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元礼 2008-02-05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12月25日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并要求广州、深圳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敢于跟新加坡“叫板”。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也在今年1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课题。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12月25日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并要求广州、深圳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敢于跟新加坡“叫板”。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也在今年1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而“叫板新加坡”，借鉴新加坡经验，更是思想解放这门课程中一个实际案例。其实，新加坡社会并不流行“解放思想”的说法。但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原因，又在于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直以来的“思想解放”。 一．测试理论和计划的方法：是否行得通 解放思想意味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也是解放思想的内核。当有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又说：“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 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曾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但是，李光耀却能够因时制宜地将现实目标与远大理想加以区分。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内，我必须承认，因为要把公共义务的崇高价值和服务的意义灌输给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对工人高度的成就给予高度刺激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他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人不应该剥削人这个基本原则的信仰。我们认为拥有财产就应该剥削别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取得经济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得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于这样原则上：‘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最后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当我们扫除了愚昧、文盲、贫穷和经济落后，才是恰当的。” 解放思想必须戒除自满。不自满，也就是要虚心。什么叫虚心？李光耀对此曾有精辟的解释。他说，所谓虚心，实际上就是“虚”其心，即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他们“是现实的”，他们随时“准备改变政策，以适应新的现实”。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当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不相符合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李光耀在英国求学期间，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制度。这种制度影响了许多像李光耀这样的学生，使他们认为那是多么有人情味，多么理性、合理。根据这种制度，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免费的医药照顾、免费的眼镜（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近视）、免费的牙科照料，以及从生到死的福利金。但是，当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并且在1959年执掌政府时，他发现新加坡人并不是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医生开给病人服用一星期的政府给予免费的抗生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是，只吃了两天，病人觉得还没有复原，就毫不痛心地把剩余的抗生素丢掉了。但是，当病人自己花钱到私人医院开药，就不会浪费扔掉。面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觉得，新加坡没有什么高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让病人付钱，先是五角，然后一块钱。 二、大胆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 避免争论以解放思想，是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之一。邓小平曾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抓紧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就是因为不争论，人们才能求同存异，“抓紧时间干”，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实际上，不争论既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也是新加坡和李光耀的一种智慧。 当许多国家拘泥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从而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时候，李光耀则尽力避免意识形态的争论，以期在实践中放手有为。早在1965年，李光耀就指出亚洲社会主义的前途要看亚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否抱持现实主义态度，并强调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方法上应该实际或注重实际一些。他说：“如果你们采取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说：‘好吧，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我认为你们将会有更好的发展。”这里，李光耀关注的是“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至于有关措施“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可以存而不论，“让下一代去决定”。由于避免无谓争论，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行动党才能够大胆吸纳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李光耀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加坡随时适应世界的变化，找到自己的定位，确定自己的角色。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相互依存，从而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达到统一，融为一体。 三、不强调比优而强调比劣 跨国企业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20世纪60、70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上述理论其实表现了一种比优而非比劣的思维方式。比优着眼的是好中求最好，最好当然是发达国家不计报酬地无偿帮助发展中国家；比劣着力的是坏中求不坏，最坏则是发达国家既不无偿帮助发展中国家，也不像跨国企业那样前来投资，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封闭停滞。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跨国企业是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但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思维方式不是强调比优，而是注重比劣。它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新加坡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哩和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正视1965年所处环境的现实。当时，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人们后来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新加坡人民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新加坡的经验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又如，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直痛恨赌博，却在近年出台了兴建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村计划。个中原因，李光耀说得很清楚：建赌场会带来麻烦问题，但不建赌场则麻烦更多。 同样，与全球化时代同步的信息化时代，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也主动与之对接，掌握了主动。所谓信息化，是指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通讯、信息处理）等高新科技为依托的一种新技术扩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从以物质与能量为重心向以信息与知识为重心转变。由于信息唾手可得，资讯可以共享，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李光耀认为，未来的挑战将是利用最有用效的通讯科技，来让自己同人们继续保持联系及设法做到符合人们的要求。随着人们变得更各有所好，行动党在争取人们的注意力时也必须作出相应改变。 四、改变身段吸引选民参与沟通 为了改进党组织与外界的沟通，行动党12位独立后出生的新进国会议员成立P65小组（即Post 65的缩写，意即后65，指1965年国家独立之后出生的一代），并建立以“P65”为名的网上博客，于2006年10月开始在博客上写日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踢足球、孩子幼稚园毕业、欣赏的音乐，也抒发他们对国家事务的看法。年轻议员在网上发表日记，网民的意见也接踵而来。其中包括许多批评的意见，从油价上涨到保留旧建筑物，应有尽有。尽管一些网民的留言尖酸刻薄，却丝毫不减这些议员的兴致。对于网民的留言，他们都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回复。行动党认为，网民有反应是好事，表示群众积极主动与议员沟通。 网站只是P65小组的议员们拉近与年轻一代选民距离的五年计划之一。其他计划还包括简化青年组织结构、设立一站式中心来方便年轻人组织活动和提出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要联系年轻人，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情况，不能直接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为此，这群年轻议员成立了十多个兴趣小组，如艺术、人道主义、体育、华文教育等。每名议员负责他们熟悉的兴趣小组。目前，P65已成为一个品牌。他们被民众邀请参与各种活动，如街头足球赛、另类音乐演出等。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形形色色的老中青选民，并吸引了媒体和许多青年组织的注意。一位P65小组的成员说：“身为行动党议员，人们对你的印象马上打折扣。但身为P65小组的一员，我们自然成了人民交谈合作的一个接触点。” 为迎接民主化的挑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还逐步将竞争性选举引入党内，并使权力更替程序化、透明化。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为了适应民主化潮流，行动党对于一些领导人的任用或领导职务的安排也从过去主要实行上级委任转变为渐进推行竞争选举。 五、执政党引入党内选举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