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9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9-03-15 降息窗口期选择在2019年首季经济数据披露之前，同时下调基准存贷利息，并收缩存贷利差，比较契合当前国内和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在降息通道中创新利率、汇率等市场机制，可有效推动中央“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目标的达成。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渐现，进入攻坚阶段需要有勇气及时破解在各种规划中未能预见的僵局，如稳定增长还是预防滞胀、稳定投资还是控制货币、稳定外贸还是维持汇率、稳定消费还是促进就业、稳定房地产还是防范通缩、降利息成本还是维持利率水平。面临诸多两难选择时，货币工具仍然是解决问题最为关键的钥匙之一，它对调节消费、投资、外贸，促进利率、汇率、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和配置，破解“三去一降（利息成本）一补（中小民企业融资）”中多年累积的痼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时期需要把握好其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自洽和统一。货币金融政策边际效用下降当前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出现局部或结构性失效现象，特别是货币传导机制和渠道陷入僵局。近年来，央行对MLF进行了结构性操作，并创新出TMLF，多次普惠化和定向化降准，并辅之以窗口或口头指导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中小企业特别是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难以缓解。在降准后又意外重启巨量MLF投放，同时提升这一工具的利率，明显促生了市场利率上升的预期。去年国庆期间利用定向降准置换到期MLF，被市场认为是在价格和数量上收割商行“韭菜”。在存准率维持高位的情况下，重操MLF这种备受争议、异化为高利率的再贷款衍生工具，副作用非常明显。虽然此举旨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商行将流动性注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民企，但从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的角度观察，此举没有完全站在货币中性和部门利益中性的立场，掩饰不了利用此类工具与商行做交易的嫌疑，投放的流动性同此前一样，主要流向地方政府平台、国企和房地产。最近全球央行对下一步加息多在犹豫或观望，诸多信息显示全球加息通道已走到分水岭边缘，今年首季启动单边降息通道是大概率事件。中国央行也在利用传媒隐晦地暗示不排除“降准+降息”组合，以稳定社会融资增速和引导市场利率下行。然而连续多次降准和出售各类MLF累积的长期流动性，并没有明显缓解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在局部或结构上还加剧了此类情况。在行政和监管措施方面，持牌理财子公司的开业同样不能促成市场利率下行和缓解中小民企融资难，靠行政命令低息巨量放贷或口头劝导银行压低利润率，终会导致市场主体的普遍反感。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短期内成效不大，直接融资增量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稳定投资增长率和缓解融资问题仍然需要依托商业银行系统。存准率高企与MLF频繁投放悖论从社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看，商行承担上缴的存准资金成本，扣除存准利息，相当于商行为存款业务支付的“牌照税”或“负债税”；从资产端看，存准率与商行放款的信用倍数或财务杠杆率、利息收入成反比。MLF类工具与存准率对缩放商行放贷或信用能力方向相反，两者均可定向化或结构化操作。央行多年来向商行出售MLF的最终资金并非全部由开动印钞机器产生，而主要来源于商行缴纳的存准，也即央行在利用商行长期存放的低利率法定存款，向商行发放利率更高的中期流动性贷款。商行资产端的存准与商行负债端的MLF利差，在央行报表上体现为其负债和“利润”或权益增加，其增加的权益应主要用于央行救助商行和调控社会流动性时的成本开支；在商行报表上表现为机会收益的法定减少，相当于额外向央行缴纳了一笔税款或费用。存准和MLF在流动性管理方面是一对方向相反的工具，在具体操作中如何搭配需要颇费一番思量。法定存准升降一般需要提前报批国务院，而MLF是央行部门借鉴英国货币监管当局在再贷款工具基础上创设的，视社会流动性择机预调、微调。增加央行权益并不是央行与商行一切资金交易的目的，但在存准率长期高企的情况下，放弃法定存准和再贷款操作，不考虑商行降低财务成本和杠杆的阶段性任务，频繁出售天量的MLF流动性，从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提升质量效率、增强商行资本内生的角度看，其实是一对矛盾的任性操作，存在法理及财务逻辑上的悖论。 在宽松货币环境中工具操作不宜引导利率上行我国货币在美国次贷危机后长期处于宽松状态，社会流动性充足，但利率水平居高不下。在表内信贷增长受到日益严格的资本约束下，商行通过拓展表外资产负债业务，获取非息收入弥补利息收入增长的缺口，这与市场压力有关，也与存准率长期高企相关。自MLF类创设以来，商行购买央行中期流动性的息差在持续收窄。在货币市场上，商行与央行质押式回购交易也存在利差缩小的趋势，社会流动性处于季节性短暂紧张时，7天逆回购利差趋于零，甚至出现倒挂。在去杠杆进入稳杠杆、结构性降杠杆阶段后，货币政策从稳健中性转向适度宽松或合理充裕、松紧适度。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天量避险资金在货币市场、同业市场空转，并没有按照政策意图流向实体部门。对于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助力扩大中小微民企融资的良苦用心，社会各界特别是市场主体仍领会不到位。这说明政策工具边际效应不高甚至失效，个别定向区域投放的流动性仍在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或房地产行业。在长期事实上“宽货币”的环境中，社会期待出现的可持续“宽信用”预期，需要央行向商行提供正向激励，节制事实上提高短中期政策利息的工具操作频率，并考虑增加长中期低成本流动性的组合工具供给。国家财税部门需要拿出真金白银引导市场主体，按竞争中性原则，一视同仁地支持各市场主体，并向中小民企适度倾斜，为稳定经济金融全局创造宽松的财税环境。引导利率下行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渐趋白热化，将货币工具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利用降准替换MLF类存量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有利于增加商行长期用于中小企业放款的资金来源，更有利于引导社会融资利率下行，增加消费、稳定投资和出口，特别是可对冲贸易纠纷中美方强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无论适度宽货币还是宽信用，都需要货币当局提升各期限流动性调节工具的操作能力。宽信用需要微观主体不仅在履行社会责任上被动配合，更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激励微观主体产生主动配合政策意图的动力。在美联储持续加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以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上行，并非稳定出口、稳定投资、稳定消费、避免出现滞胀与通缩的适宜选项。创造长期流动性适度宽松、市场利率下行的环境，更有利于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和居民消费成本，避免经济增长受制于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缩小MLF规模、降低再贷款系列创新工具利率势在必行。当然在引导利率下行中，需要提前对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金流动性进行压力测试和制定预案措施。降息比直接刺激内需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引致我国经济波动和货币超发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投资。政界和学界前辈对此早有警示，如“建国后基建软约束膨胀导致财政赤字是货币超发的根源”；“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建设资金供求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当前，除控制基建规模、改善投资结构外，严格管制地方债务规模是财政和货币当局共同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境内消费是容易被忽略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短板之一。