香港纪律部队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在世界同行中应该属较好的,且受到香港有关法律的保证。 从回归前的港英政府到回归后的特区政府,都实行“高薪养廉”的公务员薪酬政策,《香港基本法》第一百条中也有相应条款,规定回归后特区政府可留用在港英政府任职的公务员,“其年资予以保留,薪金、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来标准”。而纪律部队作为香港公务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法律保证了香港纪律部队成员较社会其它行业拥有优渥的薪酬待遇。 港府公共开支大部份用于公务员福利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香港政府公共开支中70%是公务员开支,占GDP的14%,而同期美、英、德、澳、加、卢森堡、丹麦、以色列等高收入国家,其公务员开支仅占政府公共开支的22%,为GDP的8.9%;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巴拿马、匈牙利等中收入国家的公务员,其开支占政府公共开支更只有12.2%,占GDP的比例2.9%;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低收入国家的公务员开支占政府公共开支的20.3%,占GDP的5.6%。 通过比较得出结论,香港政府的公共开支七成用于公务员,并且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事务局2009年6月30日的统计数字显示,香港现有公务员155378人,其中警务处、入境处、消防处、海关、惩教署有59727人,占公务员总数的38%。因此,香港纪律部队是政府公共开支最大的受惠团体。 既然如此,香港警察为何仍不满意、不满足?难道要将香港政府的公共开支七成用于公务员,提高到八成、九成?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私人机构大量裁员和减薪、全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之时,香港警察为何要用执法者的公权力挟持整个社会,以满足自己的利益?为何香港其它的纪律部队也如此跟风,推波助澜,遥相呼应,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香港的公务员是社会的精英,更是市民的公仆,主人能长期忍受公仆的过高要求吗? 香港警队的警力充裕度较高、工作强度适当 况且,人数庞大的香港纪律部队,与香港七百万人口的比例相比,数量算是较多的,工作强度也是大家心知肚明。以纪律部队中的警队为例进行剖析,其它纪律部队可能也是大同小异。 通过分析各国和地区的警察与人口比例,可以了解到警力的充裕度和工作强度,即一般来说,警力充裕度与工作强度成反比。根据中国公安部网站和香港特区政府网站的数据显示: 香港有警察3.2万人,警察与人口比例为4.57‰,...
—中国的战略与抉择 天大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联合课题组 2009-11-02 本报告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及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战略与抉择。报告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长期政策取向和中国在近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当务之急。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国际金融体系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本报告对这三方面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缺陷进行了分析。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美元仍然面临“特里芬难题”。第二,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多样化的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第三,国际收支调解手段趋于多样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主要缺陷,是美元泛滥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积重难返三个方面。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布雷顿森林机构存在着三大缺陷,包括制度设计缺陷、指导思想僵化和危机管理失职。其中制度设计缺陷又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合理:一是投票权分配不合理、二是份额分配不合理、三是高管遴选机制不合理。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近年来出现了两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逐渐向混业监管转变;二是全球统一监管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混业监管导致的监管低效、对金融市场监管失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不足和国际金融机构监管失职等四个方面。 报告认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和主要分歧,主要集中在各自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前景,本报告总结了七大趋势,包括国际金融体系仍将由美国主导、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逐渐强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加快、区域性的金融合作进程不断深化,以及中国走向国际金融领域的前台。 二、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 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原则,其基本主张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应该“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当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改革;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以及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三、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 报告提出了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五大战略举措,包括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深化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收益、风险、突破口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 在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报告提出了五个突破口,包括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推动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理分工、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报告认为应循序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共同防范热钱流动、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和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 在深化亚洲金融合作方面,报告认为应首先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并尽快完善适应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的相关机制,同时应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此外,也应加强亚洲国家在汇率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在适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报告认为应密切关注并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以及人民币充分国际化后面临的风险,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循序而审慎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具体措施包括:加快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和构建市场微观基础等。 在合理布局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方面,报告认为在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应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深化两地的合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应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在确保金融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为我所用”,即应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以金融市场发展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加大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软环境的建设力度、探寻吸引金融人才的长效机制。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突破口:促进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开展、鼓励更多内地企业到香港发行股票、深化内地和香港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加强热钱防范环节的合作。...
