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助理研究员 张旭东 2009-09-02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D）自2006年底启动以来，至今已展开了五轮对话，取得了众多实质性的进展，成了中美双方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之一，并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D）自2006年底启动以来，至今已展开了五轮对话，取得了众多实质性的进展，成了中美双方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之一，并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通过五轮对话（尚不包括今年7月底在华盛顿举行升格后的第一轮对话），双方达成的共识正在逐步转化为积极的成果，并不断促进两国战略和经贸关系的良好发展。 五轮对话的议题与成果 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在2006年12月14日到15日在北京展开。其主题十分鲜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说明美国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意图和战略构想，以消除所谓的不确定性疑虑，而中国也希望借此机会向美国阐述自己的政策，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并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中美双方合作取得进展需要一定的过程，但美方希望通过首轮对话就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从首轮对话具体议题设置就可以看出。会议第三项议题关于财政、货币、卫生与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第四项议题关于跨境资本流动、服务业和旅游业、市场开放等问题都是美方的重点关切，也是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希望美国代表团向中国施压的重点领域。第五项议题关于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合作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则是双方关切的问题，而且从后续的几轮对话来看，该领域也是每一次对话常设的，必被列入议程的话题，同时也是双方合作意愿最强烈，成果最为突出的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对话美国财长出任美方特别代表，美联储主席参加，而中方的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都出席，说明汇率问题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从一开始就成为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 从成效上面来看，首次对话在经历了5次专题会议，讨论了11个分议题后，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诸如：中美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双方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美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等。 对首次SED，各方媒体进行了很多报道。法新社认为：此次对话美国的高规格出席体现出美国对此次对话的重视，并且有改善双方贸易不平衡状况的意图和愿望。而英国的《金融时报》用“美国提高嗓门，中国不动声色”生动的描述了美国将把对话变成施压的舞台。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的与会官员希望能够缓和国内施加的巨大压力，降低各界过高的期望值，谋求长远的战略利益。这也说明美国的官员非常务实，已经意识到了一次对话或者是通过施压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必须谋求长远的合作。日本媒体的分析则认为：美国在用一种缓和的方式引导中国，实现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平衡。...
Day: September 2, 2009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卫儿 2009-09-02 不久前, 香港驻京记者到成都采访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开庭审讯新闻, 被当地公安以 “有人举报藏有违禁品”的莫须有指控扣在酒店房间不准出门达七小时，并在拒绝出示警证和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房间搜查。事件在香港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了一条比谭作人案更大的新闻，而成都公安的处理手法更遭诟病，被媒体批评是“执法犯法”、“生安白造”，损害了公安的形象，更给国家形象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不久前, 香港驻京记者到成都采访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开庭审讯新闻, 被当地公安以 “有人举报藏有违禁品”的莫须有指控扣在酒店房间不准出门达七小时，并在拒绝出示警证和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房间搜查。事件在香港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了一条比谭作人案更大的新闻，而成都公安的处理手法更遭诟病，被媒体批评是“执法犯法”、“生安白造”，损害了公安的形象，更给国家形象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西方通过港媒了解中国政经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香港不但是国家招商引资的窗口，而且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更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橱窗。而香港传媒就在这中间扮演非常独特的角色。事实上，这些年来香港传媒影响的受众，不单是香港广大的市民，更包括世界各国官方驻港机构和记者，他们透过香港媒体了解中国，报道中国，观察跟踪中国政经社会的变化。因此，香港媒体对中国内地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起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影响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国的观察和判断。 多年来，美国、欧洲和日本重要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台、电台和通讯社等，他们派驻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记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香港的媒体寻找新闻线索，然后再跟踪采访。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及其所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刊驻北京和上海的记者，都会时不时南下香港，向香港一些主流媒体记者了解和交流对中国政经情况的分析和判断。 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重要国家驻香港总领事馆，更在香港聘用众多当地雇员，成立专门机构，每天将香港媒体重要的报道和文章翻译成英文、法文和日文等本国语言，及时掌握港媒有关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最新发展，报回各自国内的有关部门和机构，作为各自政府判断中国内地和香港政经发展的决策参考。 因此，这些年来，香港媒体发现和报道的中国内地正面和负面人物，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从“著名的学者和专家”等意见领袖，到诸如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等风云人物，也理所当然为欧美日等国家政府和媒体所熟悉。并在之后的相互作用下，发展成了一个个更大的新闻事件，“捧红了”一个个的新闻人物，也在某种程度了影响了中国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外交关系。 所以，香港媒体对中国内地的有关新闻报道，不但影响香港民众对内地的观瞻和看法，而且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善待港记，巧待港媒，杜绝简单粗暴等不文明、不规范行为，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处理好与香港媒体的关系。 正确处理与香港传媒的关系 但长期以来，在一种惯性思维的指导下，内地一些地方和机构却未能处理好与香港媒体的关系，把与香港媒体当成一种敌对关系或敏感关系，使得与香港媒体和香港记者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也使得香港媒体觉得采访中国新闻太沉重。 多年来，“采访中国新闻会不会有危险”? 这个问题因而经常不时令一众常到中国内地采访的香港记者或哑然, 或叹息。虽然他们认为，回到内地，回到自己的国家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