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再度陷入弱势，被指摘有多项“失误”，包括被指在一些政治问题的表述上不当，近年推出新政策时经常“朝令夕改”，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力以及在雷曼事件上政府不作为等。这些指责及其香港经济后继乏力、方向不明确、前景不明朗，以及失业率攀升，民怨上扬等，都极大影响了曾荫权的施政，香港政局开始进入后曾荫权时代。
下届特首选举关乎香港的未来选择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并没有问题，他认为香港人在有些历史事件上应该向前看，只是在表述上缺乏了应有的智慧和技巧。至于雷曼事件所折射的，亦只是政府管治的弱势而已，同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没有很大的关系。雷曼债券的投资者，除目不识丁的老人与家庭主妇外，大部分都应自负一定的责任，不能全赖推介机构及政府。
近两年来香港的反对派及民间团体动不动就将矛头指向政府（最近升级为倒曾），其实问题的本质便是曾荫权政府的管治弱势，即当民间及舆论认为曾荫权不能带领香港走出困局，甚至连“强政励治”也未能兑现后，便开始对他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攻击。
曾荫权当年接替董建华主政香港，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其实也有些许美中不足之处，应该只是当时危机处理之下的权宜之计，尤其从长远来看，也留下了一些可以检讨的空间。
香港回归前，中央选择董建华作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在“兵棋推演”的层面大致是正确的。商人治港，强化了香港的经济城市角色，而该商人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且在本地虽有利益瓜葛，但却没有盘根错节。只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其实并不具有掌控香港所需的管治能力和政治智慧，尤其是危机处理技巧，且与中央的期待有相当的距离。当然，董建华的挫折与施政的一些失误，与香港在回归后，旋即遇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而香港公务员体系对首届政府的施政亦未能有效配合也是重要原因。
由于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对政府有效管治的基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曾荫权取代董建华成了香港政治最新的棋局，回归公务员治港的管治模式。
未来香港特首应具高瞻远瞩特质
选择曾荫权在当时或许是一个解除危机的办法，是一着好棋。但时过境迁，今天的香港已有别于多年前的香港，回归十二年之后的香港，随着整个国际和周边形势的变化，其经济和政治环境这些年已悄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阶段，香港的未来特首显然应该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智慧的CEO式人物，而不是“打好这份工”的技术官僚。
这是曾荫权的历史局限性。他在就任特首后，当年亦曾因应董建华行政当局的弱势而提出了“强政励治”的口号，主观上希望打造一个强势的政府，使当局的政策能顺利施行，但由于香港的政制掣肘，以及其“内阁”缺乏因应香港新形势的智慧，还有曾荫权本身作为港英培养的技术官僚特点：长于执行而拙于决策思考，因此其短处很快便暴露无遗，并在舆论的不断攻击下再度沦为弱势，政策朝令夕改，即一项政策，甫推出便因为反对派或舆论的攻击而立即收回。更由于怕被批评为好大喜功，因此政府不敢推出系统和长远的规划。
经历了两任特首之后，香港未来领袖的选择，已成了香港未来最迫切的问题，也成了香港政商界甚至民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选择不当，将耽误未来香港的发展，而香港的耽误也意味着将为中央政府带来不断的麻烦。
目前，香港下一届特首选举虽然尚未进入热身的阶段，但有些人选已逐渐进入公众猜测的视野，他们包括唐英年、曾俊华、梁振英、曾钰成、叶刘淑儀、冯国经、陈启宗以及查史美伦等。那么，谁将是香港新一届特首的“真命天子”？舆论上有各种评论和说法，有人认为，唐英年、曾俊华与曾荫权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叶刘淑儀也不见得比他们有更多的新思维，曾钰成的标签色彩太明显，急于执政并不合适，而梁振英的民意接受程度不会太高，虽然梁正提早热身，广泛参与各阶层的活动，最近更放出风声，改变了以前曾经说过的“永不参选”的说法。但是梁振英要改变民众对他的那种“不真诚”印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尚未正式浮出水面的冯国经、陈启宗和查史美伦被认为也许比上述几位更好一些。他们的政经背景以及思维视野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肯定。比如在中港“防火墙”论调盛行的岁月，冯国经和陈启宗已意识到新香港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与大珠三角融为一体，然后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南中国以至整个国家的高速发展中摘取其价值链的高端部分，是当年香港可数的有识之士。而查史美伦的财经金融背景和国际视野则是她的强项，她曾经到内地担任中国证券会副主席的背景，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具体了解是上述相当多人无法比拟的，在本地政治方面，她作为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的经历，还有作为女性，也有她的优势，尤其能为左右两派所接受的柔软身段，都可以给她加分。