提振消费活力的措施较多，除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促进消费升级外，降息是将部分住房储蓄存款转化为消费的长效必选项之一。通过常态化降准可为降息提供适宜的货币环境，在降准通道中择机降息是全球金融界的共识之一。2019年，美国受固定资产折旧成本上升、国债规模持续上升、贸易赤字不减反增等因素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开始下行，并由加息周期转向降息通道。中国大陆择机降息可有效对冲美国未来降息、中美贸易赤字持续增长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我国已有多次压力测试和外汇跨境流动管理经验，不必担心降息后外储流失和外资减少。当前需要善于运用预期管理工具，为未来多次降准与一次降息的货币政策组合做好铺垫。降息窗口期选择在2019年首季经济数据披露之前，同时下调基准存贷利息，并收缩存贷利差，比较契合当前国内和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在降息通道中深入创新利率、汇率等市场机制，可有效推动中央“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目标的达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罗世宏 2019-03-04 解除两岸战争风险，方能开创两岸共存共荣的和平统一前途，这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责任。台湾不应妄自菲薄，更不该害怕与大陆坐下来谈统一问题，而大陆则应该更有自信一点，只要大陆敢于朝着民主自由道路上向前一小步，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就必定能向前一大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在《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谈话，提出五点呼吁（以下简称“习五条”）：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习主席在谈话中强调，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因民族弱乱而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两岸应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在充满温情的喊话中，习近平也不忘强调，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并非针对台湾同胞。“两个不接受”和“四个必须”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罕见地在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明确以“两个不接受”和“四个必须”响应：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大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双方之间的歧异，以及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任何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监督的政治协商，都不能称作“民主协商”。最后，蔡英文更呼吁大陆“勇敢踏出民主的脚步”。双方其实大多是重申过往的说法，并没有太多新意，但“习五条”清晰传达出大陆方面解决台湾问题的急迫感，蔡英文的响应则是首度公开拒绝“九二共识”。其后，大陆国台办批评蔡英文“完全暴露顽固坚持‘两国论’的政治本质”，陆委会则直指国台办说法“只证明北京当局无法面对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更证明其欲以‘一国两制’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双方这一轮的唇枪舌剑，让两岸关系不进反退，甚至加剧了紧张和对立。蔡英文实时且强势的回应，刚好撞上第二天绿营独派大佬（彭明敏、吴澧培、李远哲和高俊明）发表要求蔡英文放弃寻求连任并交出行政权的公开信，意外地突出了蔡英文在内外交迫局势下仍然坚定维护中华民国主权的立场，这不仅让她的民意支持度瞬间暴增，也让她走出因为去年底地方选举惨败而辞任民进党主席的政治低迷局势。数日后，显得更加自信的蔡英文在与国际媒体记者的聚会中指出，台湾的核心利益是明示拒绝“一国两制”，因为“九二共识”已被北京定义为“一国两制”，不再有过往所谓“创造性模糊”的空间，并且期待台湾所有政党“不要再讲‘九二共识’”；其次是明示两岸会谈必须以“政府对政府”的形式进行，陆方不能绕过台湾民主机制，更不能藉此分化台湾内部。台湾应如何善解“习五条”？双方的口水战意义有限，在各自表述既定立场并且满足各自的内部需求之后，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恐怕是：与其无济于事地误解或负面解读“习五条”，不如善解“习五条”对两岸关系的意义，并且想方设法将两岸关系重新导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在台湾各党派政治人物对上述相关谈话的解读中，我以为马英九、韩国瑜和施明德的表态最具建设性的意义。马英九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必须清楚强调“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不能打模糊仗，因为这攸关两岸和平发展前途。不过，他也呼吁大陆媒体不要再对“一中各表”做无谓攻击，因为有“一中各表”的空间存在，两岸和平交流才得以发展。此外，马英九也再度重申他在2018年11月“马习会”三周年时抛出的“新三不”：除了不独不武外，依据宪法既有架构，不统应该调整为“不排除统一”，“统一的问题不是不能谈，但要和平的统一、民主的统一”。同样，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所谓“两个不要怀疑”的表态，也很有意义：“不要怀疑共产党必须收复台湾的决心”、“不要怀疑台湾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决心”。韩国瑜强调，这“两个不要怀疑”一直不停地碰撞、磨合、消长，怎样小心翼翼地处理其间的关系，对台湾人民是“生死大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通过脸书批评，台湾所谓口号“独派”不要一听到“一国”、“一中”就抓狂，徒显智浅量狭，还自以为是“最爱台”；他强调，两岸必须心平气和协商“一国”的制度安排，到底是联邦、邦联、国协或其它的创新形式。他呼吁两岸领导人不要一直隔空喊话，徒让后代子孙讪笑。此外，中研院院士项武忠和国史馆前馆长林满红亦分别公开撰文提出“中华邦联”构想，提议两岸应共组中华邦联，各自拥有联合国会员席位，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享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回顾台湾历史，想要当家作主的台湾意识是素朴与具有正当性的，但也从来绝对不等于台独建国意识；更进一步说，乡土爱与祖国爱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可以也应该是兼容共存的。中国崛起（或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需要以武力统一台湾自证，台湾民主与中国统一也不应该成为水火不容的对立物：大陆必须认清统一不能操之过急，武统只会造成亲痛仇快与难以弥补的永久分裂状态，以中央对地方的“招降”姿态在现今民主时代完全不可行，并且应以具体行动推进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相对而言，台湾也有责任证明其所追求的是和平统一，而非阳奉阴违地追求和平独立，甚至挟洋自重地担当美国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遏止中国崛起的马前卒。和平统一，两岸都有责任两岸分治70年来，各自承担了百多年来的民族苦难，没有谁比谁更不悲情，也没有谁比两岸同胞更应看见与理解双方的艰辛。更进一步说，此刻是两岸兄弟最不需要对立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的时代，毕竟双方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未曾取得的傲人成就：台湾打破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宿命论”或“素质论”，而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同样惊人，但两岸却在这个历史转折当中渐行渐远，心灵距离难以弥合，甚至仍有可能意外地走上兄弟相残、家国崩析的最坏道路，这岂非人间最大的憾事与怪事！