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云 2021-03-31 香港社会各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贫富悬殊、房屋置业等问题，但在进一步剖析及商讨对策时，各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纠缠不清。这实际上是各种讨论都未触及“深层次”，以至各界欠缺共识，难以推出有效地解决方案。 我们在讨论香港近年来的社会动荡、寻找其根源的时候，发现除了政治因素外，“深层次矛盾”问题更值得反思。香港社会各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贫富悬殊、房屋置业等问题，但在进一步剖析及商讨对策时，各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纠缠不清。这实际上是各种讨论都未触及“深层次”，以至各界欠缺共识，难以推出有效地解决方案。 香港“生产主义”福利体系 “福利体系”主要用来划分不同的福利制度类型，分析“福利体系”维度，包括提供福利功能的部门（如政府、市场、社会）、福利提供的准则、“去商品化”的程度（即个人的福利能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其收入及其购买力）等。我们在审视一个地方的福利制度时，需要找出问题根源，并参考国际经验，进行比较研究，避免出现纸上谈兵。 香港的福利体系实际上属于“生产主义”福利体系，即财政资源集中投放在教育、健康等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和维持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政策范畴。这种模式具有典型的东亚地区福利制度的特色，始发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目的是缩小与先进工业福利国家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房屋、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展，这种模式造成了香港两代人的向上流动。 在这种“生产主义”福利体系下，社会政策往往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也造就了以就业为核心的福利体系，以高就业维持市民个人生计，减少对公共福利的依赖。因此，每当谈到香港市民的福祉问题时，有意见认为香港的就业状况良好，市民能够自力更生。虽然香港近十年的福利观念及制度持续发展（转折点是2011年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但由于路径依赖的制度惰性，大体保持了这种“生产主义”福利体系。然而，香港长期强劲的就业市场，让人忽略了“生产主义”福利体系的危机。当就业出现问题时，整个福利体系也会变得脆弱，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 疫情中尽显香港福利体系弊端 香港政府一直以维持稳健、灵活、蓬勃的就业市场为重要政策方针，让市民得以维持基本生计，然而就业稳定在过去一年受到严重打击。在2011年至2019年期间，香港的失业率长期低于3.5%，接近全民就业的稳定状态，维持了近九年的时间。然而，受2019年社会动乱及2020年疫情的影响，从2020年开始就业情况显著恶化。香港的失业率在2020年首季升至4.2%，打破了自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不高于4%的局面，其后失业情况持续恶化，至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升至6.2%，并一直维持在6%左右的高位水平。除了失业率上升外，就业不足也值得关注。受疫情影响，很多职位以无薪假期的形式，勉强保留就业，但若疫情及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这些职位转为失业的风险很大。最新的统计显示，就业不足率为3.4%，远高于去年同期的1.2%。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住户入息中位数也呈显著下跌趋势。“从事经济活动的家庭住户”的收入中位数2019年第一季度的每月入息是36,500港元，从2020年第一季度开始下跌，2020年第一季度的每月入息是36,200港元，减少了800港元。住户收入下跌情况在2020年持续恶化，至第三季度时，同比下跌2,100港元，跌幅为5.9%。就业不稳定，其反映在福利体系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香港一直没有建立健全失业保障制度，各类工会组织只能倡议政府发放临时失业津贴，以解燃眉之急；二是很多底层市民的积蓄难以应付长时间的失业，也难以适应重大的经济环境变化，甚至只能选择借贷度日。基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洞见香港福利体系所累积的社会深层次矛盾。 收入分配结构的脆弱。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虽然一直受到关注，但以就业为主导的福利体系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受到疫情冲击，香港的就业情况严重恶化，底层家庭更是首当其冲，这突显了收入分配结构的脆弱性。香港的基尼系数由2006年的0.533上升至2016年的0.539。香港贫富差距严重，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善。2016年，收入最高组别的中位数为65,000港元，收入最低组别的中位数为4,160港元，两者相差14.6倍。最高收入的人口占20%，其收入占整个社会收入的55%。这个比例在1996年至2016年间几乎没有改变。1996年至2016年，最低收入两个组别的中位数，增幅只有30%；而最高收入两个组别的中位数，增幅达73.3%和75%。 房屋作为资产性收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长年资产性收入增长持续超过工资性收入增长，更进一步加剧了市民收入的结构性差距。香港资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股市与楼市两个市场。回归以来，截止至2019年，恒生指数增长率为162.9%，房屋售价指数增长率为134.8%，远超过平均薪金指数增长率85.1%，拥有金融资产及物业的市民实质收入所得远超那些没有资产的市民。底层市民除了工资收入不高外，资产收入不足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因素。 2008年金融海啸后，全球货币宽松政策造成资产价格上升，使得拥有较多资产的富裕阶层因财富效应获得更多的资产性收入。没有房屋、买不起楼不只是安居乐业的问题，更是资产财富累积的问题。2019年全港约有一半住户（即约130万户）未有自置居所，而2020年第二季的楼价与收入比率已达到18.8，这将进一步拉大两大阶层市民之间的资产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深层次矛盾。 政策建议 香港要纾解深层次矛盾，应当从福利体系的转型着手。福利体系改革可依循既有基础做出合理的调整，从两个方向入手。以香港的“生产主义”福利体系为基础，探讨转型至“以人为本”福利体系。“以人为本”体系除了能够提升市民的人力资本，更注重其实际的情况及需求，为市民赋权。 第一，香港一直以鼓励就业为政策核心，其具体细则要有效回应市民实际需要。香港虽有职业培训、就业支持，但在家庭友善政策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例如，香港妇女投身职场的最大障碍是欠缺足够的家庭友善政策配合。课余托管名额不足、服务时间及名额的地区分配不均，多年来问题仍未解决，令有托管需要的家庭得不到合适的服务。香港立法会研究报告指出，2018年本港约有十万名2岁以下幼儿，却只有约1,730个由资助机构设立的照顾服务名额，即不足2%幼儿可获相关服务。政府要在托儿服务方面加大资源投入，可考虑整合学校场地与社区资源，增加托儿服务名额；加强以“服务券”的形式资助底层家庭使用课余托管服务，以释放底层妇女的劳动力，使其可以为家庭增加收入。与此同时，政府还可鼓励妇女加入幼托行业，提供专业的培训课程，给予更高额的培训资助，并与相关企业及机构合作，提供“培训-实习”一站式安排，让参与培训的人士同时获得工作经验，增加其市场竞争力。 第二，有恒产者有恒心，既是为市民积累资本的政策，也是未来的重要方向。资产性收入是市民实质收入重要组成部分，而房产是较为稳定增长的资产，政府须积极为市民购买房屋赋权。特区政府可参考新加坡的做法，采取明确的“双轨制”，明确划分公营及私人房屋市场。政府须大幅度增加公营自置房屋（居屋）的供应，并在供应充分的情况下，明确分割市场，如：收紧或取消现时的居屋转售政策，限制公营房屋流入私人市场。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增加市民置业的机会，另一方面虽然市民置业的机会提高了，但由于明确分割市场，能够自由流通的私人楼宇供应反而受限，令私人市场的楼价仍有上升空间，使私人楼宇资产的利益可得到相应保障，减少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风险。
