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习总书记在7月4日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驱动型和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过渡，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时期，企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体，国有独资和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将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

以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有效转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粗放型增长带来的产能过剩等共性问题成为供给侧改革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由于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我们的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面对全球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中国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一些领域的关键技术、大型成套设备、核心元器件、重要基础件、关键新材料等仍大量依靠进口，经济发展呈现出了较大的被动性。

尽管今年的《财富》500强名单上，中国企业占了约五分之一席位，和美国入围企业的数量继续接近，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入围中企和美企在产业结构上明显不同，企业发展模式的差距较大。除金融行业外，中国上榜企业主要集中于房地产、资源、钢铁等科技含量不高的传统行业，创新型企业数量相对较少。相比较而言，美企则集中于生物制药、金融和航天等现代产业，创新势头持续强劲。

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三个组成部分。从增长效益角度考量，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放缓、社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等问题，因此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要素生产率，以创新驱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推动国家高端产业的发展，在全球竞争中确立对西方企业的优势地位，已是迫在眉睫。

国有企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国企都承担着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缩小与西方先进技术差距、最终实现科技领先世界的社会责任。与民营企业相比，国企集中了国家优质研发资源和人才，我国企业中设立的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绝大多数设在国有企业，企业中的工程院院士也绝大多数来自于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编著发布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评价报告（2015）》，将中国创新企业分为高端制造业、能源业、电子信息业、生物业、节能环保业五大类，并各自排出企业自主创新前100强，国有企业占有率依次为80%、90%、70%、60%和50%以上，各行业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前10名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以高铁技术为核心的轨道交通装备，和以核电技术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装备等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为中国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大幅推动中国高端产业的竞争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盈利性和公益性双重性质，盈利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公益性体现为国企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国企的特殊性决定其不仅具有“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的一般职能，而且具有实现国家意志的特殊职能，尤其是投资风险较大的创新性技术研发方面，国有企业以其雄厚的人力、财力及资源调配能力，为科技创新开辟了道路。在技术创新上，国企具有其它企业所不具备的要素调配能力和统筹规划能力，能够承担起引领创新型驱动发展的使命，实现国家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为整个国家各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基础性、共用性的技术，人才及资金支持。因此，国有企业不能单纯以利润率为衡量标准，而是更要注重其为国家的高端产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包括核心技术的开发与培育、研发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市场远景的探索与开发等。对于非盈利性的基础型、公益型产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国防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完全交给非国有企业是不现实的。国企可以有效约束资本的趋利性，积极推动国企和民企共同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进而在与西方等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当然，我国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劣势和受到的歧视问题也不应回避。长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企业制度文化，导致国企现有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一直为外界所诟病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将国企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亏损转嫁于政府补助，使得国企缺乏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积极性。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有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和资源垄断，例如，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较多的生产要素的特殊资格，垄断利润的存在使得大多数国有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等。

从外部性来看，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多年来一直不到1%，而主要发达国家已达2.5%到4%；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高端产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家安全壁垒、技术标准、国有企业非市场化等理由排挤打压中国国有企业，保护其本国企业，使得海外市场的政治和环境风险不断加大，严重阻碍了国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企的技术创新。

上述诸问题的存在，都不应该成为否定国有企业引领技术创新的理由。在当今的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国企继续发挥资源充沛的优势，克服自身缺陷和外部环境的劣势，不断优化、强大自身实力，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中国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的主导作用。

积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特别强调国有企业现在的发展目标是做大做强做优，希望国有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能起到带头作用，奋力抢占世界研发制高点、掌控核心技术话语权。国企要做大做强做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该清楚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性质，确立正确的国有企业评价标准。目前，很多人批评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会诱发企业道德风险，带来效率低下弊端，因此要取消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这显然忽略了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质，很多国有企业是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的，这些企业由于提供的产品具有外生性，即使是民营企业来担当，也必然需要国家的大量补贴。因此，仅凭软预算约束问题，就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未免太过草率。在新的历史时期评价国有企业的经营好坏，不能单纯以企业经济效率的标准来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国有企业必须体现国家意志的功能作用，必须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体现国家意志，服务于人民和社会，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

其次，做强国有企业，以完成与西方庞大的跨国企业的抗衡。我国国有企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大而不强”，研发能力低以及核心技术掌握程度低等缺点，使得我国创新型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榜上寥寥无几，难以与西方大型跨国企业进行竞争。今后，我国要做强国有企业，通过国企之间的兼并重组，走“强强联合”的道路，以适应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维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的需要。

再次，做优国有企业，使其承担科技研发的社会责任。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质量不高，创新动力缺乏，比如一些国有企业不思创新，扎堆搞房地产，将资本盈利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并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更不是炒房赚钱，而是完成国家战略，承担科研创新的责任，包括核心技术、研发人才、高级技工、市场培养等，为提高我国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完成中国与西方列强竞争的任务、缩小与西方国家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贡献力量。发展高端产业的国有企业，甚至可以不追求盈利，而是要掌握核心技术和人才队伍，做高端企业的领头羊，并把这些技术和人才输送给中小企业，包括大量民营企业，以弥补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资源不充沛、核心技术开发难的缺陷。

在引领创新型经济发展方面，充分调动国有企业独有的双重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有实力和能力紧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研发的带头人。对于技术实力、创新能力一向落后的中国企业来说，中国高铁就是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典型案例，代表着一种赶超式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科研项目前期投入大、风险高等特点，一般中小型企业或民营企业并没有能力或动力去从事核心技术的研发，这时就需要国有企业站出来，在政府的资金扶持下，承担起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存在高风险的核心技术研发工作。做优国有企业，需要国家动用重要力量对国有企业大力扶持，放开对国有企业在研发方面的各种要素约束，使之成为能与西方高科技行业竞争的坚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