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9-03-05 自从一九八零年十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廿一届大会通过著名的《麦克布莱德报告》以来，该报告所揭橥的新闻资讯多元的主张，就开始进入了人类的日程表。这一报告的主题：“一个世界，多种声音”，（Many Voices, One World）也因而成了人们的期盼。 中国如何加入资讯新秩序？ 自从一九八零年十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廿一届大会通过著名的《麦克布莱德报告》以来，该报告所揭橥的新闻资讯多元的主张，就开始进入了人类的日程表。这一报告的主题：“一个世界，多种声音”，（Many Voices, One World）也因而成了人们的期盼。 不过，多元的概念言之容易，实质上却多为困难。多元从来就是以现实的权力为基础，而这种权力又多为军事权力、金钱权力、政治权力、媒体权力，甚至更抽象的话语权力被少数人或国家所霸占；至于弱者只好沦为无声失语的状态。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曾说过：“最大的垄断，乃是垄断了一切意见。”即是对媒体及附带话语权被垄断所做的最大控诉。今天的世界，全球所接收的新闻、信息、意见，至少七成以上都是垄断者所生产，它是一种单边主义，它透过信息与意见的生产而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与认知。这种权力当然成了现实权力的辅弼。 自从《麦克布莱德报告》公布后，尽管媒体与资讯多元主义的声浪渐增，但随着CNN在一九八零以迄九零年代的快速扩张以及网际网路的发达，这种垄断其实更为强化。于是，全球遂出现了新闻秩序上的两大突破：一是一九九六年阿拉伯世界“半岛有线电视网”（al-Jazeera）的设立；二是二零零六年“法兰西廿四小时电视网”（France 24）的成立。这两个电视网之目的，都是要打破美国CNN和英国BBC的垄断。前者所达成的主要目标乃是让阿拉伯世界可以生产出自己的新闻而摆脱被故意的扭曲；后者则是向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观。 首先就阿拉伯人的“半岛”而言，它由波湾小国卡达尔的年轻大公阿尔沙尼所支持创办。他一九九五年六月以流血政变的方式废除了他保守父亲的权位，将卡达尔带往开放的方向，并决定成立一个在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视网。这个电视网的总部设在卡达尔的首府多哈。一九九六年四月，英国BBC因为报导沙特阿拉伯的斩首惩罚及沙国异议份子的新闻而被认为是恶意颠覆，于是沙国遂将BBC驱逐，而卡达尔遂将BBC内阿拉伯藉的编辑、记者以及技术人员全部接收，这乃是“半岛”能够高度专业的原因。卡达尔由于仍是王侯制的公国，因此“半岛电视台”主张在不造成动乱下的尽量开放以及在此原则下最大的新闻自由。此外则是它对伊斯兰国家的专制不自由也都能站在人民的立场加以批判，至于对以色列的批评更是当仁不让。因而成了泛伊斯兰最进步的电视台，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等都对该台不满。至于对美国，卡达尔尽管是美国盟邦，但对美国也批判甚力。“九一一”后“半岛”访问了阿拉伯学者专家，即有许多人指出“九一一”乃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为此，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及国安顾问赖斯都至为不满，要求删除。后来美国入侵阿富汗，企图对“半岛”封口，还特地轰炸“半岛电视台”在喀布尔的办事处。但这只让“半岛”的地位日增，“半岛”多次公开本拉登的录影带谈话，也对其声誉地位大有帮助。该台由阿尔沙尼每年支持一亿美元。 “半岛”电视台早已有“阿拉伯的CNN”之誉，它立场开明、不回避阿拉伯世界本身的问题，因而当它反对美国和以色列时更有公信力。它对凝聚泛阿拉伯感情与共识上发挥了极大作用。它在防止扭曲、平衡报导、替阿拉伯人发声等功能上贡献卓著。甫逝世不久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及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领袖萨依德（Edward W. Said）在最后的访谈录《文化与抵抗》里就如此指出：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讨论要比美国细致，意见光谱也宽得多。“半岛”电视网就是个好例子。阿拉伯世界的非国营电视台比美国的非国营电视台具批判性。美国媒体正处于历来最乱七八糟的时刻之一。在战争动员这件事情上，电视台自甘充当政府的宣传武器。” “半岛”在全球新闻秩序里，它的角色是替阿拉伯世界发声，防止被扭曲，因此在价值上它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抵抗”的形式。但“法兰西廿四小时电视网”则层次又高了一些，它要呈现给世界一种不同于美英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观的另一种法国观点。因此它是一种“另类选择”的形式。 众所周知，法国无论左右翼，都有着极强的高卢风格，它在世界上反对单边主义，在经济上反对美式资本主义而有较强的福利国家精神。尽管法国作为一个老帝国也有极强的傲慢风格，但它在各类问题上与美英不同调，对世界的多元发展确有极大的助益。 “法兰西廿四小时”由右翼希拉克总统于二零零二年初决定开办。而后随着波湾形势的变化及法国的不满，遂决定加快筹备步伐，并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六日开播，以突破CNN和BBC在西方世界里的意见垄断。到了二零零九年初，“法兰西廿四小时”又与“法国橙色电信”（Orange）合作，进入电信网路播出。迄至目前，它已有英文及法文频道，今年四月将再设阿拉伯语频道。“法兰西廿四小时”的国际新闻占百分之八十，它对重大问题将以公共论坛的方式呈现，以深入的政治文化角度提出各种“非美观点”。 而除了“法兰西廿四小时”的电视网外，法国还有一个重要的配套，那就是该台成立后三个月，立即整合多所研究机构，设立了一个全新的“巴黎经济学院”。这所学院未来之目标乃是要有350名研究员，900名学生，企图在经济学及经济思想领域建立起新的学术中心，以挑战美英哈佛、普林斯顿、伦敦政经学院之地位。该校董事会里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Amart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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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频 2009-03-05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其国际形象的塑造也变得日益迫切。怎样让世界认识中国？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形象？国际社会怎样与中国互动，中国又怎样与世界互动？所有这些，除了中国本身的表现外，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西方媒体怎样报导中国。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其国际形象的塑造也变得日益迫切。怎样让世界认识中国？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形象？国际社会怎样与中国互动，中国又怎样与世界互动？所有这些，除了中国本身的表现外，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西方媒体怎样报导中国。