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9-06-09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张，制定了中国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或蓝图（简称为“中国蓝图”）。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这些主张将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将极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深刻检讨，而国际社会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探索也始终在进行之中。然而，国际社会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其中有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即“长期论”和“短期论”。前者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长期甚至遥远的事情，需要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后者则认为，应当彻底摒弃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倒重来、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显然，“长期论”尽管有其一些客观的理由，但实际上意在继续维持美元独享全球经济增长铸币税好处的零和霸权地位：“短期论”则由于严重脱离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实际现状而根本无法操作。因此，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就成为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前急需探讨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并保证其顺利进行的首要任务。 在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G20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基本原则。他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领域首次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创新性主张。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表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如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都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和弊端，且有愈加恶化的趋势：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导致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扩张无序而无度；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弱化且混乱；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畸或偏颇、而其危机缓解救助机制更显狭隘，这都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大大降低了其应有功能和作用，更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改革方向，切中要害地针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弊端，清晰地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实质。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四项基本原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是全面性，强调的是要进行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二是均衡性，要注重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渐进性，改革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四是实效性，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G20华盛顿峰会之后，中国领导人在众多国际场合都不断重申这些主张，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又重申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抓紧落实华盛顿峰会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路径 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对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出了六个努力方向，即六大内容：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发挥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改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从这些内容来看，不仅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或要害，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 从六大内容来看，是围绕着三条路径进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六大内容其核心就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这是因为，六大内容无不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密切相连，特别是有四项内容与IMF直接相关。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重点应放在调整国际金融机构的机制和运作。 （一）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的缺陷，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IMF和世界银行）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等等。从IMF来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IMF的宗旨是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IMF负责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以保证其有效实施。但IMF存在的功能缺陷，如基金规模狭小、缺乏危机缓解救助能力，以及不合理的决策投票机制等极大地制约着其监督作用的发挥。时至今日，IMF的金融监督作用、在协调各国的金融活动、履行全球金融监管、保障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秩序和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集中反映，构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主体框架。