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pril 2009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永辉 2009-04-17 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就像一个神秘的咒语，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几十年来，从东方到西方，从大国到小国，从民间团体到国际组织，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呼吁建立各种版本的“国际新秩序”。 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就像一个神秘的咒语，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几十年来，从东方到西方，从大国到小国，从民间团体到国际组织，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呼吁建立各种版本的“国际新秩序”。早在冷战时期，联合国在1974年5月1日的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就曾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呼吁“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与社会制度，在公正合理、主权平等、互相依赖、共同受益与合作的基础上，同心协力，抓紧工作，以建立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入新世纪，2004年1月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帝冈举行的新年弥撒上，呼吁建立起一个国际新秩序，以解决世界上的各种冲突，实现世界和平。  事实上，每当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这一问题就会被再次提起，而眼下正是这样的时刻。随着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度发展，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 2008年10月15日，即金融风暴爆发后的一个月，欧盟27国峰会在布鲁塞尔开幕。会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共同呼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同日，东盟秘书长素林博士在接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访时，就即将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评论说，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应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做出贡献。亚洲国家应该参与改革旧的国际秩序，改变旧的国际贸易体系。 随后召开的第七届亚欧峰会和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建立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但都发表声明，决心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评论家认为，这很可能成为迈向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性一步，甚至表明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已隐然成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诡异的悖论：一方面，自古以来，秩序一直是政治家与外交家追求的目标，而另一方面，只要有可能，人们又会不失时机地寻求改变原有秩序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前者反映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在要求，后者则反映了国家间实力消长变化及合作与冲突的现实。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背景与条件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机会之窗似乎正在悄然打开。国际秩序反映的是全球权力的分布，国际经济秩序可以理解为全球经济权力的分布。如果全球权力分布发生变化，那么国际秩序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近十年来，全球力量转移日趋明显并且呈加快之势。西方传统大国相对衰落，新兴大国迅速崛起。西方7国集团的GDP第一次低于全世界的一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经济同时出现停滞，特别是作为传统秩序主要创建者和维护者的美国的相对衰落，被认为是秩序转换的风向标。《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指出，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导致许多旧体系土崩瓦解，就像我们在1919、1945和1989年所看到的那样。而本次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变迁或许是美国将在2009年开始衰落。 美国的相对衰落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至危机爆发前，美国占世界GDP总额的份额已经连续7年减少。与此同时，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份额也不断下降。其次，随着新兴国家崛起成为可以与美国实力抗衡的力量，单极秩序政治日渐式微，地缘政治趋于混乱，美国的战略自由空间日益受到挤压。第三，在软实力方面，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开始受到质疑，此外，由于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失败，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全球影响显著下降。这对世界格局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Roger C. Altman）在提前出版的《外交》双月刊2009年1-2月号上发表了题为《2008年的大崩溃——西方的地缘政治挫折》的文章，作者指出，从中期来看，华盛顿和欧洲政府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许多国家面临历史性的大转弯，即将进入国家作用增强，私营部门作用减弱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美式民主的魅力不断减弱。2008年的大崩溃让全世界脱离单极体系。