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09-09-22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帝国雄心和帝国心态所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正式确立；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标志着美国军事霸权的确立。两者彼此依赖和支持，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具有帝国性质的主宰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帝国雄心和帝国心态所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正式确立；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标志着美国军事霸权的确立。两者彼此依赖和支持，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具有帝国性质的主宰者。 当前美国的军事霸权依然牢固，没有任何国家真正敢于冒险挑战之。但看经济霸权，其地位已出现明显的松动，主要标志是美国再也不能以帝国的心态和方式来控制全球经济秩序。 过去50多年，美国一直通过操纵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来规范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使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保持可预见性，目的是要使美国资本在熟悉和透明的环境里安全运作，最大程度地谋取利润。 两个轨道上的星球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逐渐勃兴，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操控不再得心应手。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后，双边贸易纠纷日益增多，进出口不平衡持续加剧，美国试图采用针对其他国家的胁迫手段予以扭转，但却无法达到预期目的。自布什政府至今，华盛顿方面一直软硬兼施、多管齐下，但就是拿不出足以迫使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对策。 美国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中心，其帝国机器对体制相同的中小国家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牵制和操控。即便这些国家有自主意识，但不能或不敢越出美国设定的运行轨道。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其初衷也是希望达到如此效果。首先是以苛刻的条件“鼓励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机制，然后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工具和国际多边机制，来驯服和操控中国的政治、经济和贸易政策。 可是迄今为止，无论在双边还是在多边事务中，美国除了利用中国某些易受攻击的弱点获得了一些策略性让步之外，始终不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其惯常的策略和手段迫其就范。个中原因多种多样，最大原因就在于，美国固有的战略思维和陌生的中国现实有互斥性。 大国之间崭新的相处模式 中美两国是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星球，经济、政治和司法体制相差很大，彼此存在着不相容性。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事务上，双方可以合作，但不可能变成主从关系。美国当然可以凭借其明显的优势，在双边事务中把持主导地位，使处于弱势的中国自愿或被迫作出部分改变，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思路去重新塑造中国。 中国现行体制的优与劣，将来自有公论。以强国的标准来审视，中国内部自我管理的全套体制看上去百病丛生，使之在世界舞台上始终有捉襟见肘的后顾之忧。但是，就当前世界局势的演变看，中美两国体制的不一致性，又为备受外部歧视、易受内外夹击的这种体制提供掩护的屏障。与从里到外、通体都被“美国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也有委屈求全的时候，但毕竟保全了至关重要的自主意志。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是指日可待。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其他主要经济体依然在苦苦挣扎之时，中国经济却已率先峰回路转，回复高速增长之势正在蓄积。此种形势使迷信于固有发展模式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而且更会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更加稳固的立足之地。 当前的国际秩序依然以美国为中心，未来一个时期仍将如此。作为这一秩序的长期主导者，美国对中国后来居上之势不可能无动于衷。从帝国盛衰的历史看，美国要遏制中国，阻止或减慢其追赶趋势，当属本能反应。因此，在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美国还会不失时机地将之作为牵制中国的杠杆。 但是，经过最近若干年有意和无意的经营与博弈，中美两国突然发现，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各方既无坚定的意志、也无绝对的信心和能力去挑战或钳制对方。在大国兴衰、强权更迭的历史上，这种既相互排斥又彼此接纳的相处模式，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崭新现象。 兴衰转换时的“帝国心态” 决定中美新型互动模式的关键因素，是两者之间的利益交融关系。在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都不得不寻求转型。