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咼中校 2009-08-07 近来澳门利好不断，不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而且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一个以横琴岛为中心的澳珠合作发展战略逐渐清晰。根据澳门近年确定的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澳门本土的土地资源严重缺乏，因此地处澳门与珠海之间的横琴岛成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的首选，横琴岛也被珠海方面作为经济特区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横琴岛的地位和作用倍加突出。 近来澳门利好不断，不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而且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一个以横琴岛为中心的澳珠合作发展战略逐渐清晰。根据澳门近年确定的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澳门本土的土地资源严重缺乏，因此地处澳门与珠海之间的横琴岛成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的首选，横琴岛也被珠海方面作为经济特区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横琴岛的地位和作用倍加突出。 回归十年来澳门经济发展稳定，加上中央在背后的强大支持，澳门方面对未来发展踌躇满志，包括对横琴岛合作开发的主导权似乎是志在必得。不过，目前澳门的乐观情绪似乎有点过头，不禁让人想起当年的珠海。八十年代初珠海与深圳差不多同时成为沿海经济特区，珠海在八十年代确定的发展目标是珠三角西岸的经济中心，大有与深圳看齐的意思。但是十几年过去后，珠海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深圳。现在，深圳已经是全国四大经济城市之一，珠海仍不过是广东的一个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还比不上东莞、佛山。 当年珠海的雄心壮志无疑来自于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相同的，深圳也有毗邻香港的优势，为什么二者后来的发展会有天壤之别呢？笔者认为，当年的“澳门概念”对于珠海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澳门陷阱”——澳门看起来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具有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但是实际上经济规模极小，而且极依赖于博彩业这一单一产业，自身发展都是“泥菩萨过江”，珠海想借澳门出海，岂不是一脚踏空？ 有意思的是，二三十年后，澳门也在踏入一个“珠海陷阱”——以横琴岛为核心和灵魂的合作开发概念颠倒澳门众生，这个横琴岛概念需要珠海作为大后方强力支持，再以珠三角西岸作为发展的腹地。但珠海能在这个澳珠合作中起到何种作用，发挥多大能量？这是澳门所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大，“珠海陷阱”对澳门的风险也越大（相对而言，则是澳门在未来发展的机会成本会越高）。 具体说来，“珠海陷阱”对于澳门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珠海经济发展实力的有限以及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如前所述，珠海经济实力在广东省内连东莞、佛山都不如，仅居中游水平，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都差强人意，不过，根据《珠三角发展纲要》，珠海将与中山、江门签订紧密合作框架协议，以珠海为核心借助区域协作推动三地发展，成为珠三角三大经济区之一。另两大经济区分别是北面的广州、佛山、肇庆和东面的深圳、东莞、惠州，这两大经济区都已发展成熟，GDP总量分别达到13265亿元和12800亿元人民币，而珠海、江门及中山的GDP规模只有3680.59亿元，差距非常明显。另外，从产业结构、人才素质以及科研实力来看，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珠海、江门及中山三地中，珠海经济实力是最弱的，三地也一直各自为政，互不买帐。以澳门的实力和地位，未来也难以有效整合这一区域。 其次，发展方向的同构型导致竞争激烈。珠海、江门及中山三地产业同质，港口之间互相竞争，一度阻碍珠三角西岸的发展，现在珠海与澳门也面临这个问题。今年3月，珠海开通飞往韩国的国际航班，澳门机场就非常紧张，认为珠海机场的“国际化”需要慎重考虑。而澳门积极开疆扩土，不仅仅是博彩业、旅游业，也想搞点高端制造业，与珠海的战略也有重合——两地是一起合作进行呢？还是各立山头。 第三，就是一国两制的制度性障碍如何跨越？假如珠海、澳门在横琴岛一起合作开发，法律适用哪一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中，意识形态的障碍如何突破？试举一例，澳门人在横琴岛上进行科研、学习或经商，他能否自由浏览国外的网站？他的信息自由是否要受到内地舆论管制的限制？