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提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单极化时代即将结束，国际社会如今已开始明显地向多极化结构转变。美欧中俄印都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世界正在进入在各种领域争夺主导权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往那种各国服从 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国际社会服从于国际组织决定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新兴大国的实力和影响日益增强。所谓“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等新兴大国如此集中和大面积地崛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作为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是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至2008年，中国的GDP已超过德国而居世界第三位，在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2008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了20%。在这一年中，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因此，有评论家将这一年称为“中国元年”。今年1月27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表的《2009年全球军力对比报告》又提出，“2009年将是中国军事力量走向世界的元年。”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对西方体系和传统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马克?莱昂纳德说：“在新千年之交的某一个不确定的时刻，我记得我曾经注意到——几乎是在突然之间——几乎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被赋予了一个中国视角：从非洲发展到联合国改革，从多哈全球贸易谈判到伊朗的核项目，从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到委内瑞拉的石油价格。” 此外，作为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的崛起，以及作为世界最大国家和最大资源大国及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的复兴，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影响都不可小视。近年来，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大国形象日益丰满，而核供应国集团批准美印核协议，承认了印度的核大国身份，则似乎是对印度大国身份的正式加冕。于是，2008年4月，英国首相布朗呼吁在印度加入八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情况下实施“全球新政”。...

2009-04-07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冲击香港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在香港特首不久前进京述职时推出十四条支持香港经济的重大措施，包括：允许合资格的企业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有需要时为香港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前两条对于香港来说意义重大，将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乃至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自由兑换探索路径。这对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设全球性的金融枢纽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如把握不当，却有可能坐失良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冲击香港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在香港特首不久前进京述职时推出十四条支持香港经济的重大措施，包括：允许合资格的企业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有需要时为香港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前两条对于香港来说意义重大，将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乃至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自由兑换探索路径。这对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设全球性的金融枢纽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如把握不当，却有可能坐失良机。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中央决策部门早已进行研究和部署，而且近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加快了步伐，与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周边八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与韩国等地进行双边货币互换。人民币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加快，也标志着人民币离国际货币地位越来越近。 首先成为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 而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地区相比，合资格企业被允许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的措施，显然是明确了香港发展人民币结算中心的方向。在发展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上，香港和上海都是最可能备选城市。而上海对这个目标早有动作，近期由上海市金融办、上海市金融工委牵头，央行上海总部一并参与的一项“试点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课题研究已基本成型。虽然现在香港率先允许进行相关试点，却不排除上海在将来也会获得许可。