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赖红波 2021-03-31 作为我国最早对外改革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进入质量经济发展时代，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创新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大湾区高质量产业发展，为湾区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作为我国最早对外改革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进入质量经济发展时代，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创新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大湾区高质量产业发展，为湾区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不仅断供“芯片”，而且将华为等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许多行业都面临着“卡脖子”的窘境。以传感器为例，它是数据采集的唯一功能器件，也是信息技术的基础核心元器件，采集的数据是整个感知、传输和处理信息系统中流淌的“血液”。美国公布了影响国家长期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22项技术，其中有6项与传感器技术直接相关。当前，欧、美、日传感器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如美国MEAS、霍尼韦尔、凯勒和美国艾默生、罗克韦尔、GE等，都是世界知名传感器企业。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发展令人担忧，全世界生产超过2万种产品品种，而粤港澳大湾区仅能生产其中的一小部分，约1/3，且整体技术含量较低。然而，国内传感器市场需求量达上千万亿，每年进口额都不低于1,700亿人民币，中国市场体量大，但绝大部分被欧美国际零部件巨头占据，尤其是汽车或科学仪器等传感器95%以上市场份额都掌握在外资企业手里，成为当前制约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转型发展最大的“卡脖子”技术瓶颈之一。其一、市场培育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与外资品牌的差距还很明显，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聚焦的领域主要是市场的外围，汽车产业如此，仪器等产业也是如此。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没有市场支撑，即使做出来了，也没办法做久做好。以科研仪器为例，越高端前沿的实验室，国外仪器设备越多。在全球前20名的仪器制造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公司。目前，在国内多达几千家的A股上市公司中，真正做科学仪器的也只有“东方中科”等极少数企业。其二、技术方面，传感器技术开发很难突破。传感器产品与普通元器件产品不同，传感器涉及很多芯片，传统的技术方式难以突破。一方面，很多企业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合适的市场，只要有了市场，技术就会跟上来，但大多数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很难获得典型行业（如汽车、科研仪器）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本土传感器企业技术整合能力需要提升。传感器当中，如芯片、陶瓷基板等，都不是传感器公司自己做的，必须从外面买进来。以德国First Sensors为例，其晶圆是中国台湾采购的，运到德国做封装，然后卖给中国。为此，传感器企业自身需要具备整合技术的能力，这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存在的痛点。其三、产业链方面。一方面，传感器产业链的痛点是直接由供应链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如压力传感器，供应链的复杂性，包括ASIC芯片、压电电阻、陶瓷基板、MEM和焊接/粘结技术等。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企业的上下游企业散落在各地，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要点繁多，导致产业链协同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合作信任存在痛点。工业品的传感器面对的是企业客户，并依靠这些企业客户而生存和发展。如欧美传感器企业围绕客户形成自己的“合作伙伴联盟圈”，由下游客户提需求，传感器企业研究技术可行性，一旦技术可行就与下游客户合作开发，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容易出成果。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的痛点就是缺乏上下游合作伙伴的信任或关系不牢固，缺乏把下游企业的需求和传感器自己的上游供应商整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合作氛围。其四、融资方面。传感器领域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如美国霍尼威尔固态传感器中心，每年用于设备投资就有5,000万美元，要做好很不容易。目前拥有单晶生长、图形发生器、自动涂胶和光刻、等离子刻蚀等最先进的成套设备和生产线，而且每三年左右就要更新其中大部分仪器设备。以近两年粤港澳大湾区风险投资的几家传感器企业为例，大多数传感器企业经营模式偏重资产，前期投资大，融资要一轮一轮跟上。实际情况很尴尬，要么是融资不能跟上，要么是政府背景的投资机构在跟进，而来自市场的风险投资还是很缺乏，筹集资金困难。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契机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真正能将数字化落实到经济和产业发展上的城市和区域并不多。十九大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数字经济强劲发展“核聚变”效应显现。同时，数字经济的背后，关键是要促进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才能孕育出强劲的新动能。