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09

天大研究院特约评论员 谭志强 2009-09-24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在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 「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澳门立法会选举的背景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在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 「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这种「中国主权、葡国管理」的统治方式，被历史家称之「澳门模式」（Macau Formula）。 一八二二年之后，「市政议会」的立法权力逐渐被葡萄牙皇帝直接派遣的澳门总督及其咨询机构「立法会」所蚕食和取代。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群葡国年轻军官组成的革命组织「武装部队运动」(Armed Force Movement)，在数小时内发动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沙总统(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所建立，并由卡丹奴总统(Marcello...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09-09-22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帝国雄心和帝国心态所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正式确立；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标志着美国军事霸权的确立。两者彼此依赖和支持，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具有帝国性质的主宰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帝国雄心和帝国心态所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正式确立；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标志着美国军事霸权的确立。两者彼此依赖和支持，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具有帝国性质的主宰者。 当前美国的军事霸权依然牢固，没有任何国家真正敢于冒险挑战之。但看经济霸权，其地位已出现明显的松动，主要标志是美国再也不能以帝国的心态和方式来控制全球经济秩序。 过去50多年，美国一直通过操纵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来规范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使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保持可预见性，目的是要使美国资本在熟悉和透明的环境里安全运作，最大程度地谋取利润。 两个轨道上的星球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逐渐勃兴，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操控不再得心应手。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后，双边贸易纠纷日益增多，进出口不平衡持续加剧，美国试图采用针对其他国家的胁迫手段予以扭转，但却无法达到预期目的。自布什政府至今，华盛顿方面一直软硬兼施、多管齐下，但就是拿不出足以迫使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对策。 美国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中心，其帝国机器对体制相同的中小国家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牵制和操控。即便这些国家有自主意识，但不能或不敢越出美国设定的运行轨道。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其初衷也是希望达到如此效果。首先是以苛刻的条件“鼓励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机制，然后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工具和国际多边机制，来驯服和操控中国的政治、经济和贸易政策。 可是迄今为止，无论在双边还是在多边事务中，美国除了利用中国某些易受攻击的弱点获得了一些策略性让步之外，始终不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其惯常的策略和手段迫其就范。个中原因多种多样，最大原因就在于，美国固有的战略思维和陌生的中国现实有互斥性。 大国之间崭新的相处模式 中美两国是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星球，经济、政治和司法体制相差很大，彼此存在着不相容性。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事务上，双方可以合作，但不可能变成主从关系。美国当然可以凭借其明显的优势，在双边事务中把持主导地位，使处于弱势的中国自愿或被迫作出部分改变，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思路去重新塑造中国。 中国现行体制的优与劣，将来自有公论。以强国的标准来审视，中国内部自我管理的全套体制看上去百病丛生，使之在世界舞台上始终有捉襟见肘的后顾之忧。但是，就当前世界局势的演变看，中美两国体制的不一致性，又为备受外部歧视、易受内外夹击的这种体制提供掩护的屏障。与从里到外、通体都被“美国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也有委屈求全的时候，但毕竟保全了至关重要的自主意志。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是指日可待。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其他主要经济体依然在苦苦挣扎之时，中国经济却已率先峰回路转，回复高速增长之势正在蓄积。此种形势使迷信于固有发展模式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而且更会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更加稳固的立足之地。 当前的国际秩序依然以美国为中心，未来一个时期仍将如此。作为这一秩序的长期主导者，美国对中国后来居上之势不可能无动于衷。从帝国盛衰的历史看，美国要遏制中国，阻止或减慢其追赶趋势，当属本能反应。因此，在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美国还会不失时机地将之作为牵制中国的杠杆。 但是，经过最近若干年有意和无意的经营与博弈，中美两国突然发现，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各方既无坚定的意志、也无绝对的信心和能力去挑战或钳制对方。在大国兴衰、强权更迭的历史上，这种既相互排斥又彼此接纳的相处模式，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崭新现象。 兴衰转换时的“帝国心态” 决定中美新型互动模式的关键因素，是两者之间的利益交融关系。在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都不得不寻求转型。在美国，鼓励储蓄的政策将削弱消费能力，其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激发作用会降低。