Year: 2021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月 2021-03-30 新修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扩大了民主性，体现了均衡性，优化了选举制度，符合香港实际，将对香港的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相信新修订的《附件一、附件二》能有助于香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3月3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就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进行表决，获得所有出席会议167人的全票通过。至此，引起全球关注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议题，终于靴子落地。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进行了明确，其中修订的地方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扩容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原先的1200人扩充到1500。第二，赋予选举委员会新的职能，选举委员会不仅要负责选举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而且还担负起选举产生立法会部分议员的职能，可谓责任重大。第三，采用432立法会议席模式，即立法会议员每届9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第四，产生立法会议员有了更多的要求，也就是立法会议员需要得到多方的认可。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候选人须获得不少于10名、不多于2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且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2名、不多于4名。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须获得所在界别不少于10个、不多于20个选民和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不少于2名、不多于4名委员的提名。每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在功能团体选举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第五，体现了相互制衡的原则。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第六，增设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环节，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以及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并且其做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资格、行政长官候选人资格以及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起诉讼，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产生办法、人员组成、任命权限等并未列明实施细则。 新修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扩大了民主性，体现了均衡性，优化了选举制度，符合香港实际，将对香港的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相信新修订的《附件一、附件二》能有助于香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1-02-24 垄断是香港经济体中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导致过去20多年香港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和族群矛盾激化、政治冲突几近失控。 日前推特、脸书、谷歌、亚马逊、YouTube等全球知名科技巨头集体封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账号，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的欧洲政治家明确表示反对，这再次激起西方各界对巨型公司垄断行为的讨论。中国内地监管部门中止蚂蚁金服上市申请，并叫停电商计划中的社区团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成为全球反垄断潮流的重要部分。香港舆论对美国和内地反垄断争议比较关注，但奇怪的是对本地市场中的严重垄断现象却几乎漠视。实际上，垄断是香港经济体中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导致过去20多年香港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和族群矛盾激化、政治冲突几近失控。经济垄断与社会骚乱相互强化，使得香港当前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局。如不解决这一深层次矛盾，香港无法有效推动并落实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各项改革举措。 垄断降低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 垄断意味着一家或极少数公司主导市场，西方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巨型企业垄断市场存在诸多缺点。首先是市场壁垒高筑，中小型企业难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市场活力被扼杀；其次，由于垄断地位可以确保稳定的利润，所以成熟后的巨型企业对创新技术缺乏动力，消费者难以享受创新技术产品；第三，市场供给方数量极少，消费者选择有限，权利受损；第四，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消费者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产品和服务；第五，由于只有极少数生产方，他们容易因为利益诱惑或者人情联系而相互勾结，迫使消费者付出远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第六，因为只有极少数生产方参与市场活动，行业缺乏足够的创意，导致产品或者服务严重同质化。 这些负面影响的核心在于，如果市场被少数财团垄断，那么竞争难以达到充分状态，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受损。实际上，欧美竞争法的核心就是确保优化包括生产、交易和管理效率等在内的企业经营效率。尽管垄断存在或多或少的益处，但大多数垄断行为特别是巨型公司垄断，都不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西方经济学界对此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证研究，都已经存在大量成熟文献。David j. Ravenscraft、F. M. Scherer、Melissa Schilling和John Kwoka等知名学者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巨型企业合并没有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曾说，“我倒是希望有人给我举出几个提升了效率的并购案例！”(I wish someone would give me some examples of mergers...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21-02-23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下达了新的任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对此，国家在规范资本市场过程中，要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重点在于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市场无序扩张。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思路中，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开好局、起好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规范发展。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下达了新的任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对此，国家在规范资本市场过程中，要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重点在于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市场无序扩张，在资本市场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过程中，加强政府在资本市场的有效引导与监管，提升国家在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疫情影响下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紧迫性与复杂性当前，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美国，受长期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再工业化阻力较大，其虚拟经济发展一直缺少实体经济支撑，加之实体经济基础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冲击，造成虚拟经济更加远远背离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风险。