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29 在四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之后，各界反应不温不火。实际上，这六大产业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目标，其实不应称为“优势产业”，充其量只是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香港是否有竞争优势呢？也不一定。 在四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之后，各界反应不温不火。实际上，这六大产业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目标，其实不应称为“优势产业”，充其量只是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香港是否有竞争优势呢？也不一定。 把香港与内地比较，就可发现，香港在教育、创新科技以及文化创意等领域其实都不具备优势： 一、香港中小学教育与内地都属于应试教育，老师和学生都为升学而压力很大；香港教育注重实际应用能力，但人文修养阙如，语文课以应用文写作为主；香港高考竞争激烈，升学率与内地大城市也差不多。5月初香港教育局局长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就大谈要发展香港的教育产业，希望开放中学或以上的教育，吸引更多非香港生来港就读。这个政策在香港引发争议。5月11日，《香港商报》发表中文大学副教授叶家兴的评论文章《港教育产业难成大气候》；5月12日，香港《文汇报》发表城市大学曾渊沧博士《发展教育产业天经地义》的文章，两者观点可谓针锋对芒尖。但香港《信报》总主笔、著名专栏作家练乙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都搞不好的产品，还要卖给别人？ 二、文化创意产业着重于技术层面（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平面设计），而缺少文化的积累和人文的熏陶。至少在名称上，香港一直提到“创意产业”（内地则使用“文化产业”这个名称），直到近年香港才把文化与创意并提，这说明香港人在思想上其实并未意识到创意的关键所在。 三、创新科技上，香港高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但是产业化的效果非常差。这一方面有港府在政策导向上对科技产业化支持不力的原因，另一方面与香港商界不注重科研、不愿作长期投入的商业文化有关。香港企业的R&D比例之低，不但不能与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地区相比，与中国内地也有很大差距。也正因为此，香港回归以来，政府虽然提出来发展“数码港”“中药港”的庞大计划，但最后都成了地产项目。 此外，香港已有的优势产业——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如何巩固与发展？由于产业联动性与相关性越来越大，这六项潜在“优势产业”与已有优势产业如何互动发展？在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看不到。也许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惯性，香港特区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这成为香港未来发展最大盲点。 相比之下，上海在今年提出的目标清晰具体，而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上海早在1992年就提出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定位不是于亚洲区域性金融中心，而是世界级金融中心。2004年后上海将自己的发展目标进一步确定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建设。但今年3月，国务院批准《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最终在国家战略层面确定上海两个中心的发展目标。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其实已基本实现。上海洋山港建成后，上海的货物吞吐量已居世界第一。香港身边的深圳在积极建设大铲湾，建成后将把香港挤出世界前三。在航运和物流业发展上，香港面临的竞争更激烈。 虽然中央领导人和国内的学者一直强调，中国可以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现实问题是，上海的发展目标其实是与香港有相当的同质性，是竞争大于互补。例如股票市场，香港目前的IPO很多是内地企业，这不能不与上海出现竞争。在人民币结算中心上，由于与贸易密切相关，双方更是直接竞争的关系。 虽然香港金融界、学界一直认为，金融中心不是一蹴而就的，上海在金融人才、法治以及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的条件，与香港还相差很远。如果粗略一看，一般都会认为上海与香港距离的确很大，但事实的差距有那么大吗？这些差距真的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吗？ 事实上，中国内地在金融制度建设已经日趋完善，证券市场越来越规范，因此，虽然中国内地法治还不健全，尚在完善之中，但是在金融市场却是非常公正、公平及公开，监管秩序甚至要强于香港。这也就是内地城市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能够积极投身股市，而不喜欢自己创业的原因之一。所以，笔者认为法治的确已经不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障碍。 至于金融人才更不成为问题。这次金融海啸爆发后，香港金融机构不断裁员，但是上海却是向全世界招募顶级金融人才。去年以来，上海在伦敦、芝加哥、纽约举办了三场招聘会，三地应聘人员共计2176人，后来初步确定840人。据说，应聘人员中，伦敦应聘人员专业教育背景较好，行业以风险控制类为主；芝加哥90%的应聘人员工作经验较丰富，以期货期权交易、对冲基金居多；纽约人才专业类别齐全，岗位类别丰富，且从业时间较长，可选择余地较大，有各类工作经验的应聘人员占96%。