最后，虽然双方都有责任，但大陆毫无疑问是两岸和平统一前景的主导力量。到目前为止，大陆祭出的所谓经济“让利”或“穷台”手段，其实都未能对症下药，也无法真正解开两岸始终无法展开和平统一协商的死结。摆在眼前的现实是，政治问题无法用经济手段解决，最终还是必须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无论如何，大陆应该与台湾坐下来谈，启动签订两岸和平协议的协商。除非两岸真诚面对彼此，否则统独只不过是假议题：解除两岸战争风险，方能开创两岸共存共荣的和平统一前途，这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责任。台湾不应妄自菲薄，更不该害怕与大陆坐下来谈统一问题，而应该在协商中有耐性地推动大陆民主化，最终实现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统中有独、独中有统”的理想境界；而大陆则应该更有自信一点，毕竟完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法理台独，只是台湾极少数人的主观追求（依政大选举研究中心过去25年来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尽快独立”的人最多不超过7.8%，最低则为3.1%），而且客观上也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只要大陆敢于朝着民主自由道路上向前一小步，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就必定能向前一大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9-02-26 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 2018年中国GDP增速6.6%，为28年新低，但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地位进一步巩固，彰显了内需消费对中美贸易摩擦与投资结构性缺陷的重要弥补作用。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强调“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之外，还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忽视内需消费是结构性短板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投资和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且资金、外需、技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较高。进入中高速增长常态化阶段后，一些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在改革中逐渐浮现。当我们需要内需增长稳定经济增长时，逐渐发现内需存在短板问题，消费在平滑经济增长波动、应对外部需求冲击、宏观经济供求再平衡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彰显。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启动内需消费，对冲外需对产能供给的冲击，这应该放在重要且紧急的位置。内需消费不振的国际因素其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长期存在，只是被经济较快增长的光环所覆盖。这一冰山的浮出与中国当前及长期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存在较大的关联。特朗普上台后，WTO规则遭遇的挑战加大，中美贸易冲突凸显，中国大陆出口条件迅速恶化，影响企业对经济增长及营商环境的信心或预期。再往前追溯，分享WTO边际红利和出口环境舒适区的转折点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可能只是步入了尾声阶段或正酝酿新一波危机。美国在反思内政的同时，把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归咎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众所周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采用“超常规”手段如量化宽松（QE），试图应对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引发了其它形式的社会经济类危机，如中产阶级的反抗、民粹主义抬头、欧洲债务问题等等，解决全球社会经济再平衡问题更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中国大陆在加入WTO后，更加深入地参与并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但在全球产业链中总体上长期处于低端位置，中国就业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在次贷危机国际合作中，中国推出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计划，衍生了产能过剩、脱实向虚等供给侧结构失衡问题，更是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消费人群数量极为有限。在寻找新动能和增长点，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时，新出现的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问题，更是将消费问题推上社会关注的焦点。内需消费不振的国内因素政府和社会已普遍注意到了许多相关因素。从分配的角度看，首先，随着市场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入发展，企业利润增长压力挤占员工工资增长空间，这一现象可能长期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缓解与激化交替现象。其次，税收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上升，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税负上升，制约了企业工资成本、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税收增幅同步。从社会民生的角度看，社保费率的上升和征缴规范力度加大，给企业和居民都增加了财务压力。劳动人口呈负增长，影响企业用工成本控制，人口抚养比上升，增加家庭总体负担。从房地产的角度看，高房价消耗了一度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居民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按揭，导致这几年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家庭还本付息支出增速高于家庭收入增速，对家庭消费形成排挤效应。综合施策，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解决内需问题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精神，需要以终为始、关注结果的行动原则。即使出台的措施短时间内会占用较多的政策资源，如果长期看能取得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着手推进落实。税收改革是助力消费振兴效用最大的一把钥匙。大幅度减税降费，持续提高企业和居民的可分配收入份额，改革消费税制，大幅降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税率，这样才能大力激活内需消费。规范全国房地产管理政策，让全国居民有稳定的预期，避免出现房地产泡沫。以稳定房价为长期目的，分城施策，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淡化管控思维，清理短期调控政策，加强政府房屋租赁服务，同时处理好短期政策手段和居民长期预期之间平衡。大胆放宽城市居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可将农村宅基地流转建设作为切入点和重要抓手，发展农村养老、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在确保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大涉及民生产品的进口力度，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和升级迭代，提高居民消费质量。与此同时，改善和优化民生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环境，对一些境内外价格倒挂的商品，创造政策条件比如减少或取消出口退税，鼓励相关企业更多转向境内销售。