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智能制造开展的载体，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第三方连接、数据、算力、算法和安全等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在改革开放前40年的发展，得益于最终消费品产业的成功，尤其是围绕珠江三角洲所形成的服装、家电、家具等生产制造和世界工厂。未来，伴随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必将与最终生产品产业，包括提供最终生产使用的各类生产设备、生活设备、工作母机和工业软件等智能制造的发展紧密结合。传感器是基础性技术，产品需求量很大，尤其是作为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之一，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最核心一点就是围绕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展开智能制造的前瞻布局，这个过程应优先考虑传感器产品和产业的发展。以传感器为抓手，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1、市场方面应对建议。一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领域，进行传感器市场培育。包括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设备、船舶、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和电力装备（涡轮机，发电机）、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完全可以采取“揭榜挂帅”和动态发布机制，向全球招商和征集全球企业或人才参与解决方案，引导社会各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具体应用场景，参与传感器的开发，而不是闭门造车。二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丰富应用场景狠抓高端布局。传感器领域的竞争，最终是走向高端竞争，为此，必须提前布局。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如无人机、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等世界级集群优势，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从最基本的产品开始布局，如压力传感器、加速度计、微陀螺仪等，实现高端封装和测试，才能为后续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领域获得突破打下基础。2、产业链方面应对建议。一是围绕应用场景，选择产业链突破方向。围绕核心优势的领域，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可以选定粤港澳大湾区有优势的3至5个垂直行业进行推进，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探索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感器技术突破的“粤港澳大湾区模式”，培养一批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二是鼓励以集成创新进行产业链突破。传感器具有典型工业品属性，涉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参与，整个过程需要的是信任与合作。为此，可以尝试改变过去产业链单一环节应对，选择走系统集成的路子来探索传感器技术突破。3、投资融资方面应对建议。一是建议粤港澳大湾区推出专门针对中小型传感器企业的专项技术创新基金，以及科创板应重点支持从事B2B业务的传感器企业等。二是快速积聚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活力，可推动本土传感器企业快速发展，吸引多渠道投资资本。尤其是激发民间创新活力与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包括与产业链内大企业一起分析技术可行性和迭代创新，营造相互信任的关系，提升合作质量，一步步“接力”，实现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客户需求开发出高品质传感器产品。4、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优势，促进产学研联合创新。欧美传感器大厂，非常注重与高校合作，由高校来承担传感器的基础研究，而传感器企业侧重应用场景挖掘和产业化推进。对标英国“以学带产”的“2+5”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依托高校优势，走传感器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模式，探索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大湾区模式”，培养一批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5、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复合人才培养机制难题。围绕传感器等“卡脖子”技术，统筹推进学科建设。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资源优势，鼓励各高校成立传感器研究院，设置传感器相关学科与专业，引进国内外优秀的传感器师资，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发展现状，重点开展传感器基础理论与技术、芯片与系统构架等方面的研究。积极培育跨学校、多学科、有特色的研究团队，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围绕潜在的未来应用场景开展传感器跨学科基础研究，提前布局和跟踪，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复合人才培育体系，从基础和应用层面联合攻关，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企业发展。针对短板环节（如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等）的核心人才给予人才绿色通道或人才积分，尤其是针对传感器、测控仪器等领域认定高级职称专家，包括来自民营企业的人才。总之，传感器是基础性技术，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下最核心的技术之一，产品需求量很大。针对当前国际大环境，尤其是美国针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定点围堵，在传感器等关键领域一定要未雨绸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利用全球顶尖科研力量，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提升传感器产业链合作水平，整合上下游技术，以此找到传感器等短板弱项技术定点攻关和重点突破，勇担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重任以及继续成为中国经济领跑的“主引擎”。