为了摆脱疫情的困扰，美国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势必会通过不断加大向其它国家发放外债等办法度过经济难关。尽管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然出现了增长的趋势，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合作方，不可避免地将受到来自于美国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为挽救受疫情影响的经济颓势，其采取的财政及货币政策等均将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较大冲击。此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国际金融市场还蕴含着一系列潜在的风险，进一步影响着世界资本市场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虚拟程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总之，国际资本市场现在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将会持续下去。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尤其是金融监管体系也曾受到过一些学术流派的抨击，他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够，金融体系的管理过于保守和固步自封。然而，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了世界性金融海啸以来，中国由政府管制的、具有鲜明的宏观调控色彩的金融体系，确保了国家的经济安全，保障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势在于具有国家宏观调控的金融管制，能够有效阻挡外来金融风险的威胁和国际热钱的冲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中国经历了高速增长期，资本在投资型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资本扩张趋势不断加大，资本垄断特征不断显现。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起步比较晚，在风险防范上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探索过程中，既要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体系和世界资本市场体系合理对接，又要引导中国资本市场有序化良性发展，防范其无序扩张带来的风险，杜绝其干扰中国经济发展。 国家规范资本市场要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疫情后重要的恢复期，国家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将是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与重要保障。对此，要不断提升国家在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重点宜放在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上。首先，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资本扩张风险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各项指标向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尚未恢复至疫前水平。大量事实表明，经济过冷或过热对可持续增长都存在不利的影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给经济带来的隐患是不容忽视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就是要合理确定资本市场重点支持的方向和领域，完善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安排，使之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务。例如，科学合理保持IPO、稳定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再融资常态化、商品及金融期货期权产品体系的创新与完善、金融产品评价标准的再造等，都是国家监管资本市场、合理引导其走向规范化的具体着力点。此外，还要通过不断提升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尤其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的系统性和风险防范监控的科学性，加大对拟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监管的力度，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双管齐下，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其次，要处理好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稳增长目标的关系。在当前经济加快复苏的背景下，面对国家提出的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发展、防止其无序扩张的思路，市场上存在着“政策会否快速转向”的担忧，有人认为国家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将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不急转弯”为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预期的作用。处理好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稳增长目标的关系，重点在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要从抗疫的特殊政策回到常规的政策上来，既要维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又要避免因规范资本市场引起的过度收紧。完善国家综合治理体系，要同时兼顾国家与地方层面的不同情况：一方面，在国家宏观调控层面上，要保持已有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在地方监管层面上，既要避免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的扩张，又要保持地方财政支出力度不变，还要考虑投放流动性，加大扶持力度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及制造业的发展。再次，要处理好对资本市场反垄断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点是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大量事实表明，哪里有垄断，哪里就会产生经济停滞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不可避免存在着过度垄断的情况，阻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破坏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有效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反对资本市场的垄断，需要国家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构建一个有活力的、合理竞争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必须要打破垄断壁垒，疏通资本流通合理渠道，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与动力。处理好反垄断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要加强金融规制的执行力，取缔和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着力点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中国政府制定的八项重点经济工作任务之—，这项任务的制定，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治理资本市场无序扩张的决心。