張望 2019-02-25 近幾年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較多地強調軍事和經濟崛起，但卻忽視了以外部世界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講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解釋我們的文明可以提供何種藥方來醫治當前困擾世界各國的管治危機。一個國家真正的崛起，不能僅僅強調政治和軍事力量，更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激起普世各國共鳴的核心文明價值。從這一點來看，在中美角力不斷升溫的今天，「日本經驗」，無疑仍值得中國謙虛地學習。 日本，對中國人來說，永遠是繞不開的話題。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着國力迅速提升，中國人開始關心日本人如何看待自己。媒體的對日論述經常不自覺地強調中國經濟規模已是日本數倍，期待中國經濟實力轉强能贏得日本尊重。同時，涉日評論也漸漸瀰漫着一股「輕視日本」的風潮。人口老化，無緣社會，隱蔽青年，數落日本的文章在網媒隨處可見，彷彿這個島國已無藥可救，日本模式不值一提。然而，有趣的是，今年春節長假，日本依然是中國遊客海外度假的首選之一。一個真實的日本，在國人的印象中是：面向大海的無人小站，大雪飄揚下的溫泉足浴，精緻可口的新鮮料理，安全舒適的住宿環境。「日本是否值得中國學習」這命題的答案，在民眾層面似乎早已不言自明了。社會穩定 再分配制度減貧富差距不可否認，即將送別平成時代的日本面臨諸多嚴峻問題。少子化，老齡化，制度僵化，都是一時難以解決的老問題。但是，審視他國，不能總盯着別國的短處。多關注他國優點，有助於本國發展程中少走彎路。更何况，當前日本面臨的問題，不只是日本的問題，而是所有發達國家在經歷了爆發式經濟增長後必然面對的困境。日本，作為最先面對後物質社會的國家，值得耐心觀察。常年研究中國和日本的美國哈佛大學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數年前來早稻田大學訪問，曾經不只一次提到：相比美國，日本社會的一大魅力，就是社會穩定，貧富差距小。在當今因財富分配不公而出現政治動盪的歐美國家的角度來看，日本並沒有出現嘩眾取寵的排外右翼政客上台，是一個例外。重視平等的日本社會，本來就極為注重通過社會再分配制度控制貧富分化，保證社會發展的整體穩定。如果我們用測量社會貧富分化狀態的基尼系數來標準看（低於0.4屬於社會穩定），日本長期處於0.3的狀態，遠遠低於中國的0.46（2017年數據）和香港特區的0.539（2016年數據）。難怪不少人戲稱，日本才是接近社會主義的國度。今年10月，日本將正式實施幼兒教育和高等教育免費，又是一新例。學日本低調不當頭 着重軟實力在外交方面，日本刻意低調的姿態，也值得中國參考。由於二戰慘敗，日本在戰後一直唯美國馬首是瞻。這個戰略有其無奈之處，但真真確確也是日本政治菁英的主動選擇。日本，可以說是最早實踐韜光養晦的國家。主張輕軍備，重經濟的「吉田主義」，就是日本版的不當頭，但這並不是說日本無所作為。我們可以看到，戰後日本的軟實力，例如流行文化與和平主義形象，在許多國家深入人心。2017年以來，在鼓吹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入主白宮後，日本意識到對美一邊倒的侷限，在短短一年間調整戰略，構建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CPTPP）」和「日歐經濟伙伴關係協定（EPA）」兩個自由貿易陣地，即維護了自身經濟利益，也避免直接挑戰美國。同時，也正是由於日本國內治理的出色表現，日本的形象在國際間評價甚高。在全球護照排行榜上，日本護照可免簽進入190個國家和地區，名列前茅。需構建各國共鳴核心文明價值當然，中國和日本各有各的國情。中國是東亞的核大國，而日本是二戰戰敗國，中國不可能如日本般過多考慮美國的感受。但是，中國，仍是一個將強未強的國家。在自身尚未足夠強大的情况下貿然向守成大國（status quo power）發起挑戰或引起守成大國的猜疑和圍堵，不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的文明的確遭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侮辱。然而，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不能總懷著受害的心態來看待世界。近幾年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較多地強調軍事和經濟崛起，但卻忽視了以外部世界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講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解釋我們的文明可以提供何種藥方來醫治當前困擾世界各國的管治危機。一個國家真正的崛起，不能僅僅強調政治和軍事力量，更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激起普世各國共鳴的核心文明價值。從這一點來看，在中美角力不斷升溫的今天，「日本經驗」，無疑仍值得中國謙虛地學習。文章轉載自2019年2月22日《明報》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9-01-31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迄今为止，国家的主要工作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而高速经济发展在社会领域引发了大量日趋严重的矛盾，个权、法治、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均发生恶性事件。民众对政府侵权、资本滥权、司法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社保匮乏、医疗教育市场化等现象强烈不满，导致社会紧张加剧。改革开放船到中流，需要国家及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独特的中国道路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明显区别于西方模式。如果从西方发展理论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它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中最特殊的个案之一，西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社会确实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普遍现象，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法治化、科技发展、教育普及、贫富差距加大、资本阶层势力膨胀、个人身份危机等等，但也出现许多明显的独特现象，比如一党执政的巩固、国有企业的壮大、混合经济的成功、监察权的扩张、民权被暂时压缩等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僭越等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则完全避免了。从中国自身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与清末洋务运动存在诸多可比之处。最大的差别在于，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清末改革与民国发展都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力，导致外敌不断入侵，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国家陷入全面抗日战争，因此救亡图存成为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中华民族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时机。中共稳定执政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在经历了30年的探索之后，中国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力，打破束缚思想的桎梏，扫除阻遏发展的障碍，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它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惟有春秋战国时期可与之媲美。改革开放前40年聚焦于经济改革，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社会各界达成共识，未来顺利深化社会改革，中国可能成长为一个活力焕发、创新精神洋溢的社会。在社会改革过程中，中共仍然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崭新道路。中国特有的体制让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迅速扩张的交通网络将广大的偏僻乡村融入市场化、城市化大潮中，迅速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结构，城市的生产关系被重新建构。