在此形势下，中国必须以扩大本国市场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这将使两国互换角色，但依然是彼此依赖。 就当前来看，中国在美国的巨额金融资产，是美国维持经济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奥巴马政府复苏经济的目标尤其重要。中国深知这些资产面临极大风险，但为了避免资产贬值，又不得不增购美元债券。中国一方面高调提倡国际储备货币要多元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这种被利益捆绑的双边关系，使各自的手脚被束缚，对抗的冲动也被抑制。 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美两国近日在华盛顿得以平起平坐，举行了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对话本身以及双方作出的积极姿态、发表的积极言论，都是外交形式，但对如此重要的大国关系而言，外交形式有时候比具体内容更为重要。 人们从未听说过，美国在和平时期把一个非盟友国家当作“风雨同舟”的伙伴，并且情愿或不情愿地放下身段，声称要与中国“共同塑造21世纪”。这些言辞的背后，虽然也有可能隐藏着其他意图，但却毫无掩饰地表露出“帝国心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就是正在演绎中的此起彼伏、强弱易位的大国兴衰故事。 （杜平先生是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09-09-22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向世界宣布：“美中关系是塑造２１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有关中美这种互动的重要意义，广东《南方日报》早在2007年3月8日，就以通栏副标题提出了“认知美国消化美国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的说法。这是“消化美国”这个词第一次在国内主要媒体出现，让笔者切身感受到中国岭南文化的伟大。 近170年以来的岭南文化，注入了林则徐、容闳、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伟人的思想和心血，融入了他们探索、留学、救亡、启蒙、共和、革命、改革和振兴中华的思维基因。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岭南文化温暖湿润而充满生气，万象纷呈且蕴涵生机。近代以来，岭南文化的特性就是融合中西文化，既具有包容性，又富有新思想。岭南文化的本质是革新，是开风气之先。或许，广东香山人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团队就是中华民族最早“认知美国，消化美国”的第一代人。 什么叫消化美国？为何要消化美国？ 什么叫消化美国？为什么它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 消化美国(Digesting America)，所谓消化不是消灭，消化是学习，是深刻认知事物的本质，是辨清事物本质中的正面因素及负面因素。 所谓消化美国不是简单的肠胃运动，消化是理性的拿来主义，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在消化运动中，随之成长起来的是消化者自己，是消化者精神和消化功能的不断强大。 消化美国，以一个更为深刻的审视方式，从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和实践，以一种知和行结合的自我强大模式，来认知美国的精神和文化，并消化美国的发展经验。 其实，在中国人消化美国的同时，美国人也在消化中国，双方在相互消化对方的过程中，崇拜的是消化者的自身主体，而不是被消化的他身客体。 因此，消化美国，是精细选择性的吸收和剔除。在欧美的一代华人学者专家和专业人士，他们身处消化美国的主流环境，是自身的书本知识、切身经验、创造性思维方式和创意系统的建立者。他们全面经历了饱含汗水和艰辛的个人奋斗实践过程，将美国之客，化为自身之主。他们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在观察，而是事件发生在场者的介入，也是争取己身利益的攸关方。他们是创造性的主体，在参与、吸收和消化美国的过程中，实现了智慧能量的全方位转化。 认知美国，消化美国，必须改变传统知识积累的方式，建立独特的知识系统，鼓励开拓性的认知，发现中国在美国研究领域的空白，尽可能增加实践性的认知。同时，努力在研究中改进思维方式，实现认知上质的飞跃–直觉领悟。直觉性的认知，使得思想者能够不借助常规思维认知的手段，直接抵达事物的本质。这与中国的“神悟”、“灵性”十分相通，得到美国物理学家苏珊?蓝道尔第五维探索和创新性思考的证实。她认为当今优秀的思想者应该“相信科学，拥抱直觉”。 充分利用旅居海外人文学者跨文化观察软件 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祖慰教授也认为：旅居在海外的“人文学者或者是文学家，他们的观察‘软件’非常独特，既有祖国带去的文化观察软件，又有长期在侨居国获得的文化观察软件，而且组合成了像基因那样的双螺旋构成。” 这种双重思维观察软件，也可以称为跨文化观察软件，它不仅存在于人文学者，也存在于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可能在人文学者的思考中比较显著，他们在政治人文现象的对比中思考。在具体的项目和案例研究中，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往往更多地以现代科学逻辑和推理思考，但是他们整体的科学、经济思想文化风貌，行事风格以及待人接物，离不开这种双重思维软件的运作。 双重思维软件，也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思维交混融合的思维方式，不是剪刀榔头，分开使用，而是对两种文化的缺弊都有所弥补，在思维中，发生交融互通，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在不断接触、吸收和消化美国的思维过程中，双重思维软件能够使得思想者对原来的中华文化产生的惰性有某种程度的警惕意识，例如，对于Aggressiveness（侵略性、进取性）的理解。这个词的主要辞义是侵略性，而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认知，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这样一个英文的褒义词或者中性词，在中文意义中很多时候成了贬意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挑战性。这一词性的认知，对中华文化的创新应该具有建设性意义。 具体一点说，比如在反映民族性格的美国篮球比赛中，成功就是生存的一切，成功压倒精神胜利和道德胜利，姚明的出现和成为明星的成功，姚明作为火箭队的核心，他不仅必须在有规则的条件下保护自己的权益，争取胜利，也要学会在没有规则的条件下，争取胜利。火箭助理教练谆谆教导姚明，对竞赛对手要野一点，狠一点，对自己的队员要吼叫：“浑小子，给我球！”这不仅仅是对姚明性格的改变，也是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挑战，推动中华民族对于美利坚强势性格的学习和消化吸收，在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元礼 2009-09-22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在时间上表现为执政的长期性，即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连续赢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在空间上表现为优势的绝对性，即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在最近三届国会中，行动党议员占据了84个议席中的82席，反对党议员只占区区两席。