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研究

 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紧迫性
 

所谓绿色金融体系，简言之，就是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具体而言，是指金融体系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做出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重要的机制创新。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能源环境问题也迫使中国必须改变“粗放式”发展模式，走绿色经济之路。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能源消耗量持续增长，年均增速高达8.2%。根据国际能源署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展望，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以超过3%的速度递增；到2015年，中国将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能源消耗量将大约占全球总量的1/4左右（参见图3）。
 

图3  中国能源消耗量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能源署（IEA）

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由于中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国际能源署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60.18亿吨，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20.7%（参见表2）。预计到2030年，中国由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将总排放量将高达到106.6亿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左右。

表2  主要国家CO2排放占世界比重

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强调指出“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金融作为优化资源配置、调剂资金余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产业，促进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机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有助于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2、优化中国金融体系结构

结构性失衡是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突出表现为融资方式结构性失衡，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不协调所形成的失衡；金融业内部结构性失衡，长期将金融业发展的重点放在银行业上，金融业其他行业的发展则严重滞后。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已极大地制约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而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对优化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具有积极的作用。绿色金融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业务运作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原有金融机构的自我创新和新机构的加入，市场出现多层次发展。这些新的金融机构和新的市场扩充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边界，同时，不断创新研发的绿色金融衍生品将丰富中国金融体系的内涵，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由于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得以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深化。

另外，碳金融交易活动中国际合作的增强，也有利于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和完善。以CDM项目为例，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国家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国内金融机构可以借此提高参与国际业务的议价技巧，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积累国际化经营的经验。

中国碳金融市场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巨大的碳排放资源是中国建立碳金融交易市场的坚实基础。根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提供的核证减排单位(CER)已占到全球市场的60%左右，位居全球第一，而每年发达国家需向发展中国家购买2-4亿吨CO2当量（即相当于实际CO2排放量的核证减排单位），这就意味着中国每年有超过1亿吨的交易量。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20年中国潜在CO2交易量将近8亿吨，远远超过其他供应国。 中国碳金融市场及其衍生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把握这一新的发展机遇迫切要求构建一个与其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

3、应对金融市场竞争与挑战

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碳金融交易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所谓碳金融，或称低碳金融，即围绕低碳经济发展所进行的金融活动。从广义上来看，碳金融包括所有服务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从狭义上来看，碳金融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银行信贷以及其他相关金融活动。

2008年，英国率先制定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成为全球第一个将节能减排目标写入法律的国家。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主导者，自运行以来，碳产品交易量与交易额一直占全球总量的3/4以上；而在自愿减排场内市场上，美国芝加哥交易所（CCX）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发展中国家中的印度在碳交易和碳融资方面，也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已形成了真正的场内碳交易。中国虽然是碳市场最大的供给方，但由于缺乏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正在酝酿推出碳关税政策，此举对中国的影响决不可小觑。尽管中国现在属于非强制减排国家，但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利用碳关税方式来迫使中国减排，承担发展的环境代价。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在国际市场上的“中国制造”可能将面对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目前已有部分欧洲国家开征碳排放税（参见表3），试图把企业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反映在其生产成本中，可降低碳排放量至社会最优水平。而且可将税收用于降低其它税项，进一步鼓励居民消费模式向低碳产品转移。

表3  已开征碳排放税的国家及其征收情况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欧盟航空业排放交易计划，该计划于2009年提出，2012年正式实施。设置机制是根据航空公司在2004-2006年平均排放水平的97%来为2012年设限，2013年将降至95%。而航空公司需要购买此限制许可的15%，其余部分将根据飞机2010年每千米承载的重量免费分配。所有在欧盟机场起飞和到达的航班都将适用此规定。据估算，中国的航空公司当年将为此支付1-3亿元人民币，并且将以15%左右的速度递增。碳交易已经成为中国从战略到战术层面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因此，加快发展绿色金融、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已是当务之急。

4、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一个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将促进整个社会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碳交易有别于其他传统金融产品的交易，交易机制复杂，交易过程牵涉到的中介机构和部门除直接参与传统金融证券产品交易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外，还有碳评级部门、碳登记结算部门、碳排放权核证单位等碳交易专属机构。这些机构和部门的业务活动的规模性收入，都可以为GDP作出贡献；另一方面，碳金融作为低碳产业链的核心部分，向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纵向延伸都很长。前端延伸带动了节能减排、新能源技术研发领域的发展及研究机构的参与，向后延伸则形成碳技术交易、碳减排产品设施的交易和相关碳技术应用实践企业的加入。碳金融在低碳产业链延伸和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极。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也将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金融业的绿色转型一方面要求传统金融业和服务业机构新设专门的部门，培育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也催生出与绿色金融业务相关的新机构、新企业，这些都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

5、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契机

近年来全球碳交易市场发展异常迅猛，预计2020年其规模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交易市场。碳排放权所具有的“准金融”属性也日益凸显。碳排放权将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个新的价值符号。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碳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碳排放权已经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围绕着碳排放权，试图构造一种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货期权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市场体系。

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所遵循的基本路径是：计价结算货币——关键货币——储备货币。而作为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往往是一国货币发展成为国际性货币的关键。从历史经验看，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通常是货币崛起的起点，英镑和美元的崛起都沿袭了能源贸易的路径。例如，19世纪的英镑通过与煤炭的计价和结算绑定，形成煤炭英镑体系，英镑崛起而成为国际货币；20世纪的美元通过与石油的计价和结算绑定，形成石油美元体系，最终使美元崛起而成为国际货币。

展望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将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或可将其称之为“碳货币时代”、或“碳金融时代”。碳排放权的计价基础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争夺对象，各国货币纷纷争当碳交易的主导货币。随着各国在碳交易市场上参与程度的提高，许多国家都试图提升本币在碳交易市场体系中的地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都试图将本币与碳交易挂钩。特别是美国，在美元币值疲软、信誉下降以及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功能减弱之时，试图为其找到新的支撑。毫无疑问，碳排放权及其框架下的“碳货币”或“碳金融”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将日益明显。

碳金融、绿色金融的发展或将成为中国参与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契机、也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积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将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