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快速网络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现象。移动互联网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上交流和交易，加快了经济要素和各种信息的流动，既促进了市场的扩张，又重新形塑了传统的价值观。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不同于西方中产的属性。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收入增长、教育普及、新媒体传播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个权的维护，约束了政府权力的行使，抵制了少数资本家的横行霸道。村民选举对农民工起到教育作用，让其增强了权利意识。然而，以儒学为基础的古代科举制在现代中国被重新建构，尊师重教和勤奋学习的传统被发扬光大，以诗文或八股取士的传统则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专业才能和学术贡献分配政治和经济资源，在相信按劳分配的同时，按才分配被中国中产阶级普遍尊重。他们倾向于通过增长才能而不是激进政治革命来改善生活环境。改革开放伴生的社会问题独特的发展道路产生了独特的社会问题，伴生了大量社会丑恶现象。官员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工被制度性打压，隐性失业严重，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社会治安恶化，黑恶势力猖獗等是各界经常诟病的问题。若干看似并非社会问题的现象特别引人瞩目。首先，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核心技术；第二，西方意识形态入侵，造成社会成员在价值观上的混乱和困扰；第三，金融资本通过赌场一样的股市收割韭菜，导致分配不公和广泛争议。其实，它们在本质上还是由中国的社会政策缺陷造成的。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政策困境，呼唤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改革。快速工业化催生了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及其子女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教育和社会条件。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后，生活不稳定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包括失业、减薪、子女就学难、突发疾病、工伤事故、丧失工作能力、无法享受退休金等等。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快速增加，既有的城市功能无法满足其要求，阶层分化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显性化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不稳定，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自身积极作为，缓解社会紧张。民企地位是近期引起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基本上否定了西方政治学中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的理论，经济自由化巩固而不是削弱了中共的权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以同国有企业合资为主，国企的力量被壮大，压缩了民企的空间。虽然民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投标、融资等事项上，待遇远不如国有企业。我们不能把改革开放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政策，而应当视其为社会范式的转换。改革开放由不同的行为者推动，包括政府、农民、工人、学生、学者、个体户、民企、国企、家庭、社会组织等。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影响了国家、社会、社区的变迁。这种变迁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现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态，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因此，改革开放的下一步需要挖掘所有社会成员的潜力，找到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激发社会活力，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新动能。重新认识福利政策任何社会改革，既要考虑国家的财政能力，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也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是政策落地的文化土壤，而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则是政府决策必须考虑的社会基础。“均贫富”的思想在中华大地根深蒂固，中国的先辈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投入了极大关注。中共前领袖毛泽东对平等矢志不渝的追求，更是强化了中华文化中的财富平等思想。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高度重视财富平等，通过各种政治和社会方案确保民众经济平等，以求政权长治久安。这是中国任何一股政治力量都必须慎重对待的政治现实以及可利用的资源。民族国家的成员既是公民，更是同胞。民族国家的责任之一是帮助同胞、照顾老幼病弱，因为这是民族国家的道义基础。民族国家除了维护秩序外，还有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义务。民族国家不是权贵的私器，而要服务于所有合法公民的利益，要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年人和老人。工业化产生的劳动者贫困状况，不仅危害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和谐，更对民族团结与融合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确保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消解其后顾之忧，解决其生活的基本问题。福利政策可以规避社会动乱，维护社会安定，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加强公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福利政策实施方面有许多挫折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欧洲各界逐渐在对弱势群体提供国家救助上形成共识，最终各国通过立法建立起政府救济、社会保险、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直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福利国家较好地维护了社会公正，提高了中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现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平衡，确立了合理分配财富的制度，规定工人的劳动时间，建立了强大的工会，把国家救助与劳动者自助相结合，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紧张程度。福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纵容不劳而获者现象，因此被批评为“养懒汉政策”。然而，经过改革的福利政策可以是一种生产要素，意味着福利政策并不一定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左右为难。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要求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发展生产性福利模式，它的主要特征在于，福利着眼于未来人力资源投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校长吉登斯总结了生产性福利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尽可能地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仅仅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支援。