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在时间上表现为执政的长期性，即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连续赢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在空间上表现为优势的绝对性，即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在最近三届国会中，行动党议员占据了84个议席中的82席，反对党议员只占区区两席。虽然，一党独大往往听不到不同声音，但新加坡的行动党自有一套克服弊端的好方法： “民事诊所”：连接党与民众的桥梁 定期接见选民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例行工作。议员接见选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一次，一般晚上8点开始，往往深夜才能结束。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一、求见登记；二、求见者向工作人员详谈所要反映的问题。该环节由5至7个志愿者分别接谈，并做详细记录；三、打印谈话内容；四、议员按顺序接见来访民众。由一位工作人员负责将打印好的情况交给议员，并将求见者引见给议员。议员和来访民众见面，进一步核实情况，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在打印好书信内容的专用信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该信件被称为议员的“请愿信”），将其传真给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政府部门和机构则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直接回复当事人。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一般设在该选区某栋组屋一楼的几个房间。这些房间也是行动党社区基金和行动党幼儿园所在地。白天，这些屋子主要是幼儿园上课、活动场所；晚上，则是行动党议员接见选民的地方。这些屋子都十分简陋，外观未经任何装饰。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曾说，民用设施可以堂皇，而且越堂皇越好；但是作为执政党的总部和支部，则应该是在最不堂皇、最不华丽的地方。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被称为“民事诊所”，因为等候接见的选民正如等候就诊的病人。为选民进行登记和引导选民接受接见的工作人员就像导诊员，而接见选民的议员恰如看病的医生。病人看完病后，拿着医生开具的药方离开诊室；选民接受接见之后，带着议员开具的解决方案离开。 新加坡人在这些“民事诊所”发泄的牢骚，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的一种记录。在1970年代，人民主要的忧虑是失业和没有房子住，议员经常替选民写信申请的士牌照、小贩执照或是申请组屋，或是要求在被迁置时获得更好的赔偿。1980、1990年代，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主要忧虑从基本生活问题转移到生活素质的提高，例如为孩子争取名校学额、换更大的居所等。选民所提问题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套用行动党自己的说法，该党“至今保持不变的是接见选民的宗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行动党成立15周年的特刊曾以文字形式记载了接见选民的宗旨：“议员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 据统计，1998年共有5万名选民在每周接见活动中向议员求助，其中许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例如能否特别允许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过两个星期；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请永久居民（他们通常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大学学历）。帮助居民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写“求助信”到有关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其他的援助方式来自公民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有些是提供财务援助，有些则协助居民找工作等。行动党将这些工作视为同选民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环节。在为民解困的过程中，议员发出去的“求助信”、拨打的电话数以千计，不间断地搭建桥梁，协助需要援助者。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谈到他接见选民时的一个有趣例子：自己选区的一名选民前来求见，投诉居所附近蚊子孳生，还带了许多被打死的蚊子为证，这些蚊子粘在3张纸上。李显龙把这些蚊子转交给主管市镇理事会的陈文焕议员——最后，蚊子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非常之举：主动增加国会中的“反对派” 为了避免听不到不同声音，行动党倡议在国会设置官委议员。官委议员由国会的一个特别遴选委员会推荐，由总统委任，每任两年半，目的是要使国会里有更广泛的非党派意见和言论。 李光耀曾阐释设立官委议员的原因和结果：由于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议席，加上反对党议员的素质常低于行动党党员，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类观点在国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抒发。于是，新加坡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民选议员进入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被称为官委议员。官委议员的做法获得了成功，它让非行动党出身的人士进入国会。 由于反对党议员人数太少，现实情况中为了更多地听到反对党的声音，经行动党倡议，国会中还设置了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是指在大选中落选后，因得票率比其他落选者高而获任议员的候选人。新加坡宪法规定，如果在大选中，当选议员的反对党候选人少于3名，选举官将宣布得票率最高的反对党候选人为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以3名为限。 李光耀在1984年的国会辩论中阐释了设置非选区议员的原因：非行动党议员和行动党议员不同，他们会把有关滥用职权、贪污或裙带关系的指责直接吐露出来，而行动党议员只有在调查证实有关投诉后才会提出来。因此，反对党议员的这种做法，将更有利于消除民众的猜疑。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解释说，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遵循三大原则：第一，改革后的制度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参加选举的政党。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必须确保新加坡经过大选之后，能够选出一个强有力及效率高超的政府去治理国家。第三，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使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能代表反对党的观点。 拟设“影子内阁”：希望听取不同声音 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虽使国会添加不同声音，但由于绝大多数议员仍是执政党成员，国会中的不同声音依然弱小。 