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新闻的瞬间全球传播和24小时无日无夜的即时更新，改变着媒体的生态，也改变着受众的思维，即时化、碎片化的思维容易让人迷失于时间的洪流之中。当我们尝试拉阔自己的视角，以更为宏大的时间跨度来审视当下，由是方能跳出喧嚣纷扰的时局，方能触摸到历史主线的脉动，更为清晰地厘清来路，也方能更为确定地望向去路。
二十载此消彼长
有网友戏言，我们这一代真是幸运，能够轻易地经历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灾难。戏言归戏言，回首过去的半年，哪一桩新闻不是罕有的震撼？！一月、二月的突尼斯、埃及变局，三月的日本地震、海啸、核危机的复合式灾难，四月的北非战火，五月的新加坡大选……一桩接一桩，纷至沓来，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你我：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当下，南海问题广为海内外媒体关注。但是，曾记否，去年秋冬时节，从朝鲜半岛到钓鱼岛再到南中国海，一时间风云突变，剑拔弩张，美国三艘航母横陈，日本、越南相继叫嚣。直至今年元月“胡奥会”后，中美关系开始渐渐回暖，5月中美第三次战略和经济对话首次加入安全对话且有军方人员与会，会后更达成中美亚太安全对话之共识。却怎料，不逾月，南海风云再起。
媒体、学者对南海问题的分析、评论林林总总。且让我们翻检今年下半年的日历，但见一个个重要的纪念日次第而来：中共建党90周年（7月）、辛亥百年（10月）、“911”十周年（9月）和中国入世十周年以及苏联解体20周年（12月）。鉴往知来，这些纪念日提醒我们的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回首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乃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历史路径，我们对当前的世界格局应能了然于胸。
当今世界之大格局，肇始自二战。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遂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一强独大，推行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资本横扫整个世界，互联网革命让世界变平、变小。2001年，小布什上任不足10个月，基地组织发起恐怖袭击，全球观众透过电视直播目瞪口呆地见证世贸中心的轰然倒塌。一场不对称战争开打，美国的一极超强地位遭到公然挑战，小布什不得不放下围堵中国的既定之策，枪口转向中亚，发动反恐战争。同一年，中国在经过多年艰辛谈判之后加入世贸组织，开始更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自此，美国深陷反恐战，而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在2008年扩散到全球，演变为一场百年罕见的经济危机。危机至今未解，欧洲多国依然面临主权破产的重压，而美国债务也已至今高达14万亿美元。过去十年间，昔日的G7演变为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已现微调，显示世界势力格局的天枰正在移动。海内外学者纷纷预测美国的衰落，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不少研究机构更开始推断中国何时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年前，福山曾经宣布文明的终结，而20年后，有关帝国衰落的研究，则已成欧美学术界之显学。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回首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看世界格局峰回路转，不管官方是否承认，中美共管世界的G2格局已具雏形，这应能让你我的目光穿越时局之迷雾。
五百年峰回路转
“2008年美国的次贷风暴和金融危机，就大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乃是帝国内爆的症候，它等于代表了‘大美帝国统制下的和平’的走向式微。”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先生在为《帖木儿之后》（After Tamerlane）一书所写的导读中如是说。牛津大学教授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这部《帖木儿之后》，被誉为研究帝国史的“大师级著作”，以大历史的角度回望1405年帖木儿死后的600年世界史。他在书中谈到“新全球史”的生成时这样写道：“或许，最重要的是，欧洲迈向现代世界之路，不该再被视为天经地义或“正常”之路，不该再被视为衡量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变迁的标准。欧洲人已打造出自己的现代性，但世上还有其他现代性，事实上，还有很多现代性。”（《帖木儿之后》P43，野人文化出版，2010.12）
约翰•达尔文此书的价值在于，能够摆脱过去欧美中心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偏见，摆脱欧美对历史话语权的垄断，分述欧洲、伊斯兰世界和东亚的历史演变，“将事实如它本来的样子呈现出来”，让我们得以了解世界史的全貌。
约翰•达尔文或许更为全面，而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无疑更为直接。“我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十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才真正领悟：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这是他于2009年12月31日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题为《全球力量格局向东倾斜的十年》，是对新世纪前十年的一个小结。这篇文章构成了他今年出版的新著《文明：西方和其他》（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前言的底色。从《帝国》到《巨像》，再到这本《文明》，这位苏格兰历史学家过去十年一直孜孜不倦于帝国史的研究。在这本新书中，他试图去探究西方过往500年统治地位的底因，从而来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作出预测。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因为具备着竞争（Competition）、科学（Science）、私有产权（Property right）、医学（Medicine）、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和工作伦理（The work ethic）这六大要素，从而得以领先东方，占据世界统治地位。
无论是约翰•达尔文还是尼尔•弗格森，都在警示西方社会，世界权力的天平正在微妙转变，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转移，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这一过程或许漫长而曲折的，但是大势已定。
中国让西方变小？
500年全球力量格局之峰回路转，20载中美两个大国实力之此消彼长，正是美国重返亚洲、南海一再风云变幻的底色。这种消长，中国人或许能从大国崛起中感受一种实力和自信提升，却未必能够理解美国人心态的微妙变化，正如昔日我们未必能够完全理解冷战年代西方国家对于“竹幕”的恐惧。