天大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联合课题组 2009-11-02   随着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现状和国际金融机构运行的不满和批评达到了高潮,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却充满了期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包括G20峰会、G8峰会、“金砖四国”(BRIC)会晤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多边或双边会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2009年7月底,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在宏观政策协调、投资、贸易以及气候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全球宏观经济低迷之际,人们对通过中美两国的合作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充满希冀。 本报告分析了短期内中国应努力的两个方向: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深化中美平等合作。在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中国应在推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适当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在中美合作方面,双方应当加大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寻求两国更加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机构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共同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而且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因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直接决定了国际金融体系运行的其他方面。本轮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监管、金融危机预警和防范以及危机爆发后救助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端。由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建立在旧的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目前已经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成为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最重要的内容。 (一)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突破口,提升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增加其可利用的金融资源、扩大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但是同时我们认为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作用需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前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机制等方面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1、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1945年,成立之初由于各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的份额和投票权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的手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合计份额和投票权超过60%,而发展中国家份额和投票权却十分的稀少。以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为例,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仅为3.72%和3.66%,印度也只有1.92%和1.8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分配的失衡为发达国家在各种规则制定和对话谈判中创造了先天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普遍质疑。因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分配更加客观地反映当今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 首先,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在考虑既有经济规模等存量指标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等增量指标,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是相一致的。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以“金砖四国”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表明,2006年到2008年,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7%,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同期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大于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方面理应更多地反映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在具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措施方面,可建议采取以下途径:一是缩短成员国份额重新审核的间隔年限,从目前的5年缩短至3年甚至更短,使份额分配能够更为及时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二是在增加份额的过程中,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当的优先认购权,以不按照现有的份额比例分配的非对称增发方式逐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股权比例;三是为了扩充自身的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我们认为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发行可转换债券具有可行性,并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内经济状况满足一定的条件下,选择将债券转换为特别提款权,既可以提高债券的吸引力,又可能逐步提高发展中国家持有的特别提款权份额,进而实现话语权的提升。 其次,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之中。话语权不仅仅体现在所拥有的份额和投票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具体规则制定过程的参与程度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对话和谈判之中,在具体规则的制订过程当中,应该更加积极地为保护本国利益而努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规则的制订过程,客观要求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民主性和透明性,允许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官员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具体运作当中,在基金组织高管人员的选拔方面,真正地体现公开、公正和择优任用的原则,改变过去欧美国家在领导人位置“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应该争取有更多中国籍人员进入IMF工作,熟悉规则与环境,为今后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做准备。另外,争取重新修订IMF的有关条款,如对IMF第四条款进行修订,防止其成为他国攻击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借口。 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主要目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形成一种更加有效的制衡机制,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水平,绝非单纯的为了终结美国第一大股东地位。相反,一个更加健全而有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需要美国正确地发挥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管理优势,促进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 2、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倍受争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其决策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严重不对称,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占据主导地位、对决策有决定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组织内部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往往被忽略;另一方面是在重大问题上美国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根据最新的分配比例,美国在IMF中占有16.83%的投票权,而IMF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这就意味着美国拥有重大议题的一票否决权,美国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往往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保持其自身霸权地位的一个工具,此外,美国过去也经常利用一票否决权,阻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不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用的发挥。因此,我们认为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需要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同时,尽快废除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具体的操作方面就是要降低重大事项的通过率门槛,改为80%抑或是更低。 既然我们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保证其中立性、权威性以及合法性,单一的主权国家拥有对重大问题的一票否决权显然与一个具有多边协调性质的国际组织不相适应,因而,我们迫切需要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只有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 客观地来看,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的救助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自身的资金实力有限,短期内难以集中足够的资源来对付发达经济体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G20伦敦峰会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和发行债券的共识,通过这两条途径,来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力,以更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并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2009年7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通过了发行债券的框架草案,拟增发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5000亿美元债券;2009年8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向成员国最新配置总额相当于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由此可以看出,在充实资源这一环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取得阶段性成功。 当然,随着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能够在未来持续地发挥其作用,需要一种长久机制以解决其资金来源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寻求通过包括增加份额、发行债券、双边协议、借款总安排和新借款安排等多种措施拓宽其融资来源,同时也应保证其成员国和债权人的权责利统一。 4、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天大研究院 2009-10-26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经用“同舟共济”的中国成语,形容中美两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要相互扶持的关系。其实,这四个字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中美清洁能源战略合作关系。同舟共济的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已经成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识,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9月下旬在纽约的会见中,都共同表示双方正致力于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 双边关系,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中美双边关系目前“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承诺,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也是中美清洁能源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全球面对能源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威胁的严峻局势下,具有典范意义和指标意义。根据统计,美国目前是全球能源消耗第一大国,而中国则是全球能源消耗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增速15%),两国能源消耗量占全球耗量将近一半;中美两国又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2007年的排放量15.86亿 吨(每万亿美元GDP排放量1.13亿吨),中国为18.02亿吨(每万亿美元GDP排放量3.73亿吨)。显然,要解决地球面临的温室气体危机,要寻找清洁能源的新路径,中美两国合作至关重要。 今天,面对地球气候恶化的威胁,我们的地球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地球村正变得越来越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球毁灭了,谁都逃不了,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最大安全问题。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曾为此表示,气候变化和推广清洁能源不仅只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更是一个健康问题、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严重影响着两国人民的未来,影响到是否能为我们的后代保存一个完善的生存环境。 中美两国显然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胡锦涛主席不久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了中国在应对气候暖化问题上的四点承诺,包括加强节能、提高能效,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显著下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大力增加“森林碳汇”(carbon sink),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四千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这是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暖化问题上的重要表态和采取的积极措施。胡锦涛指出,气候变化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他相信通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在能源、环境、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将取得更多成果。而奥巴马总统则表示,希望加强两国气候变化特别是清洁能源领域合作,把它作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扩大两国共同利益,造福两国人民。 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广清洁能源是一场涉及人类生存共同利益的战争,是现实生活版的《地球反击战》,中美两国应该在这场战争中携手并肩、同舟共济,为我们的地球负起共同责任,展现领导力和示范力。在这一光荣的战场上,中美双方合作要克服不少障碍,包括: 1、 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美方应该彻底放弃某些人至今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以客观和发展的眼光看中国。 2、 充分了解和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气候问题上的差异考虑,平衡发展经济与节能减排降炭的关系。 3、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有责任为某些清洁能源和环境气候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援,尤其是一些关键项目向中国释放关键技术。 4、 清洁能源及新能源技术是一盘生意,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它更是一项事业,如何在这中间取得平衡,达至双赢、共赢的目标,使人类福祉最大化。 事实上,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利益的盘算不可避免,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但在人类面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严峻挑战中,我们更应该树立“全球一盘棋” 的观念,在利益驱动的价值规律中,发现更多的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造福中美两国,造福我们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