为了进一步改变这种状况，吴作栋在2001年的大选前夕曾提出过设立“影子内阁”的设想：如果在2001年大选中落入反对党手中的国会议席不超过两个，他将考虑在国会中设立“影子内阁”——“替代政策献议团”。届时，他将委任一位国会议员担任“影子内阁”的“总理”，让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担任“影子部长”，以针对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和替代性政策。当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担任“影子部长”之后，便不再只是在国会中提问，而是以“影子内阁”的基础运作。 此次大选结束之后，反对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正好两个。于是，吴作栋为“影子内阁”的设想提出了更具体的想法：即由20名行动党议员组成“人民行动论坛”。它不仅将在国会上扮演发出不同声音的角色，也必须积极深入民间和多个领域，去收集人们对一些政策的意见，以使国会的辩论呈现多元的思考和观点。这个论坛的成员任期两年，两年后由另一组20人的行动党议员轮替，在国会上针对政策与任何课题发表尖锐的意见，甚至提出替代方案。为了方便这些行动党议员畅所欲言，他们在国会辩论政策与法案时，免受行动党党督的限制。换句话说，他们在国会表决时，可以投反对票。不过，议员们所辩论的法案如果涉及宪法，“人民行动论坛”成员的立场还是得和行动党一致。吴作栋希望“人民行动论坛”不仅在国会辩论时提出尖锐的观点和建议，还要能代表广大民众的看法，因为这是许多新加坡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期望——他们希望国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政策论坛：普通党员的“国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于2004年设立行动党政策论坛。按规定，该论坛成员为188名。设立论坛的目的是让党员有更多机会就国家政策发表意见。它被视为行动党普通党员的“国会”，是他们对政策性课题进行讨论、提供意见和献计献策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一论坛，普通党员能够反映“人民关心的课题和政策带来的冲击”，基层党员可以针对政策主动向党的领导层提出建议和批评。目前，该论坛已成为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员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和情感沟通的纽带。...

天大研究院特约助理研究员 张旭东 2009-09-02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D）自2006年底启动以来，至今已展开了五轮对话，取得了众多实质性的进展，成了中美双方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之一，并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D）自2006年底启动以来，至今已展开了五轮对话，取得了众多实质性的进展，成了中美双方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之一，并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通过五轮对话（尚不包括今年7月底在华盛顿举行升格后的第一轮对话），双方达成的共识正在逐步转化为积极的成果，并不断促进两国战略和经贸关系的良好发展。 五轮对话的议题与成果 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在2006年12月14日到15日在北京展开。其主题十分鲜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说明美国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意图和战略构想，以消除所谓的不确定性疑虑，而中国也希望借此机会向美国阐述自己的政策，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并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中美双方合作取得进展需要一定的过程，但美方希望通过首轮对话就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从首轮对话具体议题设置就可以看出。会议第三项议题关于财政、货币、卫生与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第四项议题关于跨境资本流动、服务业和旅游业、市场开放等问题都是美方的重点关切，也是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希望美国代表团向中国施压的重点领域。第五项议题关于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合作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则是双方关切的问题，而且从后续的几轮对话来看，该领域也是每一次对话常设的，必被列入议程的话题，同时也是双方合作意愿最强烈，成果最为突出的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对话美国财长出任美方特别代表，美联储主席参加，而中方的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都出席，说明汇率问题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从一开始就成为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 从成效上面来看，首次对话在经历了5次专题会议，讨论了11个分议题后，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诸如：中美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双方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美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等。 对首次SED，各方媒体进行了很多报道。法新社认为：此次对话美国的高规格出席体现出美国对此次对话的重视，并且有改善双方贸易不平衡状况的意图和愿望。而英国的《金融时报》用“美国提高嗓门，中国不动声色”生动的描述了美国将把对话变成施压的舞台。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的与会官员希望能够缓和国内施加的巨大压力，降低各界过高的期望值，谋求长远的战略利益。这也说明美国的官员非常务实，已经意识到了一次对话或者是通过施压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必须谋求长远的合作。日本媒体的分析则认为：美国在用一种缓和的方式引导中国，实现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平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卫儿 2009-09-02 不久前, 香港驻京记者到成都采访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开庭审讯新闻, 被当地公安以 “有人举报藏有违禁品”的莫须有指控扣在酒店房间不准出门达七小时，并在拒绝出示警证和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房间搜查。事件在香港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了一条比谭作人案更大的新闻，而成都公安的处理手法更遭诟病，被媒体批评是“执法犯法”、“生安白造”，损害了公安的形象，更给国家形象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不久前, 香港驻京记者到成都采访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开庭审讯新闻, 被当地公安以 “有人举报藏有违禁品”的莫须有指控扣在酒店房间不准出门达七小时，并在拒绝出示警证和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房间搜查。