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42岁的藏族学者洛桑·桑盖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赤巴（即“内阁总理”），成为西藏流亡政府新一代领导人。与其前任桑东仁波切不同，洛桑·桑盖将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利。就在前不久的3月10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宣布将卸除其政治领导人地位，仅保留宗教上的精神领袖地位，将政治权利移交给新的政府首长。如此权利交替显然是为顺应达赖的“中间路线”在策略及手段上的变化，而洛桑·桑盖与众不同的上任就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警惕。
早在2010年10月的预选中，洛桑·桑盖就成为最热门的候选人。他出生于印度大吉岭，是第二代流亡藏民，以文学士、法学士学位毕业于德里大学。1995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先后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是哈佛大学的首位藏人法学博士。毕业后他继续长期在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学研究项目任研究员。在政治上，洛桑·桑盖在德里大学就读期间（1988年到1991年）曾率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成员围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并在1992年当选“藏青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这样一个有着学术及政治双重光环，“流亡二代”的身份背景，具备法律知识及政治头脑的年轻领袖无疑是丹增嘉措政治路线的理想托付者。
在2010年7月，洛桑·桑盖就规划过噶伦赤巴的新角色，“首要的责任，就是解决中国占领的问题…其次，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提高西藏政府的位置…第三,…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第四…（针对中国）制定长期和短期的战略计划和政策…最后…确保流亡在亚洲和西方藏人的福祉。更重要的是，鼓励我们的青年积极与西藏政府互动，并参与西藏运动” 。
分析以上洛桑·桑盖对于噶伦赤巴新角色的六项规划，不难发现其不仅以“藏独”作为其纲领，更有直接行动的规划，还不忘发动更多的“流亡二代”参与“藏独”。其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及“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的意味颇为深长。一个流亡了半个多世纪的政府还能在国际社会获得多少官方的支持和同情？！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无非就是向对中国有战略企图的国家靠拢，试图通过成为他国战略砝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很容易明白，当这个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美国公民，提出所谓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于“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就是更加有趣的命题。因为印度总理辛格去年已向温家宝总理承诺，不支持任何人在印度进行分裂中国的行为。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将迫使印度必须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对待西藏流亡政府。这意味着，西藏流亡政府未来的命运和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存前景都将充满了疑问。
另一方面，丹增嘉措的自然寿命也即将走到尽头。他正面临着作为摄政的政治生命与作为活佛的宗教生命之间的博弈：要使宗教生命永存，就必须使用金瓶求签来轮回，从对宗教的信仰与寄托来看，达赖不可能背离宗教带给他的一切，否则就背离了所有信徒和所有藏民；而要使政治生命留存于印度，即死后依然有人继承其政治路线，就很可能要放弃金瓶求签，当然也随即就背离了宗教上的一切。因此，他不断寻求新的道路来突破这个困境。前几年，他试图立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乌金听列多杰为摄政的继承者。然而，这无法突破宗教的限制，最终不了了之。如今，他以退休这样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背离宗教赋予达赖的政治使命。
在这个背景下，洛桑·桑盖所扮演的角色也就不言而喻了。丹增嘉措在其就任的仅仅一个月前正式宣布卸任政治领袖的决定，既反应了洛桑·桑盖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也反应出丹增嘉措此时对“政治赌博”所感到的焦虑与不安。丹增嘉措走出这一步就无法回头，放弃了政治地位，也就是放弃了“政教合一”，其实已背离了“达赖喇嘛”这个活佛所承载的意义。把政治地位易主，只做精神领袖，无非是用貌似顺应时代的、符合民主的手段来让各地信徒继续追随他，背离宗教的同时继续利用宗教的名义完成政治地位的传承。
洛桑•桑盖以精神领袖或国王的统治已经过时来评价丹增嘉措的退休，不过是在粉饰他的就任，试图说服流亡藏人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道路，画出一张新的大饼来延续流亡政府本就难有所作为的领导，同时也为丹增嘉措背离宗教做开脱。作为一名在人权法及国际公法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洛桑·桑盖似乎更应该理性的考虑如何改善十几万流亡藏民的生活处境，以及为他们寻找除“难民”之外更好的国籍身份。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或者印度公民，他连西藏都从未去过，要带领这些印度出生的“流亡二代”去寻找民族归属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恐怕是更为艰难的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