Day: March 31, 2021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伟栋 2021-03-31 台湾各个政党经过岛内近几年多场选举的博弈，目前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形成“一大”、“一中”、“多小”的格局。我们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政党的基本盘及支持度，对台湾2022年与2024年选举的结果作出初步的判断。 台湾各个政党经过岛内近几年多场选举的博弈，目前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形成“一大”（民进党）、“一中”（国民党）、“多小”（台湾民众党、亲民党、“时代力量”、新党等）的格局。我们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政党的基本盘及支持度，对台湾2022年与2024年选举的结果作出初步的判断。 台湾主要政党的基本情况 1、民进党——在台湾完全主政。2020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结束后，民进党在岛内继续成为完全主政的政党。长期以来，民进党内一直存在几大派系，各派系为了争取本派系的利益彼此间经常会发生斗争，尤其在选举与涉及权力分配时显得非常激烈。具体来讲，民进党内派系经过多年的合纵连横，现有影响力的派系主要是“新潮流系”、“英系”、“正国会”（名称取自于“正常国家促进会”，也称“游系”）、“涌言会”（原“海派”）等。尽管民进党内派系林立，但“派系共治”的政党文化使他们基本上做到斗而不破、斗而不分，尤其是在党内达成共识后，即使彼此间恶斗时曾经刀刀见骨，也会基本上“偃旗息鼓”，至少表面上握手言和，一致对外。民进党最盛时期曾有党员40至50万人（其中有一定数量的人头党员），目前具有选举权的有效党员应该有10余万人。 2、中国国民党——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虽然不像民进党那样有泾渭分明的实体派系，但目前仍有以马英九、连战、吴敦义、朱立伦、王金平、洪秀柱等主要人物为代表的小团体、小山头，还有“黄复兴党部”及各个地方势力等，他们之间的斗争和利益争夺，比起民进党内的派系之争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与民进党最大的不同就是“暗斗”远远超过“明争”。“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事情在国民党内几乎比比皆是。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岛内政局和政治生态及政治氛围的转变，国民党内新生代与老一辈之间在两岸政策方面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发展下去甚至也有分道扬镳的趋势。党内各个势力（山头）之间始终难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夺回主政权而同心协力奋斗的团结氛围。可见，国民党在岛内完全主政时几乎像一盘散沙，无所作为，手中实实在在的权力始终受到民进党的挑战；成为“在野党”后几乎是“任人宰割”，没有丝毫的还手能力。只是最近在反“莱猪”的斗争中才有点像“在野党”的味道。根据2017年初国民党中央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台有党员888,700人。目前具有选举权的有效党员约为25.8万人。 3、台湾若干主要小党——影响力有限。目前在台湾岛内尚存一些有知名度的小党，主要有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亲民党、新党等。但是这些政党中有的只是“一人党”，在岛内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新党、亲民党、“时代力量”在政坛上都曾有过“亮丽”的成绩，但基本上都是昙花一现。在台湾几乎没有“第三势力”或者第三大党的生存空间。一是因为在民进党的操纵和控制下，台湾几乎没有是非，只有蓝绿；没有对错，只有颜色。二是因为台湾的“立委”选举实行的是“单一选区两票制”，大大挤压了小党的生存空间。 台湾主要政党的支持度和当局的施政满意度 1、主要政党目前的基本盘和支持度。每当台湾发生重大事件或者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媒体都会对岛内各个主要政党进行民意支持度等的调查（主要讨论民进党与国民党）。不过，这样的调查结果有时候因为受到时空环境的影响，与选举时的实际得票率会有一些差别。根据本世纪以来台湾历次选举中国民党与民进党及当选领导人的得票率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虽然由于多种因素国、民两党的支持度近几年出现了“蓝消绿长”的趋势，但目前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基本盘大约都维持在25-30%左右（国民党的基本盘主要为中产阶级和中老年群体，民进党的基本盘主要为中南部民众和青年群体）。其他政党几乎没有基本盘，像亲民党、新党等即使有一些固定的支持者，但因为人数非常少，政党基本上都是在“泡沫化”的边缘徘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受到选举和民调时空环境影响（包括选举议题的炒作、突发事件等），选举时国、民两党的得票率一般会在基本盘的基础上增加约5-10个百分点的“中间选民”。 2、民众对台湾当局目前施政的满意度。自2020年初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连任后，总体上讲，无论蓝绿，不分南北，对台湾当局的施政满意度一直在下降，特别是2020年出现了口罩之乱、开放“美猪”、关闭中天新闻台等“十大失政”，造成民众强烈不满，并引发巨大的民怨，当年下半年岛内暴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秋斗”，充分说明民进党蔡英文当局非常不得人心。