在规范资本市场、科学引导资本市场良性发展以及政府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方面，政府今后宜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防止国内资本过多集中于流量变现。规划新增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要打破资本市场的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杜绝资本过多集中于少数垄断巨头手中的不正当现象，鼓励实体企业合理竞争，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在科技上不断对中国“卡脖子”，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自主创新不足的难题，中国需要合理流动的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以激活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与潜力。因此，要规范资本流动壁垒，引导优质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上，尤其是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上去，鼓励原创性和基础性创新。二是限制资本巨头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点是要阻断垄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如政府要通过科学的监管体系，限制不正当竞争协议，如通过企业合并牟取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行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更需要把对一些垄断事件的处理上升到法治化治理的高度。三是构建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体系。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有利于中国恢复经济，对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职能，在推动财富创造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消费侧新需求、新技术研发与投入上，都需要大量优质资本投入，更需要健康良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阻止资本盲目扩张、构建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等，都是国家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四是提升复杂环境下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政府在引导资本市场有序发展方面，重点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退市改革方案的落实，严格退市监管，在企业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领域，实施放管结合，监管工作要立足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除了监管国内资本市场外，还要以国际视野看待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积极推进跨境监管合作，增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具体来说，政府要加强宏观形势的跟踪研判力度，密切关注国内外资本市场流动性变化，严密监控资金杠杆水平，完善动态应对政策，防止跨市场、跨领域、跨境的交叉性、输入性风险，维护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志诚 2021-02-23 很多人说台湾年轻人为“天然独”，实际上真正的元凶是台湾国高中修订后的教科书。教育政策的变化，推动了台湾的“思想革命”，导致年轻人倾向台湾国族主义、强烈台湾认同，也导致中国认同式微以及台湾独立意识的高涨。 很多人说台湾年轻人为“天然独”，实际上真正的元凶是台湾国高中修订后的教科书。教育政策的变化，推动了台湾的“思想革命”，导致年轻人倾向台湾国族主义、强烈台湾认同，也导致中国认同式微以及台湾独立意识的高涨。这可以由2012年的两份民意调查证明，也可从《天下》杂志例行的国情调查中得到证明。思想革命造就的“天然独”，其实是教科书创造出来的“洗脑独”。“洗脑独”的来临，对两岸和平形成重大的挑战，因此扩大两岸交流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尤其重要。修改国中与高中课纲的历程与后果2012年10月，有学人在台湾做过两份关于国族及国家认同的问卷调查，其中一份样本有1,177人，涵盖19岁以上民众；另一份为1,371人，专对19-39岁者施做。以2012年为准，当年28-29岁者，在他们读国中一年级约13岁时，开始接触到当时教育部在国民中学首次开设的“认识台湾”课程。问卷调查显示，对2012年时19-29岁的人而言，台湾民族意识已经获得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认同，这与比他们年长者的态度相反；当台湾民族意识切入到日常生活或台湾与中国相关的历史叙述时，受访者又出现认同的错乱。1994年10月20日，李登辉政府修正并公布“国民中学课程标准”，规定要增设“认识台湾”课程，而依据此标准所编辑之教科用书于1997年试用，并自下年度起正式采用。李政府这样做的目标，在于釜底抽薪，增进年轻人的台湾本土意识，最终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到了2000年陈水扁执政时期，政府更进一步，强烈倡导台湾认同、增进本土意识，可以说是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2000年9月30日陈政府公布“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将原“认识台湾”的内容融入国中社会科，而其教学所采的观点，是以地理为基础的“同心圆”（以台湾为中心，向外拓展到中国和世界）；在历史方面，也是如此切割，所以七年级学生先学台湾史，知道台湾历经郑成功、清朝、日本、民国统治，但不知为何从郑成功变成清朝统治、为何从清朝变成日本统治、又为何从日本改为民国统治。这一课纲基本上把台湾和中国看成不同的国家，包含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同时又强调台湾史前文化遗址所呈现的文化特色及台湾“南岛民族”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但对于明清时期大量汉人从大陆移民过来的事实，却略而不提，“去中国化”的意图十分明显。依照社会科课纲“同心圆”的理念，陈水扁的政府也修改了高中阶段的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科课纲。在公民与社会科的课纲中，相关之用词几乎完全“一边一国”化。在价值取向方面，和国中社会科相关部分相同，强调个人主义、多元道德、多元家庭、公民不服从、歌颂公民投票，但没有人品、伦理或道德教育等，也没有东方的“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等八德。根据这样的课纲所编出来且经审查通过的高中教科书，于2006年起实施。2021年年满33-37岁的人民，在国中阶段初步接受到台湾认同的洗礼。至于32岁以下者，尤其是31岁以下者，则是完整地接受了以台湾本土意识为主体的“思想革命”。他们在成人时，已经被教科书如此灌输了思想，常被称为“天然独”，但其实他们的“台独”思想并非“天然”形成，而是李登辉和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政策上进行“思想革命”所人为培养出来的结果。正确的名称，应当是“洗脑独”。《天下》杂志2020年国情调查民调结果《天下》杂志例行性民调在2019年年底进行，结果和上述2012年所做的类似，就是年轻人有浓厚的“台独”倾向。该杂志在报道结果时表示，2020年国情调查，20到29岁的年轻人逾八成自认是“台湾人”、主张“台湾独立”者超越支持维持现状者；同时超过一半人认为应该对外自称“台湾”而非“中国台湾”。该民调也显示，支持维持现状者虽仍高达58.1%，成为国人最大公约数，但20-29岁者却有58.5%选择“‘台湾独立’但与大陆维持和平关系”（49.4%）以及“无论大陆如何，台湾尽快独立”（9.1%），压倒性超过维持现状支持者。另外，30-39岁者有57.8%选择维持现状，33.5%选择“台湾独立”但与大陆维持和平关系，4.0%选择无论大陆如何，台湾尽快独立。就全部样本而言，这三个选项赞同的比率分别为58.1%、27.2%和6.2%。为何同机构的历年问卷显示，主张两岸维持现状的人还是最多？而且还从2015年（实际调查为2014年年底）的接近四成，逐渐上升到2020年（其实是2019年年底）的接近六成？另外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是，2012年为24-28岁者，在国中时受过“认识台湾”教育，到了2019年已经是31-35岁，但依据《天下》杂志2019年年底所做的调查，30-39岁受访者赞同“维持现状”的比率不低，是57.8%，和全体平均接近，且远高于20-29岁的29.2%。这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31-35岁者，只接受到“认识台湾”教育，受到的本土意识洗礼还没有那么深，但是20-29岁者，均受到完整的国高中“思想革命”教育。