事件在香港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了一条比谭作人案更大的新闻，而成都公安的处理手法更遭诟病，被媒体批评是“执法犯法”、“生安白造”，损害了公安的形象，更给国家形象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西方通过港媒了解中国政经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香港不但是国家招商引资的窗口，而且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更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橱窗。而香港传媒就在这中间扮演非常独特的角色。事实上，这些年来香港传媒影响的受众，不单是香港广大的市民，更包括世界各国官方驻港机构和记者，他们透过香港媒体了解中国，报道中国，观察跟踪中国政经社会的变化。因此，香港媒体对中国内地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起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影响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国的观察和判断。 多年来，美国、欧洲和日本重要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台、电台和通讯社等，他们派驻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记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香港的媒体寻找新闻线索，然后再跟踪采访。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及其所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刊驻北京和上海的记者，都会时不时南下香港，向香港一些主流媒体记者了解和交流对中国政经情况的分析和判断。 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重要国家驻香港总领事馆，更在香港聘用众多当地雇员，成立专门机构，每天将香港媒体重要的报道和文章翻译成英文、法文和日文等本国语言，及时掌握港媒有关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最新发展，报回各自国内的有关部门和机构，作为各自政府判断中国内地和香港政经发展的决策参考。 因此，这些年来，香港媒体发现和报道的中国内地正面和负面人物，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从“著名的学者和专家”等意见领袖，到诸如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等风云人物，也理所当然为欧美日等国家政府和媒体所熟悉。并在之后的相互作用下，发展成了一个个更大的新闻事件，“捧红了”一个个的新闻人物，也在某种程度了影响了中国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外交关系。 所以，香港媒体对中国内地的有关新闻报道，不但影响香港民众对内地的观瞻和看法，而且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善待港记，巧待港媒，杜绝简单粗暴等不文明、不规范行为，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处理好与香港媒体的关系。 正确处理与香港传媒的关系 但长期以来，在一种惯性思维的指导下，内地一些地方和机构却未能处理好与香港媒体的关系，把与香港媒体当成一种敌对关系或敏感关系，使得与香港媒体和香港记者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也使得香港媒体觉得采访中国新闻太沉重。 多年来，“采访中国新闻会不会有危险”? 这个问题因而经常不时令一众常到中国内地采访的香港记者或哑然, 或叹息。虽然他们认为，回到内地，回到自己的国家采访,...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咼中校 2009-08-07 近来澳门利好不断，不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而且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一个以横琴岛为中心的澳珠合作发展战略逐渐清晰。根据澳门近年确定的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澳门本土的土地资源严重缺乏，因此地处澳门与珠海之间的横琴岛成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的首选，横琴岛也被珠海方面作为经济特区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横琴岛的地位和作用倍加突出。 近来澳门利好不断，不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而且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一个以横琴岛为中心的澳珠合作发展战略逐渐清晰。根据澳门近年确定的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澳门本土的土地资源严重缺乏，因此地处澳门与珠海之间的横琴岛成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的首选，横琴岛也被珠海方面作为经济特区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横琴岛的地位和作用倍加突出。 回归十年来澳门经济发展稳定，加上中央在背后的强大支持，澳门方面对未来发展踌躇满志，包括对横琴岛合作开发的主导权似乎是志在必得。不过，目前澳门的乐观情绪似乎有点过头，不禁让人想起当年的珠海。八十年代初珠海与深圳差不多同时成为沿海经济特区，珠海在八十年代确定的发展目标是珠三角西岸的经济中心，大有与深圳看齐的意思。但是十几年过去后，珠海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深圳。现在，深圳已经是全国四大经济城市之一，珠海仍不过是广东的一个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还比不上东莞、佛山。 当年珠海的雄心壮志无疑来自于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相同的，深圳也有毗邻香港的优势，为什么二者后来的发展会有天壤之别呢？笔者认为，当年的“澳门概念”对于珠海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澳门陷阱”——澳门看起来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具有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但是实际上经济规模极小，而且极依赖于博彩业这一单一产业，自身发展都是“泥菩萨过江”，珠海想借澳门出海，岂不是一脚踏空？ 有意思的是，二三十年后，澳门也在踏入一个“珠海陷阱”——以横琴岛为核心和灵魂的合作开发概念颠倒澳门众生，这个横琴岛概念需要珠海作为大后方强力支持，再以珠三角西岸作为发展的腹地。但珠海能在这个澳珠合作中起到何种作用，发挥多大能量？这是澳门所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大，“珠海陷阱”对澳门的风险也越大（相对而言，则是澳门在未来发展的机会成本会越高）。 