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中期中国的困境与左右激进主义的再起
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重新崛起？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 由于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而相应成长起来，在“八九风波”后，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被当作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异质物而受到严密控制与紧缩。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1.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
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借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与公安、检察、司法系统之间，在官员与上下级职能部门的朋党之间，在他们执掌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勾结起来共谋利益的关系。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上级作为保护人，与下级作为被保护人，形成“恩主庇护—扈从效忠”关系。在某些官员的把持下，中国特有的司法与检察系统也得以参与到庇护体制之中，这样，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上、下、左、右之间的全方位的庇护网（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与地方监督与司法机构之间，以地方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广东“乌坎事件”而论，一个村的支书可以一当四十年，多年来通过行政手段变卖土地达6700亩，村民基本上没有分到一分钱，这些严重的弊端正是与上述“强政府—弱社会”朋党结构性弊端有关。
2.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们，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几年前，上海浦东陆家嘴汤臣公寓一平方的价格达15万元人民币，按照当时全国农民平均所得收益来计算，相当于一个农民76年不吃不用所挣的钱的总和。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威权体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例如某些房地产商与煤老板，两者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冲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体制转制过程中的“管理层收购”政策（MBO），虽然客观上对摆脱转型经济困境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原始积累式的贫富两极分化。 中国当下煤老板财富之多、生活之糜烂、人数之众，令国人侧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国家行政权力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高，而原先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有权势者，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转向房地产。其结果是，炒房的高收入使这些富人锦上添花，居民住宅价格也不断相应提升，低收入者根本买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购房成本加重，权钱结盟造成的分利化严重影响社会健康发展。“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是以这种分利集团与失利和低收入的普罗大众之间的收入不断拉大的剪刀差为基础的。医疗、教育高费用以及失业，造成社会大众十分强烈的不安全感。
3.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
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另一组数据是，国力增加21%，而行政费用却增加了27%。当今中国各地政府的巨额“三公消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河南某贫困县，只有20个职工的审计局，新办公楼居然有3,000平方米，该局每人可在家属楼分到200米的住宅。 这样的事实可以说不胜枚举。权力与高税收使公务部门成为直接受益者。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整个社会大众在房价压力下，在教育费高涨的压力下，消费无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种消费不足产生的矛盾，政府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国营经济如高铁事业，造成垄断利益集团新的巨大腐败机会，而且由于此种投资拉动难以见效，一旦拉动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钞票一途，老百姓势必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4.“国有病”困境
在“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有一种强固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决策)特点，使原来已经严重的“国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 有些国营制药厂办公楼的豪华程度并不亚于法国的凡尔赛宫，某些国企垄断公司大堂里的吊灯动辄数千万元。2011年中石化炼油业务亏损374亿元，而职工费用去年增幅超过23%。 从中也可以看到国营垄断性企业所造成的实际上的严重社会不公。职工福利在不同企业中实际执行上的差异，扭曲了人们努力的方向。中国越来越盛行的考公务员热，近百人甚至数百名报考者中取一名的高比例，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
“国有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与“国有病”相联系的是公务腐败与公款消费的巨大开支。据报道，九三学社中央拟的提案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元。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
5.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自建国以来，社会文化自主生长的能力本来就很弱小，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威权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而且在强国家体制下，行政官僚体制以政权稳定为主要追求目标，这就会以种种方式来抑制社会自主性的发育。官场只能按规定办事，行政官僚“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社会的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公民社会的缺乏，民间文化缺少自组织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长性没有发育起来。这种局面是不利于文化建设的。我们目前的世风日下、家庭伦理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并不是因为政府宣传得不够，而是因为社会自主领域本身整合人的精神和伦理的系统，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中国现行体制的社会创新能力的退化，还与官僚国家的独大趋势有关。鉴于中国转型的复杂性，中国最需要的政治精英必须是邓小平所说的“明白人”，而且需要有前瞻性与想象力。然而，在形格势禁的官僚制中，产生此类政治家的条件极为苛刻。只有在经历极大危难之后，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老一辈有资望与经验的革命元老中出现邓小平这样的拨乱反正的强势人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一大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由于时代需要而进入官界，然而随着官僚体制的常规化、定格化，这个体制就越来越难以产生远见卓识与独到见解的政治家。科层制、官僚制本能地趋向于保守，官僚体制的特点就是以一种特定的尺度来选拔官员，官位升迁的诱惑力与官场文化中的角色期待与定位，会把进入官场的人们按一种特定模式加以改塑，这就使官场无法产生应对复杂环境挑战的人才。清代学者法式善说：“小才私智，可以备一官之用，然而国家利害安危大机括所在，非晓事之臣不能明其机微。”我们的体制反向淘汰的结果，往往只能使“小才私智”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而很难使通达事理的“晓事之臣”脱颖而出。
民间一则顺口溜把中国官场的特点揭示得十分生动形象：“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来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在缺乏改革气氛的文化里，甚至可以说，官僚体制具有一种逆向淘汰机制。官场会自动地排斥一切具有变异能力的人物，官僚制历来是一个大染缸，把有思想有创新意识的人统统清洗出去，把官场中的人们染成同样的颜色。体制往往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或雄才大略之辈，在官僚体制内最具有适应能力的，正是这样一类人物：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
相关链接：
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