如果此原因属实，等再过10年，当这批20-29岁青年长大为30-39岁时，他们一样会让“维持现状”的比率低于三成。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20-29岁者虽然受国高中灌输的理念较严重，但随着年长、成家、职业经验和活动范围的扩展，例如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或海外地区出差或工作等，这些人会开始有不同的想法。实际上可能这两个解释均有其力量。无论如何，只要第二个解释成立，那么“天然独”的问题不是完全无解，而是有可能改变的。像这种随年龄而变异的意识形态，在美国也发现如此。根据调查，美国年轻人多数支持民主党，但当他们日益年长后，支持共和党的比率增加，到了65岁以上退休时，支持共和党的比率已经占多数。 结论与建议1、1994年李登辉政府修正并公布“国民中学课程标准”，规定要增设“认识台湾”课程，依据此标准所编辑之教科用书于1997学年进入学校。依照年龄推算，2012年满24-28岁的青年人都受过这种教育，这些人到2021年，已经是33-37岁了，他们有了初步但还不是很强烈的台湾本土意识。到了2000年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教科书更强烈地倡导台湾认同、增进本土意识，可以说是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以2021年而言，32岁以下者都如此成为所谓的“天然独”，其实是教科书造就的“洗脑独”。2、相较于受传统中国历史教育的年长者，年轻人果然有着显著强烈的台湾民族意识。2012年为20-29岁者中超过六成认为台湾人不属于中华民族，而年30-59岁者中接近六成则认为台湾人属于中华民族，可说是南辕北辙。3、《天下》杂志在2019年年底所做民调的显示类似的结果。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维持现状还是追求独立”、更认同“台湾”还是“中华民国”等问题，都发现20-29岁者有最浓厚的台湾主体（独立）意识，而30-39岁者次之。4、不过，整体而言，大多数台湾民众更赞同维持现状，而且其比率还从2014年起逐年上升。这有可能是因为受了完整的“去中国化”台湾本土意识熏陶的国高中受教育者，等他们年长、成家、就业、有两岸交流或到大陆出差经验后，其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对其原来强烈的对立意识有所修正。5、由此可见，推动两岸交流非但不能停止，反而要加快脚步。交流愈多，无论是经济、宗教还是学术，都可以增进了解。年轻人间的交流尤其重要，应列为优先。更多的交流，可以造就出更大的视野与胸怀，是未来两岸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平 2021-01-21 过去的2020年，两岸关系可谓跌宕起伏、风云变幻。今年以来，台湾当局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攻击和“污名化”大陆，不断推动“以疫谋独”；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继续在岛内推动“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给两岸关系造成巨大的伤害。 即将过去的2020年，两岸关系可谓跌宕起伏、风云变幻。今年以来，台湾当局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攻击和“污名化”大陆，不断推动“以疫谋独”；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继续在岛内推动“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大肆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挟洋自重”，企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给两岸关系造成巨大的伤害。台湾当局企图“以疫谋独”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牵动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骨肉之情推动着携手抗疫、共度时艰的暖流。然而，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台湾当局却大搞政治操弄，抹黑大陆，煽动仇视，并借机谋“独”，完全暴露了其冷血、自私和狭隘的本性。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大陆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民众团结一心，奋力抗疫。其中对台工作系统和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视和关怀在大陆台胞的健康福祉，积极为他们提供防疫服务和生活帮助，精心医治台胞患者，特别是国台办积极协调和组织力量，通过增加春节班机运送部分滞留湖北的台胞返乡，协助各地区台企有序复工复产复市。许多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也展现了同舟共济的大义，为疫情防控踊跃捐赠资金、物资，贡献力量。然而，台湾当局的第一个动作竟然是宣布禁止口罩出口至大陆。这充分暴露其以“抗中反中”的意识形态切割两岸联系的企图。2月21日，完全由民进党主导的台湾立法机构无视“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定，提出让世界卫生组织“以完整无碍的制度化方式接纳台湾参与世卫组织运作”的无理要求。其实，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性活动，台湾地区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公共卫生信息，包括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是没有障碍的。因此，台湾当局之所以反复炒作世卫组织涉台问题，甚至攻击世卫组织，提出违反国际组织有关规定的无理要求，目的就是进行政治操弄。台湾立法机构一些人提出所谓“声明”，就是企图“以疫谋独”。台湾当局还恶意编造疫情名称，无端攻击世卫组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编造所谓台方突破“一中”原则参与世卫活动的谣言。这些都充分暴露出台湾当局炒作参与世卫组织活动议题，根本不是出于防疫需要，更不是为了公共卫生安全，而是完全为了打政治算盘，加剧两岸对立和对抗，并借机谋“独”，企图利用疫情煽动“台独”意识，暴露了“以疫谋独”的阴谋，其“台独”行径伤害了两岸同胞的感情和根本利益。台湾当局加快“去中国化”步伐自今年初民进党在岛内连任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不断加大“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步伐。其中对两岸关系造成恶劣影响的是台教育部门审议通过“国教”社会领域新课纲，大幅推动历史课纲“去中国化”，确定在未来12年课纲的基本内容中将“中国史”从历史课本中彻底剔除。自2020年起，把原来由“台湾史、中国史及世界史”三部分组成的内容，调整为“台湾史、东亚史及世界史”。不仅将中国史放在东亚史的项目下，还从原来的1.5册缩减为1册，大幅削减中国史的内容。此外，台湾当局还将“台湾省”、“福建省”等省级机关的预算归零，员额和业务由相关“部会”承接。这样，虽然名义上仍然保留“台湾省”、“福建省”，但实质上等同“废除”，意味着岛内现行法规下的“中国主权法统”政治象征完全终结。同时，台湾当局还推出所谓的“故宫台湾化”，将故宫典藏文化和台湾文化产生连结，实践所谓“台湾汉人社会土著化”。可见，在岛内民进党一党独大、全面主政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不断推动“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步伐，就是要逐步蚕食和割裂两岸血缘、历史、文化、社会等联系，企图切割两岸的连结和亲情。由此，不仅严重歪曲岛内青少年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两岸关系的客观准确认知，在年轻一代埋下“台独”的种子，培植“台独”的土壤，深刻影响岛内民意的长远变化，而且进一步否定“九二共识”，诋毁“一国两制”，严重压制了岛内“反独促统”力量的发展，阻碍了祖国统一的进程。 台湾当局向美国购买武器“以武谋独”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台湾当局也许以为共和党的特朗普会比民主党的拜登更加“疯狂”，所以，为了“押宝”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前的短时间内，不惜花费约1,500亿元新台币，接连向美国购买四批次武器装备（实际上就是向特朗普在美国的主要支持者——军火商送出巨资），其密集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届台湾地区领导人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的频率，企图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强化与“连任”的特朗普政府的军事合作，继续“依美抗陆”“以武拒统”“以武谋独”。台湾当局为了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已经造成台湾的防务预算出现巨额透支，使2,300万民众平均每人负债约25万元新台币，完全是在“寅吃卯粮”。