具体说来，“珠海陷阱”对于澳门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珠海经济发展实力的有限以及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如前所述，珠海经济实力在广东省内连东莞、佛山都不如，仅居中游水平，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都差强人意，不过，根据《珠三角发展纲要》，珠海将与中山、江门签订紧密合作框架协议，以珠海为核心借助区域协作推动三地发展，成为珠三角三大经济区之一。另两大经济区分别是北面的广州、佛山、肇庆和东面的深圳、东莞、惠州，这两大经济区都已发展成熟，GDP总量分别达到13265亿元和12800亿元人民币，而珠海、江门及中山的GDP规模只有3680.59亿元，差距非常明显。另外，从产业结构、人才素质以及科研实力来看，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珠海、江门及中山三地中，珠海经济实力是最弱的，三地也一直各自为政，互不买帐。以澳门的实力和地位，未来也难以有效整合这一区域。 其次，发展方向的同构型导致竞争激烈。珠海、江门及中山三地产业同质，港口之间互相竞争，一度阻碍珠三角西岸的发展，现在珠海与澳门也面临这个问题。今年3月，珠海开通飞往韩国的国际航班，澳门机场就非常紧张，认为珠海机场的“国际化”需要慎重考虑。而澳门积极开疆扩土，不仅仅是博彩业、旅游业，也想搞点高端制造业，与珠海的战略也有重合——两地是一起合作进行呢？还是各立山头。 第三，就是一国两制的制度性障碍如何跨越？假如珠海、澳门在横琴岛一起合作开发，法律适用哪一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中，意识形态的障碍如何突破？试举一例，澳门人在横琴岛上进行科研、学习或经商，他能否自由浏览国外的网站？他的信息自由是否要受到内地舆论管制的限制？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珠海不但希望成为珠三角西岸发展龙头，也希望在澳珠合作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然而近年来，无论是澳珠合作还是澳珠的纷争，中央总是积极支持澳门的发展与稳定，珠海方面一直认为自己吃亏。尤其在这次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的问题上，珠海人表现得更是怨气冲天。沈宇哲的文章《横琴岛划归澳门 珠海官民恨从心中起》就生动点出了珠海无奈又愤懑的心态。沈文中“横琴岛划归澳门”的说法不准确，应是横琴岛的一小部分划归澳门大学，也就是澳门方面单独开发、单独管理；至于横琴岛的其它地方，根据国务院《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还应该是两地合作开发，不过，珠海在这个合作开发中能否如己之愿成为“平等合作主体”，却还是未知数。从这点来说，由于利益上的考虑，珠海、澳门两地的主观心态会影响到合作效果。 因此，以横琴岛为核心的先行先试合作方案为各方所看好，但主客观条件表明此一区域的合作存在先天的不足。除横琴岛的粗略框架之外，珠海与澳门也只有一个同城化的概念。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抄袭深港同城化，就其内容来看，仍也只是处于初级层面，主要是着重于基建对接、通关便利等方面，而这方面深港早已完善。 综上所述，澳门的“珠海陷阱”不仅仅是珠海太虚的问题，而且也与整个珠三角西岸的无力有关。因此，澳门与珠三角西岸的发展还是要借助于外力，依托广州和香港所在两大经济区的力量，借力而起。事实上，港珠澳大桥竣工之后，其成本效益面临考验，作为大桥的积极推动方，香港方面需要想方设法提高过桥车流量，这就意味着，香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经营珠三角西岸，小的方面说是为了提高港珠澳大桥的经济效益，大的方面说加强珠三角西岸作为经济腹地的地位，巩固香港自身在珠三角的龙头地位。从这一方面说，澳门更应审慎评估和衡量自己在珠三角西岸的地位和作用，与珠海、中山及江门一起寻求一个平等、良好的合作发展机制。

2009-08-07 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再度陷入弱势，被指摘有多项“失误”，包括被指在一些政治问题的表述上不当，近年推出新政策时经常“朝令夕改”，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力以及在雷曼事件上政府不作为等。这些指责及其香港经济后继乏力、方向不明确、前景不明朗，以及失业率攀升，民怨上扬等，都极大影响了曾荫权的施政，香港政局开始进入后曾荫权时代。   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再度陷入弱势，被指摘有多项“失误”，包括被指在一些政治问题的表述上不当，近年推出新政策时经常“朝令夕改”，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力以及在雷曼事件上政府不作为等。这些指责及其香港经济后继乏力、方向不明确、前景不明朗，以及失业率攀升，民怨上扬等，都极大影响了曾荫权的施政，香港政局开始进入后曾荫权时代。 下届特首选举关乎香港的未来选择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并没有问题，他认为香港人在有些历史事件上应该向前看，只是在表述上缺乏了应有的智慧和技巧。至于雷曼事件所折射的，亦只是政府管治的弱势而已，同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没有很大的关系。雷曼债券的投资者，除目不识丁的老人与家庭主妇外，大部分都应自负一定的责任，不能全赖推介机构及政府。 近两年来香港的反对派及民间团体动不动就将矛头指向政府（最近升级为倒曾），其实问题的本质便是曾荫权政府的管治弱势，即当民间及舆论认为曾荫权不能带领香港走出困局，甚至连“强政励治”也未能兑现后，便开始对他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攻击。 曾荫权当年接替董建华主政香港，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其实也有些许美中不足之处，应该只是当时危机处理之下的权宜之计，尤其从长远来看，也留下了一些可以检讨的空间。 香港回归前，中央选择董建华作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在“兵棋推演”的层面大致是正确的。商人治港，强化了香港的经济城市角色，而该商人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且在本地虽有利益瓜葛，但却没有盘根错节。只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其实并不具有掌控香港所需的管治能力和政治智慧，尤其是危机处理技巧，且与中央的期待有相当的距离。当然，董建华的挫折与施政的一些失误，与香港在回归后，旋即遇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而香港公务员体系对首届政府的施政亦未能有效配合也是重要原因。 由于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对政府有效管治的基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曾荫权取代董建华成了香港政治最新的棋局，回归公务员治港的管治模式。 未来香港特首应具高瞻远瞩特质 选择曾荫权在当时或许是一个解除危机的办法，是一着好棋。但时过境迁，今天的香港已有别于多年前的香港，回归十二年之后的香港，随着整个国际和周边形势的变化，其经济和政治环境这些年已悄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阶段，香港的未来特首显然应该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智慧的CEO式人物，而不是“打好这份工”的技术官僚。 这是曾荫权的历史局限性。他在就任特首后，当年亦曾因应董建华行政当局的弱势而提出了“强政励治”的口号，主观上希望打造一个强势的政府，使当局的政策能顺利施行，但由于香港的政制掣肘，以及其“内阁”缺乏因应香港新形势的智慧，还有曾荫权本身作为港英培养的技术官僚特点：长于执行而拙于决策思考，因此其短处很快便暴露无遗，并在舆论的不断攻击下再度沦为弱势，政策朝令夕改，即一项政策，甫推出便因为反对派或舆论的攻击而立即收回。更由于怕被批评为好大喜功，因此政府不敢推出系统和长远的规划。 