国际货币体系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即采用何种货币作为国际间的支付货币，一国政府应持有何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维持和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二是汇率制度的确定，采用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度，是否为自由兑换货币；三是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即有效地帮助与促进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国家通过政策和措施进行调节，使其在国际范围内能公平地承担国际收支调节的责任与义务；四是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即协调各国与国际金融活动有关的金融货币政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制定若干为成员国所认同与遵守的规则、惯例和制度。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缺乏制度性约束，近年来在“双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由此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和危机的发生。其次，汇率剧烈波动。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机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汇率经常大起大落、变化不定，汇率体系极不稳定，外汇风险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再次，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由于各种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存在着局限性，无法消除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并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的，同时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Day: June 9, 2009
2009-06-09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击香港时，没有重犯2003年面对SARS的错误，有了长足进步。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击香港时，没有重犯2003年面对SARS的错误，有了长足进步。 处置果断 措施得力 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港始于4月30日下午，一名墨西哥旅客搭机由墨西哥经上海抵达香港，当晚出现发烧等症状，随后前往香港医院检查。5月1日晚，该名旅客被香港大学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特区政府高层在召开紧急会议后，5月1日晚20点40分许，特首曾荫权宣布将香港的传染病警戒级别由“严重”提升至“紧急”。同时，采取措施将患者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的旅客和员工全部隔离，所有与患者曾有密切接触的人士都将接受至少7天的隔离观察。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也同时宣布，自5月1日起，要求所有入境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各口岸加强监测旅客体温，如有超过38度者，会先在口岸医疗站检查，有需要再转介给医院。 与此同时，政府宣布追查、隔离、通报与墨西哥旅客同机经上海抵达香港的全部旅客；追查、隔离搭载该名墨西哥旅客前往酒店和医院的两位出租车司机，并将香港麦理浩夫人度假村辟为隔离有关患者和高危嫌疑者的地点。 一周后的5月7日下午，36名与墨西哥病患有紧密接触而须隔离的人士，离开西贡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鲤鱼门度假村和玛嘉烈医院，结束7天的隔离。 5月8日晚上，墨西哥病患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解封，354名旅客和员工重获自由。 在此期间，香港没有发生第二起同类病例。因此可以宣告，香港应对甲型H1N1流感首战告捷，从确认病情到拉响警报再到实施隔离，几乎是同步进行，港府在这一过程中，处置果断，且措施得力，没有争拗，没有延误。 回顾SARS 吸取教训 今年春天以来，一种新型的致命传染病——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生成，除了在墨西哥境内广泛传播外，至少二十四个国家出现了确诊个案及多于四十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疑似个案。4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这是一种从未发现的甲型H1N1变种病毒所引致，向全球发出紧急疫情警告，并在之后将警告级别从4级提高到5级。 据病理专家研究显示，甲型H1N1流感与SARS比较，病毒传播的速度快，但杀伤力较低，全球甲型H1N1流感致死率为1%左右，墨西哥为6~7%，而SARS的全球致死率约为10%。 2003年SARS袭港，港府进退失据，贻误战机，损失惨重，共造成1,755人染病，其中299人死亡，包括6名医护人员，为香港有记录至今第二个最多人死亡的瘟疫。SARS事件导致香港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那是2003年2月21日，染病的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授刘剑伦来港出席亲属的婚礼，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911号房，将疾病传染给另外7名旅客。刘剑伦于2月22日往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在3月4日不治去世。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全球警告，建议隔离治疗疑似病例，并成立了一个医护人员全球网络协助研究SARS疫情。 2003年3月26日，香港淘大花园E座5个家庭14人出现SARS病症，直到3月31日，香港政府才对淘大花园E座实行隔离，整整耽误了5天，致使该住宅区300多人受感染，40多人死亡。 当时香港民众和舆论普遍批评特区政府缺乏危机意识、处理疫情不力、不主动要求有关单位提供疫情数据，以及官员为疫情处置的程序问题扯皮、争拗，贻误时机等，造成民众生命的惨重伤亡，并成为促使当年7月1日爆发反政府大游行的重要诱因。 香港政府当年应对SARS的惨痛教训，事实上也成了今年处理甲型H1N1流感的宝贵经验。 应对原则 生命为重...
2009-06-09 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然而，香港这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除了医疗服务在全球竞争中稍具优势外，其他几项产业的优势乏善可陈。即使是医疗服务，由于近来医疗事故不断，也有人质疑香港的医疗服务水准。因此，有人质疑，如果这六大产业是香港的优势产业的话，为什么过去十几年未见长远发展？实际上，从香港本身所具有的条件和经济现状来看，这六项产业的确不是什么优势产业，充其量是相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能否成为香港的优势产业还有待未来的发展来证明。 即使是作为潜力产业，这六大产业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和讨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需要优雅的环境与洁净的空气，但是香港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能否吸引游客留在香港进行疗养？又如，香港商界长期以来注重投资短见效快的项目，不愿意搞研发，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如何去发展创新科技？