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未来十年的七大挑战

挑战之五：遏止环境污染蔓延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发展称得上是“中国的奇迹”的话，那么，这30年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速度，也称得上是另一个“奇迹”。各种统计都表明，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严峻。而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走下去，随着我们的经济总量再翻两番，污染负荷还可能增加四至五倍。目前，要在中国找到一块未受污染的净土，相当难。因此，完全可以说，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严重程度，完全体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粗放性、浪费性。

中国在二、三十年里环境的急剧恶化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未充分考虑到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外，主要是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政策和资源定价问题一直没有多大改变。从体制来看，环境系统的整体性与行政系统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之争，以及现行经济政绩的攀比机制，使这种矛盾加剧；从政策来看，在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经济政策之中，尚未考虑环境因素，体现环境成本，杜绝破坏性的开发建设，甚至将环境因素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从资源使用和定价来看，资源初级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环境等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免费索取。企业生产成本中的环境成本不完全，这种环境无价、资源廉价的局面不仅带来了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还鼓励了粗放型的生产消费方式，环境破坏和补偿机制也就无从谈起。而所有这一切，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为了摘掉几千年来压在我们头上的贫穷帽子，自觉奉行后发国家普遍实行的发展主义的结果。又因为比起先发展的西方国家来，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的环境问题，却不能通过将危机转嫁给别国的方式来解决，所以问题越积越严重。

所谓发展主义，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社会所遵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增长至上和财富至上是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的话语下，环境—生态问题被忽视掉了，环境的代价、健康的代价等等被排除在企业内部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外。在发展主义的体制和话语下，某种自然物一旦具有了“资源”的价值，那么，它们就会被迅速商品化和市场化。

发展主义的思潮及其体制性开发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哲学，在许多后发国家，发展本身成为国家的最高目标，或者至少是一个阶段的最高目标，也是政府合法性所在。中国同样深受这种发展主义的影响，而且是它的典范。发展主义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盛行，原因在于它打着让人民快速致富和国家快速发展的旗号，再加上受历史条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限制，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但中国的经济增长至今未能跳出传统的“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由于发展主义在解决贫困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于中国的环境危机，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而且政府也在有意识地采取措施纠偏，比如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之路，但要彻底改变这种靠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方式，还很难，这不仅因为在一些环境脆弱的地区，还存在繁重的脱贫任务；更因为地方政府头号的目标还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而环境因素的考虑往往要求降低增长速度，所以，我们虽然提出科学发展观有一段时间，但在保证科学发展实施的国家战略、政策体系、考核评价、公众的环保参与等方面，一直未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出来。

未来10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以及中国进入重化工业的中期阶段，除非我们加大了环境治理的力度，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遏止环境污染的蔓延，否则，环境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而不是减少。而环境一旦爆发危机，由于环境具有免费索取的性质，那么，它对社会经济和我们生存的家园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这种灾难几个世纪都难以修复。

挑战之六：布局人口再生产

相对于上述几方面，人口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常常被大众所忽略。其实，它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整个前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就支撑起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征被称为人口红利。根据一些专家的估算，改革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但从2006年开始，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这预示着过去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总量和结构两方面都将趋紧。这其实就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征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城市父母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国策，迄今为止，共少生了4亿人，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2.1的时代更替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经济发展的人口优势不再。依照计划生育前的人口数量优势，中国人口红利期到目前为止整整持续了40年左右，而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其自然发展，虽然多生了4亿，但据估算，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至少还可延续40年，也即至少还要到2055年左右才会结束。这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为改变了人口红利的周期。那么，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建立在劳动力结构年轻化的基础上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现在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中国发展模式将会遇到极大挑战。而根据一些学者计算，最早在2015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开始枯竭。

具体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及其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少儿人口的大量减少，减少了内需；二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没能充分就业，一部分人口红利被浪费掉；三是在中国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过快进入老龄社会，从而为本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风险。

人口红利的消失其危害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严重的还在于社会方面和人自身的再生产上，包括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衡，独生子女在其成长过程所遭遇的各种风险等。它们可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性别比失衡，将在未来的几年使5000万进入适婚年龄的男子娶不到老婆，无法组建家庭，该问题对中国社会会产生何种不利影响，还有待观察，但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与此同时，独生子女在其成长过程中随时面临着被夭折的风险。这不但是家庭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人口学家就认为，由独生子女家庭构成的社会其风险大致涉及九个层面：对独生子女来说，包括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的脆弱决定了一个社会内在的脆弱。

可见，人口再生产问题不可小视。尽管人口红利的消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比高的特点，还会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下去，即人口红利还会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就此而言，在未来10年内，我们似乎不必过分担心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应该看到，像人口这种影响长远的问题，不能等到问题已经爆发时再来匆忙解决，那时就晚了，因为人口的再生产有一个时间周期，必须提前规划布局。另外，从前述分析来看，综合起来考虑，改革以来的人口政策很难说功大于过，而且到现在，它在社会经济和人自身再生产方面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并将在未来的几年里，可能集中爆发。对此，我们不得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