华裔金融人才在上海和香港的选择中，他们往往会比较两个城市的发展机会和潜力，显然上海在这方面要胜出一筹。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最大的问题显然是人民币自由兑换。今年5月，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表示，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届时人民币资本项下一定要实现可兑换。但有人认为，根据国务院的意见，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从现在算起不过十来年的时间。而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从制造业中心转型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也不过十来年时间。 2001年，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梁海国在调查报告中说，上海可能在15至20年间超越香港。现在看来，这份报告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当时的香港高官对此毫不在意，反而批这份报告“荒天下之大谬”。更大胆的看法来自张五常：“我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大举开放金融，从开放后算起，上海会在5年后超越香港。我也可以肯定：从大举开放金融后算起，上海一带会在20年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现在中国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都已经加速，十年的时间对于上海来说已经非常充足了。 话说回来，把香港这个土地有限、资源有限并且边境有限制的经济体，来与上海相比，有点不公平。上海自身建设港口的条件不理想，但可以把相邻的浙江洋山划过来，作为自己的港口发展。但香港即使要开发河套地区巴掌大的地方，也要与深圳讨价还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上海有吸纳全国资金、人才的便利，而香港与内地在这方面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上海的高端人才与低端劳动力可以与内地实现充分的流动，但是香港的劳动力只能在本港消化。 因此，从资源禀赋上看，香港的确存在着种种先天的不足，限制了香港的发展空间。以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速度和上海的发展规划，上海的金融、航运、物流、贸易在数量规模上超过香港其实都不困难。香港即使把十号码头建设起来，可能最终还是赶不上上海或深圳的吞吐量；香港即使把人民币市场搞起来，可能还是比不上上海的规模；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在07年达到高峰，但是上海条件却越来越成熟。 因此，比数量规模，香港永远占不到便宜，香港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讲究质量效益，并抢占行业标杆地位。以航运业为例，伦敦的航运业从规模上来讲在世界排名越来越靠后，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伦敦在物流业中的决定性地位，因为伦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不但是航运业的晴雨表，而且是世界经济的领先指标，直接反应了世界各国贸易、生产、消费的水平，因此谁也不能忽视。 就航运业来说，也有上中下游产业，上海航运业的发展目前处于下游阶段，也就是以港口服务业（码头服务、集装箱堆场、仓储服务、船舶代理、货运代理、报关服务、理货服务、内陆运输服务）为主。香港除了港口服务业，还包括海运业（包括邮轮经济、货物运输、船舶租赁、拖船作业等），这表明香港航运业已经发展中游阶段。但是最有影响力和附加值的在于高端的航运交易及服务业，也就是现在伦敦航运业的优势所在，包括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海损理算、航运交易、航运谘询、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航运专业机构、船舶管理等。在高端部分，国内港口尚难以达到，但香港则有实力快步赶上，如果香港能把高端航运业发展起来，那么香港就不必再纠缠于码头、仓储、集装箱堆场这些领域，与上海、深圳、广州不但错位发展，而且拉开距离。 更重要的是，香港高端航运业发展起来，航运融资、海事保险、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航运专业机构、船舶管理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无疑会进一步强化香港的贸易地位和金融地位，也可以因为地理原因来整合珠三角的港口与贸易，深圳、广州的港口与香港分工合作，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珠三角的经济地位。 因此，香港的发展必须与上海等地错位发展，异质发展，而且应该是高端发展。除了航运业，金融、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香港也有条件往高端发展。因此，香港的优势，其实还是在于几项传统产业的升级和突破。
Month: July 2009