在美国，鼓励储蓄的政策将削弱消费能力，其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激发作用会降低。在此形势下，中国必须以扩大本国市场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这将使两国互换角色，但依然是彼此依赖。 就当前来看，中国在美国的巨额金融资产，是美国维持经济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奥巴马政府复苏经济的目标尤其重要。中国深知这些资产面临极大风险，但为了避免资产贬值，又不得不增购美元债券。中国一方面高调提倡国际储备货币要多元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这种被利益捆绑的双边关系，使各自的手脚被束缚，对抗的冲动也被抑制。 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美两国近日在华盛顿得以平起平坐，举行了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对话本身以及双方作出的积极姿态、发表的积极言论，都是外交形式，但对如此重要的大国关系而言，外交形式有时候比具体内容更为重要。 人们从未听说过，美国在和平时期把一个非盟友国家当作“风雨同舟”的伙伴，并且情愿或不情愿地放下身段，声称要与中国“共同塑造21世纪”。这些言辞的背后，虽然也有可能隐藏着其他意图，但却毫无掩饰地表露出“帝国心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就是正在演绎中的此起彼伏、强弱易位的大国兴衰故事。 （杜平先生是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Day: September 22, 2009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09-09-22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向世界宣布：“美中关系是塑造２１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有关中美这种互动的重要意义，广东《南方日报》早在2007年3月8日，就以通栏副标题提出了“认知美国消化美国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的说法。这是“消化美国”这个词第一次在国内主要媒体出现，让笔者切身感受到中国岭南文化的伟大。 近170年以来的岭南文化，注入了林则徐、容闳、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伟人的思想和心血，融入了他们探索、留学、救亡、启蒙、共和、革命、改革和振兴中华的思维基因。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岭南文化温暖湿润而充满生气，万象纷呈且蕴涵生机。近代以来，岭南文化的特性就是融合中西文化，既具有包容性，又富有新思想。岭南文化的本质是革新，是开风气之先。或许，广东香山人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团队就是中华民族最早“认知美国，消化美国”的第一代人。 什么叫消化美国？为何要消化美国？ 什么叫消化美国？为什么它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 消化美国(Digesting America)，所谓消化不是消灭，消化是学习，是深刻认知事物的本质，是辨清事物本质中的正面因素及负面因素。 所谓消化美国不是简单的肠胃运动，消化是理性的拿来主义，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在消化运动中，随之成长起来的是消化者自己，是消化者精神和消化功能的不断强大。 消化美国，以一个更为深刻的审视方式，从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和实践，以一种知和行结合的自我强大模式，来认知美国的精神和文化，并消化美国的发展经验。 其实，在中国人消化美国的同时，美国人也在消化中国，双方在相互消化对方的过程中，崇拜的是消化者的自身主体，而不是被消化的他身客体。 因此，消化美国，是精细选择性的吸收和剔除。在欧美的一代华人学者专家和专业人士，他们身处消化美国的主流环境，是自身的书本知识、切身经验、创造性思维方式和创意系统的建立者。他们全面经历了饱含汗水和艰辛的个人奋斗实践过程，将美国之客，化为自身之主。他们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在观察，而是事件发生在场者的介入，也是争取己身利益的攸关方。他们是创造性的主体，在参与、吸收和消化美国的过程中，实现了智慧能量的全方位转化。 认知美国，消化美国，必须改变传统知识积累的方式，建立独特的知识系统，鼓励开拓性的认知，发现中国在美国研究领域的空白，尽可能增加实践性的认知。同时，努力在研究中改进思维方式，实现认知上质的飞跃–直觉领悟。直觉性的认知，使得思想者能够不借助常规思维认知的手段，直接抵达事物的本质。这与中国的“神悟”、“灵性”十分相通，得到美国物理学家苏珊?蓝道尔第五维探索和创新性思考的证实。她认为当今优秀的思想者应该“相信科学，拥抱直觉”。 充分利用旅居海外人文学者跨文化观察软件 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祖慰教授也认为：旅居在海外的“人文学者或者是文学家，他们的观察‘软件’非常独特，既有祖国带去的文化观察软件，又有长期在侨居国获得的文化观察软件，而且组合成了像基因那样的双螺旋构成。” 这种双重思维观察软件，也可以称为跨文化观察软件，它不仅存在于人文学者，也存在于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可能在人文学者的思考中比较显著，他们在政治人文现象的对比中思考。在具体的项目和案例研究中，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往往更多地以现代科学逻辑和推理思考，但是他们整体的科学、经济思想文化风貌，行事风格以及待人接物，离不开这种双重思维软件的运作。 双重思维软件，也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思维交混融合的思维方式，不是剪刀榔头，分开使用，而是对两种文化的缺弊都有所弥补，在思维中，发生交融互通，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在不断接触、吸收和消化美国的思维过程中，双重思维软件能够使得思想者对原来的中华文化产生的惰性有某种程度的警惕意识，例如，对于Aggressiveness（侵略性、进取性）的理解。