上海和香港，谁能在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基础上，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谁就将在未来中国的全球金融战略中占有主导地位，也就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简言之就是全球金融枢纽，一般认为纽约、伦敦当之无愧，而东京勉强可称，其他城市如芝加哥、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新加坡、香港等则可看作是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在大中华区内出现一个全球性金融枢纽是可以期待的，这也是中国作为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大国的需要。伦敦是以英镑作为支撑的全球金融枢纽，纽约则以美元为后盾，未来香港似乎可以人民币作为依靠成为全球金融枢纽。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给香港带来的不仅是“危”，而且有“机”，至少让中央有意加快人民币业务在香港发展。因此，扩大人民币业务不应只是应对金融危机、纾缓眼前的金融业困境的一种策略，而应上升成为香港建设全球金融枢纽的重大战略。 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 尽管有关的措施只允许香港合资格企业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但由于涉及人民币贸易项目的自由化，在某种程度等于变相为内地资本项目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有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的意味。这意味着香港已经进入了中国改革战略的核心层面，因此对香港、对中国整体都意义重大。对于香港如何巩固金融中心地位，学界对此已经有很多探讨，而我认为香港要成为全球金融枢纽，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它与所倚靠的人民币经济体系的沟通协调机制，而这恰恰是香港的软肋： 首先是香港人民币数量规模实在太小。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发展十分缓慢，规模也非常小，目前只有700亿元左右。这显然不足以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需要，因此这次香港与内地又有人民币互换协议。可见，如果香港要成为日后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那就需要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前，借助“一国两制”和“近水楼台”的优势，尽快建立并完善境外人民币清算体系及法规、架构，并形成市场规模，那么在人民币可兑换之后，香港就可以执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之牛耳。 其次是香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信息劣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尽可能的接近信息源，但香港和上海与人民币的决策信息中心（北京）都距离甚远。事实上，在港英时代，香港重大财经决策都来自英国，香港经济的繁荣对英镑起到相当大的支持作用。香港回归后，财经政策悉由特区政府自行决定，体现了“港人治港”，但两地之间的沟通机制似乎未能完善。如果香港要在未来中国金融战略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障碍就必须解决。 此外，在人民币经济体系中，香港还有一个信息劣势就是，虽然与内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香港的金融业与内地市场的沟通却不那么直接，交易成本也高。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决策信息上，香港与内地是分属境外和境内两个系统，北京央行制定的金融政策在内地金融部门可以系统地传达，但香港这边未必能完整把握有关政策的影响。如果香港未来是以人民币作为倚靠的全球金融枢纽，那么信息劣势无疑是其最大的软肋。 完善与央行金融沟通机制 另一个问题是香港与内地之间潜在的互不信任心态，使得一些问题变得很微妙。香港从官方到民间，始终有人担心北京对香港关心过多会冲击“一国两制”，从而使“港人治港”变味，以至于中央在香港财经问题上只给予支持，而不便提供建议。而中央对香港的疑虑还包括香港目前的金融部门主要以外资为主，决策者中不少是外籍人士，金融大行也主要是跨国大机构，他们对香港的金融决策和政策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甚至起着主导作用。当然，外籍越多，越能彰显香港的国际化，但是中央对未来的考虑应该非常审慎，这种心态反映在决策上自然就有所保留，比如支持香港的同时，逐步也让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基础，让时间和市场自然选择，也许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目前，香港在发行人民币债券业务上，其实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以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在香港、深圳间试点应该更有条件，毕竟在2004年2月香港中行与深圳人民银行之间已经签订了人民币在港清算协议，建立了初步的人民币结算制度。再如，深圳“地下金融”泛滥，表明这里的确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往来需要，这更需要香港与深圳之间建立一个疏通人民币的渠道。凡此种种，都说明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实际上是落后于实际的经济发展需要。 为了更好取得中央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香港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理论上提出如何以香港为支点，引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大论述，但这个论述不能是空洞的口号，不仅要让北京信服，而且更要成为香港上上下下的共识；二是在发展模式上探寻一个让中央放心的制度性保障。这样的保障模式就是香港必须倚靠深圳的力量，构成北京—深圳—香港的“金三角”来共同达成。 倚靠深圳桥梁作用加快两地金融合作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把深圳看成是自己发展金融业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不然。香港与深圳在金融业上事实上更具互补性，深圳在金融业与香港竞争的地方可能不到五分之一，根本不会影响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因此，深港两地金融业应加快合作，否则两地的金融优势都可能丧失。现在，香港在扩大人民币业务发展上，更需要获得深圳的支持与合作。 深圳人民币规模庞大，且深港之间的金融地下通道惊人，深圳几乎就是中国的“地下金融之都”。