2009-07-29 6月23日下午，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向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送交了一份包括二百八十六名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的提名表，完成了参选第三届澳门特首的程序。 6月23日下午，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向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送交了一份包括二百八十六名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的提名表，完成了参选第三届澳门特首的程序。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参选人必须至少有五十名选举委员会委员联署提名（提名门坎），才能参加澳门特首选举。选举委员亦不能双重联署，而由于没有联署提名崔世安的选举委员只有十四名，远远不足提名第二位特首候选人。因此，在“等额选举”且获得绝大多数选举委员（95.33%）联署支持的形势下，除非崔世安在行政长官选举日（7月26日）发生甚么意外，否则，崔世安必然顺利出任第三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澳门是澳门，香港是香港，大大不同 研究澳门问题的一个大前提是：澳门是澳门，香港是香港，两个城市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如果将澳门发生的问题与香港发生的类似问题事事相比，那就一定会错得非常离谱。 但很可惜，即使本人在香港大小传媒多次提醒，大多数的香港人，包括记者、学者或政客，都仍然陷在“大香港、小澳门”的成见之中，对澳门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误判读”。 例如，许多香港人都不愿承认，今次的第三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之所以出现“一人报名、一人选举、一人表演”的所谓“假民主选举”场面，澳门中联办和北京中央港澳办的因素之外，某些为中央政府「出谋献策」的香港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其实也要负起极大责任的。 具体来说，澳门今次的选举情况，与2002年为保证董建华必然当选连任的第二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过程非常类似。因为，一向比较粗枝大叶，简单戆直的澳门人，根本是做梦都不可能想象出如“可操控的选委会”、“高额提名门坎”、“等额提名”、“等额选举”之类招数的。 澳门与香港特首选举情况大不相同 但是，隐藏在这种表面上的相似下面，澳门的实际情况却与香港的情况大有分别。就候选人的背景来看，和香港最大不同的是，澳门特首候选人一定会是“爱国爱澳”，中央政府必然很放心的人士。因为，在“选委会”的间接选举安排下，与中央政府抱持不同政治路线的异见分子（如民主派议员），根本不可能获得五十位选委的提名，自然亦不可能参与后面的特首竞选活动。因此，权力争夺只存在于爱国阵营里面，而非爱国阵营与民主阵营之间。 因此，如果说，当年在第二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上进行“等额选举”，目的是要把中央政府极不放心的民主派候选人排除在外，那么，第三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出现“等额选举”，却被认为最多是“避免了”澳门本地爱国阵营的内哄。 具体来说，即是澳门目前所存在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中央政府在模仿香港模式的《澳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的种种不公平条款，将“又红又专”、“根正苗红”的其它澳门爱国阵营候选人，包括澳门区全国人大常委贺一诚，和澳门特区政府检察长何超明等排挤出局。 其实，除去现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澳门立法会议员等46名当然委员之外，今年3月23日，只有254名候选人去参加只有254个名额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包括七个界别及界别分组）选举，在“等额报名”及“等额选举”之下，全部被认定为符合法定参选资格，顺利产生300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时，本人就早已指出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组成名单结构来看，即使让选委们根据自由意志去投票，不管那一位人士出来参选挑战，政府和社会资源都非常深厚的崔世安司长，应该也会顺利当选第三届澳门特首。 香港传媒对崔世安报道不准确有敌意 由于对何厚铧政府一连串“无理拒绝”港人入境澳门所积蓄的不满，也由于澳门传媒的“自我审查”令不少澳门的真相无法如实反映，目前大多数的香港传媒对崔世安的报导，许多时候都取材自澳门最著名的两个网络讨论区。而由于网络上的信息一般都是社会中最激烈的意见表达，因此，香港传媒方面对崔世安本人的出身介绍不但不够准确，对崔世安本人的评价亦大多数充满敌意。 然而，这却非澳门内部的真正情况。因为，出身在澳门已经扎根一百多年的“崔六家族”的崔世安，不但上承父亲崔德胜和叔父崔德祺、 崔乐祺的“父荫”，在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上，也绝非只有“检察官系统”经验的何超明能及，在社会上的支持亦非何超明等其它人选所能企及。 首先指出的是，与香港及网络上的传闻相反，虽然名义上他曾经担任过一些公司的董事，但是，崔世安本人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做过商人。因为，当他自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取得公共卫生博士回到澳门之后，首先接下的是与“同善堂”（一个类似香港东华三院的澳门最庞大华人慈善组织）有关的教育机构（如镜平中学校长）和社会服务工作，然后才是出任立法会议员，最后才做了约十年的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换言之，崔世安的从政经验和社会服务经验，是远比他作为一位商人更加深厚，是一个政治人物而非商界人士。 其次，不管是政界代表的何厚铧特首，商界代表的澳门赌王何鸿燊，澳门的不少本地公务员，甚至本地以商界为首的各界精英人士，都是支持崔世安这位土生土长的“正宗澳门人”去接任澳门特首的，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凭着各种人际关系途径取得不少好处的本地既得利益阶层。 因为，大家都非常明白，崔世安当选特首一定只会“萧规曹随”，不会像马英九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清算前领导人陈水扁一样，去清洗澳门本地既得利益分子。