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媒体有没有准确地报导中国？怎样让西方媒体更多面地反映中国的变化？对于一个正努力成为国际主流文明一员的国家而言，攸关国家战略利益；对于正努力与中国良性互动的国际社会而言，攸关世界和平与发展。 然而，对媒体的本质，对媒体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中国和国际社会似乎仍认识不足。一方面，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发展和某些决策，仍然是源于刻板印象（stereotype），基于陈旧的记忆和固有的观念以及所谓的听证游说 ，表面上冠冕堂皇，实质上轻率、傲慢而且片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官方对待西方媒体有先天的制度障碍和心理障碍，正是将记者们隔离在真相之外，更增大了中国形象被扭曲的变数。 主观上检讨“妖魔化中国”背后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有些部门和官员对西方媒体有着相当程度的敌意和恐惧。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的西方驻北京记者们，反而更具“逆反”的冲动，也更愿意冒险去挑战新事物，要寻找“这个帝国苏醒的希望”。 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学生、知识分子，甚至部分民众，对西方民主有着浪漫的期待。星火在冰冻未开的大地上忽灭忽燃，很多中国人自己都很陌生的名字，却是西方媒体中的中国明星；民主墙、学潮演讲、民办刊物，成了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兴奋点。一九八九年，街头运动终于达到了一个顶峰，与今天中国各地众多的群体性事件一样，成了他们关心和报道的焦点，也成了他们了解中国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西方驻北京的记者们大多并没有很敏感地注意到，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目光仍停留在那些所谓的民主斗士，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放大他们的一言一行，西方记者们相信“苏东波”的效应终将在中国出现。 中国其实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轨道。人们不再将空泛的民主字眼挂在嘴边，而是将可及的民生诉求攥在手上。举国上下投入到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大潮中，民众对经济发展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被前所未有地激活，一个活力无穷、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国家出现了。 西方媒体竟然比西方的资本家更迟钝地感受到这一点。其原因，当然不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作者所诠释的那样。相反，某些官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西方记者的“阶级斗争”观念和“警惕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在西方记者和中国之间建造了一条阻隔相互了解的鸿沟，无法让他们看到一个多姿多彩、正在进步发展中的中国。当然，也就无法达到官方所希望看到的中国的正面形象。 如果说，这个时期的中国被西方记者们“妖魔化”，其责任很大程度上要在极左和僵化的源头上找原因，要检讨我们某些部门和某些官员的思维和做法。 软杀：给中国戴高帽子 新世纪将临，一批批新的西方记者到了中国。他们比其前任们享受了更多的采访自由，他们睁大了眼晴，试图将这个国家很多方面的巨变告诉他们的读者。 每一天，在西方最重要的媒体上，很难不出现关于中国的报导和文章：《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来自中国的报导常常占据头版重要的位置，而且洋洋洒洒；而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上，有关中国的故事，也常常成了封面主题。 其间当然也有冷嘲热讽，但是言论多出自只用脑子不用眼睛、永远自视正确的专栏作家，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当然不可能捕捉到中国真正的主流发展与相关的新闻焦点，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常常只从预设的立场来解读中国，给中国打分。 如果说，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是一种“硬杀”，那么，近些年来对中国的一些夸大其词的评价和报道，则是某种程度的“软杀”。这些年，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常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报道，一顶又一顶貌似金光闪闪的高帽子，戴到了中国人头上，让向来很在乎外人评价的中国自己都感到了不自在——尤其是那些了解中国国情，又了解西方真实状况的人，知道对中国发展的过高评价，不仅不符合实际，也对中国没什么好处：不仅可能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催化西方战略制订者们头脑中的“中国威胁论”。更关键的是，中国还没有达到承担大国责任的国际能力，国家的体制还在完善之中，经济结构还很不合理，并且非常脆弱。而在西方记者一个劲“褒扬”中国的长篇大论中，中国的软肋也被一览无余。 媒体的原罪：片面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西方记者对中国报导的这种变化？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报导为什么总是出现偏差？前一个问题大家容易说出原因，因为西方记者对中国报导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变化；但后一个问题，涉及的因素更多一些。 ——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记者来自一个文化、制度本质不同的国家，对事物的认识标准自然不同。但这种标准并非来自西方国家官方的指令，而出自他们从小形成的基本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其实也是中国人所向往的“普世价值“，就连中国官方也不公开否定，不过出自西方记者的笔下，并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变化，就显得有些傲慢和居高临下。 ——西方受众的局限。西方记者报导的受众，是他们本国的读者或观众。虽然他们受过新闻专业的训练，但他们抵达北京时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当他们快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时候，又到了他们被调离的日子。他们的编辑部更希望他们的笔下能有新鲜感，而不是有专家的深度。西方大众媒体的支柱是西方读者市场，大众对记者报导的要求是通俗性，尤其是对他们本来就兴趣缺缺的外国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