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09-11-02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9月20日举行，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本届产生的立法议员为29人，其中7人由行政长官委任，10人经间接选举选出，而12人则透过直接选举选出。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9月20日举行，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本届产生的立法议员为29人，其中7人由行政长官委任，10人经间接选举选出，而12人则透过直接选举选出。 澳门立法会选举的历史背景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 （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这种“中国主权、葡国管理”的统治方式，被历史学家称之“澳门模式”（Macau Formula）。 一八二二年之后，“市政议会”的立法权力逐渐被葡萄牙皇帝直接派遣的澳门总督及其咨询机构“立法会”所蚕食和取代。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群葡国年轻军官组成的革命组织“武装部队运动”(Armed Force Movement)，在数小时内发动了一次不流血政变，推翻了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沙总统(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所建立，并由卡丹奴总统(Marcello Caetano)所继承的独裁政权。这场民主革命被称为“石竹花革命”。 “石竹花革命”后，葡萄牙积极推行“非殖民化”政策，让所有前葡国殖民地（包括安哥拉、莫三鼻给、圣多美及普林西比、佛得角群岛、澳门、东帝汶）次第独立。但是，由于澳门的情势特殊，只是“葡萄牙（暂时）管理的（中国）领土”，在中国政府婉拒葡萄牙马上交还澳门之后，葡萄牙里斯本当局便在一九七六年制订，一九八二年修改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在葡萄牙管治之下的澳门地区，由一适合其特别情况的组织章程所管治。”(O territorio...
Day: November 2, 2009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贡钦 2009-11-02 近几个月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个纪律部队纷纷提出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要求，在香港各界闹得沸沸扬扬，令特区政府和市民感到十分担忧。 近几个月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个纪律部队纷纷提出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要求，在香港各界闹得沸沸扬扬，令特区政府和市民感到十分担忧。 最早是香港警察要上街示威游行，诉求更改薪酬制度，最后被特首曾荫权以警察世家出身的温情劝说，和警务处长表示将亲自向政府争取落实职系架构、检讨报告及加入追溯期的承诺化解，暂停上街游行。 接着，香港入境处、消防、海关、惩教署及飞行服务队等五个纪律部队的工会逾200人集会，要求政府划一纪律部队的薪酬及工时。 然而，香港各纪律部队的诉求不尽相同： 警队要求设立独立薪酬检讨机制，意味着继续扩大与其它纪律部队在薪酬待遇方面的距离。其它纪律部队则要求与警队看齐，因为警队的入职条件比其它部队高，其薪酬历来比其它纪律部队要好。 香港惩教署要求减工时，消防处则要求增加危险津贴，而薪酬待遇一直略逊于其它纪律部队的入境处认为，基于工作危险性及复杂性提高，工作性质已与海关、惩教署、消防处等部队无异，因此，同样要求待遇看齐。 有关增薪诉求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 2009年以来，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香港特区政府为了表示政府和高级公务员与市民共渡时艰，决定高级公务员减薪5.38%，中、低级公务员冻薪。 在此情形下，纪律部队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诉求不具有正当性。身为政府雇员的纪律部队，逆势提出加薪和增福利的要求，与雇主分庭抗礼，挑战政府的管治权威和公信力，同时更不顾纳税人的感受，在职业道德和市民感受上倍受质疑，缺乏正当性。 在工作强度、通胀水平、同行标准等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纪律部队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诉求，也缺少合理性。根据统计，香港纪律部队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在世界同行中应该属较好的，且受到香港有关法律的保证。 从回归前的港英政府到回归后的特区政府，都实行“高薪养廉”的公务员薪酬政策，《香港基本法》第一百条中也有相应条款，规定回归后特区政府可留用在港英政府任职的公务员，“其年资予以保留，薪金、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来标准”。而纪律部队作为香港公务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法律保证了香港纪律部队成员较社会其它行业拥有优渥的薪酬待遇。 港府公共开支大部份用于公务员福利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香港政府公共开支中70%是公务员开支，占GDP的14%，而同期美、英、德、澳、加、卢森堡、丹麦、以色列等高收入国家，其公务员开支仅占政府公共开支的22%，为GDP的8.9%；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巴拿马、匈牙利等中收入国家的公务员，其开支占政府公共开支更只有12.2%，占GDP的比例2.9%；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低收入国家的公务员开支占政府公共开支的20.3%，占GDP的5.6%。 通过比较得出结论，香港政府的公共开支七成用于公务员，并且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事务局2009年6月30日的统计数字显示，香港现有公务员155378人，其中警务处、入境处、消防处、海关、惩教署有59727人，占公务员总数的38%。因此，香港纪律部队是政府公共开支最大的受惠团体。 既然如此，香港警察为何仍不满意、不满足?难道要将香港政府的公共开支七成用于公务员，提高到八成、九成？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私人机构大量裁员和减薪、全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之时，香港警察为何要用执法者的公权力挟持整个社会，以满足自己的利益？为何香港其它的纪律部队也如此跟风，推波助澜，遥相呼应，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香港的公务员是社会的精英，更是市民的公仆，主人能长期忍受公仆的过高要求吗？ 香港警队的警力充裕度较高、工作强度适当 况且，人数庞大的香港纪律部队，与香港七百万人口的比例相比，数量算是较多的，工作强度也是大家心知肚明。以纪律部队中的警队为例进行剖析，其它纪律部队可能也是大同小异。 通过分析各国和地区的警察与人口比例，可以了解到警力的充裕度和工作强度，即一般来说，警力充裕度与工作强度成反比。根据中国公安部网站和香港特区政府网站的数据显示： 香港有警察3.2万人，警察与人口比例为4.57‰，...