然而，台湾当局为了民进党的一己之私，利用广大民众用选票给予他们的手中权力，根本不顾百姓的福祉，一意孤行，大量购买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使台湾岛几乎成为一座“军火库”，让岛内2,300万民众坐立不安。由此，也导致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大陆民众“武统”的声音越来越高涨，甚至“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升高，使两岸关系越来越充满不确定的变数。展望2021年的两岸关系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大陆的发展进步。我们一定要在对台工作中继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并在积极推动“31条措施”等惠台政策落实落细的基础上，继续推出含金量更高、受益面更广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使他们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我们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积极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而继续努力。11月3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两岸民众的福祉出发，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要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因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高台湾同胞的福祉，也有利于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回顾两岸关系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积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有利于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才能够提高台湾同胞的福祉。两岸同胞都是炎黄的后代，都是龙的传人。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具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应该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二是要继续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民进党上台后，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最后受损的必然是台湾民众。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一定要继续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三是要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目前可能影响和干扰国家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台独”分裂活动。所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对各种“台独”活动，首先是要高度警惕，然后是要坚决遏制，决不能让任何“台独”分裂活动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和国家发展大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海言 2021-01-14 进入疫苗接种阶段，香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是要重新审视这几轮的抗疫策略，总结过去政策、法律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教训，听取各界建议和意见，从严从速抗疫，积极向内地及其它抗疫成功的地区和国家学习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11月初，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会见林郑月娥时明确要求，要将疫情防控作为特区头等大事。12月11日，港府终于公布所采购的首批新冠疫苗将于明年1月到港，并组建专责小组统筹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然而，进入疫苗接种阶段，香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是要重新审视这几轮的抗疫策略，总结过去政策、法律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教训，听取各界建议和意见，从严从速抗疫，积极向内地及其它抗疫成功的地区和国家学习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港府需要尽早优化及提升抗疫策略与措施，将疫苗接种、严防输入、大规模检测与追踪等重大工作协调好落实好。未来一年，疫苗接种进程、效果以及病毒变种和疫情发展等诸多问题仍存在重重挑战和不确定性，特区政府抗疫持久战仍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 香港抗疫难见成效 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防疫情况来看，例如韩国、新加坡、越南和台湾，尤其是中国内地，成效显著的抗疫经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严格遵循检测、追踪、隔离、治疗处理疫情程序，以及优化疫苗接种安排，建立多学科专家协作，科学系统地决策和判断，缜密地部署与指挥，强而有力、严谨而高效地执行，环环相扣，打好防疫抗疫系统战、组合战，从而在遏制疫情恶化的同时，有序恢复经济民生活动。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限制经济社会活动以及人口流动是长期以来采取的防控措施，直接而有效，但这些传统的防疫措施仍属于被动防御。任何积极有为的政府必须在真正遏制新冠状病毒传播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使经济社会活动不停摆，而当前香港的抗疫情况是，既没有控制住疫情（到目前为止已经爆发四轮疫情），又没有使香港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改善，大量行业停滞，失业人数进一步攀升。因此，香港迫切需要创新的管治思维与手段，主动出击，阻疫情、促经济、保民生。 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抗击新冠病毒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以往抗击流行病的斗争不同，世界各国科技工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多种创新科技应用于防疫抗疫工作，包括基因测序技术、疫情建模和预测技术、大规模检测技术、数字追踪技术和疫苗研制技术等等。正是这些创新技术的应用，才有了不同形式的全民检测、追踪和其它政策措施，才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适应当地情况的方式，迅速做出反应并取得成效，而香港在这方面与其它国家和地区还有不小的差距。 港府抗疫政策措施拖泥带水 在香港出现的四轮疫情中，港府在疫情初期便向入境人士推出了“居安抗疫”手带和流动应用程序。9月份又推行了“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近期，港府再次推出“安心出行”追踪流动应用程序，港版“健康码”也已用于获得出入境免隔离配额的少数人士。然而，检测追踪等创新科技在香港抗疫中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其中的症结在于，政府在推出相关措施时，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政策后续的督导，缺乏科普引导和便民服务，抗疫“司令部”缺位，部门间协调衔接缺失等等，港府没有“两手抓”，即一手硬一手软，而是过于偏软，强调“无为而治”，仅凭市民“听话”和自愿参与，导致香港疫情一波紧接着一波，出现四轮大反复。 世界各国和地区疫苗接种陆续开始，社区人口须达到高接种率，通常要求接种率超过70%，才有可能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然而，不同品类的疫苗在有效阻断无症状感染和隐形传播方面存在差异，民众对不同款式疫苗的接受程度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接种普及率势必受到影响。同时，已出现变种的新冠病毒也有可能继续变异。因此，在抗疫新阶段，除疫苗接种措施外，严防输入、大规模检测和紧密追踪仍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仍然需要政府继续督促和严格执行。 虽然疫苗有望在下个月进入香港，但纳税人担心，港府付出高昂公帑购置的疫苗、接种计划，会不会如港府9月份推出的所谓全民检测一样，出现高投入低成效、草草收场的情况。倘若如此，香港将很快深陷于新一轮疫情。 政策建议 1.应优化并推行港版“健康码”。