如何把这部分资金招安疏导，无疑需要深港两地的深度合作，从而为香港人民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在挺港十四条措施出台之前，国务院还通过了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同意珠三角地区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深圳或广州极有可能率先进行，相信这将有助于降低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汇率风险。 针对信息劣势，香港应支持深圳提升在国内的金融地位，包括进行一些金融业务试点，把一些金融决策、监管权利下放，甚至提升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的级别，或者类似央行在上海所设的总部，或者是央行在深圳的特派机构，便于与香港金管局直接沟通。显然，打造深圳在金融领域的特殊地位，成为香港与中央沟通的桥梁，但又在境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香港的信息劣势，并可成为香港新的金融优势。与此同时，利用深圳这个“金融特区”，中央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更容易掌握第一手信息并适时决策，包括对地下金融的掌控、香港人民币结算试点效果等。因此，深圳对于中央和香港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并将在未来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2009-04-07 2009年，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澳门经济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上，面临着继续一元化经济，还是适度多元发展。两条道路都能从经济发展战略学说和经济发展成功案例中找到支持。   2009年，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澳门经济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上，面临着继续一元化经济，还是适度多元发展。两条道路都能从经济发展战略学说和经济发展成功案例中找到支持。 澳门建埠近500年来，博彩业从禁止到专营再到开放，经历了160多年的时间。博彩业“一枝独大”，“一枝独秀”，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独具澳门特色的竞争优势，必须保持和发展。这种靠一元经济立足和发展的典型还有芬兰的手机业、瑞士的钟表业和瑞典的林木产品等。 但在一元经济主导下，居安思危，不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投资，风险控制，加以政府的宏观调控，选择或培植经济发展路向，引导经济的多元发展，类似这样的主张，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似乎又占了上风。 因此，摆在澳门经济发展决策者面前的选择，是继续一元发展的思维，或是走多元发展的道路？ 如果继续一元发展的思维，谁能保证博彩业“一枝”永远“独秀”；万一发生危机，澳门经济何去何从。况且台湾、新加坡等周边地区的开赌，威胁已经逼近。 如果选择多元发展，谁又能保证一定成功。在此之前的百来年里，多少产业和行业在澳门大起大落，浮浮沉沉，只有博彩业存活下来并“一枝独大”。因此，有人认为多元发展谈易行难。 一、对适度多元化的理解 好在澳门人以不变应万变，看到了危机，提出了充满智慧的“适度多元化”。就象当年为了不与国家宪法条款冲突，在澳门基本法中用了“旅游娱乐业”的说法替代淡化了博彩业的敏感，用旅游和娱乐掩护赌博的实质，最终从法律上保证了博彩业在澳门回归祖国后“赌照开”，而且“五十年不变”。 而现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化”，经由澳门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正式提出，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认可，从而形成了澳门经济发展路向的共识。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诠释“适度多元化”，选择和培植的“元”是什么行业？以一般的理解，适度多元化，肯定不是一元化，也不是多元化。中文中的“多”，一般以三为多。适度多元化可理解为多过一元化，少于三元化，应是二元化，即二元经济结构。在博彩业旁培植另一产业，共同支撑起澳门经济。一旦博彩业不济，也能使澳门经济不至坍塌。 然而，在博彩业旁培植另一产业，至少要具备的条件是：新兴产业，具有澳门特色和优势，不违背国家最近出台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与香港和广东的经济发展相配合或互补，不进行激烈的资源竞争。 纵观澳门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环顾世界经济和大中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前瞻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短时间内拟以首先振兴旅游业才可以担负澳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化”大任。 二、建议首先振兴澳门旅游业 进入21世纪后，香港在上世纪60-7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支柱，所剩无几：制造业移进广东，集装箱和航运业让位给新加坡，许多支柱行业式微，仅剩金融服务业还有较强的竞争力。内地游客的自由行，为香港旅游业注入天水，为香港各行各业带来生机。 （一）香港创造旅游品牌的经验值得借鉴 香港是旅游资源匮乏之地，既无悠久的人文景观，也无绚丽的自然景观，但香港的旅游业者通过颇有创意的旅游推广，创造出香港的旅游品牌。让游客在购物、饮食和文化等旅游项目中领略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与其它地方的不同。 从国际旅游的角度看，到亚洲不到香港似乎是遗憾。从中国内地出境出国旅游的角度看，首选到香港或经过香港。每个历史时期，香港都有吸引游客的地方。香港是购物天堂，时装、化妆品、金银首饰、名表、药品等，是内地游客的挚爱。海洋公园、迪斯尼乐园，是内地小朋友梦寐以求的地方。 由于香港成功的旅游推广和推销，并建立有监管功能的旅游议会制度，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打击害群之马，访港游客有增无减，2006年访港旅客2,525万人，较2005年增长8.1%，入境旅游收益达到1,173亿港元。2007年访港游客2,800万人，总消费1,400亿元，人均消费约5,000港元。2008年又有2,900万人到访香港。旅游业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二）澳门旅游发展的潜力 长期以来，澳门人用旅游娱乐业代替和包装博彩业也产生了副作用，这就是养大了博彩业，忽略和牺牲了旅游业。导致博彩业欣欣向荣，旅游业萎靡不振。 在声誉上，旅游业被污名化。从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上看，到澳门旅游就是去赌博，把旅游等同于赌博；不赌博就不会去澳门，成为一般人的思维定势；反对赌博就要反对去澳门，成为反赌博者的一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