—中国的战略与抉择 天大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联合课题组 2009-11-02 本报告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及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战略与抉择。报告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长期政策取向和中国在近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当务之急。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国际金融体系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本报告对这三方面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缺陷进行了分析。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美元仍然面临“特里芬难题”。第二，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多样化的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第三，国际收支调解手段趋于多样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主要缺陷，是美元泛滥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积重难返三个方面。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布雷顿森林机构存在着三大缺陷，包括制度设计缺陷、指导思想僵化和危机管理失职。其中制度设计缺陷又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合理：一是投票权分配不合理、二是份额分配不合理、三是高管遴选机制不合理。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近年来出现了两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逐渐向混业监管转变；二是全球统一监管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混业监管导致的监管低效、对金融市场监管失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不足和国际金融机构监管失职等四个方面。 报告认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和主要分歧，主要集中在各自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前景，本报告总结了七大趋势，包括国际金融体系仍将由美国主导、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逐渐强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加快、区域性的金融合作进程不断深化，以及中国走向国际金融领域的前台。 二、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 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原则，其基本主张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应该“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当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改革；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以及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三、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 报告提出了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五大战略举措，包括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深化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收益、风险、突破口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 在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报告提出了五个突破口，包括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推动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理分工、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报告认为应循序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共同防范热钱流动、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和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 在深化亚洲金融合作方面，报告认为应首先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并尽快完善适应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的相关机制，同时应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此外，也应加强亚洲国家在汇率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在适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报告认为应密切关注并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以及人民币充分国际化后面临的风险，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循序而审慎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具体措施包括：加快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和构建市场微观基础等。 在合理布局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方面，报告认为在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应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深化两地的合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应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在确保金融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为我所用”，即应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以金融市场发展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加大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软环境的建设力度、探寻吸引金融人才的长效机制。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突破口：促进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开展、鼓励更多内地企业到香港发行股票、深化内地和香港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加强热钱防范环节的合作。...