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珠海不但希望成为珠三角西岸发展龙头，也希望在澳珠合作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然而近年来，无论是澳珠合作还是澳珠的纷争，中央总是积极支持澳门的发展与稳定，珠海方面一直认为自己吃亏。尤其在这次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的问题上，珠海人表现得更是怨气冲天。沈宇哲的文章《横琴岛划归澳门 珠海官民恨从心中起》就生动点出了珠海无奈又愤懑的心态。沈文中“横琴岛划归澳门”的说法不准确，应是横琴岛的一小部分划归澳门大学，也就是澳门方面单独开发、单独管理；至于横琴岛的其它地方，根据国务院《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还应该是两地合作开发，不过，珠海在这个合作开发中能否如己之愿成为“平等合作主体”，却还是未知数。从这点来说，由于利益上的考虑，珠海、澳门两地的主观心态会影响到合作效果。 因此，以横琴岛为核心的先行先试合作方案为各方所看好，但主客观条件表明此一区域的合作存在先天的不足。除横琴岛的粗略框架之外，珠海与澳门也只有一个同城化的概念。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抄袭深港同城化，就其内容来看，仍也只是处于初级层面，主要是着重于基建对接、通关便利等方面，而这方面深港早已完善。 综上所述，澳门的“珠海陷阱”不仅仅是珠海太虚的问题，而且也与整个珠三角西岸的无力有关。因此，澳门与珠三角西岸的发展还是要借助于外力，依托广州和香港所在两大经济区的力量，借力而起。事实上，港珠澳大桥竣工之后，其成本效益面临考验，作为大桥的积极推动方，香港方面需要想方设法提高过桥车流量，这就意味着，香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经营珠三角西岸，小的方面说是为了提高港珠澳大桥的经济效益，大的方面说加强珠三角西岸作为经济腹地的地位，巩固香港自身在珠三角的龙头地位。从这一方面说，澳门更应审慎评估和衡量自己在珠三角西岸的地位和作用，与珠海、中山及江门一起寻求一个平等、良好的合作发展机制。
Day: August 7, 2009
2009-08-07 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再度陷入弱势，被指摘有多项“失误”，包括被指在一些政治问题的表述上不当，近年推出新政策时经常“朝令夕改”，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力以及在雷曼事件上政府不作为等。这些指责及其香港经济后继乏力、方向不明确、前景不明朗，以及失业率攀升，民怨上扬等，都极大影响了曾荫权的施政，香港政局开始进入后曾荫权时代。 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再度陷入弱势，被指摘有多项“失误”，包括被指在一些政治问题的表述上不当，近年推出新政策时经常“朝令夕改”，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力以及在雷曼事件上政府不作为等。这些指责及其香港经济后继乏力、方向不明确、前景不明朗，以及失业率攀升，民怨上扬等，都极大影响了曾荫权的施政，香港政局开始进入后曾荫权时代。 下届特首选举关乎香港的未来选择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并没有问题，他认为香港人在有些历史事件上应该向前看，只是在表述上缺乏了应有的智慧和技巧。至于雷曼事件所折射的，亦只是政府管治的弱势而已，同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没有很大的关系。雷曼债券的投资者，除目不识丁的老人与家庭主妇外，大部分都应自负一定的责任，不能全赖推介机构及政府。 近两年来香港的反对派及民间团体动不动就将矛头指向政府（最近升级为倒曾），其实问题的本质便是曾荫权政府的管治弱势，即当民间及舆论认为曾荫权不能带领香港走出困局，甚至连“强政励治”也未能兑现后，便开始对他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攻击。 曾荫权当年接替董建华主政香港，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其实也有些许美中不足之处，应该只是当时危机处理之下的权宜之计，尤其从长远来看，也留下了一些可以检讨的空间。 香港回归前，中央选择董建华作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在“兵棋推演”的层面大致是正确的。商人治港，强化了香港的经济城市角色，而该商人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且在本地虽有利益瓜葛，但却没有盘根错节。只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其实并不具有掌控香港所需的管治能力和政治智慧，尤其是危机处理技巧，且与中央的期待有相当的距离。当然，董建华的挫折与施政的一些失误，与香港在回归后，旋即遇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而香港公务员体系对首届政府的施政亦未能有效配合也是重要原因。 由于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对政府有效管治的基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曾荫权取代董建华成了香港政治最新的棋局，回归公务员治港的管治模式。 未来香港特首应具高瞻远瞩特质 选择曾荫权在当时或许是一个解除危机的办法，是一着好棋。