与此同时，何厚铧特首过去所做过的或目前仍有待完成的政策，崔世安都不太会去改变，政府和社会不可能会碰上较大规模的动荡。 崔世安当选特首有利澳门稳定 相反，如果是由何超明这位曾经侦办“欧文龙案”且“嫉恶如仇”的检察长出任特首，他几乎是必然会去清算过去十年凭着各种人际关系途径取得不少好处的本地既得利益人士，则澳门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而这自非忙着赚大钱和追求和谐社会的多数澳门人所乐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9-07-17 经济的话语和一般的话语并无不同，它都是由事实、隐喻、逻辑与故事等四大元素组成。近年来由于市场行为扩大，对经济话语的需求增加。由于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于是经济话语里的概念，诸如“金砖四国”（BRIC）、“中印”（Chindia）、“中台”（Chaiwan）、“中美国”（Chimerica）、“亚洲四区”（CITI，中印台及印尼）等遂争相出现。 经济的话语和一般的话语并无不同，它都是由事实、隐喻、逻辑与故事等四大元素组成。近年来由于市场行为扩大，对经济话语的需求增加。由于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于是经济话语里的概念，诸如“金砖四国”（BRIC）、“中印”（Chindia）、“中台”（Chaiwan）、“中美国”（Chimerica）、“亚洲四区”（CITI，中印台及印尼）等遂争相出现。 这些话语概念，它们都有事实和逻辑，并形成了一则则故事，最后又浓缩为讯息。但我们却也不得不了解，近代经济的话语生产者随着经济活动比重的变迁，主角早已由总体经济学家转移到了金融理财与资产管理，或者即是反映通俗经济见解的媒体这些部门。这些部门根据它们所关心的事实，建构出它们的逻辑并提出概念。它们所说的当然反映了经济的某些趋势，但是否全面则仍有待验证。 就以近年来最热的“金砖四国”这种说法为例，二零零一年九月主要投资银行“高盛”的全球市场研究部门改组，原来的主任盖文?戴维斯（Gavyn Davies）离职，原来的副手金?欧尼尔（Jim O’Neill）升任。根据金?欧尼尔自述，他在接任后苦心思虑，“要在经济知识上领先”（即要提出新概念、新口号与新的投资领域），于是遂将问题焦点从该公司一向重视的“最富裕的国家”转向到“未来最富裕的国家”。于是“金砖四国”的概念遂告形成。这个概念在二零零三年被提出后，人们的投资理财也跟着在变，不单是“金砖四国”而已，甚至整个“新兴市场”都成了金融商品的新兴领域。过去十余年，由于投机风气高涨，金融商品及衍生性商品供不应求，“金砖四国”出现后又多出了大量商品，最离谱的是当投机风潮转向到了开发中国家，甚至许多动荡国家都被鼓吹出了“超风险、超利润市场”这样的类型。我们不能否认“高盛”的“金砖四国”概念在投资业上有其独到之处。但中国、印度、俄国、巴西这四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它们除了可以笼统地代表开发中国家之外，可还有更大的意义？ “金砖四国”在当今全球经济秩序里，相对于欧美，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开发中国家的代表。在攸关最大的问题，如在国际贸易货币体系的发言权，以及“美元和平时代”（Pax dollarium）所造成的美元危机甚至货币危机等方面，当然有共趋的利害，这也是“金砖四国”峰会得以召开的原因。 但除此之外，这四国异质的程度可能更大过它们相同的程度。其中最异质的厥为俄国。俄国主要以出口油气及其他原物料为主要收入。在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七石油价格高涨时它平均有百分之五至十的成长率，但当油价崩跌，它即盛况难再。今年第一季的成长率竟达负百分之九点五的程度。此外俄国自开放改革以来，即形成了“寡头体制”，政府调控也缺乏主体性，因而企业向外国银行的借款总额与俄国的外汇存底相当。俄国甚至连维持卢布稳定的能力皆嫌不足。尽管俄国有意将石油出口与美元脱钩，改持卢布计价，并和独联体成员形成卢布区，但此议实现的可能性不大。这也是人称“金砖四国”里的俄国，其含金量已流失，成了“破铜烂铁”。 此外，则是巴西也同样不容乐观。巴西调控能力不足，通胀一向严重，受到外国短期资金的扰乱太大，这也是它高通胀、低成长的重要原因，今年第一季成长即负百分之一点八。俄国与巴西都验证了稍早前人们认为新兴经济体会带动成长这种说法的不确。反倒是由中国、印度、印尼仍持续成长，证明了这些国家由于人口庞大，它们本身就有足够的市场规模作为成长的保证。市场规模使得这些国家可以支撑出全面性的产业，不至于像许多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必须进行重点的专门化出口，反倒容易在经济动荡时受害。 因此用当今的说法，乃是在全球深度衰退的此刻，中印和印尼等人口大国，它们的经济一方面与欧美等富国明显脱钩，同时也和其他规模较小的新兴经济体脱钩，中印等国只能依凭自己的内需支持出本身的产业，它们的滴漏扩散效应，并不如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巨大。用稍早前中国官方的说法，那就是期待中国救世界乃是言过其实，中国救好自己，不成为世界的负担，就已不易。中国和印度等大国，可以增加少数原物料生产国的共生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对全球角色则不宜夸大。 因此，“金砖四国”这种说法，在过去几年里确实有夸大之嫌，它把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三那个景气良好，全球经济扩张时刻的四国角色做了太过乐观的评估。“金砖四国”这种说法决不是砖头一块，由四国的现况看，它其实已显示出，是成为金砖或泥砖，各国本身的努力可能才是重点。 由“金砖四国”的实像与虚像并存，这时候就必须再提到最近几个月由南韩《朝鲜日报》所提出的“中台”（Chaiwan）这种说法了。这种说法自从被提出后，已成了台湾方面极力炒作的观念。 其实，近年来南韩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上不遗余力，截至二零零八年底，韩国产品在大陆市场的占有率已达百分之九点九，高过台湾的百分之九点一二。但从今年以来，由于两岸关系改善，加上北京对台策略的考量，遂有一波波大陆采购团到台湾下单。就以家电业的面板为例，台湾占有率快速增加到市占率六成，南韩则由原来的五成跌到三成以下。在全球需求减少的此刻，大陆在政策上特别照顾台湾，于是“中台”这样的提法遂告出现。