这种生产性福利政策有利于让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具有可持续性，让产业保持竞争力，其操作的核心在于激活人力资本，减少非生产性、非就业福利支出。北欧国家在21世纪的实践证明，福利不仅仅是社会保护措施，更是有效的社会投资。北欧福利国家已经从保护性福利模式向生产性福利供应模式过渡，其成功的经验是提供优质的免费教育，为国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企业提供高技能、高生产率的劳动力。北欧国家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更是赢得了各界的共同支持。解放活力，以社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发生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渐进务实，循环往复，不断积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获得核心技术。这需要解放社会活力，让有才能的年轻人、具备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有机会在市场上获得成长空间。社会制度创新的难度显然不亚于中共建政和改革开放，但益处良多，不仅能维护社会稳定，降低治国理政成本，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成功的社会转型，可以为经济生产提供自由流动的优质劳动力。社会改革的内容和结构，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自由流动、活力张扬、勇于创新、素质领先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培养个性化、思想新锐、拥有先进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为科技、文创、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各行各业供应优秀且富于创新能力的人才。就当前而言，国家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放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改革突破。首先是教育改革。教育要面向企业，面向前沿科技的发展，面向未来社会的转型，经过培训的学生走向社会后，才能高效工作，富于创造力。美国打压中兴、华为等企业，让世人明白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痛苦。中国经济若要掌握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就必须尽快获得自主研发能力，而这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来支撑。当前的教育制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对核心技术、创新知识、高端制造与服务的需求要求教育系统与时俱进，提供善用知识、富有创意、灵活变通的劳动者。中国现在急缺的是拥有创意和创造能力的人才。面对21世纪的挑战，教育系统应建立一个连贯而灵活的架构，适应各种改变，照顾学生和学校的不同需求，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天赋的人员随时可以进入学校接受培训，以多元化的课室、教学方法、评估模式，针对学生的特质，提供个性化终身学习服务。其次是民企平权。中国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但这并不妨碍国企和民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拥有平等的机会，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现在国有企业得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照顾，而民企融资在多方面受到限制。在市场准入方面，应该敞开大门，允许民企特别是中、小、创民企低门槛进入市场。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就需要优化社会经济结构，拓展新的经济领域，创新商业模式。在这些新兴领域里，依赖垄断、靠行政命令生存的国企，并没有太强竞争力。只要国家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地位，民营企业便可以充分发挥生存能力强、灵活性强的优势，在市场化竞争领域里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国家就更有活力和实力与美国竞争。第三是户籍改革。农民一直是改变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力量。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陶尼基于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中的重要性，曾提前十余年准确预言中共在大陆的胜利。现在即便是最偏远的中国乡村，也已经通过互联网与城市和市场零距离相联，加上身处城市的农民工传回家乡的信息，中国的农村已经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少数在城市成功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开办工厂或商店，为家乡带来了资金、经验和技术，也带来高涨的个权意识。他们反复追问：美好生活的机会向外国人开放，向城市居民开放，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向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农民开放呢？类似于南非历史上种族隔离政策的中国户籍制度，在现代化洪流冲击下，已经难以为继。第四是国籍改革。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迫切需要吸引大量高科技、高素质人才为国服务。当前中国大量人才滞留海外，而僵硬的国籍政策妨碍了他们与国内的交流。许多海外人才忠于祖国，始终不放弃中国护照，却被剥夺了内地户口，无法获得二代身份证，他们在内地交流和生活的权利被限制。目前的绿卡制度，给绿卡持有人以基本“等国民待遇”，本意是吸引原籍中国的高层次留学人员与海外华人、外国人才，不过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社会改革有助于我们巩固民族凝聚力，培养国家认同，建构中华命运共同体。站起来，让中国人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富起来，让中国人付出了环境破坏和贫富分化的代价。要真正实现强起来的目标，我们必须培育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以钢铁般的意志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社会改革，激活国民活力，建成更强大的民族国家，给每一位努力工作的同胞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文章原载於《多维CN》第42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9-01-28 以往新市镇式的发展模式已不能应付今天香港的规划困局，“明日大屿”不应仅增加房屋供应，政府应将其视为第二个市中心。参考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香港可考虑将非金融功能由香港岛转移到“明日大屿”，并以此建立香港的第二中心。 “明日大屿”计划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经过一年多的执政，特首的这份报告提出了更多实质政策。而在诸多政策中，被称为“明日大屿”计划的有关在大屿山东部填海1,700公顷的长远建议，应该是最多人讨论也是引来最多争议的政策。虽然该计划的名称中只提及“大屿”，但除了大屿山北岸外，这个计划还涉及中部水域交椅洲和喜灵洲的人工岛，以及屯门沿海地带。施政报告中，“明日大屿”列在土地供应一项中，显而易见是有关增加土地供应的政策。当然，整个计划中能够提供最多土地的是人工岛。有关在香港中部水域填海的建议，其实在2011年至2012年的优化土地供应策略中已有提及，当时政府提出六种不同的增加土地供应的方法，包括︰更改土地用途、收地、发展岩洞、重用前石矿场、填海以及重建。不过，以上六种方法，只有发展岩洞及填海能够提供新的土地。可惜岩洞的土地发展有太多限制，更多是收纳厌恶性设施，以腾空现有土地，惟有填海才是最有效提供可用土地予政府的方法。由于在维港以外填海限制较少，因此当时政府就提出建设人工岛的建议并积极着手研究。土地只是硬件，重点是面对这个长达30年的提案，政府究竟准备如何规划这一大片土地，为香港未来发展做准备。在施政报告中，特首提出五项方针：首先是建立26至40万个住宅单位作房屋用途；其次是兴建新的运输走廊，以道路及铁路连接屯门、北大屿山、人工岛及港岛北；第三是在人工岛建立核心商业区；第四是保育南大屿；最后是将大屿山欣澳地段发展成为休闲和娱乐枢纽。