但时过境迁，今天的香港已有别于多年前的香港，回归十二年之后的香港，随着整个国际和周边形势的变化，其经济和政治环境这些年已悄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阶段，香港的未来特首显然应该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智慧的CEO式人物，而不是“打好这份工”的技术官僚。 这是曾荫权的历史局限性。他在就任特首后，当年亦曾因应董建华行政当局的弱势而提出了“强政励治”的口号，主观上希望打造一个强势的政府，使当局的政策能顺利施行，但由于香港的政制掣肘，以及其“内阁”缺乏因应香港新形势的智慧，还有曾荫权本身作为港英培养的技术官僚特点：长于执行而拙于决策思考，因此其短处很快便暴露无遗，并在舆论的不断攻击下再度沦为弱势，政策朝令夕改，即一项政策，甫推出便因为反对派或舆论的攻击而立即收回。更由于怕被批评为好大喜功，因此政府不敢推出系统和长远的规划。 经历了两任特首之后，香港未来领袖的选择，已成了香港未来最迫切的问题，也成了香港政商界甚至民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选择不当，将耽误未来香港的发展，而香港的耽误也意味着将为中央政府带来不断的麻烦。 目前，香港下一届特首选举虽然尚未进入热身的阶段，但有些人选已逐渐进入公众猜测的视野，他们包括唐英年、曾俊华、梁振英、曾钰成、叶刘淑儀、冯国经、陈启宗以及查史美伦等。那么，谁将是香港新一届特首的“真命天子”？舆论上有各种评论和说法，有人认为，唐英年、曾俊华与曾荫权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叶刘淑儀也不见得比他们有更多的新思维，曾钰成的标签色彩太明显，急于执政并不合适，而梁振英的民意接受程度不会太高，虽然梁正提早热身，广泛参与各阶层的活动，最近更放出风声，改变了以前曾经说过的“永不参选”的说法。但是梁振英要改变民众对他的那种“不真诚”印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尚未正式浮出水面的冯国经、陈启宗和查史美伦被认为也许比上述几位更好一些。他们的政经背景以及思维视野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肯定。比如在中港“防火墙”论调盛行的岁月，冯国经和陈启宗已意识到新香港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与大珠三角融为一体，然后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南中国以至整个国家的高速发展中摘取其价值链的高端部分，是当年香港可数的有识之士。而查史美伦的财经金融背景和国际视野则是她的强项，她曾经到内地担任中国证券会副主席的背景，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具体了解是上述相当多人无法比拟的，在本地政治方面，她作为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的经历，还有作为女性，也有她的优势，尤其能为左右两派所接受的柔软身段，都可以给她加分。 香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香港历年的七?一回归日游行都是特区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无法忽视的，这是一个以政治诉求为主，辅以各种大杂烩式诉求的行动平台。而大杂烩诉求与香港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近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整个社会创富能力停滞、弱化与七百多万市民对优质生活追求之间的矛盾，政治层面的矛盾尽管尖锐，但依然是次要的。 但话说回来，虽然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层面的矛盾，但是在政治上，中央政府以及建制力量仍要致力化解与香港泛民反对力量之间的死结，尤其要面对二○一二和二○一七的民主化进程要求。 二○一二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如果香港的政治发展，大致上依然原地踏步，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这亦会给泛民抗争继续制造更好的舞台。 二○一二或二○一七，香港不一定实行双普选，但是可否单普选或有条件下的特首普选，而且“有条件”，宜宽不宜严，不要将泛民中人排除在候选人的门槛之外。但长远而言，“双普选” 是无法逃避的议程，而且香港的主流民意亦不大可能接受“双普选”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中央政府最终无法接受香港有朝一日出现一个象李柱铭那样的特首，那么便应从修改基本法上动脑筋，香港改行“双首长”制，将特首拆分为“政治长官”和“行政长官”两个职位，前者作为香港象征性的“港督”，负责与中央政府及国际上的联系，并在某些领域享有否决权。“政治长官”可由代表各阶层的大选举团选举产生，而“行政长官”则如某些国家（如俄罗斯、法国等）的总理，负责香港的“内政”，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这亦与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性相吻合。 “双首长”制肯定是过渡性的政治设计，但这个“过渡期”也可以是较长的。 只有政治上的死结打开或缓解，香港社会才有可能凝聚力量应对新时期中港互动所产生的新机遇与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