由于“中台”这种提法有利基，加上台湾官方也始终在ECFA（经济合作架构协议）、MOU（两岸金融监理备忘录），以及开放陆资等上面做文章，以拉抬政治支持度，当然台湾的股市及房地产界格外对此感到兴趣。它已造成了“陆资行情”下股市房市的一阵狂飙。 就眼前利益而言，台湾经济规模小，有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加持，当然是个利基；其次，则是大陆国民所得虽低于台湾，但因经济规模大，它的资金量对台湾而言，一点金钱就足以形成钱潮，对低迷的股市房市发挥拉抬的作用。从这些现实面来考量，“中台”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目前的两岸关系并不正常，除了相互的疑忌继续存在，台湾还有势力庞大的台独群体。根据台湾的民意调查，工商界对台湾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大陆不担心的占百分之十五，而一般百姓表示担心的则达百分之五十六点二。由此已可看出台湾岛内的商人与一般人认识的南辕北辙。 因此，“中台”这种说法，在眼前会对台湾或台湾的某些人带来政治或经济的利益，但就中长期而言，这种提法的意义则并不确定： 如果两岸的这种密切交往，北京的善意被台湾体会，则两岸关系更进一步发展，那么无论采购、陆资等的投入就都值得。 如果台湾的业者不能利用这个有单可接的时刻在科技和管理水平上更加进步，而只是视接单为度难关，那么久而久之，台湾就会沦为大陆的“代工者”。到了这时候，人们就会倒果为因地认为“中台”这种提法，乃是大陆在经济上将台湾收编的一种策略。当这种阴谋论出现，“中台”这种提法的负面意义就会压倒正面意义，而使两岸的疑忌更增。这也是日本有人认为“中台”观念到最后反而会有助于“日台”结盟的原因。 而更使人忧虑的，乃是陆资问题对股市房市问题的影响了。目前全球的实体经济仍然难题重重，台湾幸而有赖于“中台”这种观念的加持，股市房市遂颇兴旺。问题在于，股市的新投机将因此而出现，一旦有了波动，即会有人受到更大损失；特别是陆资投入房市，由于目前的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加上总体气氛不佳，国民平均所得已降到了五年前的水准。但房屋市场却因由陆资而持续上涨，这意味着房价与所得的差距将愈拉愈远。我们不能疏忽了，近年来伦敦由于俄国及中东大小富翁进入，房价已是全球最高。因而使得伦敦市民反俄国及中东的情绪高涨。设若台湾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两岸关系将难免受到负面影响而倒退。 也正因此，“中台”这样的说法究竟正面或负面，现在仍言之尚早。不过根据全球普遍的经验，它的负面应大过正面。这也是我认为两岸在经济互动时，必须对未来有更清楚的方向感，而后才可免于热情、善意、甚至金钱的浪费。任何观念的提出，都不必然该观念会朝它所欲的方向落实，而必须有更多复杂的配套。 而可能更值得注意的，乃是由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佛格森（Niall...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邢悦 2009-07-17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者都难以摆脱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羁绊，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但由于国家性质和文化性质的不同，文化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分量也不同。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者都难以摆脱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羁绊，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但由于国家性质和文化性质的不同，文化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分量也不同。目前，在世界大国中，大多数国家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其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对本民族的认同的基础上。而美国却比较特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是把13个主要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组成的、相对独立的英属殖民地“合众为一”而形成的。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为何认为他们是美国人呢？因为他们都信奉自由、平等、民主、自治等原则，很多州在美国独立前就已经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所以美国自视为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idea-state），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不是靠种族、宗教、语言、出生地来确定的，而是靠他的理念（idea）来确定的。具有了美国理念的人就是美国人。如John O’Sullivan 认为“美国人是通过对一整套自由主义政治原则，特别是体现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来界定的”。 为什么选择文化角度解析美国人权外交 由于美国独特的建国经历，体现着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在其国家认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人就是靠美国信念而凝聚在一起而成为国家的。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文化价值观对国家形成和延续的意义远不如美国那么重要。