去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一个名为“2030年的全球经济学”的选举广告风传一时。片中那位“教授”用中文宣称美国犯了过去多个帝国同样的错误因而衰落了，现在中国是美国的老板，美国人要为中国人打工了。多数国人看到这个广告，能够直接体会到那种来自美国的敌意，因而颇感不适，但是深想一层，敌意的背后恰恰是美国人对未来深深的不安。
在《文明》的序言中，弗格森努力回想，他到底是在上海外滩还是在重庆，顿悟到全球力量的东移。而欧洲外交关系协会执行主任马克•里欧纳德（Mark Leonard）则难忘他第一次造访中国社科院，得知社科院庞大规模时的震惊。在《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中他如是写道：“在那个晨会中自觉渺小”。里欧纳德此书更为关注中国如何在走一条和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他认为：“21世纪将不会是中国的世纪，麦当劳世界上最受喜爱的速食地位不会被馒头所取代，CNN不会从属于央视之下，好莱坞也不会被中国的新浪潮所淹没。但中国将加入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并以不同的全球化模式挑战西方对非洲、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前苏联的影响力。”（《中国怎么想？》P169，行人出版社，2008.11）
里欧纳德承认，这个“不同的全球化模式”，是欧洲和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一个可敬的另类选择：中国模式”。而从后冷战时代开启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伴着这一“另类选择”的出现，恰是“华盛顿共识”从兴起迅速走向衰亡的过程。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华盛顿智库尼克松中心杰出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在《北京说了算？》（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满怀忧虑地写道：“中国正在催化、推动一个更深层、更宏大的变化：正如全球化压缩了世界一样，中国也迫使西方世界日渐萎缩。中国正在悄悄地再造包括发展、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在内的国际局势，使得西方国家的影响力与价值观越来越难以跨出北约集团的势力范围之外。”（《北京说了算？》P49，八旗文化出版社，2010.10）。此书的书名可以直译为“北京共识”，以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此书一开篇，斯蒂芬•哈尔珀即浓墨探讨了“中国威胁论”的虚与实。他认为，西方所面对的真正挑战或者威胁，并非是中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崛起，而是来自中国自身的经济成功，触发了世界上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转向，从而将西方模式边缘化。
无论马克•里欧纳德、斯蒂芬•哈尔珀对当今世局的分析，还是约翰•达尔文、尼尔•弗格森对帝国历史的追寻，在在反映着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东西权力微妙转移这一过程的深深忧思。西方学者以他们的冷静与清醒，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和检讨，同时对于中国的发展半是赞许半疑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复兴大势，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亦无法阻挡。但是，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5000年历史的大国，在经历了数百年沧桑磨难之后，中国复兴之道未来必然依旧荆棘满布。阻遏会来自外部，来自不甘统治地位旁落的当今世界首强，来自现有世界格局中那些传统强国、大国。更大的挑战则来自内部。经历了30余载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不仅面临着重大的经济结构转型，更要面对着严峻的社会转型、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未能惠及民生，一边是房价不断走高，一边是强拆事件此起彼伏，加上贫富差距加大，令整个社会弥漫着戾气。5月底以来，从抚州的爆炸到潮州的冲突，从内蒙的抗议到新塘的骚乱，一连串的突发事件，昭显着重重社会危机亟待解决，政府威信亟待重建。而过去十年间愈来愈盛的第三波海外移民潮，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把自己的家人送往海外，也显示着民众对国家信心的匮乏。而蒙互联网之赐，左的、右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的，各种思潮皆能发声，广为传播，好不热闹……
从《中国怎么想》到《北京说了算》，反映着西方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复兴的一种忧虑。他们所担忧的，是中国以其“可敬的另类选择”，压缩西方世界，挑战西方固有的模式和价值观。说到底，是一种发展模式之争，价值观之争。相比东西方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在军事、经济等诸领域的较量，这种价值观、意识形态之争，无疑更为深刻、深远。
尼尔•弗格森总结了西方过往成功的六大绝招，并以此来比照印度和中国的长短。且不论他的总结是否科学，这种思考的路径值得我们省思。让我们把目光从当下的南海风云移开，从当下的各地群体突发事件移开，尝试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端详中国复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角色，来深思中国复兴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西方社会在过去500年间塑造着世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立于全球权力格局变化之际，今天之中国又当承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今天之中国如何承继现代理念，又能够在发展中为人类贡献怎样更新更进步的价值观？在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贫困问题、温饱问题之后，中国能否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公平、公义、富裕的现代文明社会？过去30余年以经济成功推动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政策转向，中国未来能否以成功的社会转型和政治改革，催化着整个世界的宏大变化？
践行民主法治，推动思想创新，中国之复兴能够为推动人类共同进步、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方是真正意义的复兴，方能成就新的全球力量格局。这，不仅能够消除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知识精英对中国道路的疑虑，让他们知道中国如何想，更能赢得他们的尊重，让中国的未来塑造世界的未来。
面对东西权力转移，亚洲准备好了吗？面对百年复兴，中国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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