多少年来，香港一直叫喊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支持年轻人投身其中，政府拨出专款进行创意教育、创意业余培训，但培训内容只是一些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和平面设计等，实在令人感慨，香港正在发展的所谓创意产业，不过是在为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培养“蓝领”而已，因为有技术而没文化内涵的熏陶与培养，是不可能出现高端文化产业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近年来香港电影工业质量、数量急剧下降，香港影视工作者、设计师等纷纷北上发展，香港文化创意的氛围日渐淡薄，他们推出来的产品如周星驰的《长江七号》，还是所谓的“香港制造”吗？ 困境：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事实上，香港无论是发展这六大潜力产业，还是其他新兴产业，都必须解决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其一是香港的土地政策。香港的地租昂贵，不但严重影响了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居住面积狭小），也严重阻碍中小企业的扩展，窒息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空间。历史上香港的房地产也曾经为香港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也有人认为是畸形发展）已经绑架了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使得香港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迟迟不能完成，而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新加坡都在八十年代后期即已实现经济转型。 香港的土地批租政策，始于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但这个政策既不是借鉴宗主国英国本土的土地制度，也不是英国其他殖民地的土地政策，而是港英当局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因为香港没有资源，没有大量人口发展经济，只能搞转口贸易，而批租土地成为殖民政府最大最可靠的无本买卖。这也就是，港英政府宁愿在维多利亚港填海、也不愿意开发其他地区的原因所在，因为维多利亚港湾的土地价值最高。即使开发新市镇，但对这些地区也不进行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配套，结果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率高、家庭收入低、家庭矛盾突出等。 遗憾的是，香港回归十几年来，特区政府仍然沿袭这一思路和政策，也延误了香港的发展，耽误了香港发展的时间和机会。近年香港有限度开放了边境地区，但是这与边境地区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相差太远。而深圳边境地区开发成熟，香港边境地区也完全有潜力成为香港的又一个经济增长极。这一切都有待于香港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 其二是香港的人口政策。土地与人口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是一如土地政策一样，香港的人口政策非常保守固执。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没有一个长远的人口政策和人才战略，而现在香港面临人口老化、人才吸引力降低、专业人才荒等关系香港长远发展的问题，但港府仅以专才、优才等政策来应付，而这远远不够。而更让人忧心的是，香港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抵制情绪一直未减，已经失去了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精神所在。 4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陈咏梅对媒体表示，“逾九成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者是普通专业人才。”这个资讯表明，香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严重缺乏，需要对引进人才的软硬环境进行改善。遗憾的是，香港社会对此的解读恰恰相反，认为要严格审查引进优才的资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访问新加坡时表示，香港将更加谨慎审查申请“优才”入境者的资格。4月4日，香港保安局证实，在现时经济不景的情况下，咨询委员会在评审各宗申请时，会审慎考虑，以配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来自香港移民专家的消息称，入境处的申请通过率确实有所下降。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香港经济低迷，香港立法局不断有人提出，限制人才引进，并限制内地在港就读的大学生留港工作。经济危机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是借机引进国际一流人才，香港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还谈什么发展创新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呢？ 香港需要新的土地政策和人口结构规划 事实上，香港本身的人口素质已经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其一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隐忧。根据联合国规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一成以上时，就进入老龄化社会。香港18个区已有13个进入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下降、社会负担加重等问题将日渐突出。其二是香港的人口素质在先进经济体系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到2006年内，香港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专上教育（包括大学、大专）的只有20%多一点，而2000年纽约大都市区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口比例为28.3%；东京、伦敦分别达到31%。就高等教育入学率来看，九十年代韩国、台湾、新加坡分别达到37.7%、28%、26.5%，而香港仅为20%。即使到2002年，香港正规大学的入学率仍只有18%，加上12%的非学位学生（包括职业训练局为主的高中后课程，以及一些大学开设的高级文凭课程），才达到30%。这样的一个大学教育水平，比内地整体情况好不了多少，与北京、上海相比都有差距。 根据香港最新统计的失业率数据，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失业率只有1%多一点，在香港失业大军中远低于其他人群。这表明，香港对高端人口的需求存在，把现阶段香港失业率的上升，动辄归因于外来人才，是非常偏颇的。低端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而高端人口素质提不上去，同时也吸引不到外地优秀人才，因此香港的人口结构已经处于非常尴尬的困境。 金融危机消退后，中国内地经济将迎来又一波发展高潮，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后将甩开香港，上海则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直奔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土地制度与人口政策对香港经济的制约将越来越明显。香港社会的确到了认真思考自身发展大计的时候了。长远看，香港需要土地和人口规划，需要高屋建瓴的人才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港府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来应付金融危机而已，而是需要若干战略发展委员会，来应对香港长远发展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