港版“健康码”不应只是面向少数具有出入境免隔离配额人士的通关凭证，更不能等疫情平稳后才向大众推行，而要让它在抗疫最关键时期的接种、检测和追踪中发挥促进作用，成为抗疫中便民利民的数码神器。“健康码”功能应优化，结合疫苗接种记录、检测记录及“安心出行”的追踪功能于一体。它不只是出入境通关互认的凭证，也是安心自由出入本地公私营场所及上班上学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政府要为优化后的“健康码”赋予足够的政策激励，并大力宣传其好处。例如便利通关、便利食肆用餐、便利教育及宗教活动等等，赋予其种种进入公私营场所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便利，令公众感受到拥有“健康码”好处多多，而“健康码”的推行，也成为食肆、校园等公私营机构创造持续运营的条件。 根据香港人口大数据建模及模拟研究，感染接触追踪（contact tracing）可以覆盖八成感染者，以香港目前的超级计算能力可在一天内完成追踪，疫情大体上可以受控。这需要更多市民使用追踪功能，配合“健康码”的推行。在“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中政府已错失推出“健康码”的时机，在疫苗接种阶段，则应借鉴其它地区的成功做法，及时优化和推行港版“健康码”。 2.在大规模疫苗接种阶段，应优先接种高龄和体弱人群以及承受高风险的前线专业人员，包括医护、警察、海关港口边检检疫工作人员、航空船舶、冷链物流工作人员、公共交通司机，以及社区工作者等。同时，根据疫苗的采购和运输储存时间表，要提前做好疫苗接种工作安排，及时做好信息发布和科普宣传工作，为疫苗接种提供各种安全、方便的设施，努力提高公众的疫苗接种率。应让疫苗接种者较为方便地获得疫苗接种证明，并将数据记录在个人“健康码”中，以鼓励接种疫苗。 政府应将疫苗采购品种、储运和接种安排，以及疫苗的科学数据和报告等相关信息主动、及时、透明、充分、生动地传达给公众。此举也利于戳穿各种抹黑疫苗的谣言、错误信息和假新闻，在抗疫中始终把握话语权。政府可动员公共媒体和公关公司实时就疫苗接种全环节，包括训练、预演和实际接种，做好全媒体宣传动员，将此作为公众教育和参与的良机。 3.由于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因此疫苗的时效性尚待实践检验，未来一到两年严防输入、覆盖未接种人口的大规模检测和追踪仍应作为抗疫常态性工作。政府提出的“外防输入”“须检尽检”和“应检尽检”，必须强制执行，“滴水不漏”地有效落实，各相关部门要保证各个环节不能再有疏漏。其他未接种疫苗或未做检测的人员，可区分高中低风险人群，创造便民条件，并以住户或家庭为单位实施全民采样和分组混检，提高采样精准度和检测效率，尽最大努力尽早地阻断社区隐形传播链。 4.在接种疫苗未达普及接种率之前，应继续执行“限聚令”和“口罩令”等传统的防疫措施，以防止新冠病毒在社区中大规模传播。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一直是降低病毒传播的有效手段，可以为疫苗接种赢得更多的缓冲时间，并减轻对医疗系统的压力。在确保疫情不反复不大规模爆发前，尽量提倡居家办公或实施错峰上班制度，减少人员交叉感染，而“健康码”的推行可以为保持正常社会和经济活动提供保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蒋海军 2021-01-05 2020年美国大选如一场史诗般的大剧，牵动着全球的神经，终于落下帷幕。然而，这种局面折射出美国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已走向极端化。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和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何处，中国如何与新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2020年美国大选犹如一场史诗般的大剧，牵动着全球的神经，终于落下帷幕。从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超过8,000万张选票，为史上最多，而总统特朗普也刷新了在任总统的选票新记录，得到7,000多万张支持票。然而，这种局面折射出美国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已走向极端化。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和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何处，中国如何与新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疫情肆虐下撕裂的美国大选本次美国大选极具戏剧性，尽管选前主流媒体民调偏向拜登，但从大选的各种造势活动和各地现场民众的热情程度来看，特朗普支持者远超拜登。从选举结果来看，尽管存在很多质疑，特朗普的票数依然是历史上第二高，明显好于主流民调。过去的四年，特朗普秉承“美国优先”战略。在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很多非常规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兑现了其在2016年大选关于贸易协议、巴黎气候协议、轰炸所谓“伊斯兰国”、减税、撤回海外美国军队、建一道墨西哥买单的边境墙、重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方面的承诺。其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等对华强硬措施更使中美关系跌入历史低谷。从支持特朗普的群体来看，白人群体居多；其在非裔、拉丁裔和亚裔中的支持率亦有所上升。尽管教育程度较高的白领选民多数支持民主党，然而警察、农民、小企业主和各类工人则多数支持特朗普。若非大选年“黑天鹅”爆发，疫情肆虐和骚乱频发之下白宫处置不力，特朗普连任几乎没有悬念。今年的美国大选虽然在疫情中进行，但实际上投票人数却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无论谁当选，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几乎都不可避免。从“黑命贵”（BLM）运动开始以来，美国社会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美国自由派和建制派针锋相对。美国长期积累的社会分化、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平衡、人口结构的变化、两党分裂、民主转型困境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和中美博弈等问题在疫情爆发和经济趋缓的严峻形势下进一步凸显。中国议题是美国大选的热门话题。在今年的两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两位候选人不失时机地使用中国议题攻击对方。特朗普在疫情方面甩锅给中国，认为是中国造成了美国的严重疫情和经济缩水；而拜登则批评特朗普没有及时让美方人员进入武汉，确认疫情严重程度，刚开始的几个月反而赞扬中国疫情防控。特朗普还指责拜登儿子在拜登任副总统期间和中国政府勾兑谋取利益，当然这些指责很快被中国政府一一反驳。拜登团队也曝光了特朗普在中国开设银行户口和缴税记录等，批评特朗普拥抱中国和朝鲜领导人。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并认为4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是失误的。对中国来说，美国选举早已把中美关系拉入了危机管理模式。特朗普认为拜登和中国有利益关联，若其当选会出卖美国利益，这些妖魔化中美关系的表述在美国有很大的市场。拜登也表现出对中国强硬的态势，台海问题、南海危机、西藏、香港、新疆等问题都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很大阻碍。事实上大选期间，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不断采取新的手段，给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危机。拜登政府如何看待和定位中国拜登作为建制派的代表性人物，根据拜登多年政治生涯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态度和言论、竞选期间针对中国的相关言论、民主党对中国的主要态度及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特朗普现有的对华强硬政策等方面综合分析来看，拜登上台在某种程度上将为中美关系缓和提供一个有利的契机，这种新契机是稳定中美关系且做出新定位的战略契机，但中美握手言和、重归旧好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机会渺茫。由于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和特朗普主义的深远影响，美国两党在对华战略上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仍旧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会继续被美国视为所谓人类自由最大的威胁。但是，从拜登个人性格和政府组阁的特点以及民主党数十年来的作风来看，战略上不会改变，战术上可能会进行较大调整，美国会以更巧妙的方式应对和打压中国，对话的态度和定位可能会回到“中美竞争和利益共存”的轨道。特朗普对华奉行“有原则现实主义”的战略方针，已经把中共领导的中国作为“战略敌人”来看待，千方百计挑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血浓于水的关系，甚至将“灭共”作为其战略目标之一，试图串联西方大国围剿和孤立中国，对华行动更多的是竞争与遏制，缺乏合作。