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是美国经济学家、作家、公共演说家、政治顾问和社会活动家。他是经济趋势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总裁。里夫金的工作主要在于探讨科技对经济、劳动力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潜在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前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更富有，居住更城市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的英国，随纺织业的机械化而开始。这一革命开创了机器代替手工制造产品的新时代，并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也使各国国力悬殊加大。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装配生产线，使人类迎来了大批量生产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今天，流水生产线高度自动化，生产环境整洁，人工智能接近人脑（是否能超过人脑则是伦理学的问题），机器人可制造机器，高学历的工程师通过网络和电脑作业，生产车间看不到一把手锤。总之，制造业正走向数字化。这种数字化不只改变物品的生产方式，还将改变商业模式、劳动力结构、政治学理论、政府行为、公共政策、社区职能和社会关系，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世界发达地区兴起。不同于前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非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革命，并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德国大众汽车推出一个名为横置发动机模块战略（ModularerQuerbaukasten，简称为MQB）的生产策略，希望通过规范某些部件参数如发动机安装点，可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所有型号的汽车；而可视机器人和其它传感系统可以为联网的自动铣床调换工具，并拥有多向切割和“感知”功能，这样的生产将会更加高效。日产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于1986年开业，现在已是欧洲最高产的工厂之一。1999年它雇佣4,594人生产了271,157辆汽车，而去年它只用了5,462人却生产了480,485车辆，比英国其它任何一家汽车厂都多。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工程和技术总监科林·史密斯（ColinSmith）说：“你不能用古老的手工工具制造现代化的东西，昔日嘈杂的工厂将不复存在”。
智能软件、新材料、更灵巧的机器人、新工艺（特别是立体印刷）和网络等先进技术正在快速融合。碳纤维复合材料正在取代钢和铝，广泛适应，小到山地自行车，大到飞机。经基因改造的微生物可用于制造产品。纳米技术可增强产品性能。更多的设计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合作进行产品设计。过去工厂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将让位于为客户量身定制的产品，未来工厂将更专注于定制产品，看起来更像是小作坊，而不是大规模的流水线。这意味着，产品品种更多元、生产批量更小、适应当地市场变化更快、价格更便宜、成本更低廉、劳动力花费更少。制造业的数字化将令其和电信、办公设备、摄影、音乐、出版和电影一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大型制造商，也包括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体创业者，让他们更加容易和便宜地推出新产品。
就像棉纺厂粉碎了家庭手工织机，福特车淘汰了蹄铁匠，这一次的工业革命也将是颠覆性的。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媒体和零售等行业，也定将影响人类今后的生产和消费、政治和经济。当你面对未来工厂将会大吃一惊，因为它不再挤满嘈杂的机器和身着油腻工作服的工人，而是干干净净，几乎空无一人。大部分工作并不在工厂的车间完成，而是在附近的办公室里，由设计师、工程师、IT专家、物流专家、营销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士一起协同完成。未来的制造业将需要更多高技能的人，而那些枯燥、重复的工种将由机器人取而代之。
这场革命将不仅会影响产品的生产过程，还将影响产品的出产地。过去，加工业一般会流向低工资国家，以控制劳动力成本。但今天，劳动力成本愈加不重要。举例来说，售价499美元的第一代iPad，只有加工成本仅约33美元，而在中国总装的费用仅8美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趋势：制造业直接雇佣人数不断减少，使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的比例也相应减少，结果是鼓励制造商把离岸生产的工作转回到发达国家。这不仅因为离岸工人的工资在上涨，更重要的是公司能更贴近客户，更快速地回应需求的变化。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脑、金属制品和机械等产品中，到2020年，其中的10-30％完全在美国制造，令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0亿至55亿美元。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专家哈罗德·施金（Harold Sirkin）认为，对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担心被夸大了，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巨头。2010年，中国提供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9.8％，美国稍微少一点，是19.4％。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这个数字只比过去三十年的份额，略有下降而已。施金认为，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会创造相关服务业的就业机会，美国就此将增加二至三万个就业机会。
还有一种情况更发人深省。当以可口可乐饮料、福特汽车、耐克球鞋、星巴克咖啡、美赞臣和雅培奶粉、辉瑞药品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大发利市，甚至从破产边缘活过来后，美国有些在华公司正在策划回流。其理由多种多样：从来没有觉得中国员工和美国雇主在同一条船上；中国的合资伙伴从未合作，他们总是扩展自己的领地；当考虑生产率和质量问题时，节约成本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大；美国本土的设施更多、更好、更先进。虽然回流现象的原因较复杂，但已非个案，多数是那些撤出中国后无须在美重起炉灶的公司，他们届时只要聘回技术工人即可。
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将是十分巨大的。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政府需要做的是抓住基本：大力发展培养技能人才的学校，设定明确的规则和建立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而把其它的事留给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革命家。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大潮涌来，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国家，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由电力、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提供动力的前二次工业革命，留给人类一个危险的残局：能源和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住房市场重挫，消费者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地球资源和环境压力剧增，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危机的出路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融合，将奠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产业，将为企业创造数以千计的新业务，为社会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想象一下，数以百万计新老建筑将被修建或改建成“主动的发电厂”，捕捉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水能以及海浪能可发电供给建筑物，剩余电力横跨智能集成电网与他人分享，就像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自己的信息并在互联网上与人分享一样。这将是人类一个美好的前景。
欧洲议会于2007年6月通过了一项正式声明，采纳能源互联网的概念。拟在欧洲通过地区、城市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一个绿色的氢能经济，来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既成趋势，那么中国将如何切入呢？面对经济升级转型，中国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保持“世界工厂”的纪录将不会太久。除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性质决定了许多外包的工作将重新返回富国外，中国还面临其它不发达国家的竞争、人口老化、劳动力工资上涨、缺乏资源、能耗的低效率、环境的普遍恶化等问题。
形势既是严峻的，也是充满机遇的。中国应扬长避短，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解决好中国的能源短板问题、内需问题和西部开发问题。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蕴藏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好这些可再生能源可以改变那些地区落后的经济，改善就业和民生，增快工业化的进程。
（本文由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棣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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