这个词的主要辞义是侵略性，而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认知，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这样一个英文的褒义词或者中性词，在中文意义中很多时候成了贬意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挑战性。这一词性的认知，对中华文化的创新应该具有建设性意义。 具体一点说，比如在反映民族性格的美国篮球比赛中，成功就是生存的一切，成功压倒精神胜利和道德胜利，姚明的出现和成为明星的成功，姚明作为火箭队的核心，他不仅必须在有规则的条件下保护自己的权益，争取胜利，也要学会在没有规则的条件下，争取胜利。火箭助理教练谆谆教导姚明，对竞赛对手要野一点，狠一点，对自己的队员要吼叫：“浑小子，给我球！”这不仅仅是对姚明性格的改变，也是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挑战，推动中华民族对于美利坚强势性格的学习和消化吸收，在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元礼 2009-09-22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在时间上表现为执政的长期性，即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连续赢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在空间上表现为优势的绝对性，即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在最近三届国会中，行动党议员占据了84个议席中的82席，反对党议员只占区区两席。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在时间上表现为执政的长期性，即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连续赢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在空间上表现为优势的绝对性，即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在最近三届国会中，行动党议员占据了84个议席中的82席，反对党议员只占区区两席。虽然，一党独大往往听不到不同声音，但新加坡的行动党自有一套克服弊端的好方法： “民事诊所”：连接党与民众的桥梁 定期接见选民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例行工作。议员接见选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一次，一般晚上8点开始，往往深夜才能结束。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一、求见登记；二、求见者向工作人员详谈所要反映的问题。该环节由5至7个志愿者分别接谈，并做详细记录；三、打印谈话内容；四、议员按顺序接见来访民众。由一位工作人员负责将打印好的情况交给议员，并将求见者引见给议员。议员和来访民众见面，进一步核实情况，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在打印好书信内容的专用信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该信件被称为议员的“请愿信”），将其传真给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政府部门和机构则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直接回复当事人。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一般设在该选区某栋组屋一楼的几个房间。这些房间也是行动党社区基金和行动党幼儿园所在地。白天，这些屋子主要是幼儿园上课、活动场所；晚上，则是行动党议员接见选民的地方。这些屋子都十分简陋，外观未经任何装饰。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曾说，民用设施可以堂皇，而且越堂皇越好；但是作为执政党的总部和支部，则应该是在最不堂皇、最不华丽的地方。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被称为“民事诊所”，因为等候接见的选民正如等候就诊的病人。为选民进行登记和引导选民接受接见的工作人员就像导诊员，而接见选民的议员恰如看病的医生。病人看完病后，拿着医生开具的药方离开诊室；选民接受接见之后，带着议员开具的解决方案离开。 新加坡人在这些“民事诊所”发泄的牢骚，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的一种记录。在1970年代，人民主要的忧虑是失业和没有房子住，议员经常替选民写信申请的士牌照、小贩执照或是申请组屋，或是要求在被迁置时获得更好的赔偿。1980、1990年代，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主要忧虑从基本生活问题转移到生活素质的提高，例如为孩子争取名校学额、换更大的居所等。选民所提问题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套用行动党自己的说法，该党“至今保持不变的是接见选民的宗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行动党成立15周年的特刊曾以文字形式记载了接见选民的宗旨：“议员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 据统计，1998年共有5万名选民在每周接见活动中向议员求助，其中许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例如能否特别允许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过两个星期；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请永久居民（他们通常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大学学历）。帮助居民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写“求助信”到有关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其他的援助方式来自公民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有些是提供财务援助，有些则协助居民找工作等。