香港第二市中心设想传统的发展方法，是发展个别地区为新市镇，纾缓市中心过分拥挤的问题，然后尽量提供一个自给自足的环境，使当区居民可以方便地在区内生活。在“明日大屿”方案中，除了人工岛的房屋计划外，亦有预先规划运输系统，配合大湾区及新界西的双门户地位，另外亦有提议在此建设新的商业中心区，以期促进整体经济。虽然这些提案对香港的整体规划而言是新的建议，但笔者认为它们仍未能改善香港固有的布局问题，笔者希望政府应趁“明日大屿”的机会，重新为香港规划，将“明日大屿”建设为香港的第二个市中心。香港岛成为香港的中心，显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当时英国首先占领的是香港岛，然后是九龙半岛，最后才租借新界地区。因为这个次序，英国人最先在香港岛发展，也因为这个发展时差，香港岛成为了香港的中心。在这之后，香港人口渐多，港英政府为了纾缓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就在新界发展新市镇以解决问题。新市镇发展的前提是自给自足，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亦包括市民可以在区内就业。因此很多新市镇起步时都有工业村，包括大埔、屯门等地，居民不用离家太远即可找到工作。可惜这种情况在工厂大量北移后已改变，导致新界工作机会不足，很多新界居民都要跨区就业，从新界来往港岛或九龙成为他们的日常行程，也给香港的公共交通运输带来巨大压力。除了交通之外，医疗资源亦出现区域间的巨大落差。公立医院由医院管理局负责分配资源，但新界区的人均资源却远远比港岛及九龙区要少。私家医院方面，虽然新界区人口占全香港超过一半，但竟只有两间私家医院，而香港岛人口不到全港两成，却有六间私家医院，占全港私家医院一半之多。医疗资源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源过分集中在市中心，这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规划原因。对于新界居民而言，交通问题似乎永远也解决不了，无论建多少条公路，加多少条巴士线，交通压力仍然越来越大。医疗方面，新界人也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政府却一直无计可施。人口超过700万，却只有一个市中心，交通及医疗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两个。“明日大屿”的目光，不应限于一个新市镇又或者一个新的商贸区，这种发展模式，并不能解决香港只有一个城市中心所带来的问题。香港所需要的，是规划上的重新布局，建设第二个市中心，否则一些老旧难问题只会愈加积重难返。建立第二个市中心，这在很多大城市是很常见的做法。例如上海当年设立浦东新区就非常有先见之明，如果当初上海没有开发浦东，发展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蓬勃气势。其实不单上海，内地很多二线甚至三线城市，都有发展“新城”的做法，主因是重建旧城区成本太高，而将本来的小区拆散，也容易引起社会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发展新城则可以减低社会成本及经济成本，且让政府有机会重新规划一大片土地，而不用像重建市中心那样步步受限，收一小块地就规划一块地，重建的地区往往难以做到整体规划，反而产生更多其它社会及民生问题。推动香港第二市中心计划建议那么该如何将“明日大屿”发展成为香港的第二个中心呢？我们首先要确认的是发展第二个中心的主要目标。如上所述，将人口疏导到其它地区只是其中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将集中在现时市中心的部分功能转移到第二中心，并透过这个过程，慢慢改变各项民生资源过分集中在某区的情况。“明日大屿”的住屋固然重要，但却并非是唯一问题，香港政府及社会应该在此基础上集中研究及思考应将哪些社会功能从港岛转移至大屿及屯门。具体实施方案其实亦可参考近年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强化首都的功能。所谓首都的核心功能，即首都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四个中心，其余的功能则将会慢慢被疏解。举例来说，疏导的包括医疗卫生功能及行政事业单位，即北京的市中心不会再新增综合性医院，此外北京市的四套班子，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及市政协也已逐渐搬迁到通州，进一步纾缓了北京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当然，雄安模式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于香港，但我们亦能在当中找到值得参考的地方。香港岛作为金融及商业中心，要将这类公司搬到新中心恐怕并不容易，但一些新兴产业、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医疗功能却可以搬迁及安排到“明日大屿”。例如综合性医院，可以参考北京的做法，不再于港岛或九龙兴建综合性公立或私立医院，改为于大屿山及屯门兴建。政府亦需要下更大决心，不单要在人工岛建新的住宅，更要参考北京市政府的做法，将部分管治功能搬迁到新的中心。这些管治功能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立法会是新建成的，搬迁的机会较小。司法部门及某些政府部门绝对可以搬到新的人工岛，这些部门可以吸引更多相关行业将公司搬到新的中心，疏导人口之余亦将部分工作机会转移到第二中心，纾缓现时港岛中心的压力。总括而言，香港今天所面临的规划问题，源自历史上以香港岛为单一中心，而这个规划到今天已满足不了香港的发展需求。除了各项民生资源过分集中在港岛，工作机会过分集中亦令到香港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出现巨大压力。以往新市镇式的发展模式已不能应付今天香港的规划困局，“明日大屿”不应仅增加房屋供应，政府应将其视为第二个市中心。参考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香港可考虑将非金融功能由香港岛转移到“明日大屿”，并以此建立香港的第二中心。只有规划并建立第二个市中心，才有机会解决民生资源及工作机会过分集中在一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明日大屿”是为配合粤港澳大湾区所提出的规划概念，现时趁这个概念仍在研究阶段，政府应将目标定得更加长远，否则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最后只是在大屿山附近建立一个新市镇，无疑将白白浪费香港发展第二中心的机会，也会错过香港解决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的机会

Alyssa Ayres（艾丽莎·艾瑞斯） 2019-01-25 暂无简述！ 金砖国家组织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组成，成立短短数年，其外交活动迅速增多，在全球各类经济、安全论坛上为成员国争取更大发言权，还建立了新的金融机构。五个成员国均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尽管它们在对外推动国际秩序改革方面立场一致，但内部关系却并不融洽——中印两大成员国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9月3至5日，金砖五国首脑将齐聚中国厦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互动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直到几天前，两国军队才结束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长达数月的对峙。中印关系常年剑拔弩张，不时危及两国追求共同目标的合作。金砖国家机制的起源“金砖国家”这一概念最早由高盛集团在其本世纪初发布的两份报告中提出。2008年，中、印、俄时任领导人（胡锦涛、辛格、普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八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边会，正式建立金砖国家机制。彼时，俄罗斯仍是八国集团成员，直至2014年因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而被取消成员国地位，而中印两国则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受八国集团邀请参会。2009年，首届金砖国家峰会在俄罗斯举行，当时南非尚未加入。2010年，金砖四国举行外长会晤，同意吸收南非加入。2011年，金砖五国举行领导人会晤，在此次峰会形成的金砖国家机制延续至今。从字面上看，“金砖国家”的英文名称恰好由巴、俄、印、中、南这全球五大新兴国家的英文名首字母组成，但作为一个多边机制，它能否像其名称一样具有包容性，让五个经济实力悬殊的成员国有空间追求长期共同利益，这一点尚不明确。当然，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参与程度远非其它三个成员国所能及。