因为蔡英文没有了连任的压力，只为了自己的“历史定位”，所以在其主导下，不断加快“依美抗陆”“依美拒统”“依美谋独”的步伐，由此导致两岸关系高度紧张、台湾民众利益陆续被出卖、岛内言论自由基本被剥夺，致使台湾当局的施政满意度不断下滑。由于蔡英文基本上是把苏贞昌行政团队推到面对民众的第一线，所以出现蔡英文个人的支持度和满意度高于行政团队和民进党的现象，但最终必然会影响其在民众中的支持度和满意度。 对台湾2022年和2024年选举结果的预判 1、对2022年地方选举结果的预判。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中，因为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否认“九二共识”，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岛内民众“和平红利”锐减，加上轻视民生问题，以及“韩国瑜旋风”形成“一人救全党”的局面，使国民党由选前的6席县市长猛增至15席县市长（韩国瑜被罢免后，失去高雄市长席位，现为14席县市长）；而民进党则由13席县市长大幅下降至6席县市长（现增至7席县市长）。2022年将举行的县市长选举，由于进口美国“莱猪”（且可能开放日本“核食”）的做法造成岛内民怨四起，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无法回避，所以大环境有利于国民党。加上国民党现任的14席县市长中有11席是拼连任，具有现任优势；另外县长任期已满的苗栗县、南投县和连江县的政治生态基本上是蓝大于绿，所以若无意外，国民党应该能够稳定现有的主政县市。民进党掌控的7个县市，虽然主要是在中南部，但如果国民党选战策略发挥得好，对民进党蔡英文当局的“失政”能够穷追猛打，争取到足够的中间选民支持，那么民进党掌控的基隆市、新竹市和嘉义县仍有“变天”的可能。特别是在台北市，国民党如果与台湾民众党能够有效合作，完全有夺回主政权的希望。 2、对2024年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的预判。首先，在国民党内参加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人选，2020年呼声和支持度比较高的是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友宜政党色彩不浓，其在中南部的影响力比较有限。另外，2021年2月台湾媒体人赵少康正式恢复国民党党籍，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考虑到赵少康丰富的政治阅历及社会影响力，决定春节后正式聘其为中央评议委员。此后赵少康高调宣布要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并声称不考虑当副手。对此，党内还有一些对2024年选举有意愿的重要人物如朱立伦等是否会全力相挺，还较难判断。也许会再次出现“分裂的国民党”挑战“团结的民进党”的局面。其次，柯文哲虽然已经表态要参加2024年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但台湾民众党在岛内的影响力迅速下滑，到时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支持度，按照柯文哲的个性估计不会坚持参选到底。最后，202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与地方县市长选举不同，虽然民生问题、公共政策也会影响到选民的投票取向，但两岸的统“独”议题更容易成为选举时的主轴，而且民进党比较擅长选举，善于制造选举议题，转移视线，在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通过升高两岸对立和对抗，在民众中营造“仇中、反中、抗中”的氛围，也许会使相当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在“食品安全”与“生存安全”间，盲目地选择所谓的“生存安全”，这是我们必须要预估到的。回顾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就是通过污名化“一国两制”，并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等同起来，通过炒作香港的“修例风波”，制造岛内民众恐慌情绪，最终使蔡英文获得57.1%的得票率，超过当天国民党的得票率20多个百分点。所以，2024年民进党一定会故伎重演，进一步利用“网军”散布谣言，强调“台湾主体意识”，打压国民党的两岸政策，通过制造两岸敌对情绪“吸纳”中间选票，达到继续在岛内主政的目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云 2021-03-31 香港社会各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贫富悬殊、房屋置业等问题，但在进一步剖析及商讨对策时，各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纠缠不清。这实际上是各种讨论都未触及“深层次”，以至各界欠缺共识，难以推出有效地解决方案。 我们在讨论香港近年来的社会动荡、寻找其根源的时候，发现除了政治因素外，“深层次矛盾”问题更值得反思。香港社会各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贫富悬殊、房屋置业等问题，但在进一步剖析及商讨对策时，各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纠缠不清。这实际上是各种讨论都未触及“深层次”，以至各界欠缺共识，难以推出有效地解决方案。 香港“生产主义”福利体系 “福利体系”主要用来划分不同的福利制度类型，分析“福利体系”维度，包括提供福利功能的部门（如政府、市场、社会）、福利提供的准则、“去商品化”的程度（即个人的福利能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其收入及其购买力）等。我们在审视一个地方的福利制度时，需要找出问题根源，并参考国际经验，进行比较研究，避免出现纸上谈兵。 香港的福利体系实际上属于“生产主义”福利体系，即财政资源集中投放在教育、健康等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和维持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政策范畴。这种模式具有典型的东亚地区福利制度的特色，始发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目的是缩小与先进工业福利国家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房屋、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展，这种模式造成了香港两代人的向上流动。 