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之后，各界反应不温不火。实际上，这六大产业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目标，其实不应称为“优势产业”，充其量只是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香港是否有竞争优势呢？也不一定。
把香港与内地比较，就可发现，香港在教育、创新科技以及文化创意等领域其实都不具备优势：
一、香港中小学教育与内地都属于应试教育，老师和学生都为升学而压力很大；香港教育注重实际应用能力，但人文修养阙如，语文课以应用文写作为主；香港高考竞争激烈，升学率与内地大城市也差不多。5月初香港教育局局长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就大谈要发展香港的教育产业，希望开放中学或以上的教育，吸引更多非香港生来港就读。这个政策在香港引发争议。5月11日，《香港商报》发表中文大学副教授叶家兴的评论文章《港教育产业难成大气候》；5月12日，香港《文汇报》发表城市大学曾渊沧博士《发展教育产业天经地义》的文章，两者观点可谓针锋对芒尖。但香港《信报》总主笔、著名专栏作家练乙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都搞不好的产品，还要卖给别人？
二、文化创意产业着重于技术层面（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平面设计），而缺少文化的积累和人文的熏陶。至少在名称上，香港一直提到“创意产业”（内地则使用“文化产业”这个名称），直到近年香港才把文化与创意并提，这说明香港人在思想上其实并未意识到创意的关键所在。
三、创新科技上，香港高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但是产业化的效果非常差。这一方面有港府在政策导向上对科技产业化支持不力的原因，另一方面与香港商界不注重科研、不愿作长期投入的商业文化有关。香港企业的R&D比例之低，不但不能与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地区相比，与中国内地也有很大差距。也正因为此，香港回归以来，政府虽然提出来发展“数码港”“中药港”的庞大计划，但最后都成了地产项目。
此外，香港已有的优势产业——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如何巩固与发展？由于产业联动性与相关性越来越大，这六项潜在“优势产业”与已有优势产业如何互动发展？在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看不到。也许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惯性，香港特区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这成为香港未来发展最大盲点。
相比之下，上海在今年提出的目标清晰具体，而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上海早在1992年就提出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定位不是于亚洲区域性金融中心，而是世界级金融中心。2004年后上海将自己的发展目标进一步确定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建设。但今年3月，国务院批准《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最终在国家战略层面确定上海两个中心的发展目标。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其实已基本实现。上海洋山港建成后，上海的货物吞吐量已居世界第一。香港身边的深圳在积极建设大铲湾，建成后将把香港挤出世界前三。在航运和物流业发展上，香港面临的竞争更激烈。
虽然中央领导人和国内的学者一直强调，中国可以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现实问题是，上海的发展目标其实是与香港有相当的同质性，是竞争大于互补。例如股票市场，香港目前的IPO很多是内地企业，这不能不与上海出现竞争。在人民币结算中心上，由于与贸易密切相关，双方更是直接竞争的关系。
虽然香港金融界、学界一直认为，金融中心不是一蹴而就的，上海在金融人才、法治以及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的条件，与香港还相差很远。如果粗略一看，一般都会认为上海与香港距离的确很大，但事实的差距有那么大吗？这些差距真的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吗？
事实上，中国内地在金融制度建设已经日趋完善，证券市场越来越规范，因此，虽然中国内地法治还不健全，尚在完善之中，但是在金融市场却是非常公正、公平及公开，监管秩序甚至要强于香港。这也就是内地城市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能够积极投身股市，而不喜欢自己创业的原因之一。所以，笔者认为法治的确已经不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障碍。
至于金融人才更不成为问题。这次金融海啸爆发后，香港金融机构不断裁员，但是上海却是向全世界招募顶级金融人才。去年以来，上海在伦敦、芝加哥、纽约举办了三场招聘会，三地应聘人员共计2176人，后来初步确定840人。据说，应聘人员中，伦敦应聘人员专业教育背景较好，行业以风险控制类为主；芝加哥90%的应聘人员工作经验较丰富，以期货期权交易、对冲基金居多；纽约人才专业类别齐全，岗位类别丰富，且从业时间较长，可选择余地较大，有各类工作经验的应聘人员占96%。华裔金融人才在上海和香港的选择中，他们往往会比较两个城市的发展机会和潜力，显然上海在这方面要胜出一筹。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最大的问题显然是人民币自由兑换。今年5月，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表示，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届时人民币资本项下一定要实现可兑换。但有人认为，根据国务院的意见，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从现在算起不过十来年的时间。而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从制造业中心转型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也不过十来年时间。
2001年，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梁海国在调查报告中说，上海可能在15至20年间超越香港。现在看来，这份报告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当时的香港高官对此毫不在意，反而批这份报告“荒天下之大谬”。更大胆的看法来自张五常：“我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大举开放金融，从开放后算起，上海会在5年后超越香港。我也可以肯定：从大举开放金融后算起，上海一带会在20年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现在中国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都已经加速，十年的时间对于上海来说已经非常充足了。
话说回来，把香港这个土地有限、资源有限并且边境有限制的经济体，来与上海相比，有点不公平。上海自身建设港口的条件不理想，但可以把相邻的浙江洋山划过来，作为自己的港口发展。但香港即使要开发河套地区巴掌大的地方，也要与深圳讨价还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上海有吸纳全国资金、人才的便利，而香港与内地在这方面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上海的高端人才与低端劳动力可以与内地实现充分的流动，但是香港的劳动力只能在本港消化。
因此，从资源禀赋上看，香港的确存在着种种先天的不足，限制了香港的发展空间。以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速度和上海的发展规划，上海的金融、航运、物流、贸易在数量规模上超过香港其实都不困难。香港即使把十号码头建设起来，可能最终还是赶不上上海或深圳的吞吐量；香港即使把人民币市场搞起来，可能还是比不上上海的规模；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在07年达到高峰，但是上海条件却越来越成熟。
因此，比数量规模，香港永远占不到便宜，香港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讲究质量效益，并抢占行业标杆地位。以航运业为例，伦敦的航运业从规模上来讲在世界排名越来越靠后，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伦敦在物流业中的决定性地位，因为伦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不但是航运业的晴雨表，而且是世界经济的领先指标，直接反应了世界各国贸易、生产、消费的水平，因此谁也不能忽视。
就航运业来说，也有上中下游产业，上海航运业的发展目前处于下游阶段，也就是以港口服务业（码头服务、集装箱堆场、仓储服务、船舶代理、货运代理、报关服务、理货服务、内陆运输服务）为主。香港除了港口服务业，还包括海运业（包括邮轮经济、货物运输、船舶租赁、拖船作业等），这表明香港航运业已经发展中游阶段。但是最有影响力和附加值的在于高端的航运交易及服务业，也就是现在伦敦航运业的优势所在，包括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海损理算、航运交易、航运谘询、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航运专业机构、船舶管理等。在高端部分，国内港口尚难以达到，但香港则有实力快步赶上，如果香港能把高端航运业发展起来，那么香港就不必再纠缠于码头、仓储、集装箱堆场这些领域，与上海、深圳、广州不但错位发展，而且拉开距离。
更重要的是，香港高端航运业发展起来，航运融资、海事保险、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航运专业机构、船舶管理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无疑会进一步强化香港的贸易地位和金融地位，也可以因为地理原因来整合珠三角的港口与贸易，深圳、广州的港口与香港分工合作，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珠三角的经济地位。
因此，香港的发展必须与上海等地错位发展，异质发展，而且应该是高端发展。除了航运业，金融、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香港也有条件往高端发展。因此，香港的优势，其实还是在于几项传统产业的升级和突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