天大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联合课题组 2009-11-02 随着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现状和国际金融机构运行的不满和批评达到了高潮，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却充满了期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包括G20峰会、G8峰会、“金砖四国”（BRIC）会晤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多边或双边会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2009年7月底，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在宏观政策协调、投资、贸易以及气候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全球宏观经济低迷之际，人们对通过中美两国的合作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充满希冀。 本报告分析了短期内中国应努力的两个方向：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深化中美平等合作。在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中国应在推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适当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在中美合作方面，双方应当加大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寻求两国更加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机构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共同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而且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因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直接决定了国际金融体系运行的其他方面。本轮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监管、金融危机预警和防范以及危机爆发后救助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端。由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建立在旧的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目前已经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成为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最重要的内容。 (一)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突破口，提升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增加其可利用的金融资源、扩大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但是同时我们认为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作用需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前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机制等方面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1、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1945年，成立之初由于各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的份额和投票权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的手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合计份额和投票权超过60%，而发展中国家份额和投票权却十分的稀少。以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为例，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仅为3.72%和3.66%，印度也只有1.92%和1.8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分配的失衡为发达国家在各种规则制定和对话谈判中创造了先天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普遍质疑。因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分配更加客观地反映当今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 首先，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在考虑既有经济规模等存量指标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等增量指标，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是相一致的。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以“金砖四国”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表明，2006年到2008年,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7%,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同期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大于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方面理应更多地反映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在具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措施方面，可建议采取以下途径：一是缩短成员国份额重新审核的间隔年限，从目前的5年缩短至3年甚至更短，使份额分配能够更为及时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二是在增加份额的过程中，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当的优先认购权，以不按照现有的份额比例分配的非对称增发方式逐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股权比例；三是为了扩充自身的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我们认为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发行可转换债券具有可行性，并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内经济状况满足一定的条件下，选择将债券转换为特别提款权，既可以提高债券的吸引力，又可能逐步提高发展中国家持有的特别提款权份额，进而实现话语权的提升。 其次，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之中。话语权不仅仅体现在所拥有的份额和投票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具体规则制定过程的参与程度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对话和谈判之中，在具体规则的制订过程当中，应该更加积极地为保护本国利益而努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规则的制订过程，客观要求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民主性和透明性，允许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官员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具体运作当中，在基金组织高管人员的选拔方面，真正地体现公开、公正和择优任用的原则，改变过去欧美国家在领导人位置“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应该争取有更多中国籍人员进入IMF工作，熟悉规则与环境，为今后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做准备。另外，争取重新修订IMF的有关条款，如对IMF第四条款进行修订，防止其成为他国攻击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借口。 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主要目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形成一种更加有效的制衡机制，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水平，绝非单纯的为了终结美国第一大股东地位。相反，一个更加健全而有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需要美国正确地发挥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管理优势，促进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 2、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倍受争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其决策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严重不对称，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占据主导地位、对决策有决定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组织内部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往往被忽略；另一方面是在重大问题上美国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根据最新的分配比例，美国在IMF中占有16.83％的投票权，而IMF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这就意味着美国拥有重大议题的一票否决权，美国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往往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保持其自身霸权地位的一个工具，此外，美国过去也经常利用一票否决权，阻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不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用的发挥。因此，我们认为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需要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同时，尽快废除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具体的操作方面就是要降低重大事项的通过率门槛，改为80%抑或是更低。 既然我们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保证其中立性、权威性以及合法性，单一的主权国家拥有对重大问题的一票否决权显然与一个具有多边协调性质的国际组织不相适应，因而，我们迫切需要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只有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 客观地来看，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的救助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自身的资金实力有限，短期内难以集中足够的资源来对付发达经济体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G20伦敦峰会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和发行债券的共识，通过这两条途径，来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力，以更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并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2009年7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通过了发行债券的框架草案，拟增发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5000亿美元债券；2009年8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向成员国最新配置总额相当于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由此可以看出，在充实资源这一环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取得阶段性成功。 当然，随着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能够在未来持续地发挥其作用，需要一种长久机制以解决其资金来源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寻求通过包括增加份额、发行债券、双边协议、借款总安排和新借款安排等多种措施拓宽其融资来源，同时也应保证其成员国和债权人的权责利统一。 4、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