行动党将这些工作视为同选民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环节。在为民解困的过程中，议员发出去的“求助信”、拨打的电话数以千计，不间断地搭建桥梁，协助需要援助者。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谈到他接见选民时的一个有趣例子：自己选区的一名选民前来求见，投诉居所附近蚊子孳生，还带了许多被打死的蚊子为证，这些蚊子粘在3张纸上。李显龙把这些蚊子转交给主管市镇理事会的陈文焕议员——最后，蚊子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非常之举：主动增加国会中的“反对派” 为了避免听不到不同声音，行动党倡议在国会设置官委议员。官委议员由国会的一个特别遴选委员会推荐，由总统委任，每任两年半，目的是要使国会里有更广泛的非党派意见和言论。 李光耀曾阐释设立官委议员的原因和结果：由于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议席，加上反对党议员的素质常低于行动党党员，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类观点在国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抒发。于是，新加坡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民选议员进入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被称为官委议员。官委议员的做法获得了成功，它让非行动党出身的人士进入国会。 由于反对党议员人数太少，现实情况中为了更多地听到反对党的声音，经行动党倡议，国会中还设置了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是指在大选中落选后，因得票率比其他落选者高而获任议员的候选人。新加坡宪法规定，如果在大选中，当选议员的反对党候选人少于3名，选举官将宣布得票率最高的反对党候选人为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以3名为限。 李光耀在1984年的国会辩论中阐释了设置非选区议员的原因：非行动党议员和行动党议员不同，他们会把有关滥用职权、贪污或裙带关系的指责直接吐露出来，而行动党议员只有在调查证实有关投诉后才会提出来。因此，反对党议员的这种做法，将更有利于消除民众的猜疑。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解释说，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遵循三大原则：第一，改革后的制度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参加选举的政党。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必须确保新加坡经过大选之后，能够选出一个强有力及效率高超的政府去治理国家。第三，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使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能代表反对党的观点。 拟设“影子内阁”：希望听取不同声音 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虽使国会添加不同声音，但由于绝大多数议员仍是执政党成员，国会中的不同声音依然弱小。 为了进一步改变这种状况，吴作栋在2001年的大选前夕曾提出过设立“影子内阁”的设想：如果在2001年大选中落入反对党手中的国会议席不超过两个，他将考虑在国会中设立“影子内阁”——“替代政策献议团”。届时，他将委任一位国会议员担任“影子内阁”的“总理”，让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担任“影子部长”，以针对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和替代性政策。当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担任“影子部长”之后，便不再只是在国会中提问，而是以“影子内阁”的基础运作。 此次大选结束之后，反对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正好两个。于是，吴作栋为“影子内阁”的设想提出了更具体的想法：即由20名行动党议员组成“人民行动论坛”。它不仅将在国会上扮演发出不同声音的角色，也必须积极深入民间和多个领域，去收集人们对一些政策的意见，以使国会的辩论呈现多元的思考和观点。这个论坛的成员任期两年，两年后由另一组20人的行动党议员轮替，在国会上针对政策与任何课题发表尖锐的意见，甚至提出替代方案。为了方便这些行动党议员畅所欲言，他们在国会辩论政策与法案时，免受行动党党督的限制。换句话说，他们在国会表决时，可以投反对票。不过，议员们所辩论的法案如果涉及宪法，“人民行动论坛”成员的立场还是得和行动党一致。吴作栋希望“人民行动论坛”不仅在国会辩论时提出尖锐的观点和建议，还要能代表广大民众的看法，因为这是许多新加坡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期望——他们希望国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政策论坛：普通党员的“国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于2004年设立行动党政策论坛。按规定，该论坛成员为188名。设立论坛的目的是让党员有更多机会就国家政策发表意见。它被视为行动党普通党员的“国会”，是他们对政策性课题进行讨论、提供意见和献计献策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一论坛，普通党员能够反映“人民关心的课题和政策带来的冲击”，基层党员可以针对政策主动向党的领导层提出建议和批评。目前，该论坛已成为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员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和情感沟通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