经历了两任特首之后，香港未来领袖的选择，已成了香港未来最迫切的问题，也成了香港政商界甚至民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选择不当，将耽误未来香港的发展，而香港的耽误也意味着将为中央政府带来不断的麻烦。 目前，香港下一届特首选举虽然尚未进入热身的阶段，但有些人选已逐渐进入公众猜测的视野，他们包括唐英年、曾俊华、梁振英、曾钰成、叶刘淑儀、冯国经、陈启宗以及查史美伦等。那么，谁将是香港新一届特首的“真命天子”？舆论上有各种评论和说法，有人认为，唐英年、曾俊华与曾荫权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叶刘淑儀也不见得比他们有更多的新思维，曾钰成的标签色彩太明显，急于执政并不合适，而梁振英的民意接受程度不会太高，虽然梁正提早热身，广泛参与各阶层的活动，最近更放出风声，改变了以前曾经说过的“永不参选”的说法。但是梁振英要改变民众对他的那种“不真诚”印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尚未正式浮出水面的冯国经、陈启宗和查史美伦被认为也许比上述几位更好一些。他们的政经背景以及思维视野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肯定。比如在中港“防火墙”论调盛行的岁月，冯国经和陈启宗已意识到新香港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与大珠三角融为一体，然后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南中国以至整个国家的高速发展中摘取其价值链的高端部分，是当年香港可数的有识之士。而查史美伦的财经金融背景和国际视野则是她的强项，她曾经到内地担任中国证券会副主席的背景，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具体了解是上述相当多人无法比拟的，在本地政治方面，她作为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的经历，还有作为女性，也有她的优势，尤其能为左右两派所接受的柔软身段，都可以给她加分。 香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香港历年的七?一回归日游行都是特区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无法忽视的，这是一个以政治诉求为主，辅以各种大杂烩式诉求的行动平台。而大杂烩诉求与香港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近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整个社会创富能力停滞、弱化与七百多万市民对优质生活追求之间的矛盾，政治层面的矛盾尽管尖锐，但依然是次要的。 但话说回来，虽然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层面的矛盾，但是在政治上，中央政府以及建制力量仍要致力化解与香港泛民反对力量之间的死结，尤其要面对二○一二和二○一七的民主化进程要求。 二○一二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如果香港的政治发展，大致上依然原地踏步，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这亦会给泛民抗争继续制造更好的舞台。 二○一二或二○一七，香港不一定实行双普选，但是可否单普选或有条件下的特首普选，而且“有条件”，宜宽不宜严，不要将泛民中人排除在候选人的门槛之外。但长远而言，“双普选” 是无法逃避的议程，而且香港的主流民意亦不大可能接受“双普选”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中央政府最终无法接受香港有朝一日出现一个象李柱铭那样的特首，那么便应从修改基本法上动脑筋，香港改行“双首长”制，将特首拆分为“政治长官”和“行政长官”两个职位，前者作为香港象征性的“港督”，负责与中央政府及国际上的联系，并在某些领域享有否决权。“政治长官”可由代表各阶层的大选举团选举产生，而“行政长官”则如某些国家（如俄罗斯、法国等）的总理，负责香港的“内政”，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这亦与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性相吻合。 “双首长”制肯定是过渡性的政治设计，但这个“过渡期”也可以是较长的。 只有政治上的死结打开或缓解，香港社会才有可能凝聚力量应对新时期中港互动所产生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2009-07-29 在四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之后，各界反应不温不火。实际上，这六大产业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目标，其实不应称为“优势产业”，充其量只是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香港是否有竞争优势呢？也不一定。   在四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之后，各界反应不温不火。实际上，这六大产业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目标，其实不应称为“优势产业”，充其量只是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香港是否有竞争优势呢？也不一定。 把香港与内地比较，就可发现，香港在教育、创新科技以及文化创意等领域其实都不具备优势： 一、香港中小学教育与内地都属于应试教育，老师和学生都为升学而压力很大；香港教育注重实际应用能力，但人文修养阙如，语文课以应用文写作为主；香港高考竞争激烈，升学率与内地大城市也差不多。5月初香港教育局局长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就大谈要发展香港的教育产业，希望开放中学或以上的教育，吸引更多非香港生来港就读。这个政策在香港引发争议。5月11日，《香港商报》发表中文大学副教授叶家兴的评论文章《港教育产业难成大气候》；5月12日，香港《文汇报》发表城市大学曾渊沧博士《发展教育产业天经地义》的文章，两者观点可谓针锋对芒尖。但香港《信报》总主笔、著名专栏作家练乙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都搞不好的产品，还要卖给别人？ 二、文化创意产业着重于技术层面（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平面设计），而缺少文化的积累和人文的熏陶。至少在名称上，香港一直提到“创意产业”（内地则使用“文化产业”这个名称），直到近年香港才把文化与创意并提，这说明香港人在思想上其实并未意识到创意的关键所在。 三、创新科技上，香港高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但是产业化的效果非常差。这一方面有港府在政策导向上对科技产业化支持不力的原因，另一方面与香港商界不注重科研、不愿作长期投入的商业文化有关。香港企业的R&D比例之低，不但不能与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地区相比，与中国内地也有很大差距。也正因为此，香港回归以来，政府虽然提出来发展“数码港”“中药港”的庞大计划，但最后都成了地产项目。 此外，香港已有的优势产业——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如何巩固与发展？由于产业联动性与相关性越来越大，这六项潜在“优势产业”与已有优势产业如何互动发展？在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看不到。也许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惯性，香港特区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这成为香港未来发展最大盲点。 