香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香港历年的七?一回归日游行都是特区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无法忽视的，这是一个以政治诉求为主，辅以各种大杂烩式诉求的行动平台。而大杂烩诉求与香港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近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整个社会创富能力停滞、弱化与七百多万市民对优质生活追求之间的矛盾，政治层面的矛盾尽管尖锐，但依然是次要的。
但话说回来，虽然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层面的矛盾，但是在政治上，中央政府以及建制力量仍要致力化解与香港泛民反对力量之间的死结，尤其要面对二○一二和二○一七的民主化进程要求。
二○一二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如果香港的政治发展，大致上依然原地踏步，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这亦会给泛民抗争继续制造更好的舞台。
二○一二或二○一七，香港不一定实行双普选，但是可否单普选或有条件下的特首普选，而且“有条件”，宜宽不宜严，不要将泛民中人排除在候选人的门槛之外。但长远而言，“双普选” 是无法逃避的议程，而且香港的主流民意亦不大可能接受“双普选”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中央政府最终无法接受香港有朝一日出现一个象李柱铭那样的特首，那么便应从修改基本法上动脑筋，香港改行“双首长”制，将特首拆分为“政治长官”和“行政长官”两个职位，前者作为香港象征性的“港督”，负责与中央政府及国际上的联系，并在某些领域享有否决权。“政治长官”可由代表各阶层的大选举团选举产生，而“行政长官”则如某些国家（如俄罗斯、法国等）的总理，负责香港的“内政”，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这亦与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性相吻合。
“双首长”制肯定是过渡性的政治设计，但这个“过渡期”也可以是较长的。
只有政治上的死结打开或缓解，香港社会才有可能凝聚力量应对新时期中港互动所产生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过去十多年，香港遭遇的很多都是新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般人以为的是以九七回归为界的，而是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界的。在新的历史处境下，香港人的自我认识有很多误区：一是香港是优越的，五十年不变已是太短，为何要瞎折腾；二是错误理解“积极不干预”的真谛，认为在经济上，政府的不作为便是最好的作为。虽然也有人认识到，原有的轨道已走到尽头，但对于如何铺设新的轨道，却一片茫然。香港今后如何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新平台，社会上缺乏真知灼见，建制内没有，民间智库亦没有，有的只是泛泛之谈。这亦是香港在过去十多年发展迟滞甚至下滑的原因。
因为香港在很多领域均未能创建新的竞争力，因此整体的“比较优势”日渐弱化，仍有活力的只剩金融领域，但仅靠金融并不能养活七百多万人，而且也会诱使香港蜕变为澳门之外的另一大赌场，只是赌博的形式不同而已。
在香港的核心产业中，处于“沦陷”边缘的是国际航运，可守而没有守住“世界第一港”的地位。这是一个至少涉及上百万人生计的产业链，而且香港本来有非常好的基础，也有做得更好的能力，但是却因自身的失误而被超赶，目前正沦落至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四、五年前，广州市政府凭籍南沙在大珠三角的优越地理位置，雄心勃勃的图以南沙取代香港作为华南未来主要的出海口，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计划，以大填海建设数十个十万吨级的集装箱码头，但其后在香港舆论的质疑下，在中央层面的协调下，广州市政府最后放弃了继续描绘这一“世纪蓝图”；但是香港自身并未因此而作出任何的强化，致深圳港口群乘机崛起，从目前的情势看来，港深港口吞吐量的此消彼长态势已很难逆转。
为了防止香港的空心化，当地不应只有一大支撑产业，除金融外，国际物流枢纽、国际营商中心以及大中华区富人聚居地、财富集散地等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领域，需要不断巩固。旅游、创意文化、教育、医疗等只不过是次要产业而已，目前的问题是香港有点主次不分，或主次有分，但在执行、推动上仍然模糊不清。
管治结构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除智库缺乏，战略目标的不坚定、不清晰外，香港管治架构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目前香港的政制架构过度冗肿，难以创新，无法快速反应及真正问责，例如：局长——副局长——政治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署长……，这样的官僚层架，浪费公帑，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负面的。政制架构改革的迫切性更甚于政制改革本身。
香港不变革没有出路，而变革必须在建制内引入新型的管治人才，新的治港人才需要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经验以及香港精神。这种人才目前在香港社会上已属不多，在建制内则更是凤毛麟角。
如果认为对香港新型管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远水救不了近火，则当务之急必须对公务员体系进行培训与改造，这一群体虽然具有良好的执行力，但创造性不足，而且大部分人对国际事务及中国政经的认识只属“初级阶段”，如果这一群体最终无法接受新思维，那么香港要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重拾“比较优势”是无从谈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