此外，由于中俄两国均非民主国家而是威权政体，印、巴、南三国又另外单独建立了三边协商机制“印巴南对话论坛”。金砖国家机制的使命至少从其历届峰会的联合宣言来看，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初期的工作重点是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砖国家在2009年发布的联合宣言中，强调通过二十国集团协调金融政策的重要性。不过，宣言也针对国际金融机构提出几点改革意见，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措施包括提高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选举的透明度。这番表述直指国际金融体系长期以来的一项不公平传统——世界银行行长永远是美国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永远是欧洲人，并表达出对西方发达经济体投票权和份额比重过高的不满。2011年，第三届金砖峰会的联合宣言指出，“中国、俄罗斯重申重视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其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尽管如此，中俄两国似乎均未采取切实行动，推动其它三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12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四届金砖峰会上，五国指金砖国家代表了世界43%的人口，借此表达了金砖五国对提升其国际话语权的关切。之后，这类表述常见于金砖国家各类宣传材料。近年来，金砖国家逐步加大外交互动，不仅致力于协调政策定位，还努力扩大官方和人文对话。不过，这些对话基本上都围绕非争议性话题展开。最初，金砖国家仅举行领导人会晤和外长会晤，如今还增加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科技创新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环境部长会议、紧急救灾官员会议、卫生部长会议、劳工就业部长会议、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议会论坛、文化节、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为记录这些会议成果，联合宣言的篇幅变得很长：2016年的声明达到27页，2015年更是长达43页。新机构，新转折如果说2010年金砖国家机制尚未完全成形，外界还可将其视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字母组合”，那么如今，这一机制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金砖国家以迅猛之势，借助这一机制向全世界声明：改革20世纪老牌国际机构已经势在必行。2012年，金砖国家将口头呼吁转化为切实行动。在金砖国家的各项联合举措中，意义最为重大的莫过于创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2010至2015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改革迟迟不见实质进展，金砖国家便开始主动采取切实行动，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与新开发银行相比，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更受关注，相关报道多如牛毛，这可能是因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数量更多，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崛起”这个话题更吸引眼球。实际上，新开发银行成立的初衷与亚投行一样，也是为了扩大代表性和发言权，只是该银行专注于开发融资这个领域。如今，新开发银行已开始全面运营。银行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金砖五国平均出资，享有平等发言权。银行总部设于上海，首任行长为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卡马特，组织架构为平等的轮值制度。2017年4月，距离金砖国家在新德里峰会上首次提出成立新开发银行仅过了短短五年，银行便向巴西批出首笔贷款。2014年，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峰会上，金砖国家同意设立应急储备安排，初始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旨在向面临流动性危机的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正如印度政府在应急储备安排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言，这项安排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印中紧张关系影响金砖国家团结厦门金砖峰会即将拉开帷幕之际正值中印两个大国关系紧张之时。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国与印度及其盟友不丹存在领土争端的地区，中印两国陷入长达整个夏季的军事对峙。无论从这场对峙的持续时间之久，还是从中国官方媒体的措辞之强硬来看，这场对峙都不容小觑。中印两国的分歧暴露出金砖机制的问题，即五大成员国除了同为非西方世界大国外，并没有多少共通之处把它们凝聚起来。由于中印两大成员国长期存在矛盾，且至今仍不时爆发冲突，除了非争议性的问题，金砖国家很难在其它问题上达成一致议程。印度和中国有时也会共同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例如两国在金砖机制下所做的努力，但这种情况属于少数。至今为止，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仍是唯一未明确支持印度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尽管金砖国家组织中有两大成员国不时陷入紧张局势，但该组织仍以其独特的合作机制冉冉升起于世界舞台。除了经常举行引人瞩目的国际会议以外，五国主要围绕各成员的国内议题展开合作，如前文所述的农业、教育、卫生、旅游等。考虑到五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视，这样的议程安排也属意料之中。金砖国家也同意开展安全合作，每年举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联合国协调发声。7月，五国领导人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非正式会晤，为即将到来的厦门峰会热身。会后，莫迪发表声明，敦促各国坚决采取有力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然而，厦门峰会的东道主中国拒绝将起源于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活动纳入正式会晤的议程。金砖国家外交活动日益频繁，但似乎始终围绕“保险的”议题展开，既不涉及争议性话题，也不会引发双边分歧。这些议题的落脚点无非有二：一是强调五国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3%，二是对提升五国在国际治理，尤其是在金融治理方面的代表性表示强烈关切。如今，金砖国家扩大了磋商范围，增加了智库论坛、工商论坛、友好城市、创新等主题，但均不涉及争议性话题。尽管金砖五国在创建新金融机构方面速度惊人，但对根深蒂固的分歧却迟迟未着手解决。展望厦门峰会及金砖国家机制未来道路每年，金砖峰会东道主都会设立一个峰会主题，今年，中国将厦门峰会的主题设为“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八年来，金砖五国确实深化了伙伴关系，将“金砖国家”这一概念打造成切实的机制，展现了它们设立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型金融机构的能力。不过，举行在即的厦门峰会将成为中印刚刚结束持久军事对峙后领导人首次会晤的场合。金砖五国如何处理近期中印紧张关系造成的影响，必将为金砖机制今后的走向定下基调。换言之，假如金砖国家组织无法应对这两大成员国的严重分歧，还能迎来“更加光明未来”吗？如果金砖机制真的无法调解中印分歧，那么说明该机制的优势只限于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外打造替代方案，而在解决成员内部的严重问题方面却束手无策。金砖国家机制是将继续发展，还是仍在仅有的共通之处上打转，厦门峰会将见分晓。本文译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How the BRICS Got Here一文，经批准翻译并收录于《习近平：2017中国主场外交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欲了解更多有关中美外交政策的分析及专家见解，请前往CFR.org.