相比之下，上海在今年提出的目标清晰具体，而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上海早在1992年就提出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定位不是于亚洲区域性金融中心，而是世界级金融中心。2004年后上海将自己的发展目标进一步确定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建设。但今年3月，国务院批准《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最终在国家战略层面确定上海两个中心的发展目标。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其实已基本实现。上海洋山港建成后，上海的货物吞吐量已居世界第一。香港身边的深圳在积极建设大铲湾，建成后将把香港挤出世界前三。在航运和物流业发展上，香港面临的竞争更激烈。 虽然中央领导人和国内的学者一直强调，中国可以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现实问题是，上海的发展目标其实是与香港有相当的同质性，是竞争大于互补。例如股票市场，香港目前的IPO很多是内地企业，这不能不与上海出现竞争。在人民币结算中心上，由于与贸易密切相关，双方更是直接竞争的关系。 虽然香港金融界、学界一直认为，金融中心不是一蹴而就的，上海在金融人才、法治以及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的条件，与香港还相差很远。如果粗略一看，一般都会认为上海与香港距离的确很大，但事实的差距有那么大吗？这些差距真的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吗？ 事实上，中国内地在金融制度建设已经日趋完善，证券市场越来越规范，因此，虽然中国内地法治还不健全，尚在完善之中，但是在金融市场却是非常公正、公平及公开，监管秩序甚至要强于香港。这也就是内地城市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能够积极投身股市，而不喜欢自己创业的原因之一。所以，笔者认为法治的确已经不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障碍。 至于金融人才更不成为问题。这次金融海啸爆发后，香港金融机构不断裁员，但是上海却是向全世界招募顶级金融人才。去年以来，上海在伦敦、芝加哥、纽约举办了三场招聘会，三地应聘人员共计2176人，后来初步确定840人。据说，应聘人员中，伦敦应聘人员专业教育背景较好，行业以风险控制类为主；芝加哥90%的应聘人员工作经验较丰富，以期货期权交易、对冲基金居多；纽约人才专业类别齐全，岗位类别丰富，且从业时间较长，可选择余地较大，有各类工作经验的应聘人员占96%。华裔金融人才在上海和香港的选择中，他们往往会比较两个城市的发展机会和潜力，显然上海在这方面要胜出一筹。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最大的问题显然是人民币自由兑换。今年5月，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表示，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届时人民币资本项下一定要实现可兑换。但有人认为，根据国务院的意见，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从现在算起不过十来年的时间。而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从制造业中心转型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也不过十来年时间。 2001年，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梁海国在调查报告中说，上海可能在15至20年间超越香港。现在看来，这份报告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当时的香港高官对此毫不在意，反而批这份报告“荒天下之大谬”。更大胆的看法来自张五常：“我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大举开放金融，从开放后算起，上海会在5年后超越香港。我也可以肯定：从大举开放金融后算起，上海一带会在20年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现在中国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都已经加速，十年的时间对于上海来说已经非常充足了。 话说回来，把香港这个土地有限、资源有限并且边境有限制的经济体，来与上海相比，有点不公平。上海自身建设港口的条件不理想，但可以把相邻的浙江洋山划过来，作为自己的港口发展。但香港即使要开发河套地区巴掌大的地方，也要与深圳讨价还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上海有吸纳全国资金、人才的便利，而香港与内地在这方面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上海的高端人才与低端劳动力可以与内地实现充分的流动，但是香港的劳动力只能在本港消化。 因此，从资源禀赋上看，香港的确存在着种种先天的不足，限制了香港的发展空间。以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速度和上海的发展规划，上海的金融、航运、物流、贸易在数量规模上超过香港其实都不困难。香港即使把十号码头建设起来，可能最终还是赶不上上海或深圳的吞吐量；香港即使把人民币市场搞起来，可能还是比不上上海的规模；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在07年达到高峰，但是上海条件却越来越成熟。 因此，比数量规模，香港永远占不到便宜，香港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讲究质量效益，并抢占行业标杆地位。以航运业为例，伦敦的航运业从规模上来讲在世界排名越来越靠后，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伦敦在物流业中的决定性地位，因为伦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不但是航运业的晴雨表，而且是世界经济的领先指标，直接反应了世界各国贸易、生产、消费的水平，因此谁也不能忽视。 就航运业来说，也有上中下游产业，上海航运业的发展目前处于下游阶段，也就是以港口服务业（码头服务、集装箱堆场、仓储服务、船舶代理、货运代理、报关服务、理货服务、内陆运输服务）为主。香港除了港口服务业，还包括海运业（包括邮轮经济、货物运输、船舶租赁、拖船作业等），这表明香港航运业已经发展中游阶段。但是最有影响力和附加值的在于高端的航运交易及服务业，也就是现在伦敦航运业的优势所在，包括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海损理算、航运交易、航运谘询、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航运专业机构、船舶管理等。在高端部分，国内港口尚难以达到，但香港则有实力快步赶上，如果香港能把高端航运业发展起来，那么香港就不必再纠缠于码头、仓储、集装箱堆场这些领域，与上海、深圳、广州不但错位发展，而且拉开距离。 更重要的是，香港高端航运业发展起来，航运融资、海事保险、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航运专业机构、船舶管理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无疑会进一步强化香港的贸易地位和金融地位，也可以因为地理原因来整合珠三角的港口与贸易，深圳、广州的港口与香港分工合作，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珠三角的经济地位。 因此，香港的发展必须与上海等地错位发展，异质发展，而且应该是高端发展。除了航运业，金融、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香港也有条件往高端发展。因此，香港的优势，其实还是在于几项传统产业的升级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