比如，中国人即便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价值观，还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黄皮肤、生长在这块土地，都讲汉语、都有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而美国人如果没有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土崩瓦解。所以美国是一个高度强调文化价值观并具有较强烈且一致的文化价值观的民族。 美国人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无论他们对具体政策意见多么不一致，他们都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它不能充分体现美国人所信奉的那种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价值观的政策。” 同时，美国民主政治和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比其它国家更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在美国，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民众在对外政策中所持有的信念和倾向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的各个环节。如，美国的对外决策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分享，国会在诸如宣战、战争拨款、对外援助等事务上有相当大的权力。由于国会议员都是民选产生，对选民的意见非常敏感，所以一般倾向于迎合民众的意见。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对外政策中奉行现实主义路线的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评价都很低，如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和基辛格。 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资深学者对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也有同样的见解，如资中筠先生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传教士的狂热精神”，不理解美国文化，就很难理解美国人的对外行为模式。 离开美国的文化背景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就会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美国人权外交 手段还是目的？ 中国民众普遍认为，“人权”是美国为实现现实利益的手段。如2003年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中国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是为石油而战，至少石油利益是美国对伊战争的主要原因，而美国人宣称的民主、人权、反独裁专制只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幌子。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如，一本学术期刊上刊登的一篇论述美国人权外交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权外交充分反映出美国政府利用人权问题，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自己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服务的实质。它们对于人权外交干涉别国内政、损害他国利益的情形视而不见，对由此造成的人道主义的灾难熟视无睹，这是一种建立在严重侵犯别国主权和尊严基础之上的强权政治。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真正用意，并不是他们宣称的为了‘关心人权’、‘保护人权”’，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谋求世界霸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美国统治下的国际新秩序。“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美国向来以世界最自由的国度、最尊重人权的国家自居。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什么美国在国内真心实意地搞民主、人权，在国际社会就一定是借民主、人权实行霸权呢？如果推进民主、保护人权这些道义上的追求只是美国发动战争，谋求现实利益的幌子的话，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个幌子来掩盖它的真实目的呢？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战争都不需要幌子。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世界强国奉行“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强国侵略甚至吞并弱小国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德国的威廉二世不就宣称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开辟土地”吗？如果国家需要“幌子”使对外侵略行为变得冠冕堂皇，符合道义的话，可以使用的幌子很多，如日本对东亚国家发动的殖民侵略战争冠之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誉，但世界上除了美国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曾使用过“民主”、“人权”这样的幌子。民主、人权真的是美国的幌子吗？美国为什么要以“民主”、“人权”为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