而拜登政府可能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组建反华联盟，会继续关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所谓人权问题，但拜登政府不会把中国看成是战略对手。拜登政府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会继续遏制中国并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而在全球公共问题上，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健康、核不扩散、扩大开放等领域会选择与中国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与特朗普相比，拜登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更愿意听取专家和智库的意见，更愿意走多边主义的路线，他会缓和与盟国的矛盾，重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会通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等方式重返世界舞台中央。针对中国，美国将会和盟友一道将对华政策调整为共同施压的方式，但不排除继续采取单边主义的对华政策。拜登已经明确表示暂不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等措施，也就是说贸易战还会持续。当然，拜登寻求的是美国利益最大化以发展和改善美国经济。总体而言，随着新一届政府上台，中美关系处于变化的关键节点，领导人更迭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改善带来契机，但仍需要双方的智慧和努力。拜登政府如何制衡中国虽然拜登及竞选伙伴在竞选期间也多次抨击中国，2020年4月还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美国必须以“强硬手段”应对中国，但舆论普遍认为这些都是竞选语言不代表其真实想法。多数观察者认为拜登更愿意重新启动一个积极有效的对华政策，开展竞争与合作，属于基辛格式的外交思维。拜登可能会更加强调游戏规则，一定程度上会抛弃“你死我活”的零和方式，改为以竞争为主的对话方式，从而更为谨慎地制衡中国。经贸关系是美国对华政策核心，拜登可能会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联手在全球贸易政策上形成同盟来打压中国，迫使中国遵守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否则将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全面孤立中国。美国可能会考虑加入CPTPP，重视世贸组织的作用。拜登的对华经贸政策是其重建美好未来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将会有助于恢复中美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会呈现白热化，科技脱钩趋势将会持续，美国将继续采取实体清单等方式实行技术管制，阻止两国科技人员的交流；采取更加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遏制中国所谓窃取美国科学技术的行动，防止中国主导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在军事、安全和台湾问题方面，拜登政府可能会设立亚洲事务主管，拜登将会延续印太战略，强化与盟国的合作关系，联手对抗中国的所谓威胁和势力扩张。一定程度上，他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模糊”政策，即在假设中国武力统台问题上，会保持模糊的策略。既反对中国用武力攻台，又提倡两岸的交流，以维持和平的现状。拜登政府会低调处理对台军售，加强对台湾民主的保护，推动台湾谋求更多国际空间，维持和强化美台双边关系。在人权方面，拜登政府会更加强调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道德制高点，关心中国新疆、香港、西藏等地的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权发动更大的攻击，支持中国自由派和内部变革，给中国国家治理制造障碍。美国也会继续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协调盟友在国际人权机构取得领导地位，持续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压，采取多种措施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在文化交流方面，特朗普对留学生的政策将得到修正，但是对涉及关键技术的专业学科、中美科技交流以及中国部分军民融合大学仍保持警惕和限制，两国人文交流和对话渠道可能会部分恢复。中国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新挑战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11月24日在《纽约时报》发文说，中美两国可以通过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来发展某种“竞争加合作”的关系。11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并在贺电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政府一系列的举动表明，中国希望和新一届美国政府管控分歧、开展合作、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造福两国人民的意愿。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很难回到四年前，疫情等原因使美国反华、仇华、嫌华等情绪上升，对华强硬成为美国两党的普遍共识，民主党今年在其党纲中将一直坚持的“一中政策”删除。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不仅关系两国发展，也事关世界和平、合作与繁荣。首先要从中美关系的长远和大局出发，中国应坚持“强合作、弱对抗”的基调，停止奢谈“冷战”或者“热战”，尽力为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降温，抓住美国政府更替的机遇期，把握好“时间窗口”“政策空间”。一方面通过双边渠道和国际组织等多边架构，从防控新冠疫情、经济贸易、金融、网络、危机管控、战略安全等领域寻求平等交流对话的机会，开展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另一方面重启各级各类对话机制，设置议程，管控风险，努力恢复智库、留学、文化艺术交流，促成重回“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交往”的大国关系，避免继续脱钩。其次中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努力解决国内疫情、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等出现的问题，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保障公民各项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切实保护人权和不断提升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防止民粹主义过度发展，努力与世界各国搞好双边关系，保持谦虚低调，放弃“战狼思维”，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集思广益，制定好“十四五”国民经济规划和“2035经济发展”设想，以“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思想、新发展格局，努力扩大全方位开放格局，以促进经济转型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解决好国内问题，不仅需要自力更生，而且离不开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合作，离不开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系统。从历史维度来看，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永远不称霸，无意取代也没有实力取代美国的地位，无意进行意识形态竞争。你死我活、消灭对方的思维不可取，疫情政治化、经济政治化的单边主义思想更不可取。疫情管控等社会治理实践证明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各有优劣，都是根据本国国情采取的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应多加强交流合作，减少对抗，大国之间唯有相互包容、加强合作才能互补、互利、共赢。从中长期来看，中美关系很难完全回到过去，但是对话、合作与管控分歧，无论从民间到官方，都有新作为的可能。找到符合双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切入点，构建有利于两国和世界面向未来的中美新关系才是当下值得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