在这种“生产主义”福利体系下，社会政策往往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也造就了以就业为核心的福利体系，以高就业维持市民个人生计，减少对公共福利的依赖。因此，每当谈到香港市民的福祉问题时，有意见认为香港的就业状况良好，市民能够自力更生。虽然香港近十年的福利观念及制度持续发展（转折点是2011年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但由于路径依赖的制度惰性，大体保持了这种“生产主义”福利体系。然而，香港长期强劲的就业市场，让人忽略了“生产主义”福利体系的危机。当就业出现问题时，整个福利体系也会变得脆弱，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 疫情中尽显香港福利体系弊端 香港政府一直以维持稳健、灵活、蓬勃的就业市场为重要政策方针，让市民得以维持基本生计，然而就业稳定在过去一年受到严重打击。在2011年至2019年期间，香港的失业率长期低于3.5%，接近全民就业的稳定状态，维持了近九年的时间。然而，受2019年社会动乱及2020年疫情的影响，从2020年开始就业情况显著恶化。香港的失业率在2020年首季升至4.2%，打破了自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不高于4%的局面，其后失业情况持续恶化，至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升至6.2%，并一直维持在6%左右的高位水平。除了失业率上升外，就业不足也值得关注。受疫情影响，很多职位以无薪假期的形式，勉强保留就业，但若疫情及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这些职位转为失业的风险很大。最新的统计显示，就业不足率为3.4%，远高于去年同期的1.2%。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住户入息中位数也呈显著下跌趋势。“从事经济活动的家庭住户”的收入中位数2019年第一季度的每月入息是36,500港元，从2020年第一季度开始下跌，2020年第一季度的每月入息是36,200港元，减少了800港元。住户收入下跌情况在2020年持续恶化，至第三季度时，同比下跌2,100港元，跌幅为5.9%。就业不稳定，其反映在福利体系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香港一直没有建立健全失业保障制度，各类工会组织只能倡议政府发放临时失业津贴，以解燃眉之急；二是很多底层市民的积蓄难以应付长时间的失业，也难以适应重大的经济环境变化，甚至只能选择借贷度日。基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洞见香港福利体系所累积的社会深层次矛盾。 收入分配结构的脆弱。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虽然一直受到关注，但以就业为主导的福利体系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受到疫情冲击，香港的就业情况严重恶化，底层家庭更是首当其冲，这突显了收入分配结构的脆弱性。香港的基尼系数由2006年的0.533上升至2016年的0.539。香港贫富差距严重，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善。2016年，收入最高组别的中位数为65,000港元，收入最低组别的中位数为4,160港元，两者相差14.6倍。最高收入的人口占20%，其收入占整个社会收入的55%。这个比例在1996年至2016年间几乎没有改变。1996年至2016年，最低收入两个组别的中位数，增幅只有30%；而最高收入两个组别的中位数，增幅达73.3%和75%。 房屋作为资产性收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长年资产性收入增长持续超过工资性收入增长，更进一步加剧了市民收入的结构性差距。香港资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股市与楼市两个市场。回归以来，截止至2019年，恒生指数增长率为162.9%，房屋售价指数增长率为134.8%，远超过平均薪金指数增长率85.1%，拥有金融资产及物业的市民实质收入所得远超那些没有资产的市民。底层市民除了工资收入不高外，资产收入不足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因素。 2008年金融海啸后，全球货币宽松政策造成资产价格上升，使得拥有较多资产的富裕阶层因财富效应获得更多的资产性收入。没有房屋、买不起楼不只是安居乐业的问题，更是资产财富累积的问题。2019年全港约有一半住户（即约130万户）未有自置居所，而2020年第二季的楼价与收入比率已达到18.8，这将进一步拉大两大阶层市民之间的资产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深层次矛盾。 政策建议 香港要纾解深层次矛盾，应当从福利体系的转型着手。福利体系改革可依循既有基础做出合理的调整，从两个方向入手。以香港的“生产主义”福利体系为基础，探讨转型至“以人为本”福利体系。“以人为本”体系除了能够提升市民的人力资本，更注重其实际的情况及需求，为市民赋权。 第一，香港一直以鼓励就业为政策核心，其具体细则要有效回应市民实际需要。香港虽有职业培训、就业支持，但在家庭友善政策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例如，香港妇女投身职场的最大障碍是欠缺足够的家庭友善政策配合。课余托管名额不足、服务时间及名额的地区分配不均，多年来问题仍未解决，令有托管需要的家庭得不到合适的服务。香港立法会研究报告指出，2018年本港约有十万名2岁以下幼儿，却只有约1,730个由资助机构设立的照顾服务名额，即不足2%幼儿可获相关服务。政府要在托儿服务方面加大资源投入，可考虑整合学校场地与社区资源，增加托儿服务名额；加强以“服务券”的形式资助底层家庭使用课余托管服务，以释放底层妇女的劳动力，使其可以为家庭增加收入。与此同时，政府还可鼓励妇女加入幼托行业，提供专业的培训课程，给予更高额的培训资助，并与相关企业及机构合作，提供“培训-实习”一站式安排，让参与培训的人士同时获得工作经验，增加其市场竞争力。 第二，有恒产者有恒心，既是为市民积累资本的政策，也是未来的重要方向。资产性收入是市民实质收入重要组成部分，而房产是较为稳定增长的资产，政府须积极为市民购买房屋赋权。特区政府可参考新加坡的做法，采取明确的“双轨制”，明确划分公营及私人房屋市场。政府须大幅度增加公营自置房屋（居屋）的供应，并在供应充分的情况下，明确分割市场，如：收紧或取消现时的居屋转售政策，限制公营房屋流入私人市场。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增加市民置业的机会，另一方面虽然市民置业的机会提高了，但由于明确分割市场，能够自由流通的私人楼宇供应反而受限，令私人市场的楼价仍有上升空间，使私人楼宇资产的利益可得到相应保障，减少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