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然而，香港这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除了医疗服务在全球竞争中稍具优势外，其他几项产业的优势乏善可陈。即使是医疗服务，由于近来医疗事故不断，也有人质疑香港的医疗服务水准。因此，有人质疑，如果这六大产业是香港的优势产业的话，为什么过去十几年未见长远发展？实际上，从香港本身所具有的条件和经济现状来看，这六项产业的确不是什么优势产业，充其量是相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能否成为香港的优势产业还有待未来的发展来证明。
即使是作为潜力产业，这六大产业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和讨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需要优雅的环境与洁净的空气，但是香港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能否吸引游客留在香港进行疗养？又如，香港商界长期以来注重投资短见效快的项目，不愿意搞研发，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如何去发展创新科技？多少年来，香港一直叫喊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支持年轻人投身其中，政府拨出专款进行创意教育、创意业余培训，但培训内容只是一些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和平面设计等，实在令人感慨，香港正在发展的所谓创意产业，不过是在为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培养“蓝领”而已，因为有技术而没文化内涵的熏陶与培养，是不可能出现高端文化产业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近年来香港电影工业质量、数量急剧下降，香港影视工作者、设计师等纷纷北上发展，香港文化创意的氛围日渐淡薄，他们推出来的产品如周星驰的《长江七号》，还是所谓的“香港制造”吗？
困境：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事实上，香港无论是发展这六大潜力产业，还是其他新兴产业，都必须解决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其一是香港的土地政策。香港的地租昂贵，不但严重影响了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居住面积狭小），也严重阻碍中小企业的扩展，窒息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空间。历史上香港的房地产也曾经为香港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也有人认为是畸形发展）已经绑架了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使得香港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迟迟不能完成，而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新加坡都在八十年代后期即已实现经济转型。
香港的土地批租政策，始于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但这个政策既不是借鉴宗主国英国本土的土地制度，也不是英国其他殖民地的土地政策，而是港英当局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因为香港没有资源，没有大量人口发展经济，只能搞转口贸易，而批租土地成为殖民政府最大最可靠的无本买卖。这也就是，港英政府宁愿在维多利亚港填海、也不愿意开发其他地区的原因所在，因为维多利亚港湾的土地价值最高。即使开发新市镇，但对这些地区也不进行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配套，结果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率高、家庭收入低、家庭矛盾突出等。
遗憾的是，香港回归十几年来，特区政府仍然沿袭这一思路和政策，也延误了香港的发展，耽误了香港发展的时间和机会。近年香港有限度开放了边境地区，但是这与边境地区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相差太远。而深圳边境地区开发成熟，香港边境地区也完全有潜力成为香港的又一个经济增长极。这一切都有待于香港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
其二是香港的人口政策。土地与人口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是一如土地政策一样，香港的人口政策非常保守固执。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没有一个长远的人口政策和人才战略，而现在香港面临人口老化、人才吸引力降低、专业人才荒等关系香港长远发展的问题，但港府仅以专才、优才等政策来应付，而这远远不够。而更让人忧心的是，香港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抵制情绪一直未减，已经失去了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精神所在。
4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陈咏梅对媒体表示，“逾九成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者是普通专业人才。”这个资讯表明，香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严重缺乏，需要对引进人才的软硬环境进行改善。遗憾的是，香港社会对此的解读恰恰相反，认为要严格审查引进优才的资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访问新加坡时表示，香港将更加谨慎审查申请“优才”入境者的资格。4月4日，香港保安局证实，在现时经济不景的情况下，咨询委员会在评审各宗申请时，会审慎考虑，以配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来自香港移民专家的消息称，入境处的申请通过率确实有所下降。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香港经济低迷，香港立法局不断有人提出，限制人才引进，并限制内地在港就读的大学生留港工作。经济危机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是借机引进国际一流人才，香港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还谈什么发展创新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呢？
香港需要新的土地政策和人口结构规划
事实上，香港本身的人口素质已经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其一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隐忧。根据联合国规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一成以上时，就进入老龄化社会。香港18个区已有13个进入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下降、社会负担加重等问题将日渐突出。其二是香港的人口素质在先进经济体系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到2006年内，香港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专上教育（包括大学、大专）的只有20%多一点，而2000年纽约大都市区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口比例为28.3%；东京、伦敦分别达到31%。就高等教育入学率来看，九十年代韩国、台湾、新加坡分别达到37.7%、28%、26.5%，而香港仅为20%。即使到2002年，香港正规大学的入学率仍只有18%，加上12%的非学位学生（包括职业训练局为主的高中后课程，以及一些大学开设的高级文凭课程），才达到30%。这样的一个大学教育水平，比内地整体情况好不了多少，与北京、上海相比都有差距。
根据香港最新统计的失业率数据，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失业率只有1%多一点，在香港失业大军中远低于其他人群。这表明，香港对高端人口的需求存在，把现阶段香港失业率的上升，动辄归因于外来人才，是非常偏颇的。低端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而高端人口素质提不上去，同时也吸引不到外地优秀人才，因此香港的人口结构已经处于非常尴尬的困境。
金融危机消退后，中国内地经济将迎来又一波发展高潮，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后将甩开香港，上海则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直奔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土地制度与人口政策对香港经济的制约将越来越明显。香港社会的确到了认真思考自身发展大计的时候了。长远看，香港需要土地和人口规划，需要高屋建瓴的人才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港府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来应付金融危机而已，而是需要若干战略发展委员会，来应对香港长远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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